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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中国有1300多年的传教史。唐代“景教”传入华夏；元代“也里可温”（又名“十字教”）在中土盛极一时；明代中叶，随大航海时代来临，基督教重获来华传教契机。然而，前3次传教均偃旗息鼓。直至晚清，传教士与船坚炮利的殖民者一道，最终叩响了中华帝国的大门。
明末传教活动
欧洲冒险家扬帆远航、游历世界的地理大发现时代，东方明帝国的万历、天启两位皇帝却龟缩于深宫之中，醉迷黄老道学。旌旗飘扬的西方商船早已在中国东南沿海大门口游弋，明廷以“闭关锁国”为名，严禁西人擅自登岸。难以泯灭宣教意志的传教士凭借执著信念，开始在亚洲各国布施传道。1552年，葡萄牙传教士在日本传教斩获新功。与此同时，西班牙人沙勿略满怀信心地谋划在华传教。令人叹惋的是，沙勿略最终只登临了珠江三角洲西南面的上川岛。此岛距大陆触手可及，神父却只能望洋兴叹。不久，沙勿略罹患疾症，含恨离世。翌年，葡萄牙人贿赂明朝地方官员攫取澳门居住权，传教士便有了在华传教的基地。
1555年，一名叫巴莱多的神父为赎回葡萄牙水手与基督徒出狱，在广州停留两个多月。期间，巴莱多与广州名仕公开激辩，竟遭唾面恶语。1565年，巴莱多在澳门逗留两年后，一名叫培莱思的神父再入广州城。培莱思向广东布政司衙门递送中葡双语书函，请求中国政府允许他驻穗传教。传教士受布政使礼遇，茶歇闲话间，布政使问其是否精通汉语，培莱思直言不会，布政使抚须笑言：“那请您先做学生，学习我们的中国话以后再做我们的老师，给我们讲解你们的教义。”培莱思遂作罢。不过，返抵澳门后，培莱思创立了中国第一所耶稣会院，精心培养适合在华传教的神父，这便是享誉一时的圣保禄学院。培养熟稔汉语、通晓中华文化的神父，与耶稣会印度传教团视察员范礼安的想法不谋而合。范礼安未雨绸缪，行前留书指示，要求在华神父应勤学汉语，通晓中华礼教，为有朝一日在华传教蓄势待发。范礼安返回印度教区后，劝言有能力的神父前往澳门传教，这当中便有我们熟知的罗明坚与利玛窦等人。
1579年，罗明坚飘洋过海抵达澳门。遵照范礼安嘱托，罗明坚潜心研学汉语及中国文化，并拜一位中国画家为师。罗明坚经过刻苦研习，很快便掌握了1万多个汉字，并能够熟练阅读、写作及进行口语交流。1581年，罗明坚3次跟随葡萄牙商人进出广州城，颇得广州海道官员赏识，应允其在广州留宿，被粤人尊为“有中国文学修养的神父及老师”。1583年，罗明坚与利玛窦再次进入广州。凭借熟练的汉语和自鸣钟、三棱镜、金币等西洋器物，罗明坚打动了两广总督陈瑞，获得了传教士在中国内地的第一个居留地，即广东肇庆的天宁寺。为了入乡随俗，罗明坚与随行的巴范济神父仿照佛教僧人剃度刮须，这种主动融入中华文化的态度博得中国官员好感。继任两广总督的郭应聘甚至应准他“拨地建寺筑舍”的请求，向往来广州、澳门的传教士颁发“路照”准予通行。从此，传教士在内地可以合法地建立教堂，进行传教活动。罗明坚缜密考察沿海地貌，绘制详细地图，首次在欧洲出版了《中国地图集》。他还与利玛窦合作将儒学经典《四书》译成拉丁文，在罗马公开刊印。他还编纂了第一部中文版双语字典，即《葡华辞典》。
利玛窦在罗明坚之后抵达中国。利玛窦深知士大夫是中华帝国统治阶层的中流砥柱，为有助于传教，他广泛结交高级别官员，步入上层社交圈。与其交往甚密的有担任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的徐光启，太仆寺少卿李之藻和监察御史杨廷筠，这3人入教授洗，世称“圣教三柱石”。其余诸如内阁首辅沈一贯、吏部尚书李戴、礼部尚书冯琦、刑部尚书萧大亨等人虽未入教，但亦与利玛窦交往频繁。利玛窦不仅与朝廷重臣保持友善关系，还广结地方贤达文仕，如常熟籍名仕瞿太素，南昌籍名仕、著名理学家章潢，泉州籍名仕、泰州学派宗师李贽等。
对利玛窦而言，最大的幸事莫过于觐见中国皇帝。1601年1月，利玛窦献上的16件西洋奇珍异宝，尤其是自鸣钟与西洋琴，令万历皇帝爱不释手。由于宫中无人调试，传教士受宣定期进宫修缮。为给皇帝演奏西洋琴，利玛窦仿天主教赞美歌作曲8首，并填写中文歌词，编印《西琴八曲》。为此，利玛窦颇受万历皇帝宠幸，遂准其长期居留京城，并每4个月领俸银一次。利玛窦的最大功绩莫过于与徐光启合作编译了《几何原本》以及绘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幅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将西洋先进的天文、地理、算术等知识传授给士大夫。1608年，利玛窦着手撰写新著《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但并未成书，其于两年后患隐疾在北京逝世，并成为第一个经皇帝允准在中国安葬的外国人。多年后，利玛窦所遗存札记被寓居北京的金尼阁神父发现，并整理成书带回欧洲。据传，金尼阁神父首次将《诗经》译成西语，他还穿着汉服出入欧洲贵族举办的各种社交场合，借以宣扬利玛窦及其他传教士在华传教的功绩，使得西方社会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大批年轻传教士慕名申请赴华传教。然而风云变幻，没等传教士接踵来华，万历末年掀起的一场狂风暴雨般的教案使一切戛然而止。
获准传教以来，囿于中西方文化差异，保守的士大夫始终对洋教心怀芥蒂。利玛窦时代的传教士本着海纳百川的进取之心，积极学习并接受中华传统礼教。然而在他之后，受罗马教廷影响，来华传教士急于将中国信徒改造为彻底的基督徒，以维护基督教的纯洁。传教士严厉斥责尊儒崇佛思想，罔顾亲情伦理，严禁教民参与尊孔、拜佛、祭祖等活动，激起了士绅与官僚的强烈抵制。1616年，南京礼部侍郎沈灌连续3次上疏万历皇帝，历数传教士以夷变夏、僭越儒礼、亵渎先祖的行为。迫于舆论压力，明廷决心禁教。大批传教士被驱逐至澳门，公开的传教活动被勒令取缔。崇祯末年，因钦天监官员无法测算日蚀、月蚀，遂不得已求助西洋传教士。当时，随金尼阁一同来华的有5名传教士，尤以汤若望和邓玉函精通历法。1629年，邓玉函经人举荐，在京开设历局，着手编纂《崇祯历书》；他还将西方讲授人体结构与生理学知识的《人身说概》及介绍力学和机械学知识的《奇器图说》介绍到中国。翌年，邓玉函辞世，汤若望接替他的工作，5年后《崇祯历书》终于完成，这部历书堪称是对中国天文学较为科学化的一次革新。 清初的传教活动
《崇祯历书》问世后10年，清朝取代明朝得天下。依照封建王朝的传统，新的统治者需树立正统地位暗合天理，制定新历法成为当务之急，即“颁正塑，以告天下”。汤若望因具备天文知识及制定历法的经验，被清王朝当政者所倚重。1644年，汤若望将旧时的《崇祯历书》删编成《时宪历》呈给摄政王多尔衮，当即获得认可，并被钦命为钦天监监正。新朝鼎立，传教士颇受清王朝当政者恩宠。然而好景不长，康熙皇帝即位后，权宦鳌拜执掌朝纲，鳌拜抗拒西学，公然反对传教士活动，最终酿成“康熙教案”，也称“康熙历狱”。
1664年，前明旧臣杨光先诬告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意图谋反，荒谬提出“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1665年，在鳌拜的暗中支持下，杨光先上疏准以廷议，结果判处汤若望凌迟，南怀仁流放，钦天监中与传教士合作的中国人李祖白等亦判问斩，史称“康熙教案”。在孝庄皇太后的积极斡旋下，汤若望、南怀仁等人才免遭一难。“康熙教案”后，杨光先被清廷任命为钦天监副监，但杨光先对历法一窍不通，于是再三请辞。然而，清政府非但没有责备他，反而擢升他为钦天监监正，杨光先无奈上任。1668年康熙皇帝亲政，鳌拜乱党倾覆。康熙皇帝洞察杨光先确实无法胜任历法推算之职，遂复用南怀仁。南怀仁以事实佐证西洋历法的准确度，于次年历法推算竞赛中战胜杨光先、吴明烜的“回回历”。
1669年，鳌拜势力被彻底铲除，汤若望平反昭雪，外国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一度复燃。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编纂有《中国贤哲孔子》一书，此书涵盖《大学》《中庸》《论语》等经典，主要向西方介绍中华儒学，让西方人深入了解孔子在中国的崇高地位及生平事迹，书中盛赞孔子为“道德及政治哲学上的最博学的大师和先知”。法国马若瑟神父将元曲《赵氏孤儿》译成法语在欧洲广为流布，给西方文人展示了中华文明的道德精髓，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启蒙运动发起者伏尔泰以此为蓝本，编撰了流传于世的《中国孤儿》。这部宣扬中国传统道德和文化的作品轰动了法国剧坛，随后英国、意大利等国陆续上演类似剧作。可以说，一部《赵氏孤儿》的译本已然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行者。法国巴多明神父在华期间细致研读李时珍所撰《本草纲目》，返抵欧洲后，他在给法国科学院的报告中周详介绍了大黄、冬虫夏草、三七、阿胶等中草药的药性及用法。
传教士与清廷的密切交往未能挽回在华传教士惨遭驱逐的厄运。罗马教廷再度迫不及待地禁绝信徒参与敬天、祭祖、祀孔等活动，摒弃了利玛窦遵行的“合儒”“补儒”“超儒”的传教方针，这种泯灭中华文化根基的做法引起了康熙皇帝与权臣们的不满。1717年，康熙皇帝敕令只有授予信票的传教士方能驻跸中国，但禁止一切传教活动。后来，部分传教士卷入康熙末年的夺位之争。雍正皇帝即位后，出于对部分传教士在夺位之争中支持其他皇子的不满，便对传教士大肆鞑伐，勒令教徒弃教，剪灭了基督教的在华势力。此后，除在天文历法和绘画领域有些许传教士外，其他中西文化交流一概禁绝。而此时的欧洲正酝酿着史无前例的社会革命，中国却与世界文明革新时代失之交臂，以致东西方裂隙越来越深。（未完待续）
明末传教活动
欧洲冒险家扬帆远航、游历世界的地理大发现时代，东方明帝国的万历、天启两位皇帝却龟缩于深宫之中，醉迷黄老道学。旌旗飘扬的西方商船早已在中国东南沿海大门口游弋，明廷以“闭关锁国”为名，严禁西人擅自登岸。难以泯灭宣教意志的传教士凭借执著信念，开始在亚洲各国布施传道。1552年，葡萄牙传教士在日本传教斩获新功。与此同时，西班牙人沙勿略满怀信心地谋划在华传教。令人叹惋的是，沙勿略最终只登临了珠江三角洲西南面的上川岛。此岛距大陆触手可及，神父却只能望洋兴叹。不久，沙勿略罹患疾症，含恨离世。翌年，葡萄牙人贿赂明朝地方官员攫取澳门居住权，传教士便有了在华传教的基地。
1555年，一名叫巴莱多的神父为赎回葡萄牙水手与基督徒出狱，在广州停留两个多月。期间，巴莱多与广州名仕公开激辩，竟遭唾面恶语。1565年，巴莱多在澳门逗留两年后，一名叫培莱思的神父再入广州城。培莱思向广东布政司衙门递送中葡双语书函，请求中国政府允许他驻穗传教。传教士受布政使礼遇，茶歇闲话间，布政使问其是否精通汉语，培莱思直言不会，布政使抚须笑言：“那请您先做学生，学习我们的中国话以后再做我们的老师，给我们讲解你们的教义。”培莱思遂作罢。不过，返抵澳门后，培莱思创立了中国第一所耶稣会院，精心培养适合在华传教的神父，这便是享誉一时的圣保禄学院。培养熟稔汉语、通晓中华文化的神父，与耶稣会印度传教团视察员范礼安的想法不谋而合。范礼安未雨绸缪，行前留书指示，要求在华神父应勤学汉语，通晓中华礼教，为有朝一日在华传教蓄势待发。范礼安返回印度教区后，劝言有能力的神父前往澳门传教，这当中便有我们熟知的罗明坚与利玛窦等人。
1579年，罗明坚飘洋过海抵达澳门。遵照范礼安嘱托，罗明坚潜心研学汉语及中国文化，并拜一位中国画家为师。罗明坚经过刻苦研习，很快便掌握了1万多个汉字，并能够熟练阅读、写作及进行口语交流。1581年，罗明坚3次跟随葡萄牙商人进出广州城，颇得广州海道官员赏识，应允其在广州留宿，被粤人尊为“有中国文学修养的神父及老师”。1583年，罗明坚与利玛窦再次进入广州。凭借熟练的汉语和自鸣钟、三棱镜、金币等西洋器物，罗明坚打动了两广总督陈瑞，获得了传教士在中国内地的第一个居留地，即广东肇庆的天宁寺。为了入乡随俗，罗明坚与随行的巴范济神父仿照佛教僧人剃度刮须，这种主动融入中华文化的态度博得中国官员好感。继任两广总督的郭应聘甚至应准他“拨地建寺筑舍”的请求，向往来广州、澳门的传教士颁发“路照”准予通行。从此，传教士在内地可以合法地建立教堂，进行传教活动。罗明坚缜密考察沿海地貌，绘制详细地图，首次在欧洲出版了《中国地图集》。他还与利玛窦合作将儒学经典《四书》译成拉丁文，在罗马公开刊印。他还编纂了第一部中文版双语字典，即《葡华辞典》。
利玛窦在罗明坚之后抵达中国。利玛窦深知士大夫是中华帝国统治阶层的中流砥柱，为有助于传教，他广泛结交高级别官员，步入上层社交圈。与其交往甚密的有担任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的徐光启，太仆寺少卿李之藻和监察御史杨廷筠，这3人入教授洗，世称“圣教三柱石”。其余诸如内阁首辅沈一贯、吏部尚书李戴、礼部尚书冯琦、刑部尚书萧大亨等人虽未入教，但亦与利玛窦交往频繁。利玛窦不仅与朝廷重臣保持友善关系，还广结地方贤达文仕，如常熟籍名仕瞿太素，南昌籍名仕、著名理学家章潢，泉州籍名仕、泰州学派宗师李贽等。
对利玛窦而言，最大的幸事莫过于觐见中国皇帝。1601年1月，利玛窦献上的16件西洋奇珍异宝，尤其是自鸣钟与西洋琴，令万历皇帝爱不释手。由于宫中无人调试，传教士受宣定期进宫修缮。为给皇帝演奏西洋琴，利玛窦仿天主教赞美歌作曲8首，并填写中文歌词，编印《西琴八曲》。为此，利玛窦颇受万历皇帝宠幸，遂准其长期居留京城，并每4个月领俸银一次。利玛窦的最大功绩莫过于与徐光启合作编译了《几何原本》以及绘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幅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将西洋先进的天文、地理、算术等知识传授给士大夫。1608年，利玛窦着手撰写新著《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但并未成书，其于两年后患隐疾在北京逝世，并成为第一个经皇帝允准在中国安葬的外国人。多年后，利玛窦所遗存札记被寓居北京的金尼阁神父发现，并整理成书带回欧洲。据传，金尼阁神父首次将《诗经》译成西语，他还穿着汉服出入欧洲贵族举办的各种社交场合，借以宣扬利玛窦及其他传教士在华传教的功绩，使得西方社会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大批年轻传教士慕名申请赴华传教。然而风云变幻，没等传教士接踵来华，万历末年掀起的一场狂风暴雨般的教案使一切戛然而止。
获准传教以来，囿于中西方文化差异，保守的士大夫始终对洋教心怀芥蒂。利玛窦时代的传教士本着海纳百川的进取之心，积极学习并接受中华传统礼教。然而在他之后，受罗马教廷影响，来华传教士急于将中国信徒改造为彻底的基督徒，以维护基督教的纯洁。传教士严厉斥责尊儒崇佛思想，罔顾亲情伦理，严禁教民参与尊孔、拜佛、祭祖等活动，激起了士绅与官僚的强烈抵制。1616年，南京礼部侍郎沈灌连续3次上疏万历皇帝，历数传教士以夷变夏、僭越儒礼、亵渎先祖的行为。迫于舆论压力，明廷决心禁教。大批传教士被驱逐至澳门，公开的传教活动被勒令取缔。崇祯末年，因钦天监官员无法测算日蚀、月蚀，遂不得已求助西洋传教士。当时，随金尼阁一同来华的有5名传教士，尤以汤若望和邓玉函精通历法。1629年，邓玉函经人举荐，在京开设历局，着手编纂《崇祯历书》；他还将西方讲授人体结构与生理学知识的《人身说概》及介绍力学和机械学知识的《奇器图说》介绍到中国。翌年，邓玉函辞世，汤若望接替他的工作，5年后《崇祯历书》终于完成，这部历书堪称是对中国天文学较为科学化的一次革新。 清初的传教活动
《崇祯历书》问世后10年，清朝取代明朝得天下。依照封建王朝的传统，新的统治者需树立正统地位暗合天理，制定新历法成为当务之急，即“颁正塑，以告天下”。汤若望因具备天文知识及制定历法的经验，被清王朝当政者所倚重。1644年，汤若望将旧时的《崇祯历书》删编成《时宪历》呈给摄政王多尔衮，当即获得认可，并被钦命为钦天监监正。新朝鼎立，传教士颇受清王朝当政者恩宠。然而好景不长，康熙皇帝即位后，权宦鳌拜执掌朝纲，鳌拜抗拒西学，公然反对传教士活动，最终酿成“康熙教案”，也称“康熙历狱”。
1664年，前明旧臣杨光先诬告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意图谋反，荒谬提出“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1665年，在鳌拜的暗中支持下，杨光先上疏准以廷议，结果判处汤若望凌迟，南怀仁流放，钦天监中与传教士合作的中国人李祖白等亦判问斩，史称“康熙教案”。在孝庄皇太后的积极斡旋下，汤若望、南怀仁等人才免遭一难。“康熙教案”后，杨光先被清廷任命为钦天监副监，但杨光先对历法一窍不通，于是再三请辞。然而，清政府非但没有责备他，反而擢升他为钦天监监正，杨光先无奈上任。1668年康熙皇帝亲政，鳌拜乱党倾覆。康熙皇帝洞察杨光先确实无法胜任历法推算之职，遂复用南怀仁。南怀仁以事实佐证西洋历法的准确度，于次年历法推算竞赛中战胜杨光先、吴明烜的“回回历”。
1669年，鳌拜势力被彻底铲除，汤若望平反昭雪，外国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一度复燃。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编纂有《中国贤哲孔子》一书，此书涵盖《大学》《中庸》《论语》等经典，主要向西方介绍中华儒学，让西方人深入了解孔子在中国的崇高地位及生平事迹，书中盛赞孔子为“道德及政治哲学上的最博学的大师和先知”。法国马若瑟神父将元曲《赵氏孤儿》译成法语在欧洲广为流布，给西方文人展示了中华文明的道德精髓，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启蒙运动发起者伏尔泰以此为蓝本，编撰了流传于世的《中国孤儿》。这部宣扬中国传统道德和文化的作品轰动了法国剧坛，随后英国、意大利等国陆续上演类似剧作。可以说，一部《赵氏孤儿》的译本已然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行者。法国巴多明神父在华期间细致研读李时珍所撰《本草纲目》，返抵欧洲后，他在给法国科学院的报告中周详介绍了大黄、冬虫夏草、三七、阿胶等中草药的药性及用法。
传教士与清廷的密切交往未能挽回在华传教士惨遭驱逐的厄运。罗马教廷再度迫不及待地禁绝信徒参与敬天、祭祖、祀孔等活动，摒弃了利玛窦遵行的“合儒”“补儒”“超儒”的传教方针，这种泯灭中华文化根基的做法引起了康熙皇帝与权臣们的不满。1717年，康熙皇帝敕令只有授予信票的传教士方能驻跸中国，但禁止一切传教活动。后来，部分传教士卷入康熙末年的夺位之争。雍正皇帝即位后，出于对部分传教士在夺位之争中支持其他皇子的不满，便对传教士大肆鞑伐，勒令教徒弃教，剪灭了基督教的在华势力。此后，除在天文历法和绘画领域有些许传教士外，其他中西文化交流一概禁绝。而此时的欧洲正酝酿着史无前例的社会革命，中国却与世界文明革新时代失之交臂，以致东西方裂隙越来越深。（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