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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探讨民主与法治的关系,必然要追溯二者的本源。从西方现代政治文明变化的轨迹看,民主和法治一直紧紧与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且经历了从相互冲突到均衡的过程。就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来看,民主与法治之间的冲突与均衡不但昭示了国家主权与法律至上性的要求的交叠,在议会主权与宪法至上、人民主权与限权宪法之间保持着持久的张力,还强化了国家与社会的领域分离,在人民主权与人权、政治权利与个人权利、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间要求应有的界限。
一、民主优先模式
与法治相比,民主是更容易激起人们改革热情的动力。法国大革命时期,在天赋人权的旗帜下,人们希望权利得到行使,自由得到保障,往往把希望寄托在了民主上,强调民主对政治权力的积极解放,相反对于法治的渲染似乎着墨不多。实现了民主,似乎就实现了高度法治。
随着革命的发展,嫉妒、贪婪以及对优越者的仇恨到处泛滥,这些口号则成为人们为此辩护的托辞,沦为这些邪恶情感的遮羞布。在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口号的背后,大众要摆脱纪律的限制才是真正的动机。在人民不受约束的喧嚣声中,法治的原则被抛弃。尽管动荡的革命时期也相继出台1791年宪法、1793年宪法、1795年宪法、1799年宪法,由于缺乏稳定性,始终不如《人权宣言》来得响亮。法治秩序的一波三折,民主化的建设也遥遥无期,这或许也是法国大革命为何在一次一次复辟与起义中失败的根源。回到当下,纯粹的民主也有带来多数暴力的危险,一味追求民主而不努力奠定法治的基础,会造成人民的自由权利实际上的丧失。民主的解放虽然可能带来自由权利的扩充,却不能对自由提供持续而有效的保护。台湾地区的民主似乎就已经发展到这种极端。
二、法治优先模式
美国在走上独立之路后,选择了与法国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保守派建立了宪政制度,这与当时刚刚独立之后美国社会爆发的民主过剩的危机有关。1787年宪法在保守派的倡导下,宪法的通过使美国的宪政制度尘埃落定,试图通过宪政实验来绝对制约民主的危险。尽管从现在的角度,备受褒扬的美国宪法在当时却被视为是对民主的葬送。
以大陆法系为代表的德国在要件上可以构成法治国家,从1871年的统治开始施行的王权集中制下,宪法是以皇帝和首相的权力为核心的,议会只是成为装点门面的工具,民主也就无从论起。议会在法律的创制上不能反映民主,德国的法学理论就转向设法对已经制定的法律给予系统化的处理和精炼的解释,用以对抗较为专制的政府。在一个没有民主的法治国家,没有民主的牵制,国家机关如果不能高度自制,专权的行为必然发生,仅存的法治也会荡然无存。希特勒时期的德国正印证此点。
法治优先的另一个弊端就是法学家会给予法治太高的期望,让法治充满了正义的理想主义色彩。将法治扩大解释为保障民主的方法,涵括了正义、平等、人权、尊严等各种价值。拉兹认为这种扩张性的定义是人们主观上把一切的善都给了法治,最后却发现我们不过是想要宣传仁者无敌,不是单纯地探讨法治。拉兹在《法的权威性》中对法治持分析性的观念,认为一个非民主的法律制度,如果不尊重人权、国家赤贫、施行种族隔离政策、男女不平等,迫害宗教,仍然有可能比许多当代西方民主国家的法律制度,在原则上更符合法治的要件。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非民主国家由于那些民主的西方国家,仍旧可能被称为法治国家。
三、两种模式的探讨
随着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民主所及的范围亦进一步的扩大,要求人们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架构内对民主的范围做更深入的思考和进一步的回答。民主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使各种思潮之间的分歧表面化:激进的民主派更进一步地主张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号召将民主程序扩展到经济与社会领域;保守的自由派则坚持自由放任,主张通过宪法性的限定约束严格限制民主的范围。之间的冲突正是民主与法治的冲突在当代西方思想界的表现。尽管民主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人们以整体为核心设计的权力结构更富有合理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以个体为出发点要求的权利保障为民主权力设置的阻力亦是同样的强大,同样的富有合理性。
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民主与法治之间可以产生矛盾的问题作为规范主义政治哲学的一个问题而存在着。在民主与法治的争论中,尽管人们态度各异,但却都表达了一个基本的共识,即认同宪政与民主之间的张力。就政治意识的发展来看,当代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争论还是“卢梭传统”与“洛克传统”的继续。与之相对应,从政治制度的演进来看,西方政治文明越来越强调民主与法治的融合,进一步完成了“民主优位” 模式和 “法治优位” 模式的调适。在人民主权与人权、民主与法治、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公域自治和私域自律之间,当代两方政治哲学展开了深入而又广泛地讨论。民主与法治关系的话题几乎吸引了所有的那些对西方产生重大影响的政治思潮。在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等重要的思潮之间,对民主与法治关系的探讨带动了与之相关的自由与平等的政治价值、积极与消极政治态度、个人与集体的政治观念等主题而深入地研究,成为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的指向标。
一、民主优先模式
与法治相比,民主是更容易激起人们改革热情的动力。法国大革命时期,在天赋人权的旗帜下,人们希望权利得到行使,自由得到保障,往往把希望寄托在了民主上,强调民主对政治权力的积极解放,相反对于法治的渲染似乎着墨不多。实现了民主,似乎就实现了高度法治。
随着革命的发展,嫉妒、贪婪以及对优越者的仇恨到处泛滥,这些口号则成为人们为此辩护的托辞,沦为这些邪恶情感的遮羞布。在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口号的背后,大众要摆脱纪律的限制才是真正的动机。在人民不受约束的喧嚣声中,法治的原则被抛弃。尽管动荡的革命时期也相继出台1791年宪法、1793年宪法、1795年宪法、1799年宪法,由于缺乏稳定性,始终不如《人权宣言》来得响亮。法治秩序的一波三折,民主化的建设也遥遥无期,这或许也是法国大革命为何在一次一次复辟与起义中失败的根源。回到当下,纯粹的民主也有带来多数暴力的危险,一味追求民主而不努力奠定法治的基础,会造成人民的自由权利实际上的丧失。民主的解放虽然可能带来自由权利的扩充,却不能对自由提供持续而有效的保护。台湾地区的民主似乎就已经发展到这种极端。
二、法治优先模式
美国在走上独立之路后,选择了与法国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保守派建立了宪政制度,这与当时刚刚独立之后美国社会爆发的民主过剩的危机有关。1787年宪法在保守派的倡导下,宪法的通过使美国的宪政制度尘埃落定,试图通过宪政实验来绝对制约民主的危险。尽管从现在的角度,备受褒扬的美国宪法在当时却被视为是对民主的葬送。
以大陆法系为代表的德国在要件上可以构成法治国家,从1871年的统治开始施行的王权集中制下,宪法是以皇帝和首相的权力为核心的,议会只是成为装点门面的工具,民主也就无从论起。议会在法律的创制上不能反映民主,德国的法学理论就转向设法对已经制定的法律给予系统化的处理和精炼的解释,用以对抗较为专制的政府。在一个没有民主的法治国家,没有民主的牵制,国家机关如果不能高度自制,专权的行为必然发生,仅存的法治也会荡然无存。希特勒时期的德国正印证此点。
法治优先的另一个弊端就是法学家会给予法治太高的期望,让法治充满了正义的理想主义色彩。将法治扩大解释为保障民主的方法,涵括了正义、平等、人权、尊严等各种价值。拉兹认为这种扩张性的定义是人们主观上把一切的善都给了法治,最后却发现我们不过是想要宣传仁者无敌,不是单纯地探讨法治。拉兹在《法的权威性》中对法治持分析性的观念,认为一个非民主的法律制度,如果不尊重人权、国家赤贫、施行种族隔离政策、男女不平等,迫害宗教,仍然有可能比许多当代西方民主国家的法律制度,在原则上更符合法治的要件。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非民主国家由于那些民主的西方国家,仍旧可能被称为法治国家。
三、两种模式的探讨
随着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民主所及的范围亦进一步的扩大,要求人们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架构内对民主的范围做更深入的思考和进一步的回答。民主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使各种思潮之间的分歧表面化:激进的民主派更进一步地主张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号召将民主程序扩展到经济与社会领域;保守的自由派则坚持自由放任,主张通过宪法性的限定约束严格限制民主的范围。之间的冲突正是民主与法治的冲突在当代西方思想界的表现。尽管民主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人们以整体为核心设计的权力结构更富有合理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以个体为出发点要求的权利保障为民主权力设置的阻力亦是同样的强大,同样的富有合理性。
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民主与法治之间可以产生矛盾的问题作为规范主义政治哲学的一个问题而存在着。在民主与法治的争论中,尽管人们态度各异,但却都表达了一个基本的共识,即认同宪政与民主之间的张力。就政治意识的发展来看,当代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争论还是“卢梭传统”与“洛克传统”的继续。与之相对应,从政治制度的演进来看,西方政治文明越来越强调民主与法治的融合,进一步完成了“民主优位” 模式和 “法治优位” 模式的调适。在人民主权与人权、民主与法治、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公域自治和私域自律之间,当代两方政治哲学展开了深入而又广泛地讨论。民主与法治关系的话题几乎吸引了所有的那些对西方产生重大影响的政治思潮。在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等重要的思潮之间,对民主与法治关系的探讨带动了与之相关的自由与平等的政治价值、积极与消极政治态度、个人与集体的政治观念等主题而深入地研究,成为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的指向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