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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头儿盯住他的对手，他再也无法忍受此人的固执和愚蠢，他残暴无情地抛出一连串的“问题不仅在于”“问题在于”：
“问题在于认识现象和本质之间的真正的辩证统一。”
“问题在于对‘表面’现象在艺术上进行形象的、身临其境的描写，描写要形象地、不加评论地展现出所描写的生活范围中的本质和现象之间的联系。”
“人们不妨把托马斯·曼的‘时髦的市民性’同乔伊斯的超现实主义作一比较。在这两位作家的主人公的意识中，形象地表现了那种破碎性、那种间断性，那种戛然而止和‘空空如也’。布洛赫十分正确地认为，这种状况对帝国主义时期很多人的思想状态来说是很典型的，布洛赫的错误仅仅在于，他把这种思想状态直接地、毫无保留地同现实本身等同起来，把在思想中出现的完全被歪曲的现象同事实本身等同起来，而不去把这幅图像同现实加以比较，从而具体地揭示这幅被歪曲的图像的本质、原因和‘媒介’。”
——他合上书。卢卡契和布洛赫，他们曾经是朋友。1910年冬天，他们在布达佩斯相识——不知为什么，他想起了《布达佩斯大饭店》，当然，卢卡契和布洛赫肯定不是在那家饭店见面的，但是，他想象了一下他们见面的场面，似乎就是应该在那纸醉金迷、衣香鬓影的地方，那座饭店，那座伫立在抵达和离去之间的神奇的宫殿，这两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在老欧洲最后的好时光里相逢。德国人布洛赫深刻地影响了匈牙利人卢卡契：“我怀疑，要是没有布洛赫的影響，我是不是也会找到通向哲学的道路。”
歧路多悲风，从此没朋友。走着走着，老哥俩就变成了论敌。现在，二十年后的1938年，卢卡契写下《现实主义辩》，回击现代主义的辩护者布洛赫对他的批评。
他想了想，关于卢卡契，关键词是“现实”，而布洛赫呢，是“希望”。现在“现实”和“希望”打起来了。或者说，“现实”和“未来”打起来了。
现在是2017年，将近90年过去了，他坐在他们两位中间，他的脑袋都快转成了拨浪鼓了，他想，这两个老头儿，他们知不知道啊，在现在的学院中，他们的台下已经空无一人，看看他们使用的概念吧：“本质”“现象”，现在只有现象，已无本质，没有本质支配下的普遍联系，当然更没有卢卡契的“整体性”或总体性——布洛赫这下可称了心了，但是且慢，也没有了你的“希望”。你怎么就不想想啊，没有了对整体或总体的想象和信念，未来从何说起，希望从何而来？
看起来毫无希望。已经三个小时了，仍没有开始登机。今日不宜出行，大半个中国的人都迟滞于此，挤满了候机大厅。
航空公司没有把客人塞进飞机慢慢等着，他们或许意识到，在一个幽闭空间中的漫长等待很容易诱发歇斯底里。现在，在这大厅里，人们很安静，一片悬停在中间状态的脸，漠然对着手机。
“你在哪儿？”
“在机场。”
“啊出差吗？那后天的会怎么办？”
“哦我明天回来。”
“去哪儿了？”
“耀州。”
“耀州在哪儿？”
“耀州窑知道吧？”
“不知道。”
“好吧，柳公权知道吗？范宽呢？”
“哦，知道，他们是耀州人？”
“是。”
“好吧，旅途愉快。记着，后天下午，普及未来！”
好吧。几个家伙坐在那儿，搜索枯肠，向一屋子人普及未来。相比之下，他更愿意听卢卡契与王德威对谈，他们会吵起来吗？
王来了。他在微信上仔细读着王的讲演。他应该认真读，因为过不了多久，他就会看到大批论文在重复、延伸王的观点。谁说没有马克思和卢卡契的“互为一体的统一性和整体性”？苹果或安卓的系统升级一定会带动大规模的应用开发。他想起前几天，人们在谈论与王有关的争议，他的感觉是，这不仅是观点问题，这更是利益问题，人们很担心，担心股票会贬值，他们投下的资本、他们的学术血汗钱正在监管当局的粗暴干预下遭遇风险。
他逐字逐句地看着，他想王真是聪明啊，王不知疲倦地生产着无穷无尽的差异和离散，生产着无数互不通约的真理。他想，这该能再生产出多少论文啊，人有无数，上帝只有一个。
在美国，这些学院里的聪明人终于遭遇到了一个特朗普，他们震惊地发现，原来已经被他们宣告无效的那些人类生活的庞大法则竟然还在，他们一直要你们相信，人类可以在一个去中心或人人是中心的世界上和睦相处，他们把论证人和人如何不同当作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而布鲁姆，那倔强的老家伙，他为什么给人家起个诨号叫“憎恨学派”？
好吧。当卢卡契和王见面时，他们或许无话可说。卢卡契将会明白，在“本质”上，他和布洛赫是一路人，他们其实同属于一个庞大的总体性。他和王呢？他们只是“现象”，互无关联。与王争论需要足够的才智，卢卡契当然有，但是他也许会选择刺猬般的大智，把一切交给历史和生活，而不是对历史和生活极尽机巧的言说。
他把书装进书包。《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套两本，三十年前他曾经买过，但是一直不曾读。三十年前的卢卡契已经不知所踪，现在这本是从孔夫子网上买的。显然也无人读过，但封底却有水的浸痕，不是那种岁月里的潮湿，而是，在水里泡、在阳光下晒过。
他忽然想，自己那本卢卡契，它丢在哪儿了？
看，像不像？
他顺着别人的手指茫然地望着对面的山。大雨后的山野，很冷，空气中充满草木青涩的气味。
对面是一座山崖。如果不是被人这么死死地指着，他是不会注意到它的。
他极力回想那幅画。《溪山行旅图》，八年前，他在台北故宫是见过它的。他曾在它面前久久站着，看那山，那飞瀑，那山间一支行旅。
这里是范宽的故乡，所以，他们认为那山必在此处。他想，实在是不太像，但是好吧，你们高兴就好。
来之前说起耀州，有人惊诧：啊，你们去那儿干什么？那地方远得很！ 才知道，在一个昔日的西安人或长安人眼里，此地竟是天远地远。但出了机场，高速路上奔驰一个半小时，竟然就到了。
这种远，原来说的是不曾被飞机、被高速公路所规训的天地，在那时，这种远曾是中国历史的潜在动力。这大山里，这冷雨中，年轻的人们、热血沸腾的人们，他们的造反和革命，看上去毫无希望，他们孤独而顽强，谁能知道他们是自生自灭，还是终于席卷了天下？
他想，这里是有总体性的，是一种壮阔的联系，一种隐秘的结构，一种人世间默运的大力，它把蒋介石逐到了海的对岸，他还顺便带走了《溪山行旅图》。
是啊，在这样的时刻，人们不得不面对总体性。比如人工智能，一个围棋手在万众围观下的溃败被认为是人类溃败的开端。而小冰——那是微软造出来的诗人，正在乘胜追击，剥夺人类最后的尊严。
于是，似乎主题由“普及未来”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抵抗未来”。台上的这几位先生女士一直在激烈论证机器人的诗不是诗，而且显然他们真的生气了。
他坐在他们中间，他想，在这个会场上和会场外，无数的人正在幸灾乐祸，人们喜欢看这些聪明人气急败坏，喜欢看着他们在无可逃遁的命运下无谓地挣扎。如果那真是未来，那就来吧，这些聪明人，当他们说人类是万物灵长时，他们是在说自己是万众的灵长。那么很好，现在，平等了，他们终于发现有一天他们的聪明竟会一钱不值。现在让我们围观他们气得要死的样子。
现在，轮到他说了：我们必须考虑到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或许我们已经来到了未来，或许我们已经是人工智能的附属品。当然，我们有自我意识，但是，谁能断定，在那个谷歌或微软或百度的未来里，他们就不能让他们的产品具有自我意识呢？你怎么能够知道我们是不是机器人？我们可能已经被完美地赋予了自鸣得意的、傲慢的自我意识。
几个人一起恶狠狠地瞪着他。
他忽然想起，在一个典礼上，格非也曾谈起这个问题，大意是，也许终有一天，机器能够获得足够的智能，比人寫得更好，但是，他相信，人还是会选择读人的作品，因为这涉及认同。
他心里对着并不在场的格非说：也许，问题不在于诗人、小说家或学者是否会失业，问题在于，我们如此愿意想象这样的未来，因为，这是一种久违的感觉，那就是必将来临的、很可能无法抗拒的总体性，只不过，在这个总体里没有我们的位置，一个没有主体的总体性。
——他接着对会场上的人们说：
不要按照我们所熟知的那个笨拙的、机械的形象想象未来的智能，这个形象是机械时代的残留，我们把我们的形象赋予我们的造物，同时我们告诉自己，它终究是笨的，是低级的，是不会失控的。但无论阿尔法还是小冰，它们都并不依赖于那个笨拙的形体，那形体和它们毫无关系，它们在本质上就是一团巨大的数字云，是一个超级大脑，是无穷无尽的神经元，如此而已。
然后呢？
坐在对面的教授咄咄逼人地问。
他看着她的脸，他知道他的真正念头要承受一万次诅咒：然后，精神就终于摆脱了身体。释迦牟尼或黑格尔都曾经想象过这件事。相信我，这件事没那么可怕。至少，男人再不必健身，女人再不必美容。
会散了。他和他的对谈者们告别，他不能参加聚餐了，因为他要赶飞机。他来到了街上，走在阳光下、人群里，他是多么喜欢这简单的阳光、这热腾腾的人群。他在路边打开一辆摩拜单车，他并不是要前往机场，今天根本没有一架等着他的飞机。他只是想回家，喝一杯茶，安静地坐在电脑前。
“北京的冬天清刚峻利，站在风里，看远山平林。那树是槐是榆？叶落尽了，正可入画，北中国苍苍如铁的天空下，树把自身抽象为线条，向上，轻逸到无，如淡烟淡墨。
中国笔墨总要秋天、冬天才好。七分、十分萧瑟，万物清简，健身房里熬炼过，瘦骨清像，精神从一堆肉里拔出来，然后才可提笔，写字或者画画。”
他注视着屏幕上这几行字。他写不下去了，他一遍遍修改，每个字都被反复擦拭，如果是一块玉，都已经包出浆来了。
但是，他不知道接下去怎么办，怎么开始说到正题。
他要为欧阳江河和于明诠的书法展览写一个前言，可是，他真的无话可说。他不懂书法，他想，也许格非更应该举书法为例，电脑或者人工智能现在、此时就完全可以做得比人更好，比王羲之更完美，但是，人还是愿意让自己相信，只有笨拙的、不完美的人才能写出真正的好字。
问题在于，近一百年来，书法已经完全沦为了一种造型艺术——他把“沦为”这个词掂量了一下，有点恶毒地想：管他呢，就是“沦为”，它被切断了与日常书写的联系，谁还会用毛笔在素笺上写一封信？然后，更重要的，它把自己收藏进博物馆，它失去了与这个时代新鲜的、活着的文化经验之间的联系，你不能用毛笔抄写一首新诗或者一篇白话散文，这种艺术如此地依赖记忆——以至于它不再是现实。
在那个冬日，他看着欧阳和老于在宣纸上写胡适的文章、鲁迅的文章，写莫言、张炜的小说片断，写西川、翟永明的诗。
——这很像是招魂的仪式。
他想，这是另一种总体性危机。问题在于，这件事本来属于一个浑然的总体性世界。他想起，在颐和园听一个年轻的古文字学家谈《说文解字》，那不是一本字典，那是一个世界。许慎站在那里，还有那些让字在竹简上飞驰的书吏、那些抄经者，还有王羲之、颜真卿，还有那些诗人，还有那细腻的砚、澄心堂的纸，那些伫立在、倒卧在田野上、天地间的碑，他想，这是多么浑然的总体性，你抽出了一个线头，移走了一块砖，然后就散了塌了，收拾不起。
这是女娲补天啊，他想象着江河和老于，两个老头儿，挥着锄头，吭哧吭哧地补天补地，心想，这文章没法儿写了。
然后，他骑着摩拜行于北京的夜里。他喜欢这条路，清净坦荡，两边是树林。乘风而行，他想起三十多年前的夏天，那时他是少年。他刻毒地笑了，老家伙，你已经开始回忆，你曾是多么厌烦回忆，你已经忘了那么多事，有时你甚至怀疑你是否曾有过童年、少年和青年。可是现在，你回到那座村庄般的城市里，每天放学后，向南向西，穿过中山路，从桥西走向桥东，在展览馆前巨大的广场上向北走去，然后折而向西，经过棉纺厂、省第二医院，回到石岗路的家里。这个城市，你绕着它走了一圈。你每天这样走着，你心里在想什么？哦，别告诉我你在想未来，未来不过是近在眼前的高考，在这漫长的路上，你几乎什么都没想，你就是走在此时此刻，你沉迷于这种行进在、悬停在此时的感觉，以至于你每天都要这样走一圈。母亲只知道你在自习，所以回家晚了，如果她知道你在干什么，她一定会觉得未来一片黑暗。
悬停于此时，如同机场。他是多么喜欢飞机场啊。在这里，你至少学会了顺受一切，你无法作出决定，你也不必作出决定，远方的风雷决定一切，或者在某个办公室里正做出航空管制、流量控制的决定，他甚至喜欢这种命运未卜的感觉。他被告知，大雨正落于耀州的群山，雷在炸响，闪电在一瞬间照亮了柳公权的手，他的手和笔不曾抖动。不知蒋介石是否看过《溪山行旅图》，在多雨的台北，蒋曾否在那幅画前长久伫立？那是怎样的溪和怎样的山，行走在溪山之间的人们、衣衫褴褛的人们，他们创造未来的意志是如何在大地的褶皱中形成了洪流？
这是明亮的、整洁的、充满工业和技术气息的、未来派的大厅，设计此地的人必有洁癖，是摩羯座或者处女座，他们真的认为世界必须如此洁净和规则，他们甚至取消了吸烟室，他们拒绝考虑任何意外——其实意外才是世界本质的呈现，正如卢卡契认为马克思的真实意思是，总体性在危机中才能呈现出来。比如这一班飞机已经晚了六个小时，渐渐地，人们躁动起来，他们为天有不测风云而气愤，他们为世界变得混沦而咆哮，如果他们是烟民的话，他们马上就要歇斯底里。
他克制着烟瘾，走到巨大的落地窗前，看着外边。暮色降临大地，一切安祥。风雨远在远方，因而这里的悬停显得荒谬。
他忽然想起，他那本卢卡契丢在了哪里。那是晚上，在西湖边，在曲院风荷，湖的对岸有幽灯闪烁，天上下着微雨，那本书就放在那张木椅上。
他对自己说，我确信，那本因此而被水浸的书，现在又回到了我的手上。
2017年6月18日上午初稿
夜定稿
“问题在于认识现象和本质之间的真正的辩证统一。”
“问题在于对‘表面’现象在艺术上进行形象的、身临其境的描写，描写要形象地、不加评论地展现出所描写的生活范围中的本质和现象之间的联系。”
“人们不妨把托马斯·曼的‘时髦的市民性’同乔伊斯的超现实主义作一比较。在这两位作家的主人公的意识中，形象地表现了那种破碎性、那种间断性，那种戛然而止和‘空空如也’。布洛赫十分正确地认为，这种状况对帝国主义时期很多人的思想状态来说是很典型的，布洛赫的错误仅仅在于，他把这种思想状态直接地、毫无保留地同现实本身等同起来，把在思想中出现的完全被歪曲的现象同事实本身等同起来，而不去把这幅图像同现实加以比较，从而具体地揭示这幅被歪曲的图像的本质、原因和‘媒介’。”
——他合上书。卢卡契和布洛赫，他们曾经是朋友。1910年冬天，他们在布达佩斯相识——不知为什么，他想起了《布达佩斯大饭店》，当然，卢卡契和布洛赫肯定不是在那家饭店见面的，但是，他想象了一下他们见面的场面，似乎就是应该在那纸醉金迷、衣香鬓影的地方，那座饭店，那座伫立在抵达和离去之间的神奇的宫殿，这两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在老欧洲最后的好时光里相逢。德国人布洛赫深刻地影响了匈牙利人卢卡契：“我怀疑，要是没有布洛赫的影響，我是不是也会找到通向哲学的道路。”
歧路多悲风，从此没朋友。走着走着，老哥俩就变成了论敌。现在，二十年后的1938年，卢卡契写下《现实主义辩》，回击现代主义的辩护者布洛赫对他的批评。
他想了想，关于卢卡契，关键词是“现实”，而布洛赫呢，是“希望”。现在“现实”和“希望”打起来了。或者说，“现实”和“未来”打起来了。
现在是2017年，将近90年过去了，他坐在他们两位中间，他的脑袋都快转成了拨浪鼓了，他想，这两个老头儿，他们知不知道啊，在现在的学院中，他们的台下已经空无一人，看看他们使用的概念吧：“本质”“现象”，现在只有现象，已无本质，没有本质支配下的普遍联系，当然更没有卢卡契的“整体性”或总体性——布洛赫这下可称了心了，但是且慢，也没有了你的“希望”。你怎么就不想想啊，没有了对整体或总体的想象和信念，未来从何说起，希望从何而来？
看起来毫无希望。已经三个小时了，仍没有开始登机。今日不宜出行，大半个中国的人都迟滞于此，挤满了候机大厅。
航空公司没有把客人塞进飞机慢慢等着，他们或许意识到，在一个幽闭空间中的漫长等待很容易诱发歇斯底里。现在，在这大厅里，人们很安静，一片悬停在中间状态的脸，漠然对着手机。
“你在哪儿？”
“在机场。”
“啊出差吗？那后天的会怎么办？”
“哦我明天回来。”
“去哪儿了？”
“耀州。”
“耀州在哪儿？”
“耀州窑知道吧？”
“不知道。”
“好吧，柳公权知道吗？范宽呢？”
“哦，知道，他们是耀州人？”
“是。”
“好吧，旅途愉快。记着，后天下午，普及未来！”
好吧。几个家伙坐在那儿，搜索枯肠，向一屋子人普及未来。相比之下，他更愿意听卢卡契与王德威对谈，他们会吵起来吗？
王来了。他在微信上仔细读着王的讲演。他应该认真读，因为过不了多久，他就会看到大批论文在重复、延伸王的观点。谁说没有马克思和卢卡契的“互为一体的统一性和整体性”？苹果或安卓的系统升级一定会带动大规模的应用开发。他想起前几天，人们在谈论与王有关的争议，他的感觉是，这不仅是观点问题，这更是利益问题，人们很担心，担心股票会贬值，他们投下的资本、他们的学术血汗钱正在监管当局的粗暴干预下遭遇风险。
他逐字逐句地看着，他想王真是聪明啊，王不知疲倦地生产着无穷无尽的差异和离散，生产着无数互不通约的真理。他想，这该能再生产出多少论文啊，人有无数，上帝只有一个。
在美国，这些学院里的聪明人终于遭遇到了一个特朗普，他们震惊地发现，原来已经被他们宣告无效的那些人类生活的庞大法则竟然还在，他们一直要你们相信，人类可以在一个去中心或人人是中心的世界上和睦相处，他们把论证人和人如何不同当作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而布鲁姆，那倔强的老家伙，他为什么给人家起个诨号叫“憎恨学派”？
好吧。当卢卡契和王见面时，他们或许无话可说。卢卡契将会明白，在“本质”上，他和布洛赫是一路人，他们其实同属于一个庞大的总体性。他和王呢？他们只是“现象”，互无关联。与王争论需要足够的才智，卢卡契当然有，但是他也许会选择刺猬般的大智，把一切交给历史和生活，而不是对历史和生活极尽机巧的言说。
他把书装进书包。《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套两本，三十年前他曾经买过，但是一直不曾读。三十年前的卢卡契已经不知所踪，现在这本是从孔夫子网上买的。显然也无人读过，但封底却有水的浸痕，不是那种岁月里的潮湿，而是，在水里泡、在阳光下晒过。
他忽然想，自己那本卢卡契，它丢在哪儿了？
看，像不像？
他顺着别人的手指茫然地望着对面的山。大雨后的山野，很冷，空气中充满草木青涩的气味。
对面是一座山崖。如果不是被人这么死死地指着，他是不会注意到它的。
他极力回想那幅画。《溪山行旅图》，八年前，他在台北故宫是见过它的。他曾在它面前久久站着，看那山，那飞瀑，那山间一支行旅。
这里是范宽的故乡，所以，他们认为那山必在此处。他想，实在是不太像，但是好吧，你们高兴就好。
来之前说起耀州，有人惊诧：啊，你们去那儿干什么？那地方远得很！ 才知道，在一个昔日的西安人或长安人眼里，此地竟是天远地远。但出了机场，高速路上奔驰一个半小时，竟然就到了。
这种远，原来说的是不曾被飞机、被高速公路所规训的天地，在那时，这种远曾是中国历史的潜在动力。这大山里，这冷雨中，年轻的人们、热血沸腾的人们，他们的造反和革命，看上去毫无希望，他们孤独而顽强，谁能知道他们是自生自灭，还是终于席卷了天下？
他想，这里是有总体性的，是一种壮阔的联系，一种隐秘的结构，一种人世间默运的大力，它把蒋介石逐到了海的对岸，他还顺便带走了《溪山行旅图》。
是啊，在这样的时刻，人们不得不面对总体性。比如人工智能，一个围棋手在万众围观下的溃败被认为是人类溃败的开端。而小冰——那是微软造出来的诗人，正在乘胜追击，剥夺人类最后的尊严。
于是，似乎主题由“普及未来”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抵抗未来”。台上的这几位先生女士一直在激烈论证机器人的诗不是诗，而且显然他们真的生气了。
他坐在他们中间，他想，在这个会场上和会场外，无数的人正在幸灾乐祸，人们喜欢看这些聪明人气急败坏，喜欢看着他们在无可逃遁的命运下无谓地挣扎。如果那真是未来，那就来吧，这些聪明人，当他们说人类是万物灵长时，他们是在说自己是万众的灵长。那么很好，现在，平等了，他们终于发现有一天他们的聪明竟会一钱不值。现在让我们围观他们气得要死的样子。
现在，轮到他说了：我们必须考虑到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或许我们已经来到了未来，或许我们已经是人工智能的附属品。当然，我们有自我意识，但是，谁能断定，在那个谷歌或微软或百度的未来里，他们就不能让他们的产品具有自我意识呢？你怎么能够知道我们是不是机器人？我们可能已经被完美地赋予了自鸣得意的、傲慢的自我意识。
几个人一起恶狠狠地瞪着他。
他忽然想起，在一个典礼上，格非也曾谈起这个问题，大意是，也许终有一天，机器能够获得足够的智能，比人寫得更好，但是，他相信，人还是会选择读人的作品，因为这涉及认同。
他心里对着并不在场的格非说：也许，问题不在于诗人、小说家或学者是否会失业，问题在于，我们如此愿意想象这样的未来，因为，这是一种久违的感觉，那就是必将来临的、很可能无法抗拒的总体性，只不过，在这个总体里没有我们的位置，一个没有主体的总体性。
——他接着对会场上的人们说：
不要按照我们所熟知的那个笨拙的、机械的形象想象未来的智能，这个形象是机械时代的残留，我们把我们的形象赋予我们的造物，同时我们告诉自己，它终究是笨的，是低级的，是不会失控的。但无论阿尔法还是小冰，它们都并不依赖于那个笨拙的形体，那形体和它们毫无关系，它们在本质上就是一团巨大的数字云，是一个超级大脑，是无穷无尽的神经元，如此而已。
然后呢？
坐在对面的教授咄咄逼人地问。
他看着她的脸，他知道他的真正念头要承受一万次诅咒：然后，精神就终于摆脱了身体。释迦牟尼或黑格尔都曾经想象过这件事。相信我，这件事没那么可怕。至少，男人再不必健身，女人再不必美容。
会散了。他和他的对谈者们告别，他不能参加聚餐了，因为他要赶飞机。他来到了街上，走在阳光下、人群里，他是多么喜欢这简单的阳光、这热腾腾的人群。他在路边打开一辆摩拜单车，他并不是要前往机场，今天根本没有一架等着他的飞机。他只是想回家，喝一杯茶，安静地坐在电脑前。
“北京的冬天清刚峻利，站在风里，看远山平林。那树是槐是榆？叶落尽了，正可入画，北中国苍苍如铁的天空下，树把自身抽象为线条，向上，轻逸到无，如淡烟淡墨。
中国笔墨总要秋天、冬天才好。七分、十分萧瑟，万物清简，健身房里熬炼过，瘦骨清像，精神从一堆肉里拔出来，然后才可提笔，写字或者画画。”
他注视着屏幕上这几行字。他写不下去了，他一遍遍修改，每个字都被反复擦拭，如果是一块玉，都已经包出浆来了。
但是，他不知道接下去怎么办，怎么开始说到正题。
他要为欧阳江河和于明诠的书法展览写一个前言，可是，他真的无话可说。他不懂书法，他想，也许格非更应该举书法为例，电脑或者人工智能现在、此时就完全可以做得比人更好，比王羲之更完美，但是，人还是愿意让自己相信，只有笨拙的、不完美的人才能写出真正的好字。
问题在于，近一百年来，书法已经完全沦为了一种造型艺术——他把“沦为”这个词掂量了一下，有点恶毒地想：管他呢，就是“沦为”，它被切断了与日常书写的联系，谁还会用毛笔在素笺上写一封信？然后，更重要的，它把自己收藏进博物馆，它失去了与这个时代新鲜的、活着的文化经验之间的联系，你不能用毛笔抄写一首新诗或者一篇白话散文，这种艺术如此地依赖记忆——以至于它不再是现实。
在那个冬日，他看着欧阳和老于在宣纸上写胡适的文章、鲁迅的文章，写莫言、张炜的小说片断，写西川、翟永明的诗。
——这很像是招魂的仪式。
他想，这是另一种总体性危机。问题在于，这件事本来属于一个浑然的总体性世界。他想起，在颐和园听一个年轻的古文字学家谈《说文解字》，那不是一本字典，那是一个世界。许慎站在那里，还有那些让字在竹简上飞驰的书吏、那些抄经者，还有王羲之、颜真卿，还有那些诗人，还有那细腻的砚、澄心堂的纸，那些伫立在、倒卧在田野上、天地间的碑，他想，这是多么浑然的总体性，你抽出了一个线头，移走了一块砖，然后就散了塌了，收拾不起。
这是女娲补天啊，他想象着江河和老于，两个老头儿，挥着锄头，吭哧吭哧地补天补地，心想，这文章没法儿写了。
然后，他骑着摩拜行于北京的夜里。他喜欢这条路，清净坦荡，两边是树林。乘风而行，他想起三十多年前的夏天，那时他是少年。他刻毒地笑了，老家伙，你已经开始回忆，你曾是多么厌烦回忆，你已经忘了那么多事，有时你甚至怀疑你是否曾有过童年、少年和青年。可是现在，你回到那座村庄般的城市里，每天放学后，向南向西，穿过中山路，从桥西走向桥东，在展览馆前巨大的广场上向北走去，然后折而向西，经过棉纺厂、省第二医院，回到石岗路的家里。这个城市，你绕着它走了一圈。你每天这样走着，你心里在想什么？哦，别告诉我你在想未来，未来不过是近在眼前的高考，在这漫长的路上，你几乎什么都没想，你就是走在此时此刻，你沉迷于这种行进在、悬停在此时的感觉，以至于你每天都要这样走一圈。母亲只知道你在自习，所以回家晚了，如果她知道你在干什么，她一定会觉得未来一片黑暗。
悬停于此时，如同机场。他是多么喜欢飞机场啊。在这里，你至少学会了顺受一切，你无法作出决定，你也不必作出决定，远方的风雷决定一切，或者在某个办公室里正做出航空管制、流量控制的决定，他甚至喜欢这种命运未卜的感觉。他被告知，大雨正落于耀州的群山，雷在炸响，闪电在一瞬间照亮了柳公权的手，他的手和笔不曾抖动。不知蒋介石是否看过《溪山行旅图》，在多雨的台北，蒋曾否在那幅画前长久伫立？那是怎样的溪和怎样的山，行走在溪山之间的人们、衣衫褴褛的人们，他们创造未来的意志是如何在大地的褶皱中形成了洪流？
这是明亮的、整洁的、充满工业和技术气息的、未来派的大厅，设计此地的人必有洁癖，是摩羯座或者处女座，他们真的认为世界必须如此洁净和规则，他们甚至取消了吸烟室，他们拒绝考虑任何意外——其实意外才是世界本质的呈现，正如卢卡契认为马克思的真实意思是，总体性在危机中才能呈现出来。比如这一班飞机已经晚了六个小时，渐渐地，人们躁动起来，他们为天有不测风云而气愤，他们为世界变得混沦而咆哮，如果他们是烟民的话，他们马上就要歇斯底里。
他克制着烟瘾，走到巨大的落地窗前，看着外边。暮色降临大地，一切安祥。风雨远在远方，因而这里的悬停显得荒谬。
他忽然想起，他那本卢卡契丢在了哪里。那是晚上，在西湖边，在曲院风荷，湖的对岸有幽灯闪烁，天上下着微雨，那本书就放在那张木椅上。
他对自己说，我确信，那本因此而被水浸的书，现在又回到了我的手上。
2017年6月18日上午初稿
夜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