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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风暴来临之际,一些企业的日子不好过,情急之下,裁员便成了一个方便的选择,美其名曰“瘦身”。一些文化事业单位搞改革,也时不时地祭出“裁员”大棒,以从反面教育员工努力工作。其实,上至一国,下至一单位,裁员之事的利弊得失向来不可一概而论。它与事业成败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就国家而言,裁撤冗员可达到精兵简政、提高效率、节约财政的目的,如用之得当,必会极大地促进社会发展。这一点,唐太宗李世民的裁员之举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贞观元年(627年),刚刚当上皇帝的李世民就着手裁员,他对房玄龄说:“朕近日读书,多见古人遗训,谓官在得人,不在员多……若得其善者,虽少亦中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然后表示,朝廷机构臃肿,人员编制太多,让房玄龄、杜如晦负责“裁员”,并要房、杜贯彻“任人唯贤”的原则。
淘汰冗官向来就是一件得罪人的事,房玄龄、杜如晦在执行“裁员”任务的过程中也遇到了阻力。最大的阻力就来自李世民的旧部——原来秦王府中的人。这些人早就追随李世民,如今,李世民当上了皇帝,他们本指望着得到高官厚禄,现在可好,反倒被裁,他们岂能没有怨言?
无奈之下,房玄龄找到李世民,请李世民最终定夺。李世民坚决支持裁员工作,他说:“人君当以天下为公,而不能为己之私产。古者治国,皆明此理。如今朕与卿等衣食皆出于百姓,怎能不为百姓着想?……若徇私情,不问才学,岂是至公之道?”有了皇帝撑腰,房玄龄、杜如晦的胆子就壮了,他们开始大刀阔斧地精简机构、裁撤冗员。最后,房玄龄、杜如晦将京官由原来的2000多名裁减为643人。同时,针对因州县设置剧增而造成的百姓少、官吏多的状况,对地方行政机构也“大加并省(裁减)”,裁并了许多州县,把全国划分为10道,共设300余州,1500余县。此次精简机构、裁撤冗员是历史上非常成功的一次行政改革,为后来的贞观之治奠定了良好的行政基础。
与唐朝中央官员的精干相比,宋朝的官僚机构臃肿,冗员颇多,所以,宋朝尽管商业比较发达,但财政压力一直很重。而且,臃肿的官僚机构和大量的冗官必然导致官员之间相互扯皮、内耗严重、效率低下,行政腐败和派系纷争也由此而生。还是以数字来说明,唐太宗时,中央官员仅有 643人,可到了宋仁宗时期,中央官员就超过了1.7万人。有宋一朝,偏安一隅,军事上受外敌侵扰,国事难以振作,这与机构臃肿、冗员过多关系极大。可见,该裁员之时不裁员是不对的。
但是,若不认真分析情况,遇到财政困难就裁员,以为裁员是“脱贫”的不二法门,那就大错特错了。明朝的历史又可提供这方面的佐证。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封自己的9个儿子为亲王(太子除外),亲王有自己的藩国,到一定的年龄就要到封地“就国”。他们不担任任何职务,也不从事任何文武活动,却要每年从国家那里接受一万石的俸禄。亲王有王府,王府里有大量的服务人员,这些人员也需要国家供养。朱元璋的这套制度为明朝的历代皇帝所沿袭,除继承皇位外,皇帝的儿子自然成为亲王,亲王的爵位还可继承,于是亲王越来越多,到最后,明朝竟设了60多个亲王的头衔。亲王之外,其他的皇亲(公主、郡王等)也越来越多,明朝给官员的俸禄很少,但是对皇亲却慷慨大方。只要是皇亲,不论男女,都可终生从国库领取丰厚的俸禄。这样,皇亲的人数越来越多,皇亲的俸禄也就成了国家的一个沉重的财政负担。
有学者估算,在明朝的最后几年,国家俸禄册里列出的皇亲有10万人之多,而同时期的中央官员(京官)是1.5万人。1562年,全国各地上交国家的田赋共有400万石,可朝廷支付各地亲王及皇亲的俸禄则为800万石,用现在的话说,皇亲们一年的消耗竟然等于两年的全国农业税!粗略估算,国家财富的30%—40%都被皇亲所耗费。
到了明朝晚期,财政出现了困难,朝廷开始裁员以摆脱危机,但有趣的是,裁员的对象不是消耗了国家巨大财富的皇亲,而是最基层的工作人员——驿站小吏。朝廷打着节约的名义裁撤驿站。在汉、唐之时,驿站之间的距离多为30里,明朝裁撤之后,驿站数量减少,驿站之间的距离改为60里,后来,驿站越撤越少,驿站之间的距离也就越来越大,有的甚至到了200里以上。裁撤驿站确实节约了朝廷的财政开支,据测算,崇祯朝裁撤了三分之一的驿站之后,节省国库开支10万两白银。但是,裁撤驿站之后,驿站的服务质量严重缩水,很多官员也因忍受不了长距离的跋涉而放弃了必要的巡视检查工作,导致了惰政的进一步滋长。同时,被裁的大批驿站小吏成为失业人员,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了官路上的劫匪,严重地危害着社会稳定。更关键的是,就在崇祯皇帝的一次大规模裁撤驿站的行动中,驿站小吏李自成被迫下岗。后来,对朝廷充满仇恨的李自成揭竿而起,领导了农民起义,给原本孱弱的明朝以致命一击。当李自成率领大军攻占北京之际,当初以裁员成功而得意的崇祯皇帝就只得上吊自尽了。
纵观历史上的裁员经验,我们可以看出,裁员本身并无好坏,但裁员的方向却事关成败。唐太宗李世民裁员,先拿自己秦王府的旧部开刀,刀口向上,“裁员不避亲”,最后,不仅裁员成功了,而且裁员还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反观明朝的裁员,刀口向下,“只裁小吏不裁皇亲”,名为财政改革,实为转移社会矛盾。结果,社会矛盾不仅没被解决,反而被激化了。对比之下,二者真是判若云泥。
一句话,裁员之事要思量,像宋朝那样,任由冗员过多和机构臃肿不管,该出手时不出手不行;像明朝那样,该对皇亲下手却非要对底层小吏动刀,裁员的方向不对也不行。只有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样,不但问题看得准,而且方向也选得对,这样,“该出手时就出手”,裁员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就国家而言,裁撤冗员可达到精兵简政、提高效率、节约财政的目的,如用之得当,必会极大地促进社会发展。这一点,唐太宗李世民的裁员之举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贞观元年(627年),刚刚当上皇帝的李世民就着手裁员,他对房玄龄说:“朕近日读书,多见古人遗训,谓官在得人,不在员多……若得其善者,虽少亦中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然后表示,朝廷机构臃肿,人员编制太多,让房玄龄、杜如晦负责“裁员”,并要房、杜贯彻“任人唯贤”的原则。
淘汰冗官向来就是一件得罪人的事,房玄龄、杜如晦在执行“裁员”任务的过程中也遇到了阻力。最大的阻力就来自李世民的旧部——原来秦王府中的人。这些人早就追随李世民,如今,李世民当上了皇帝,他们本指望着得到高官厚禄,现在可好,反倒被裁,他们岂能没有怨言?
无奈之下,房玄龄找到李世民,请李世民最终定夺。李世民坚决支持裁员工作,他说:“人君当以天下为公,而不能为己之私产。古者治国,皆明此理。如今朕与卿等衣食皆出于百姓,怎能不为百姓着想?……若徇私情,不问才学,岂是至公之道?”有了皇帝撑腰,房玄龄、杜如晦的胆子就壮了,他们开始大刀阔斧地精简机构、裁撤冗员。最后,房玄龄、杜如晦将京官由原来的2000多名裁减为643人。同时,针对因州县设置剧增而造成的百姓少、官吏多的状况,对地方行政机构也“大加并省(裁减)”,裁并了许多州县,把全国划分为10道,共设300余州,1500余县。此次精简机构、裁撤冗员是历史上非常成功的一次行政改革,为后来的贞观之治奠定了良好的行政基础。
与唐朝中央官员的精干相比,宋朝的官僚机构臃肿,冗员颇多,所以,宋朝尽管商业比较发达,但财政压力一直很重。而且,臃肿的官僚机构和大量的冗官必然导致官员之间相互扯皮、内耗严重、效率低下,行政腐败和派系纷争也由此而生。还是以数字来说明,唐太宗时,中央官员仅有 643人,可到了宋仁宗时期,中央官员就超过了1.7万人。有宋一朝,偏安一隅,军事上受外敌侵扰,国事难以振作,这与机构臃肿、冗员过多关系极大。可见,该裁员之时不裁员是不对的。
但是,若不认真分析情况,遇到财政困难就裁员,以为裁员是“脱贫”的不二法门,那就大错特错了。明朝的历史又可提供这方面的佐证。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封自己的9个儿子为亲王(太子除外),亲王有自己的藩国,到一定的年龄就要到封地“就国”。他们不担任任何职务,也不从事任何文武活动,却要每年从国家那里接受一万石的俸禄。亲王有王府,王府里有大量的服务人员,这些人员也需要国家供养。朱元璋的这套制度为明朝的历代皇帝所沿袭,除继承皇位外,皇帝的儿子自然成为亲王,亲王的爵位还可继承,于是亲王越来越多,到最后,明朝竟设了60多个亲王的头衔。亲王之外,其他的皇亲(公主、郡王等)也越来越多,明朝给官员的俸禄很少,但是对皇亲却慷慨大方。只要是皇亲,不论男女,都可终生从国库领取丰厚的俸禄。这样,皇亲的人数越来越多,皇亲的俸禄也就成了国家的一个沉重的财政负担。
有学者估算,在明朝的最后几年,国家俸禄册里列出的皇亲有10万人之多,而同时期的中央官员(京官)是1.5万人。1562年,全国各地上交国家的田赋共有400万石,可朝廷支付各地亲王及皇亲的俸禄则为800万石,用现在的话说,皇亲们一年的消耗竟然等于两年的全国农业税!粗略估算,国家财富的30%—40%都被皇亲所耗费。
到了明朝晚期,财政出现了困难,朝廷开始裁员以摆脱危机,但有趣的是,裁员的对象不是消耗了国家巨大财富的皇亲,而是最基层的工作人员——驿站小吏。朝廷打着节约的名义裁撤驿站。在汉、唐之时,驿站之间的距离多为30里,明朝裁撤之后,驿站数量减少,驿站之间的距离改为60里,后来,驿站越撤越少,驿站之间的距离也就越来越大,有的甚至到了200里以上。裁撤驿站确实节约了朝廷的财政开支,据测算,崇祯朝裁撤了三分之一的驿站之后,节省国库开支10万两白银。但是,裁撤驿站之后,驿站的服务质量严重缩水,很多官员也因忍受不了长距离的跋涉而放弃了必要的巡视检查工作,导致了惰政的进一步滋长。同时,被裁的大批驿站小吏成为失业人员,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了官路上的劫匪,严重地危害着社会稳定。更关键的是,就在崇祯皇帝的一次大规模裁撤驿站的行动中,驿站小吏李自成被迫下岗。后来,对朝廷充满仇恨的李自成揭竿而起,领导了农民起义,给原本孱弱的明朝以致命一击。当李自成率领大军攻占北京之际,当初以裁员成功而得意的崇祯皇帝就只得上吊自尽了。
纵观历史上的裁员经验,我们可以看出,裁员本身并无好坏,但裁员的方向却事关成败。唐太宗李世民裁员,先拿自己秦王府的旧部开刀,刀口向上,“裁员不避亲”,最后,不仅裁员成功了,而且裁员还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反观明朝的裁员,刀口向下,“只裁小吏不裁皇亲”,名为财政改革,实为转移社会矛盾。结果,社会矛盾不仅没被解决,反而被激化了。对比之下,二者真是判若云泥。
一句话,裁员之事要思量,像宋朝那样,任由冗员过多和机构臃肿不管,该出手时不出手不行;像明朝那样,该对皇亲下手却非要对底层小吏动刀,裁员的方向不对也不行。只有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样,不但问题看得准,而且方向也选得对,这样,“该出手时就出手”,裁员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