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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近代两个著名且具代表性的人物，蒋介石与胡适的关系为人所乐道，也被赋予诸多的历史意蕴。抗战期间，蒋介石曾经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到台湾后，蒋介石与胡适的关系如何？以前学术界的研究大多依据胡适方面的资料，认为尽管有观念上的冲突，胡对蒋始终尊重与支持，蒋也对胡十分的礼遇。然而，《蒋介石日记》的公开，却展示了另外的一面：即蒋自1950年起在日记中对胡适深恶痛绝，私下里大加痛骂，用词也极重。
分歧伊始
抗战期间蒋介石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派其前往美国，希望借其在美国的影响力为中国抗战争取支持。然而令蒋介石失望的是，胡适自1938年—1942年担任驻美大使期间，热衷于为自己谋取荣誉博士头衔，于抗战一事上，并未有所作为。1942年10月13日的蒋介石日记详细记录了蒋介石对胡适担任驻美大使的评价：
“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助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面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
1949年后，胡适并未随蒋介石到台湾，而是长期住在美国。1952年底至1953年初，胡适应台湾大学与台湾师范大学邀请，赴台湾讲学。胡适归来，使台湾当局感到鼓舞，蒋介石给予很高规格的接待，又是接见邀宴，又是请其共同阅兵。胡适则利用与蒋见面的机会，婉转批评其权力过大，台湾无言论自由，规劝蒋要与美国等民主国家采取一致方针。蒋介石对胡适所说并不以为然，且深受刺激，以致失眠。他记道：
“胡适来此游览，招待及听取其报告，约谈十五分时，乃寝。不料寝后竟未能安睡，直至今晨二时，服药后亦不奏效，苦痛极矣。此乃为胡之言行或为美国近情所致乎？”（蒋介石日记，1952年12月12日）
“十时，胡适之来谈，先谈台湾政治与议会感想，彼对民主自由高调，又言我国必须与民主国家制度一致，方能并肩作战，感情融洽，以国家生命全在于自由阵线之中。余特斥之。彼不想第二次大战民主阵线胜利，而我在民主阵线中牺牲最大，但最后仍要被卖亡国矣。此等书生之思想言行，安得不为共匪所侮辱残杀。彼之今日犹得在台高唱无意识之自由，不自知其最难得之幸运，而竟忘其所以然也。”（蒋介石日记，1952年12月13日，“上星期反省录”）
两人的分歧显而易见，蒋日记言辞中表达了对胡适的不满，但尚未开骂。1954年，蒋介石的“总统”任期将届满，胡适为其想出了利用“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第二届总统”以继续连任的招数。然而，蒋介石却将远在美国的胡适列为防范对象，因为有人要推胡适做“副总统”候选人，这显然不在蒋的计划之内。蒋在1954年1月记道：“对蔡斯来函及左舜生等政客要提胡适为副总统无理取闹，皆有深切研究与合理之腹案，但暂置不答，以静观其变化如何也。”（蒋介石日记，1954年1月16日，“上星期反省录”。蔡斯，美军少将，时任美国驻台湾军事技术援助团团长。左舜生，中国青年党党魁，1949年后移驻香港，对台湾时政常有批评。）好在胡适事先事后都表示坚定地支持蒋介石，此事并未酿成两人芥蒂与冲突。
正面冲突
1958年，胡適回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蒋介石对胡之归来甚高兴，4月10日亲自出席胡适的就职典礼，并发表精心准备的祝贺演讲词。蒋在演讲词中借大陆当时批判胡适一事称赞胡的能力与品德，并提出“中央研究院不但为全国学术之最高研究机构，且应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之艰巨任务”，要配合当局“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胡适在答辞时并未领蒋的情，反而当场指正：“刚才总统对我个人的看法不免有点错误，至少，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我被共产党清算，并不是清算个人的所谓道德。”对于中研院未来的工作重点，胡也不赞同蒋的提法，他说：“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挑起反共复国的任务，我们所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胡适还强调，“我的话并不是驳总统。”
蒋介石当时在台湾一言九鼎，他认为胡适在如此正式的场合当众“纠正”自己，为奇耻大辱，竟至夜不成寐。他记道：
“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第一次乃是民国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尔廷宴会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听胡适就职典礼中之答拜的侮辱，亦可说是求全之毁，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狂人。今后又增我一次交友不易之经验。而我轻交过誉，待人过厚，反为人所轻侮，应切戒之。惟仍恐其心理病态已深，不久于人世为虑也。十时，到南港中央研究院参加院长就职典礼，致辞约半小时，闻胡答辞为憾，但对其仍礼遇不予计较……因胡事终日抑郁，服药后方可安眠。”（蒋介石日记，1958年4月10日）
蒋将所受胡适之辱形容为平生“最大的横逆”，甚至与1926年在武汉受到鲍罗廷的“侮辱”相类比，显然是言过其实，但从其到第二天仍需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亦可见被胡适刺激之深。
两天后，蒋介石在官邸招待“中央研究院”全体院士，因对胡适已经反感在先，他怎么看胡都不顺眼了：
“晚宴中央研究院院士及梅贻琦等，胡适首座，余起立敬酒，先欢迎胡、梅同回国服务之语一出，胡颜色目光突变，测其意或以为不能将梅与彼并提也，可知其人之狭小妒忌。”（蒋介石日记，1958年4月12日）。
结局定性
蒋介石个性多疑、敏感而又固执，自尊心极强，论人注重细节，他对下属的恶感一旦产生，很难改变。蒋介石欢迎胡适回台，意在将老虎收笼，免得其在美国乱发言，不便控制。不料胡返台后，却非常“不识相”，这使蒋如芒刺在背。4月底蒋在“上月反省录”中将胡专列一条：“忍受胡适之侮辱，不予计较，此或修养之进步欤？”自这次对胡适产生恶感后，直到胡适过世，他三年多的日记中，提到胡适均是攻击与谩骂之词。如：
“对于政客以学者身份向政府投机要胁，而以官位与钱财为其目的。伍宪子（民主社会党主席——引者）等于骗钱，左舜生要求钱唱中立，不送钱就反腔，而胡适今日之所为，亦几乎等于此矣，殊所不料也。总之，政客既要做官，又要讨钱，而特别要以‘独立学者’身份标榜其清廉不苟之态度。甚叹士风堕落，人心卑污……今日更感蔡先生之不可得矣。”（蒋介石日记，1958年5月10日）
“以今日一般政客如胡适等无道义，无人格，只卖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达其私欲，对国家前途与事实概置不顾，令人悲叹……经儿（蒋经国——引者）婉报胡适与其谈话经过，乃知其不仅狂妄，而且是愚劣成性，竟劝我要‘毁党救国’，此与共匪之目的如出一辙，不知其对我党之仇恨甚于共匪之对我也。可耻。”（蒋介石日记，1958年5月30日）
摘自《南方都市报》
分歧伊始
抗战期间蒋介石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派其前往美国，希望借其在美国的影响力为中国抗战争取支持。然而令蒋介石失望的是，胡适自1938年—1942年担任驻美大使期间，热衷于为自己谋取荣誉博士头衔，于抗战一事上，并未有所作为。1942年10月13日的蒋介石日记详细记录了蒋介石对胡适担任驻美大使的评价：
“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助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面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
1949年后，胡适并未随蒋介石到台湾，而是长期住在美国。1952年底至1953年初，胡适应台湾大学与台湾师范大学邀请，赴台湾讲学。胡适归来，使台湾当局感到鼓舞，蒋介石给予很高规格的接待，又是接见邀宴，又是请其共同阅兵。胡适则利用与蒋见面的机会，婉转批评其权力过大，台湾无言论自由，规劝蒋要与美国等民主国家采取一致方针。蒋介石对胡适所说并不以为然，且深受刺激，以致失眠。他记道：
“胡适来此游览，招待及听取其报告，约谈十五分时，乃寝。不料寝后竟未能安睡，直至今晨二时，服药后亦不奏效，苦痛极矣。此乃为胡之言行或为美国近情所致乎？”（蒋介石日记，1952年12月12日）
“十时，胡适之来谈，先谈台湾政治与议会感想，彼对民主自由高调，又言我国必须与民主国家制度一致，方能并肩作战，感情融洽，以国家生命全在于自由阵线之中。余特斥之。彼不想第二次大战民主阵线胜利，而我在民主阵线中牺牲最大，但最后仍要被卖亡国矣。此等书生之思想言行，安得不为共匪所侮辱残杀。彼之今日犹得在台高唱无意识之自由，不自知其最难得之幸运，而竟忘其所以然也。”（蒋介石日记，1952年12月13日，“上星期反省录”）
两人的分歧显而易见，蒋日记言辞中表达了对胡适的不满，但尚未开骂。1954年，蒋介石的“总统”任期将届满，胡适为其想出了利用“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第二届总统”以继续连任的招数。然而，蒋介石却将远在美国的胡适列为防范对象，因为有人要推胡适做“副总统”候选人，这显然不在蒋的计划之内。蒋在1954年1月记道：“对蔡斯来函及左舜生等政客要提胡适为副总统无理取闹，皆有深切研究与合理之腹案，但暂置不答，以静观其变化如何也。”（蒋介石日记，1954年1月16日，“上星期反省录”。蔡斯，美军少将，时任美国驻台湾军事技术援助团团长。左舜生，中国青年党党魁，1949年后移驻香港，对台湾时政常有批评。）好在胡适事先事后都表示坚定地支持蒋介石，此事并未酿成两人芥蒂与冲突。
正面冲突
1958年，胡適回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蒋介石对胡之归来甚高兴，4月10日亲自出席胡适的就职典礼，并发表精心准备的祝贺演讲词。蒋在演讲词中借大陆当时批判胡适一事称赞胡的能力与品德，并提出“中央研究院不但为全国学术之最高研究机构，且应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之艰巨任务”，要配合当局“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胡适在答辞时并未领蒋的情，反而当场指正：“刚才总统对我个人的看法不免有点错误，至少，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我被共产党清算，并不是清算个人的所谓道德。”对于中研院未来的工作重点，胡也不赞同蒋的提法，他说：“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挑起反共复国的任务，我们所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胡适还强调，“我的话并不是驳总统。”
蒋介石当时在台湾一言九鼎，他认为胡适在如此正式的场合当众“纠正”自己，为奇耻大辱，竟至夜不成寐。他记道：
“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第一次乃是民国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尔廷宴会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听胡适就职典礼中之答拜的侮辱，亦可说是求全之毁，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狂人。今后又增我一次交友不易之经验。而我轻交过誉，待人过厚，反为人所轻侮，应切戒之。惟仍恐其心理病态已深，不久于人世为虑也。十时，到南港中央研究院参加院长就职典礼，致辞约半小时，闻胡答辞为憾，但对其仍礼遇不予计较……因胡事终日抑郁，服药后方可安眠。”（蒋介石日记，1958年4月10日）
蒋将所受胡适之辱形容为平生“最大的横逆”，甚至与1926年在武汉受到鲍罗廷的“侮辱”相类比，显然是言过其实，但从其到第二天仍需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亦可见被胡适刺激之深。
两天后，蒋介石在官邸招待“中央研究院”全体院士，因对胡适已经反感在先，他怎么看胡都不顺眼了：
“晚宴中央研究院院士及梅贻琦等，胡适首座，余起立敬酒，先欢迎胡、梅同回国服务之语一出，胡颜色目光突变，测其意或以为不能将梅与彼并提也，可知其人之狭小妒忌。”（蒋介石日记，1958年4月12日）。
结局定性
蒋介石个性多疑、敏感而又固执，自尊心极强，论人注重细节，他对下属的恶感一旦产生，很难改变。蒋介石欢迎胡适回台，意在将老虎收笼，免得其在美国乱发言，不便控制。不料胡返台后，却非常“不识相”，这使蒋如芒刺在背。4月底蒋在“上月反省录”中将胡专列一条：“忍受胡适之侮辱，不予计较，此或修养之进步欤？”自这次对胡适产生恶感后，直到胡适过世，他三年多的日记中，提到胡适均是攻击与谩骂之词。如：
“对于政客以学者身份向政府投机要胁，而以官位与钱财为其目的。伍宪子（民主社会党主席——引者）等于骗钱，左舜生要求钱唱中立，不送钱就反腔，而胡适今日之所为，亦几乎等于此矣，殊所不料也。总之，政客既要做官，又要讨钱，而特别要以‘独立学者’身份标榜其清廉不苟之态度。甚叹士风堕落，人心卑污……今日更感蔡先生之不可得矣。”（蒋介石日记，1958年5月10日）
“以今日一般政客如胡适等无道义，无人格，只卖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达其私欲，对国家前途与事实概置不顾，令人悲叹……经儿（蒋经国——引者）婉报胡适与其谈话经过，乃知其不仅狂妄，而且是愚劣成性，竟劝我要‘毁党救国’，此与共匪之目的如出一辙，不知其对我党之仇恨甚于共匪之对我也。可耻。”（蒋介石日记，1958年5月30日）
摘自《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