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我国古代词创作的巅峰时期，但进入元明以后，由于文学潮流的改变，词的发展一度陷入了沉寂状态。入清以后，词的创作再度兴盛起来，乃至有了清词中兴之说。在清初的词人中，以纳兰性德、朱彝尊、陈维崧三人的成就最高，因而号称“词坛三大家”，其中陈维崧的作品数量最多，达近2000首，超过了纳兰性德、朱彝尊两人作品数量之和，并且题材广泛，咏物、咏怀、咏史、言情、赠答、题画无不涉及，在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中文名甚盛，正如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所指出的：“国初词家，断以迦陵为巨擘。”在当前国内古典文学研究的众多领域中，对清词的研究还相对薄弱，陈维崧作为清初词坛的一位重量级人物，自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而周绚隆先生所著的《陈维崧年谱》，就是了解、研究陈维崧的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史料。该书具有以下特点。
　　一、文献的搜求极尽所能，资料翔实，考证细致，严谨扎实。
　　陈维崧是一位学养深厚，散文、骈文、诗、词等诸多文体皆擅长的几乎全能型的高产作家，上述各种文体的作品为数甚多；与其有着不同程度交往的名士、公卿，以及作品中提及的其他人物将近千人。研读谱主诗文，对这些作品进行考证与编年，对与谱主交游的人的作品、行踪、生平的考察与简要介绍，对涉及的社会、历史事件与细节的考订，等等，都需要搜罗、征引大量相关文献。从年谱提供的参考文献来看，所选用史书、工具书有55部，别集395种，总集83部，地方志74种，家谱、年谱36种，笔记、文论54种，今人论著、译注48种。仅仅只是浏览这些文献的书名，就足以令人惊叹不已，乃至心生敬畏。而对这些资料，作者也是竭尽所能地搜求现今所能找到的祖本、足本、精校本，并对所援引的史料的可信度与价值予以严格的辨析。如作者考证出，康熙七年秋冬之际到第二年夏，陈维崧在时任河南学政史逸裘幕下参与阅文的经历，便运用了《同人集》龚鼎孳致冒襄的信、康熙《商丘县志》《江南通志》《河南通志》和《清秘述闻》的相关内容来证明。多种文献的考察与求证，作者发现《商丘县志》所记的时间与事实不符，并推测出陈维崧入幕的确切时间。经过这番论证之后，年谱的内容可以说是做到了严谨、可信、全面、精准。正因为如此，该年谱取得的一些研究成果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可。如作者搜求到了一些以前研究者没有参考引用过的珍贵资料，并对其加以了充分利用，如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影印手稿本《迦陵词》以及收藏于各地的《亳里陈氏家乘》《商丘县续志资料》《即墨杨氏家乘》《冯氏世录》等，并据此稽考出许多有意义的内容。如对陈维崧家族世系情况的考证，宜兴陈氏与商丘侯方域家族至为密切的关系的梳理，陈在河南担任幕僚的飘泊岁月以及陈维崧纳妾延嗣一事的考订等。另外，年谱对与谱主交往的大小文学名流，尤其是一些下层沉沦之士，详尽地介绍其生平行迹，资料性与可读性都非常强，可谓是该书的特色。同时，年谱对谱主作品的辑佚、版本刊刻与流传情况等亦作了必要的记录。
　　二、通过考证作者的行踪与交游，展现了当时文坛的群体风貌，揭示出了当时文人士大夫之间的交往关系以及清词中兴的背景与原因。
　　与诗相比，词似乎更具有抒情的功能，更能够表达人们内心深处的痛楚与哀伤，此前曾一度被文人们贬斥为“艳科”“小道”的词在清初能够出现中兴，确实是与这一时期许多文人学士满怀国仇家恨的心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于是，至明末本已有了回升势头的词的创作得到了有力的助推，倚声填词的风气开始日渐浓厚并成为一股潮流。陈维崧能够成为一代词坛名家，是完全离不开其个人在这个大时代的身世变化的。他出身名门世家，其父为明末名气甚大的陈贞慧，年纪很小的时候，他就直接受到了与陈家有着密切交往的陈子龙、吴应箕、李雯、宋征舆、冒襄、吴伟业等的影响，因而其文学创作的起步很高，并且很早就显露出了惊人的文学天赋，既工诗文，又擅音律，这对他日后词的创作起到了很好的铺垫。明清易代之后，陈家迅速败落。自此以后，曾为昔日贵公子的陈维崧便开始了大半生漂泊不定、游食四方的动荡生活。人生境遇的急剧改变带来了陈维崧词风的转向，使其艺术成就得到极大的提升。这期间，他在扬州附近的如皋，其父生前的好友、复社四公子之一冒襄的水绘园寄居了8年之久，而当时的水绘园汇集了一大批身世遭遇与其类似的落难文人，因而成为乱世时期的一大文化艺术中心，这些人与同一时期正在扬州为官的以倡导倚声而闻名的王士禛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于是就以王士禛为中心聚集起了一大批清初词坛上有成就的词人。他们相互交游唱和，彼此切磋技艺，并刊行词集，由此形成了浓厚的艺术氛围，开启了清词中兴之风气。离开水绘园后，陈维崧又在京师、中原等地漫游，这期间他的词境逐渐变得开阔旷远。回到家乡后，他继续浪游，遍访周边名士，填写了相当数量的唱和酬赠之作，词风有了新的开拓和进展，个人风格逐渐成熟。这时的文人群体都热衷于奋力填词，于是逐渐形成了以血缘、地域、师承、交游等关系为纽带的各种创作团体，从而促成了作家群体的发展、壮大，这对清词的中兴起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康熙十七年，清廷下令开博学鸿词科试，召集各地的文人才子进京应试，于是一大批前来应征的士子齐聚京城，包括朱彝尊、纳兰性德等，他们与京城官员一起，感怀遣兴，集会唱和，一同品评词集，将清词的繁荣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三、书中穿插的一些重大社会政治事件，使读者得以一窥明清易代之际的大时代风云和当时文人士大夫们的普遍心态。
　　明清易代在当时的文人士大夫眼中无疑是一场天崩地裂的社会剧变，而在异族征服者的血腥暴力下被迫剃发易服，更是让他们产生了有如“亡天下”的切肤之痛，这样的改朝换代经历是以往从未有过的。江南一带历来文风兴盛，名士辈出，世家子弟众多，因而这一带的大汉族正统文化的观念也最为强烈，也正因为如此，清军入关以后在这一带遇到的抵抗也就最为坚决、猛烈。在年谱中，南明福王政权内部复社与阉党集团之间的争斗、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清初三案即南北两闱科场案、奏销案、通海案以及南明几个小朝廷的相继兴起与覆亡、吴三桂等三藩的反清与覆亡等重大事件均被提及。而同一时期江南的世家大族与底层民众之间由来已久的尖锐对抗，以及这些大家族势力之间的重重矛盾，无疑是导致江南地区抗清失败的深层原因。同样，清初朝廷在江南一带所推行的高压统治，显然也是为了有意打击这些根深叶茂的大家族势力。作为江南名门望族的陈家及其好友家族的沦落，正是这一时期许多江南大姓在改朝换代的时代大背景中所受遭遇的折射。因此，清初江南文人的心中有着强烈的反清情绪也就不难理解了。但面对清王朝统治地位的日渐巩固和自身生活境况的日益窘迫，沉浸在亡国之痛与故国之思中的文人士大夫们又开始在究竟是继续保持前朝遗民的气节，还是接受新朝廷的笼络，出来谋取功名这两者的选择中陷入极大的心理纠结。结果大多数人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但是由于入仕的机会毕竟是有限的，许多人不得不面对屡试不第这样的命运嘲弄。早已是才名满天下的陈维崧直至年过五旬之后，才在朝廷开设的博学鸿词科的考试中中第，成为一员编修明史的小官，然而此后的官场生涯却又十分不如意的。该书把作家作品、作家群体、文学现象与社会时代风云变化结合起来研究，对考证作品编年、考察作家行踪、作家遭际与心态变化有着重要的作用，对我们更好地理解谱主在一些作品中所表达的真实心境显然是有所帮助的。
　　该年谱作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是作者历时10余年呕心沥血、查阅了千余种文献后写成的。全书分上、下两册，总页数达930页，洋洋数十万言，对谱主一生的经历、行事、交游、著述进行了最大程度的考证与编年，处处显露出了作者扎实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对于专业研究者而言，该年谱无疑是一部极具价值的手边工具书；而对于普通的古典文学爱好者，该书亦是一部文笔娴熟、史料丰富、扎实可信的基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