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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社会各界对乡村问题的认知歧异以及思想理论资源的差异，民国社会各界形成了各种关于乡村问题的理论主张及其改造方案。但是，农村合作运动是贯穿于农村合作派、乡村建设派、中国农村派等理论派别的乡村改造方案与具体实践中的基本模式和共享资源，体现了社会各界在合作运动认知上的共同选择；早期的农村社会学也对合作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视之为乡土重建的组织载体。把合作运动纳入自己的改造方案之中，试图以合作理念改造乡村民众、以合作组织复兴乡村经济，成为致力于乡村建设与乡村改造的政学农商各界、各派的共同理论追求和实践诉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农村合作运动对于民国乡村社会建设而言，是一个涉及乡村改造理念、模式与路径的全方位社会经济运动。
[关键词] 合作运动，乡村建设，乡村改造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3）02-0021-07
近年来，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成为学界探讨的热点学术问题，这既是20世纪以来乡村问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重要地位的反映，也是学界将新农村建设与历史上的乡村建设加以联结、获取历史借鉴的现实回应。但是，在目前乡村建设运动问题的研究中，学界甚少关注的一个问题是社会各界乡村改造方案的研究，既往的研究也往往更关注于乡村建设派理论的差异与分歧。①如果将关注的视野超越乡村建设派，我们可以发现，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危机与困厄的加剧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基于社会各界对乡村问题的认知歧异以及思想理论资源的差异，形成了各不相同的理论主张及其乡村改造方案。社会各界的乡村改造方案，或侧重土地问题，或侧重农业生产技术改良，或侧重合作经济运动，或侧重教育改造，形成农村合作派、中国农村派、乡村建设派等众多理论流派。但是，无论各个理论派别对中国乡村问题的根源认识如何不同，理论资源的借取如何各异，我们可以发现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无一否认合作运动对中国乡村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均把合作运动纳入自己的改造方案之中。②本文即以社会各界的乡村改造方案与合作运动的关系为考察中心，在学术史层面上就20世纪前期合作运动在中国乡村建设中的意义做一系统梳理。
本文认为，在1920—1940年代之间，农村合作派是一个广泛吸纳学界、政界与金融界人士的理论派别，其对中国乡村合作运动发展的影响相当深远，不仅体现在相当一批农村合作派学者进入政界，直接从事农村合作运动的规划与指导，如王世颖、寿勉成、陈仲明、章元善等；而且体现为农村合作派的理论主张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国民政府农村合作政策体系的决策来源。具体而言，农村合作派包括：秉持农村合作理念的归国留学生、积极宣传合作主义的知识分子、进入政界的合作主义者、金融界的农村金融（信用合作）派等。农村合作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王世颖、寿勉成、王志莘、侯厚培、侯哲■、伍玉璋、童玉民、孙锡麒、唐启宇、罗虔英、陈仲明、王作田、李安陆、文群、郑厚博等。他们大多具有留学经历，系统接受西方农业经济学训练，并对合作运动倾注了大量精力。同时，他们中的不少人进入政界，成为中国合作行政系统的主要主持者；或者处于学界与政界之间，积极为中国农村合作运动的发展摇旗呐喊。
目前学界对民国时期乡村发展理论派别的讨论中，农村合作派实际上并未得到应有关注。农村合作派是与中国农村派、乡村建设派和农业生产技术改革派并列的20世纪前期关注乡村问题的理论派别之一。并且由于国民政府将合作运动作为重要的乡村复兴政策加以推行，因此农村合作派得以进入政界，依靠既有体制力量推行合作政策与合作运动，这也使农村合作派在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上，与其他各派很不相同。
农村合作派的主要贡献，首先在于认定合作运动乃是中国乡村发展的最佳选择，以合作运动实现乡村社会经济的改造与发展。最早从事合作主义宣传与传播的《平民周刊》与《平民》学社，从1920年起开始关注合作运动与农村、农民的关系，可以说是西方合作思想与中国乡村对接的起点。近代中国合作运动从城市经济结社运动向农村合作运动的转变，也符合世界合作运动发展的历史趋势。“证诸世界各国合作运动发展的历史，经济先进国家每自消费合作开始，而经济后进国家，则以农业合作为重心。因此，中国的合作运动，其发展的区域偏重于农村，其组织的社会基础着重于农民，而其涉及的生产部门主要的是农业。”①信用、生产、运销、利用合作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推向中国广大乡村，20世纪30年代，通过合作制度实现乡村手工业的现代转化，是合作学界的基本主张之一。“要救起日渐衰落的农村手工业，只有建立一种能够改善其组织与技术之新乡村工业制度。合作制度便是各方同声提倡的一种，也可以说是唯一适合的制度”。②寿勉成也提倡以合作路线实现乡村的工业化，认为“农村工业化的正确路线，无疑是合作”。③
其次，农村合作派为国民政府农村合作政策提供足资利用的合作思想资源。被誉为“中国合作之父”的薛仙舟，于1927年6月就拟定了《中国合作化方案》，提出了以民生主义为基础的合作方案。它如1931年中国合作学社第三届苏州年会上通过的“以合作方式繁荣农村方案”，即由王世颖、王志莘、侯厚培等呈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党中执委随即转饬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发交实业部与教育部就分管部分酌予采纳。④
第三，农村合作派是民国时期一支重要的乡村社会改进与变革力量。农村合作派在国民政府合作行政体系中也居于重要地位，不仅王世颖与寿勉成进入中央合作行政体系，分别成为经济（社会）部首任和第二任合作事业管理局局长，陈仲明、文群、唐启宇等亦是浙江、江西、江苏诸省合作主管机关的主要负责人。金融界人士如吴承禧等对农村信用合作的发展不无贡献，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银行系的吴承禧，与兄长吴景超的学术关怀迥异，积极倡导推进现代农业金融、建立合作金融体系。伴随华洋义赈会农村合作实践的章元善、于永滋（树德）等人则成为合作运动进入中国乡村的奠基者。1915年即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章元善，因其在华洋义赈会从事农村合作的出色表现，而被国民政府聘任为实业部合作司司长，对于主持1930年代中期的中国合作行政不无贡献。1920-1921年，于永滋即连续发表《农荒预防与产业协济会》（《东方杂志》第17卷第20、21号，1920年10月25日、11月10日）；《产业协济会之经营》（《东方杂志》第18卷第3号，1921年2月10日）；《我国古代之农荒预防策——常平仓义仓和社仓》（《东方杂志》第18卷第14、15号，1921年7月25日、8月10日）等文章，倡导以合作社组织（产业协济会）作为防治农荒、救治灾荒的现代防灾救灾思想。于树德还积极从事合作实务的研究指导，1920年6月于树德著成《信用合作社经营论》，对信用合作详细研求，约30余万字；1921年著成约40万字的《产业合作社经营论》。 第四，民国时期学术机构对合作运动的关注，使其培养出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本土合作研究人才，如1937年自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生毕业的李文伯、梁思达、黄肇兴，即对中国的信用合作与棉花运销合作首次进行学术层面的专题研究。①
20世纪前期，农村合作派的学理研究与社会各界对合作运动的倡导扶助相结合，形成了20世纪中国乡村合作运动的第一次高潮。截止到1949年2月，中国“合作社数高达十七万余单位，社员二千四百五十余万人，每一社员代表一户，每户平均以五人计，计有一亿二千余万人，约占当时全国总人口四分之一，其发展之速，成就之大，实世所罕见”。②农村合作运动已经将大约1/4的农户纳入合作组织中，足见农村合作运动发展的强劲势头。不仅如此，合作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其实一直贯穿在乡村建设派、甚至中国农村派的乡村实践之中，合作运动成为致力于乡村改进各派的共用与共享模式。
1920—1940年代，青睐于乡村合作事业的还有乡村建设派。20世纪二三十年代风起云涌的乡村建设运动，吸引了众多社会团体和知识分子的参与。据实业部1934年的调查，全国是年已有六百余团体从事农村工作，有一千多处从事实验。③这些从事乡村建设、乡村改进和农业推广的团体机关及其参与者，笼统的可以称之为乡村建设派，其中，又以晏阳初、梁漱溟、高践四等为代表。诚然，农村合作运动不是他们从事农村事业的主要追求，但是他们的许多乡村事业却是通过合作组织而进入乡村的。
毋庸讳言，合作运动本身就是梁漱溟与晏阳初所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容之一。粱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即认为，中国是出名的散而弱的社会，没有大工业都是小工业，农村中也多是小作农；无疑的也都是散者弱者。在此国际竞争底下无法不走合作社的路。……中国经济建设的前途，全靠合作。④此外，梁漱溟还发表《中国合作运动之路向》一文，对中国合作运动的发展路向提出应“以生产合作、利用合作为主为要”。⑤在《乡村建设与合作》一文里，梁漱溟则表达了其“改造乡村经济的路子在合作的思想”。⑥以合作运动为中心从事乡村经济建设，是梁漱溟主持的山东乡村建设的基本思路。梁漱溟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就是合作社的建设，乡村运动正以合作运动为其中心工作。”⑦“所以我看中国果然要进行经济建设，头一着就当有计划地大规模推行合作于全国乡村，要于短期内将农民纳于合作组织中。这样无形中就将农民都变成经济的战士，而提纲挈领便于指挥。”⑧因此，“乡村经济改造的路子，就在合作”。⑨晏阳初将中国乡村问题的症结归结为“愚、穷、弱、私”，这是晏阳初对乡村民众与乡村问题进行认识改造的起点。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就是针对中国农民“愚、穷、弱、私”四大病症开出的药方。其中，生计教育就是要谋解决穷的问题，从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农村工业各方面着手，改良农事、提倡合作、提倡乡村工业，挽救农村经济。
此外，合作制度还得到提倡乡村工业复兴学者的认同。20世纪30年代，以何廉、方显廷等经济学家为首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不仅致力于合作研究人才的培养，同时也对合作运动与乡村工业、乡村建设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广泛乡村经济调查的基础上，方显廷提出了乡村工业的技术与组织同时改进的思路。⑩方显廷认为中国乡村工业的衰落，根源于主匠制度和商人雇主制度，而对抗主匠制度和商人雇主制度的最好方法就是采用合作制度。“换句话说：就是组织合作社。大家合作起来，直接去购买原料，去办理运销，无须乎用中间人为之懋迁有无，就可以免去中间人的剥削”，所以要想发展中国的乡村工业，也得从采用合作制度着手。①“自原料之购置与加工，以至成品之出售，一惟合作社是赖，使商人雇主制（又称包工制，散活制，或家庭工业制）下商人雇主对于家庭或外勤工人之劳力所施之剥削与榨取，得以免除。”②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和农村复兴的出路或都将要求于是。
依托高等学校和农事推广机构，农业生产技术改良和推广与合作制度的结合是民国时期农业推广与农业改良的重要特征。与农村合作派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把农业推广、生产技术改良与合作组织建设共同策进的。金陵大学农学院所举办的乌江合作试验、1930年代对陕西棉花改良与产销合作事业的投入，均能体现出农业推广和农业改良对农村组织化建设的重视。
以金陵大学农学院主办的《农林新报》为阵地，金陵大学农学院的部分师生发表了很多有关合作运动的文献，可以视为该院对农村合作运动关注的具体体现。如劭仲香《合作社的真义》（《农林新报》289期，1932年9月1日）；徐仲迪、欧阳■《运销合作在中国之重要》（《农林新报》第11年第12期，1934年4月21日）；欧阳蘋《信用合作社业务之商榷》（《农林新报》第11年第15期，1934年5月21日）；蒋仁《东台裕丰村合作社一年来之概况》（《农林新报》第11年第22期，1934年8月1日）；欧阳■《乌江合作事业述评》（《农林新报》第13年第16期，1936年6月1日）；李惠廉《秣陵关合作事业》（《农林新报》第13年第19期，1936年7月1日）；乔启明、陈鸿根《设立农本局之使命与任务》（《农林新报》第13年第19期，1936年7月1日）；乔启明《金陵大学推行农村合作事业之理论与实际》（《农林新报》第13年第28期，1936年10月1日）；蒋仁《合作运动与乡村建设》（《农林汇刊》，金陵大学农学院学生会出版委员会编辑发行，出版日期不详）。蒋仁指出：“复兴之途径一为何？努力于农村建设是也。农村建设，可分为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以作者之管见，以经济建设为迫切。如农村经济能改善，其他二方，不难迎刃而解也！农业合作，为改善经济组织最好之方法，况农业合作不但能改善经济组织，且能同时改善其他二方面。”③
致力于乡村建设与农业改良、农业推广的知识分子遂将上述合作主义理念融合进各自的乡村改造实践之中，并取得一定成效。1926年，金陵大学农科于安徽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设立农产交易合作社，成为近代中国农村运销合作的嚆矢。金陵大学于乌江实验区致力于美棉推广改良，当时加入社员共25人，开始试办，计运销美棉61担余，售于无锡纱厂，除运费等等外，平均每担所得净价比当地市价高出7元多。④由此推算，每一社员可以获得超过15元的利润，运销合作的利益由此可以显现。1933年，该社修正名称为棉花产销合作社，及至1936年社员人数达到800余人。自1935年起，金陵大学农学院棉业合作班与陕西棉产改进所合作，共同促动陕西棉花运销合作事业，有力地推动了陕西棉业合作产销。邹平的合作事业，创始于1931年9月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的成立，到1936年底，全县合作社中累计有美棉运销、蚕业产销、林业生产、信用、信用庄仓和购买等6种，社数总计307所，社员8828人，已纳股金总数为12242.93元。⑤ 乡村建设派学者虽然切入乡村问题的视角不一，但在提倡以合作方式解决乡村经济问题方面是共同的。那就是，面对孱弱的小农经济和家庭经营模式，他们以合作方式谋求乡村经济改进、提倡信用合作与产销合作，通过合作组织实现“金融下乡”、技术改良、农业推广，增加农民收益，进而实现乡村经济的整体复兴。
“中国农村派”是20世纪30年代以《中国农村》杂志为主要舆论阵营，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从事中国乡村社会经济研究的学术群体。他们的基本学术取向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政治经济学说为基础，认定中国农村社会衰落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中国农村问题的核心是生产关系问题，主张以土地问题为中心调整生产关系，以革命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任何对于农村修修补补的改良主义运动，均无益于农村与农民问题的解决。中国农村派对合作运动的态度，陈意新曾指出该派对华洋义赈会合作运动的态度，即义赈会合作运动不能复兴农村经济，办好合作社的前提是改变农村的政治社会条件。①实际上，中国农村派对合作运动的态度在抗战前后有一重大转向。
在抗日战争之前，中国农村派对合作运动坚持批评与否定的倾向，如骆耕漠的《信用合作事业与中国农业金融》（《中国农村》第1卷第2期，1934年11月）；陈晖的《中国信用合作社的考察》（《中国农村》第1卷第8期，1935年5月）；冯南江的《今日中国的农村合作运动》（《中国农村》第1卷第9期，1935年6月）；薛暮桥的《农村合作运动与农产统制》（《中国农村》第2卷第12期，1936年12月）；狄超白的《对目前合作运动之评价》（《中国农村》第3卷第2期，1937年2月）等，均否定合作运动对于中国农村经济的积极意义。薛暮桥认为：“无论农产统制还是农村合作运动，它们的唯一结果，只是帮助帝国主义者和买办化的资本巨头们来控制农业生产，加重它们对于农民们的剥削，并使中国农村愈宜殖民地化。”②陈翰笙也质疑合作运动作为治中国病的药方，合作运动因政治因素的介入以及自身面临的诸多问题，使其变成了中国经济制度所固有的各种社会病症的牺牲品，同时，合作社加速农产品商品化的过程，是一个让中国农民处境更加悲惨的过程。③
但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合作运动作为一种政治与经济动员方式的意义被中国农村派学者所倡导，如罗俊的《战时的农村合作运动》（《中国农村》第5卷第2期，1938年11月）即指出，合作运动绝不应是中立的经济改良运动，它在战时，必须成为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的动员工作，它应该是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主要武器。④此外，薛暮桥《战时合作运动的特殊任务》（《中国农村战时特刊》第4卷第23号，1938年9月）；千家驹《合作金库评价》（《中国农村战时特刊》第5卷第10期，1939年5月）；罗青山《抗战以来江西合作事业的动态》（《中国农村战时特刊》第5卷第10期，1939年5月）；李仁柳《抗战现阶段农村合作运动的新任务》（《中国农村战时特刊》第6卷第8期，1940年6月）；罗青山《论合作社底自力更生政策》（《中国农村战时特刊》第7卷第4期，1941年2月）；石础《合作社之路》（《中国农村战时特刊》第7卷第5期，1941年4月）；罗子为《我国合作事业发展之根本问题》（《中国农村战时特刊》第8卷第9期，1942年12月）等，则对合作运动坚持建设性的批评态度，力图使合作运动的发展走上健康之路。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农村派关于合作运动的主张已经不是仅仅停留于理论层面的学理讨论，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获得了实践基地。陈翰笙在《中国农民》一文中，就对抗日根据地地方民主政府的农业合作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⑤1940年代，薛暮桥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所进行的财经工作中，合作事业取得了巨大成绩，“成为组织农村各种生产事业之一庞大力量”。⑥在陕甘宁、晋察冀、晋绥等其他抗日根据地，合作运动与劳动互助运动的结合，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农业生产和乡村工商业领域的鲜明特色。
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问题开始凸显出来，乡村问题实质上是西方现代化与工业化对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冲击与激荡的结果。而随着西方社会学理论的输入与本土社会学的不断成长，乡村问题开始从学理层面得到社会学界的重视与探讨。在中国社会学界，这种学理探讨的起点当从顾复的《农村社会学》出版开始。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的统计，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学界出版的农村社会学理论著作共有9部，顾复、杨开道、冯和法、言心哲、童润之等社会学学者在构建农村社会学理论体系方面，做出了重大努力。顾复于1924年编辑出版的《农村社会学》可能是目前所见的第一部中国农村社会学著作，它的出版不仅是中国农村社会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开端，而且是中国近代农学向社会农学迈进的开始。顾复提出了农村社会改良的具体途径，主要包括农村自治、农村教化、农村金融、农村合作、农事改良。社会学家孙本文也注意到：“我国近时最基本的农村经济组织，是合作社。”①与保甲、壮丁（队）、新式学校等组织一样，合作社构成民国乡村的新型基本组织类型。
民国时期社会学界对合作问题的关注主要体现为费孝通先生对乡土工业的研究。《江村经济》一书即是费孝通受乡村工业化进程中的新生事物——合作社的启迪而进行调查的结晶。《江村经济》专辟一章“介绍了家庭企业如何有计划地变革成为合作工厂，以适应现代形势的需要”。费孝通考察了开弦弓村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取代家庭手工业的促进因素、主要困难及其影响。这是关于合作组织对于乡村变迁影响的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合作组织进入乡村所引起的社会结构与亲属关系的变化，展现出了合作组织与乡村副业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深度关联。②这些正是合作运动推进过程中所无法回避和必须加以调适的问题，否则合作运动必将无法深入乡村。
1940年代，费孝通在《乡土重建》一书里，再次强调了合作组织对于复兴乡土工业的意义。费孝通分析了中国乡土工业的两种形式——作坊工业与家庭工业，在作坊工业引入新的技术对于乡土经济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因为这将引起土地集中和更为悬殊的贫富鸿沟；唯有在家庭工业中引入新的组织形式，可以保证生产者的主体地位，避免剥削。同时，以服务工厂（合作工厂）代替作坊工业，可以保证农民获得更多的利益。费孝通认为这种合作性的乡土工业在技术上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主要问题在于资金从何而来。③对于中国的乡村工业化而言，合作运动的意义是为分散、弱小的家庭经营引入合作互助的理念，并实现传统与现代因素的有机结合，达到复兴乡土工业的目的。费孝通对合作组织与乡土工业的关系的社会学调查与研究，代表着当时社会学界对乡村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综而言之，民国时期社会各界的乡村改造方案与合作运动的关系体现为：其一，民国时期的农村合作派，即主张以农村合作运动作为乡村复兴路径的学界、政界与金融界人士，他们构成民国时期农村合作运动推展的主要决策来源与体制维护力量，并以合作运动作为乡村改造与复兴的唯一路径。其二，致力于乡村改进与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包括以晏阳初、梁漱溟等乡村建设派知识分子和以金陵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等致力于乡村改进的学者群体，合作运动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得到他们的倡导、鼓吹与实践，以合作组织作为乡村改进的组织载体。其三，对农村合作运动进行批评与质疑的中国农村派，认为合作运动不能成为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路径，而唯有乡村社会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才是解决乡村问题的合理路径；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合作运动作为一种政治与经济动员方式的意义被中国农村派学者所倡导。其四，社会学界对合作运动的关注，乃是将合作运动与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相互关联加以考察，费孝通先生做了迄今为止关于合作运动的最为深入的社会学分析研究。
致力于乡村经济复兴的民国学界乡村改造方案的设计，无一不把合作运动作为其理论建构和具体实践的基础，以合作理念改造乡村民众、以合作组织复兴乡村经济成为各派的共同理论追求和实践诉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合作运动对于民国乡村社会发展而言，是一个涉及乡村改造理念、模式与路径的全方位社会经济运动，对中国乡村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作者简介】魏本权，1976年生，山东莒南人，临沂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中国近代乡村社会史研究。
【责任编辑：吴丹】
Cooperative Movement and Rural Construction： Centered on Rural Reform Project
of all Social Sectors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bstract： Based on cognitive differenc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oretical resources on rural issues， the community formed different theories and its improvement scheme about rural problem. But including the rural cooperative school， rural construction school， Chinese rural school and so on， the rural cooperation movement was the fundamental mode and the sharing of resources in the theory of rural reconstruction scheme and concrete practice. It reflected the common choice on cooperative cognition on. In addition， Chinese early rural sociology also studied cooperative system deeply and took it as rural re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 carrier. Every part of society -devoted themselves to rural construction and rural change-took it as the common theoretical pursuit and practice requirement that adopting cooperative movement into their own transformation plan， trying to change rural people by cooperation idea， reviving the rural economy by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this sense， for the Republic of China rural society construction， the rural cooperative movement involved the whole range of rural reform idea， pattern and path of social economic movement.
Key Words： Cooperative Movement， Country Construction， Rural Reform Project
[关键词] 合作运动，乡村建设，乡村改造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3）02-0021-07
近年来，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成为学界探讨的热点学术问题，这既是20世纪以来乡村问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重要地位的反映，也是学界将新农村建设与历史上的乡村建设加以联结、获取历史借鉴的现实回应。但是，在目前乡村建设运动问题的研究中，学界甚少关注的一个问题是社会各界乡村改造方案的研究，既往的研究也往往更关注于乡村建设派理论的差异与分歧。①如果将关注的视野超越乡村建设派，我们可以发现，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危机与困厄的加剧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基于社会各界对乡村问题的认知歧异以及思想理论资源的差异，形成了各不相同的理论主张及其乡村改造方案。社会各界的乡村改造方案，或侧重土地问题，或侧重农业生产技术改良，或侧重合作经济运动，或侧重教育改造，形成农村合作派、中国农村派、乡村建设派等众多理论流派。但是，无论各个理论派别对中国乡村问题的根源认识如何不同，理论资源的借取如何各异，我们可以发现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无一否认合作运动对中国乡村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均把合作运动纳入自己的改造方案之中。②本文即以社会各界的乡村改造方案与合作运动的关系为考察中心，在学术史层面上就20世纪前期合作运动在中国乡村建设中的意义做一系统梳理。
本文认为，在1920—1940年代之间，农村合作派是一个广泛吸纳学界、政界与金融界人士的理论派别，其对中国乡村合作运动发展的影响相当深远，不仅体现在相当一批农村合作派学者进入政界，直接从事农村合作运动的规划与指导，如王世颖、寿勉成、陈仲明、章元善等；而且体现为农村合作派的理论主张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国民政府农村合作政策体系的决策来源。具体而言，农村合作派包括：秉持农村合作理念的归国留学生、积极宣传合作主义的知识分子、进入政界的合作主义者、金融界的农村金融（信用合作）派等。农村合作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王世颖、寿勉成、王志莘、侯厚培、侯哲■、伍玉璋、童玉民、孙锡麒、唐启宇、罗虔英、陈仲明、王作田、李安陆、文群、郑厚博等。他们大多具有留学经历，系统接受西方农业经济学训练，并对合作运动倾注了大量精力。同时，他们中的不少人进入政界，成为中国合作行政系统的主要主持者；或者处于学界与政界之间，积极为中国农村合作运动的发展摇旗呐喊。
目前学界对民国时期乡村发展理论派别的讨论中，农村合作派实际上并未得到应有关注。农村合作派是与中国农村派、乡村建设派和农业生产技术改革派并列的20世纪前期关注乡村问题的理论派别之一。并且由于国民政府将合作运动作为重要的乡村复兴政策加以推行，因此农村合作派得以进入政界，依靠既有体制力量推行合作政策与合作运动，这也使农村合作派在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上，与其他各派很不相同。
农村合作派的主要贡献，首先在于认定合作运动乃是中国乡村发展的最佳选择，以合作运动实现乡村社会经济的改造与发展。最早从事合作主义宣传与传播的《平民周刊》与《平民》学社，从1920年起开始关注合作运动与农村、农民的关系，可以说是西方合作思想与中国乡村对接的起点。近代中国合作运动从城市经济结社运动向农村合作运动的转变，也符合世界合作运动发展的历史趋势。“证诸世界各国合作运动发展的历史，经济先进国家每自消费合作开始，而经济后进国家，则以农业合作为重心。因此，中国的合作运动，其发展的区域偏重于农村，其组织的社会基础着重于农民，而其涉及的生产部门主要的是农业。”①信用、生产、运销、利用合作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推向中国广大乡村，20世纪30年代，通过合作制度实现乡村手工业的现代转化，是合作学界的基本主张之一。“要救起日渐衰落的农村手工业，只有建立一种能够改善其组织与技术之新乡村工业制度。合作制度便是各方同声提倡的一种，也可以说是唯一适合的制度”。②寿勉成也提倡以合作路线实现乡村的工业化，认为“农村工业化的正确路线，无疑是合作”。③
其次，农村合作派为国民政府农村合作政策提供足资利用的合作思想资源。被誉为“中国合作之父”的薛仙舟，于1927年6月就拟定了《中国合作化方案》，提出了以民生主义为基础的合作方案。它如1931年中国合作学社第三届苏州年会上通过的“以合作方式繁荣农村方案”，即由王世颖、王志莘、侯厚培等呈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党中执委随即转饬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发交实业部与教育部就分管部分酌予采纳。④
第三，农村合作派是民国时期一支重要的乡村社会改进与变革力量。农村合作派在国民政府合作行政体系中也居于重要地位，不仅王世颖与寿勉成进入中央合作行政体系，分别成为经济（社会）部首任和第二任合作事业管理局局长，陈仲明、文群、唐启宇等亦是浙江、江西、江苏诸省合作主管机关的主要负责人。金融界人士如吴承禧等对农村信用合作的发展不无贡献，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银行系的吴承禧，与兄长吴景超的学术关怀迥异，积极倡导推进现代农业金融、建立合作金融体系。伴随华洋义赈会农村合作实践的章元善、于永滋（树德）等人则成为合作运动进入中国乡村的奠基者。1915年即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章元善，因其在华洋义赈会从事农村合作的出色表现，而被国民政府聘任为实业部合作司司长，对于主持1930年代中期的中国合作行政不无贡献。1920-1921年，于永滋即连续发表《农荒预防与产业协济会》（《东方杂志》第17卷第20、21号，1920年10月25日、11月10日）；《产业协济会之经营》（《东方杂志》第18卷第3号，1921年2月10日）；《我国古代之农荒预防策——常平仓义仓和社仓》（《东方杂志》第18卷第14、15号，1921年7月25日、8月10日）等文章，倡导以合作社组织（产业协济会）作为防治农荒、救治灾荒的现代防灾救灾思想。于树德还积极从事合作实务的研究指导，1920年6月于树德著成《信用合作社经营论》，对信用合作详细研求，约30余万字；1921年著成约40万字的《产业合作社经营论》。 第四，民国时期学术机构对合作运动的关注，使其培养出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本土合作研究人才，如1937年自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生毕业的李文伯、梁思达、黄肇兴，即对中国的信用合作与棉花运销合作首次进行学术层面的专题研究。①
20世纪前期，农村合作派的学理研究与社会各界对合作运动的倡导扶助相结合，形成了20世纪中国乡村合作运动的第一次高潮。截止到1949年2月，中国“合作社数高达十七万余单位，社员二千四百五十余万人，每一社员代表一户，每户平均以五人计，计有一亿二千余万人，约占当时全国总人口四分之一，其发展之速，成就之大，实世所罕见”。②农村合作运动已经将大约1/4的农户纳入合作组织中，足见农村合作运动发展的强劲势头。不仅如此，合作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其实一直贯穿在乡村建设派、甚至中国农村派的乡村实践之中，合作运动成为致力于乡村改进各派的共用与共享模式。
1920—1940年代，青睐于乡村合作事业的还有乡村建设派。20世纪二三十年代风起云涌的乡村建设运动，吸引了众多社会团体和知识分子的参与。据实业部1934年的调查，全国是年已有六百余团体从事农村工作，有一千多处从事实验。③这些从事乡村建设、乡村改进和农业推广的团体机关及其参与者，笼统的可以称之为乡村建设派，其中，又以晏阳初、梁漱溟、高践四等为代表。诚然，农村合作运动不是他们从事农村事业的主要追求，但是他们的许多乡村事业却是通过合作组织而进入乡村的。
毋庸讳言，合作运动本身就是梁漱溟与晏阳初所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容之一。粱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即认为，中国是出名的散而弱的社会，没有大工业都是小工业，农村中也多是小作农；无疑的也都是散者弱者。在此国际竞争底下无法不走合作社的路。……中国经济建设的前途，全靠合作。④此外，梁漱溟还发表《中国合作运动之路向》一文，对中国合作运动的发展路向提出应“以生产合作、利用合作为主为要”。⑤在《乡村建设与合作》一文里，梁漱溟则表达了其“改造乡村经济的路子在合作的思想”。⑥以合作运动为中心从事乡村经济建设，是梁漱溟主持的山东乡村建设的基本思路。梁漱溟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就是合作社的建设，乡村运动正以合作运动为其中心工作。”⑦“所以我看中国果然要进行经济建设，头一着就当有计划地大规模推行合作于全国乡村，要于短期内将农民纳于合作组织中。这样无形中就将农民都变成经济的战士，而提纲挈领便于指挥。”⑧因此，“乡村经济改造的路子，就在合作”。⑨晏阳初将中国乡村问题的症结归结为“愚、穷、弱、私”，这是晏阳初对乡村民众与乡村问题进行认识改造的起点。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就是针对中国农民“愚、穷、弱、私”四大病症开出的药方。其中，生计教育就是要谋解决穷的问题，从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农村工业各方面着手，改良农事、提倡合作、提倡乡村工业，挽救农村经济。
此外，合作制度还得到提倡乡村工业复兴学者的认同。20世纪30年代，以何廉、方显廷等经济学家为首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不仅致力于合作研究人才的培养，同时也对合作运动与乡村工业、乡村建设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广泛乡村经济调查的基础上，方显廷提出了乡村工业的技术与组织同时改进的思路。⑩方显廷认为中国乡村工业的衰落，根源于主匠制度和商人雇主制度，而对抗主匠制度和商人雇主制度的最好方法就是采用合作制度。“换句话说：就是组织合作社。大家合作起来，直接去购买原料，去办理运销，无须乎用中间人为之懋迁有无，就可以免去中间人的剥削”，所以要想发展中国的乡村工业，也得从采用合作制度着手。①“自原料之购置与加工，以至成品之出售，一惟合作社是赖，使商人雇主制（又称包工制，散活制，或家庭工业制）下商人雇主对于家庭或外勤工人之劳力所施之剥削与榨取，得以免除。”②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和农村复兴的出路或都将要求于是。
依托高等学校和农事推广机构，农业生产技术改良和推广与合作制度的结合是民国时期农业推广与农业改良的重要特征。与农村合作派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把农业推广、生产技术改良与合作组织建设共同策进的。金陵大学农学院所举办的乌江合作试验、1930年代对陕西棉花改良与产销合作事业的投入，均能体现出农业推广和农业改良对农村组织化建设的重视。
以金陵大学农学院主办的《农林新报》为阵地，金陵大学农学院的部分师生发表了很多有关合作运动的文献，可以视为该院对农村合作运动关注的具体体现。如劭仲香《合作社的真义》（《农林新报》289期，1932年9月1日）；徐仲迪、欧阳■《运销合作在中国之重要》（《农林新报》第11年第12期，1934年4月21日）；欧阳蘋《信用合作社业务之商榷》（《农林新报》第11年第15期，1934年5月21日）；蒋仁《东台裕丰村合作社一年来之概况》（《农林新报》第11年第22期，1934年8月1日）；欧阳■《乌江合作事业述评》（《农林新报》第13年第16期，1936年6月1日）；李惠廉《秣陵关合作事业》（《农林新报》第13年第19期，1936年7月1日）；乔启明、陈鸿根《设立农本局之使命与任务》（《农林新报》第13年第19期，1936年7月1日）；乔启明《金陵大学推行农村合作事业之理论与实际》（《农林新报》第13年第28期，1936年10月1日）；蒋仁《合作运动与乡村建设》（《农林汇刊》，金陵大学农学院学生会出版委员会编辑发行，出版日期不详）。蒋仁指出：“复兴之途径一为何？努力于农村建设是也。农村建设，可分为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以作者之管见，以经济建设为迫切。如农村经济能改善，其他二方，不难迎刃而解也！农业合作，为改善经济组织最好之方法，况农业合作不但能改善经济组织，且能同时改善其他二方面。”③
致力于乡村建设与农业改良、农业推广的知识分子遂将上述合作主义理念融合进各自的乡村改造实践之中，并取得一定成效。1926年，金陵大学农科于安徽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设立农产交易合作社，成为近代中国农村运销合作的嚆矢。金陵大学于乌江实验区致力于美棉推广改良，当时加入社员共25人，开始试办，计运销美棉61担余，售于无锡纱厂，除运费等等外，平均每担所得净价比当地市价高出7元多。④由此推算，每一社员可以获得超过15元的利润，运销合作的利益由此可以显现。1933年，该社修正名称为棉花产销合作社，及至1936年社员人数达到800余人。自1935年起，金陵大学农学院棉业合作班与陕西棉产改进所合作，共同促动陕西棉花运销合作事业，有力地推动了陕西棉业合作产销。邹平的合作事业，创始于1931年9月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的成立，到1936年底，全县合作社中累计有美棉运销、蚕业产销、林业生产、信用、信用庄仓和购买等6种，社数总计307所，社员8828人，已纳股金总数为12242.93元。⑤ 乡村建设派学者虽然切入乡村问题的视角不一，但在提倡以合作方式解决乡村经济问题方面是共同的。那就是，面对孱弱的小农经济和家庭经营模式，他们以合作方式谋求乡村经济改进、提倡信用合作与产销合作，通过合作组织实现“金融下乡”、技术改良、农业推广，增加农民收益，进而实现乡村经济的整体复兴。
“中国农村派”是20世纪30年代以《中国农村》杂志为主要舆论阵营，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从事中国乡村社会经济研究的学术群体。他们的基本学术取向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政治经济学说为基础，认定中国农村社会衰落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中国农村问题的核心是生产关系问题，主张以土地问题为中心调整生产关系，以革命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任何对于农村修修补补的改良主义运动，均无益于农村与农民问题的解决。中国农村派对合作运动的态度，陈意新曾指出该派对华洋义赈会合作运动的态度，即义赈会合作运动不能复兴农村经济，办好合作社的前提是改变农村的政治社会条件。①实际上，中国农村派对合作运动的态度在抗战前后有一重大转向。
在抗日战争之前，中国农村派对合作运动坚持批评与否定的倾向，如骆耕漠的《信用合作事业与中国农业金融》（《中国农村》第1卷第2期，1934年11月）；陈晖的《中国信用合作社的考察》（《中国农村》第1卷第8期，1935年5月）；冯南江的《今日中国的农村合作运动》（《中国农村》第1卷第9期，1935年6月）；薛暮桥的《农村合作运动与农产统制》（《中国农村》第2卷第12期，1936年12月）；狄超白的《对目前合作运动之评价》（《中国农村》第3卷第2期，1937年2月）等，均否定合作运动对于中国农村经济的积极意义。薛暮桥认为：“无论农产统制还是农村合作运动，它们的唯一结果，只是帮助帝国主义者和买办化的资本巨头们来控制农业生产，加重它们对于农民们的剥削，并使中国农村愈宜殖民地化。”②陈翰笙也质疑合作运动作为治中国病的药方，合作运动因政治因素的介入以及自身面临的诸多问题，使其变成了中国经济制度所固有的各种社会病症的牺牲品，同时，合作社加速农产品商品化的过程，是一个让中国农民处境更加悲惨的过程。③
但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合作运动作为一种政治与经济动员方式的意义被中国农村派学者所倡导，如罗俊的《战时的农村合作运动》（《中国农村》第5卷第2期，1938年11月）即指出，合作运动绝不应是中立的经济改良运动，它在战时，必须成为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的动员工作，它应该是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主要武器。④此外，薛暮桥《战时合作运动的特殊任务》（《中国农村战时特刊》第4卷第23号，1938年9月）；千家驹《合作金库评价》（《中国农村战时特刊》第5卷第10期，1939年5月）；罗青山《抗战以来江西合作事业的动态》（《中国农村战时特刊》第5卷第10期，1939年5月）；李仁柳《抗战现阶段农村合作运动的新任务》（《中国农村战时特刊》第6卷第8期，1940年6月）；罗青山《论合作社底自力更生政策》（《中国农村战时特刊》第7卷第4期，1941年2月）；石础《合作社之路》（《中国农村战时特刊》第7卷第5期，1941年4月）；罗子为《我国合作事业发展之根本问题》（《中国农村战时特刊》第8卷第9期，1942年12月）等，则对合作运动坚持建设性的批评态度，力图使合作运动的发展走上健康之路。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农村派关于合作运动的主张已经不是仅仅停留于理论层面的学理讨论，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获得了实践基地。陈翰笙在《中国农民》一文中，就对抗日根据地地方民主政府的农业合作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⑤1940年代，薛暮桥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所进行的财经工作中，合作事业取得了巨大成绩，“成为组织农村各种生产事业之一庞大力量”。⑥在陕甘宁、晋察冀、晋绥等其他抗日根据地，合作运动与劳动互助运动的结合，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农业生产和乡村工商业领域的鲜明特色。
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问题开始凸显出来，乡村问题实质上是西方现代化与工业化对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冲击与激荡的结果。而随着西方社会学理论的输入与本土社会学的不断成长，乡村问题开始从学理层面得到社会学界的重视与探讨。在中国社会学界，这种学理探讨的起点当从顾复的《农村社会学》出版开始。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的统计，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学界出版的农村社会学理论著作共有9部，顾复、杨开道、冯和法、言心哲、童润之等社会学学者在构建农村社会学理论体系方面，做出了重大努力。顾复于1924年编辑出版的《农村社会学》可能是目前所见的第一部中国农村社会学著作，它的出版不仅是中国农村社会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开端，而且是中国近代农学向社会农学迈进的开始。顾复提出了农村社会改良的具体途径，主要包括农村自治、农村教化、农村金融、农村合作、农事改良。社会学家孙本文也注意到：“我国近时最基本的农村经济组织，是合作社。”①与保甲、壮丁（队）、新式学校等组织一样，合作社构成民国乡村的新型基本组织类型。
民国时期社会学界对合作问题的关注主要体现为费孝通先生对乡土工业的研究。《江村经济》一书即是费孝通受乡村工业化进程中的新生事物——合作社的启迪而进行调查的结晶。《江村经济》专辟一章“介绍了家庭企业如何有计划地变革成为合作工厂，以适应现代形势的需要”。费孝通考察了开弦弓村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取代家庭手工业的促进因素、主要困难及其影响。这是关于合作组织对于乡村变迁影响的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合作组织进入乡村所引起的社会结构与亲属关系的变化，展现出了合作组织与乡村副业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深度关联。②这些正是合作运动推进过程中所无法回避和必须加以调适的问题，否则合作运动必将无法深入乡村。
1940年代，费孝通在《乡土重建》一书里，再次强调了合作组织对于复兴乡土工业的意义。费孝通分析了中国乡土工业的两种形式——作坊工业与家庭工业，在作坊工业引入新的技术对于乡土经济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因为这将引起土地集中和更为悬殊的贫富鸿沟；唯有在家庭工业中引入新的组织形式，可以保证生产者的主体地位，避免剥削。同时，以服务工厂（合作工厂）代替作坊工业，可以保证农民获得更多的利益。费孝通认为这种合作性的乡土工业在技术上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主要问题在于资金从何而来。③对于中国的乡村工业化而言，合作运动的意义是为分散、弱小的家庭经营引入合作互助的理念，并实现传统与现代因素的有机结合，达到复兴乡土工业的目的。费孝通对合作组织与乡土工业的关系的社会学调查与研究，代表着当时社会学界对乡村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综而言之，民国时期社会各界的乡村改造方案与合作运动的关系体现为：其一，民国时期的农村合作派，即主张以农村合作运动作为乡村复兴路径的学界、政界与金融界人士，他们构成民国时期农村合作运动推展的主要决策来源与体制维护力量，并以合作运动作为乡村改造与复兴的唯一路径。其二，致力于乡村改进与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包括以晏阳初、梁漱溟等乡村建设派知识分子和以金陵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等致力于乡村改进的学者群体，合作运动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得到他们的倡导、鼓吹与实践，以合作组织作为乡村改进的组织载体。其三，对农村合作运动进行批评与质疑的中国农村派，认为合作运动不能成为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路径，而唯有乡村社会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才是解决乡村问题的合理路径；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合作运动作为一种政治与经济动员方式的意义被中国农村派学者所倡导。其四，社会学界对合作运动的关注，乃是将合作运动与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相互关联加以考察，费孝通先生做了迄今为止关于合作运动的最为深入的社会学分析研究。
致力于乡村经济复兴的民国学界乡村改造方案的设计，无一不把合作运动作为其理论建构和具体实践的基础，以合作理念改造乡村民众、以合作组织复兴乡村经济成为各派的共同理论追求和实践诉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合作运动对于民国乡村社会发展而言，是一个涉及乡村改造理念、模式与路径的全方位社会经济运动，对中国乡村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作者简介】魏本权，1976年生，山东莒南人，临沂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中国近代乡村社会史研究。
【责任编辑：吴丹】
Cooperative Movement and Rural Construction： Centered on Rural Reform Project
of all Social Sectors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bstract： Based on cognitive differenc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oretical resources on rural issues， the community formed different theories and its improvement scheme about rural problem. But including the rural cooperative school， rural construction school， Chinese rural school and so on， the rural cooperation movement was the fundamental mode and the sharing of resources in the theory of rural reconstruction scheme and concrete practice. It reflected the common choice on cooperative cognition on. In addition， Chinese early rural sociology also studied cooperative system deeply and took it as rural re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 carrier. Every part of society -devoted themselves to rural construction and rural change-took it as the common theoretical pursuit and practice requirement that adopting cooperative movement into their own transformation plan， trying to change rural people by cooperation idea， reviving the rural economy by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this sense， for the Republic of China rural society construction， the rural cooperative movement involved the whole range of rural reform idea， pattern and path of social economic movement.
Key Words： Cooperative Movement， Country Construction， Rural Reform Proj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