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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青年文学家高长虹（1898—1956？）于1924年秋天到北京从事思想文学活动，主持《狂飙》周刊，年底通过孙伏园结识了鲁迅。1925年春，鲁迅主办《莽原》周刊，高长虹及狂飙社其他成员积极参加，在这里发表了不少作品。其间鲁迅曾帮助高长虹出版诗与小说的合集《心的探险》，亲自为之设计封面，列入自己主编的《乌合丛书》之中。
1926年8月，魯迅离开北京南下厦门，《莽原》的编务交给未名社的韦素园（漱园）主持。未名社是鲁迅同一些文学青年组成的文学出版团体，成员安徽籍的居多，工作则以翻译为重点。不久以后，因为韦素园退掉了狂飙社成员、高长虹之弟高歌的稿子《剃刀》，又压下了狂飙社另一成员向培良的剧本《冬天》，一向同韦素园不和的高长虹大为光火，很快发表了分别致鲁迅与韦素园的两封公开信（《通讯》，《狂飙》周刊第2期，1926年10月17日），引起了很大的纠纷。
《给鲁迅先生》摆出一副《莽原》元老的架势，充分发泄他对“安徽帮”（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台静农）的严重不满，语气桀骜不逊，很能表现他身上一向洋溢着的尼采气。《给韦素园先生》火气更大，大有火拼之意。《莽原》初办时由鲁迅亲自编辑，高长虹奔走最力，以高长虹为首的狂飙社诸人在上面发表的文章很多；但正如长虹所说，莽原社其实并无团体，这刊物也不是同人来稿必用，还是有选择的；鲁迅打算南下时本拟安排高长虹接手来编，但长虹要去上海发展狂飙运动，辞谢了，于是由韦素园负责编辑；偶有退稿和暂压，本可以相互沟通协商，而早已积累了许多火气的高长虹却意气用事地捅了出去。长虹一向骄傲自大，否认一切权威，很有些无政府主义的气息，偶不顺心就会大大地发泄一通。
《莽原》的精神领袖鲁迅一旦离开北京，手下原先的两班人马这么快就分裂了，鲁迅感到很悲哀而且无奈，一度打算停办该刊——没有地盘了，看你们还争些什么。鲁迅在看到长虹的公开信后，先作冷处理，一时未作公开表态。
如果仅仅发表两封公开信倒也罢了，高长虹的脾气一旦上来，很快就走得很远，不久他在上海《狂飙》周刊第5期（1926年11月7日）发表题为《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的长文，矛头直指鲁迅，提出清算，措辞极其不逊。鲁迅看到后十分生气，他在11月15日致许广平的信中写道：“长虹在《狂飙》五期上尽力攻击，自称见过我不下百回，知道得很清楚，并捏造许多会话（如说我骂郭沫若之类）。其意即在推倒《莽原》，一方面则推广《狂飙》的销路，其实还是利用，不过方法不同。他们那时的种种利用我，我是明白的，但还料不到他看出活着他不能吸血了，就要打杀了煮吃，有如此恶毒。”根据《狂飙》周刊第5期上的表现，鲁迅认为长虹“已经堕入黑幕派了，已无须客气”（鲁迅1926年11月23日致李霁野的信），于是他先后写出了《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1926年11月20日）、《〈阿Q正传〉的成因》（1926年12月3日）、《〈走到出版界〉的战略》（1926年12月22日）、《新的世故》（1926年12月24日）等一系列文章，以老辣的笔墨给予高长虹沉重的回击，不过还是很留了些余地。
就在《莽原》内乱之际，高长虹发表了一首写到月亮的诗，载于上海《狂飙》周刊第7期（1926年11月21日），诗中有句云：“我在天涯行走，/太阳是我的朋友，/月儿我交给他了，/带她向夜归去。”此诗题作《给——》之第二十八首，本来没有什么微言大义，但冤枉凑巧，竟然让鲁迅大为愤怒，给高长虹留下严重的恶果。
原来，同鲁迅相爱的许广平（景宋）有个外号就叫“月亮”，这大约是鲁迅的若干门徒在老师和密斯许背后谈笑时叫起来的——他们发现一向实际上过着独身生活而且态度非常严肃的老师最近以来同女师大学生、广东姑娘许广平过从甚密，甚至有可能已经发展为爱情——婚外的恋情！于是他们注意观察研究，并以“月亮”为许广平的代号，多有议论；当事人许广平和鲁迅对此一无所知。而就在这样笔战方酣的背景之下，高长虹的“月亮”诗恰好出台了。登这首诗的《狂飙》鲁迅原是及时看到的，但因为他始终不知道许广平的代号是“月亮”，所以倒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稍后鲁迅接到北京韦素园1926年12月21日的来信，信中说，他听沉钟社中人转述，此诗大有影射，其中的“月亮”指许广平，鲁迅是“黑夜”，高长虹本人则是“太阳”；高长虹大骂鲁迅的根本原因即在此云云。看到这封来信后，鲁迅还是比较冷静的，他并不完全相信韦素园来信中介绍的那种说法，并在1926年12月29日的复信中写道——
至于关于《给——》的传说，我先前倒没有料想到。《狂飙》也没有细看，今天才将那诗看了一回。我想原因不外三种：一、是别人过敏的推测，因为长虹的痛哭流涕的做《给——》的诗，似乎已很久了；二、是《狂飙》社中人故意附会宣传，作为攻击我的别一法；三、是他真疑心我破坏了他的梦，——其实我并没有注意到他做什么梦，何况破坏——因为景宋在京时，确是常来我寓，并替我校对，抄写过不少稿子（《坟》的一部分，即她抄的），这回又同车离京，到沪后她回故乡，我来厦门，而长虹遂以为我带她到厦门来了。倘这推测是真的，则长虹大约在京时，对她有过各种计划，而不成功，因疑我从中作梗。其实我虽然也许是“黑夜”，但并没有吞没这“月儿”。
这三点分析推测，现在看去实以第一种推测最为正确，合乎情理，而第三种推测虽然列在最后，却最为鲁迅重视——有关“月亮”的流言触动了鲁迅最为敏感的隐私，他不禁有些愤怒了。什么“太阳”之类都不行的。于是鲁迅一口气写成了一篇新编的故事《奔月》（1926年12月30日），其中的主人公夷羿（后羿）正是一位以射日著称的英雄，文章中又颇有涉笔成趣影射讽刺高长虹之处，特别是有关徒弟剪径要害本师的情节，更令人想到当下发生之事。《奔月》稍后发表在《莽原》半月刊第2卷第2期（1927年1月25日），此时的《莽原》仍由未名社的韦素园等人在编。
对于北京所传的流言，鲁迅立即着手调查，稍后于1927年1月11日在致许广平的信中写道：“那流言，是直到去年十一月，从韦漱园的信里才知道的。他说，由沉钟社里听来，长虹的拼命攻击我是为了一个女性，《狂飙》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他还问我这事可是真的，要知道一点详细。我这才明白长虹原来是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地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但对我竟毫不表示一些敌对的态度，直待我到了厦门，才从背后骂得我一个莫名其妙，真是卑怯得可以。我是夜，则当然要有月亮的，还要做什么诗，也低能得很。那时就做了一篇小说，和他开了一些小玩笑，寄到未名社去了。”由此可见鲁迅对于韦素园所传流言十分重视，并且更加倾向于先前的第三种推测；又可见《奔月》一篇乃是得知有关的流言后迅速写成的。鲁迅也发起火来了。他有时也不免很有点情绪化。
到晚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特别提到了长虹，肯定他是为《莽原》“奔走最力者”；其实《小说二集》并没有选长虹的作品，本来是可以不必提起他的。先前有关“月亮”的误会和攻战的硝烟完全散去了。
现在看去，高长虹当年恶狠狠地攻击鲁迅固然是大错，但与“月亮”姑娘其实无关；当时的种种流言和猜测真所谓事出有因而查无实据。但高长虹那种尼采气十足的狂妄举动和可悲的误会，以及《奔月》的“玩笑”，从此成了他的严重病史，大大影响了他的整个后半生。
1926年8月，魯迅离开北京南下厦门，《莽原》的编务交给未名社的韦素园（漱园）主持。未名社是鲁迅同一些文学青年组成的文学出版团体，成员安徽籍的居多，工作则以翻译为重点。不久以后，因为韦素园退掉了狂飙社成员、高长虹之弟高歌的稿子《剃刀》，又压下了狂飙社另一成员向培良的剧本《冬天》，一向同韦素园不和的高长虹大为光火，很快发表了分别致鲁迅与韦素园的两封公开信（《通讯》，《狂飙》周刊第2期，1926年10月17日），引起了很大的纠纷。
《给鲁迅先生》摆出一副《莽原》元老的架势，充分发泄他对“安徽帮”（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台静农）的严重不满，语气桀骜不逊，很能表现他身上一向洋溢着的尼采气。《给韦素园先生》火气更大，大有火拼之意。《莽原》初办时由鲁迅亲自编辑，高长虹奔走最力，以高长虹为首的狂飙社诸人在上面发表的文章很多；但正如长虹所说，莽原社其实并无团体，这刊物也不是同人来稿必用，还是有选择的；鲁迅打算南下时本拟安排高长虹接手来编，但长虹要去上海发展狂飙运动，辞谢了，于是由韦素园负责编辑；偶有退稿和暂压，本可以相互沟通协商，而早已积累了许多火气的高长虹却意气用事地捅了出去。长虹一向骄傲自大，否认一切权威，很有些无政府主义的气息，偶不顺心就会大大地发泄一通。
《莽原》的精神领袖鲁迅一旦离开北京，手下原先的两班人马这么快就分裂了，鲁迅感到很悲哀而且无奈，一度打算停办该刊——没有地盘了，看你们还争些什么。鲁迅在看到长虹的公开信后，先作冷处理，一时未作公开表态。
如果仅仅发表两封公开信倒也罢了，高长虹的脾气一旦上来，很快就走得很远，不久他在上海《狂飙》周刊第5期（1926年11月7日）发表题为《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的长文，矛头直指鲁迅，提出清算，措辞极其不逊。鲁迅看到后十分生气，他在11月15日致许广平的信中写道：“长虹在《狂飙》五期上尽力攻击，自称见过我不下百回，知道得很清楚，并捏造许多会话（如说我骂郭沫若之类）。其意即在推倒《莽原》，一方面则推广《狂飙》的销路，其实还是利用，不过方法不同。他们那时的种种利用我，我是明白的，但还料不到他看出活着他不能吸血了，就要打杀了煮吃，有如此恶毒。”根据《狂飙》周刊第5期上的表现，鲁迅认为长虹“已经堕入黑幕派了，已无须客气”（鲁迅1926年11月23日致李霁野的信），于是他先后写出了《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1926年11月20日）、《〈阿Q正传〉的成因》（1926年12月3日）、《〈走到出版界〉的战略》（1926年12月22日）、《新的世故》（1926年12月24日）等一系列文章，以老辣的笔墨给予高长虹沉重的回击，不过还是很留了些余地。
就在《莽原》内乱之际，高长虹发表了一首写到月亮的诗，载于上海《狂飙》周刊第7期（1926年11月21日），诗中有句云：“我在天涯行走，/太阳是我的朋友，/月儿我交给他了，/带她向夜归去。”此诗题作《给——》之第二十八首，本来没有什么微言大义，但冤枉凑巧，竟然让鲁迅大为愤怒，给高长虹留下严重的恶果。
原来，同鲁迅相爱的许广平（景宋）有个外号就叫“月亮”，这大约是鲁迅的若干门徒在老师和密斯许背后谈笑时叫起来的——他们发现一向实际上过着独身生活而且态度非常严肃的老师最近以来同女师大学生、广东姑娘许广平过从甚密，甚至有可能已经发展为爱情——婚外的恋情！于是他们注意观察研究，并以“月亮”为许广平的代号，多有议论；当事人许广平和鲁迅对此一无所知。而就在这样笔战方酣的背景之下，高长虹的“月亮”诗恰好出台了。登这首诗的《狂飙》鲁迅原是及时看到的，但因为他始终不知道许广平的代号是“月亮”，所以倒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稍后鲁迅接到北京韦素园1926年12月21日的来信，信中说，他听沉钟社中人转述，此诗大有影射，其中的“月亮”指许广平，鲁迅是“黑夜”，高长虹本人则是“太阳”；高长虹大骂鲁迅的根本原因即在此云云。看到这封来信后，鲁迅还是比较冷静的，他并不完全相信韦素园来信中介绍的那种说法，并在1926年12月29日的复信中写道——
至于关于《给——》的传说，我先前倒没有料想到。《狂飙》也没有细看，今天才将那诗看了一回。我想原因不外三种：一、是别人过敏的推测，因为长虹的痛哭流涕的做《给——》的诗，似乎已很久了；二、是《狂飙》社中人故意附会宣传，作为攻击我的别一法；三、是他真疑心我破坏了他的梦，——其实我并没有注意到他做什么梦，何况破坏——因为景宋在京时，确是常来我寓，并替我校对，抄写过不少稿子（《坟》的一部分，即她抄的），这回又同车离京，到沪后她回故乡，我来厦门，而长虹遂以为我带她到厦门来了。倘这推测是真的，则长虹大约在京时，对她有过各种计划，而不成功，因疑我从中作梗。其实我虽然也许是“黑夜”，但并没有吞没这“月儿”。
这三点分析推测，现在看去实以第一种推测最为正确，合乎情理，而第三种推测虽然列在最后，却最为鲁迅重视——有关“月亮”的流言触动了鲁迅最为敏感的隐私，他不禁有些愤怒了。什么“太阳”之类都不行的。于是鲁迅一口气写成了一篇新编的故事《奔月》（1926年12月30日），其中的主人公夷羿（后羿）正是一位以射日著称的英雄，文章中又颇有涉笔成趣影射讽刺高长虹之处，特别是有关徒弟剪径要害本师的情节，更令人想到当下发生之事。《奔月》稍后发表在《莽原》半月刊第2卷第2期（1927年1月25日），此时的《莽原》仍由未名社的韦素园等人在编。
对于北京所传的流言，鲁迅立即着手调查，稍后于1927年1月11日在致许广平的信中写道：“那流言，是直到去年十一月，从韦漱园的信里才知道的。他说，由沉钟社里听来，长虹的拼命攻击我是为了一个女性，《狂飙》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他还问我这事可是真的，要知道一点详细。我这才明白长虹原来是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地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但对我竟毫不表示一些敌对的态度，直待我到了厦门，才从背后骂得我一个莫名其妙，真是卑怯得可以。我是夜，则当然要有月亮的，还要做什么诗，也低能得很。那时就做了一篇小说，和他开了一些小玩笑，寄到未名社去了。”由此可见鲁迅对于韦素园所传流言十分重视，并且更加倾向于先前的第三种推测；又可见《奔月》一篇乃是得知有关的流言后迅速写成的。鲁迅也发起火来了。他有时也不免很有点情绪化。
到晚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特别提到了长虹，肯定他是为《莽原》“奔走最力者”；其实《小说二集》并没有选长虹的作品，本来是可以不必提起他的。先前有关“月亮”的误会和攻战的硝烟完全散去了。
现在看去，高长虹当年恶狠狠地攻击鲁迅固然是大错，但与“月亮”姑娘其实无关；当时的种种流言和猜测真所谓事出有因而查无实据。但高长虹那种尼采气十足的狂妄举动和可悲的误会，以及《奔月》的“玩笑”，从此成了他的严重病史，大大影响了他的整个后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