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大概没有人会去拨那个电话，尽管此时这里的通讯信号很好。偶尔会有走过的人掏出手机，那是为了拍照。
　　在茅坝中学的乱石堆旁，篮球架还在，国旗杆和国旗应该是新换的。倒下来的钢质吊臂上，不知什么时候贴上了长长的一条寻人启事：“贺川，你在哪里啊，又过年了，妈妈每次来看你就听见你喊，妈妈来救我。妈妈就是走不到你身边来，就像有一层玻璃把你隔在外面。儿子，妈妈每次来看你的时候，每一个脚步都有千斤重，每一分，每一秒都那么撕心裂肺地痛。贺川，你是妈妈最懂事的孩子，妈妈知道你不放心我的身体，请你放心，妈妈会照顾自己的，妈妈希望你能回到家过年，妈妈多么希望一家人在一起吃个团年饭，儿子，家里什么都安排好了，回家吧……”
　　贺川的家人在条幅的末尾留下了文章开头提到的电话号码。那个号码那么醒目地挂在那里，就像悲伤的石头置放在时间的河流中，不舍昼夜地冲刷，也难以磨灭。
　　去年，我丢了手机，其中的号码尽失，包括朱远成的号码。朱远成的女儿朱兰5年前是茅坝中学初三的学生，地震中被埋于乱石之下。我在一辆大卡车上遇到了朱远成，他当时在寻找朱兰。
　　我凭着印象，打了一辆过路的三轮车去到朱远成位于北川邓家的房屋前。他不在家，晌午将尽，她的妻子李昌平从山上采茶回来。朱远成到江油打工去了，仍然是他熟悉的建筑工。“重建完成后，这里已经没有什么活可以干了。”李昌平说。
　　朱远成将《圣经》留在家里，没有带去工地。“他怕在工地拿出来看不好。”李昌平告诉我。两年前，我看望朱远成的时候，在他家的阁楼上看到了《圣经》和《灵歌集》。那是在他在女儿去世后，到景家山盖房子的时候，从牧师那里获得的。
　　朱远成和李昌平两口之家一度成为了失独家庭。“失独”的问题在2008年地震后大规模地显现。根据四川省计生部门的统计数据，2008年的地震中，有子女死亡或伤残的独生子女家庭接近8000个，其中有生育意愿的丧子计生家庭超过6000个。
　　幸运地是，年近四十的朱远成和李昌平震后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朱浩然。那些失独家庭，许多是通过试管婴儿生育，更多的是永远失去再次获得孩子的机会。有的人领养了孩子。
　　下午4点，李昌平和邻居骑着车去幼儿园接小孩。幼儿园位于刘汉小学内。这所小学因为北川地震时无一人伤亡而且将全部师生安全转移而闻名。如今，即使在这所乡镇幼儿园里，都有严格的安保。只允许一个人拿着通行证刷卡进入。这些年里，因为多起幼童被杀事件，幼儿园的安全已经被广泛重视。
　　朱兰的东西，5年来，李昌平没有动过。“我不敢去想。”她找出朱兰的几本周记。我看到了其中许多动人的描写。这是一个勤奋的学生。其中一篇周记是《自传》：
　　“我于1992年出生在四川省邓家一户姓朱的人家。我父亲是个杂工，没有多少文化，只能靠做苦力赚钱。母亲姓李，长年在家干活种地，喂猪。一家全年的收入就靠父母这样赚钱来养家糊口。渐渐地，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到了该我上学的时候了。父母说啥也要凑钱让我去读。他们向邻居借足了钱。我背着妈妈给我买的小书包和小朋友一起高兴地去上学。我没有让父母送我，那是因为我知道他们还有很多的事要做，我不想耽搁他们的宝贵时间。自打我懂事起，每天下午放学回家，都要煮饭、洗衣服，帮助他们减少生活中的负担……”

2

　　我在北川新县城永昌镇见到谢燕祝的时候，她正在幼儿园接自己的侄子谢雨辰。她的大部分昔日同学现在新建的北川中学念高三。
　　谢燕祝去年已经不读书了。她对读书已经提不起太大的兴趣。她的父母有两辆车用来运货。她如果会开车的话，可以帮着父母做生意，这是她乐意做的事情，她正在驾校学开车。新的“读书无用论”正在一些年轻人中蔓延，每年大批待业的大学毕业生加深了他们对于未来的恐惧。“读了书又能怎么样呢？”
　　不读书是对是错，谢燕祝自己很难下判断。她在茅坝中学读初一的时候，并不是特别爱学习的学生。但有一次，她和英语老师打赌，期末考的时候获得了好成绩，英语老师给她当上了英语课代表。
　　2008年5月12日下午，谢燕祝所在的班级，被派去参加县里的文艺演出。谢的班主任认为自己班的同学去参加演出，会耽误一下午的学习，有可能在时间上输给另外一个不去演出的班级。班主任提出，让另外一个班级的同学一起去参加演出。于是，茅坝中学的这两个班是地震当天仅能逃过灾难的群体。
　　茅坝中学成了北川县城废墟里的一个祭奠中心。学校前面曾经有一个施工时挖的坑，当年许多遇难者遗体被埋于其中。这里树着纪念碑，但总让人觉得少了什么。2010年，冯小刚拍摄的电影《唐山大地震》上映。影片的结尾，一辆自行车缓缓骑过刻满名字的碑墙。
　　5年了，在北川，我们仍然看不到刻满遇难者名字的碑石。到了清明节和“5·12”地震纪念日，聚集而来的人们就对着废墟烧纸。有的亲人自己把碑刻好，在亲人遇难处，将碑立起。纪念日和纪念日之间，废墟冷清，长而缓慢的生活才是震后的常态。
　　在谢燕祝接谢雨辰的永昌镇幼儿园，下午5点才是接孩子的时间，但在3点的时候，爷爷奶奶们就在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这可视作亲人对孩子无法远离的爱，也是对沉闷时光的打发。在北川，原来的熟人社会被打乱重建，人们住进了新楼房，但如同许多大城市人早以习惯了的那样，邻居是谁并不可知，人们在各种公共场合试图重新找到熟悉的群体。
　　2008年地震后，有一批灾区的孩子被派往俄罗斯进行短期交流。谢燕祝所在班级获得了一个名额。作为英语课代表，班主任把机会给了她。时间太长，她几乎忘了去的是俄罗斯的什么地方。想了一会，她才艰难地说出：“符……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
　　去俄罗斯之前，她随大队伍进入了中南海，在那里受到了胡锦涛的接见。“他和我握了手，那一天我都没洗手。”谢燕祝笑着说。在震区，随处可见胡锦涛当年所说的那句话：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5年前的地震造成的困难不少。谢燕祝不仅失去了高年级的校友，还失去了哥哥谢军。谢燕祝的嫂子刘小燕当时正怀着小孩，几个月后，刘小燕生下了谢军的遗腹子，取名谢雨辰。
　　“从去年9月份到现在，谢雨辰就没见过她妈了。”谢雨辰的奶奶周秀芳说。她对刘小燕充满了抱怨。在震区回访中，这样的抱怨司空见惯。在我当年采访过的4个地震遗腹子家庭中，有3家遗腹子的妈妈跟婆婆已经毫无往来。惟一不同的是张建清，她的婆婆公公在地震中已经去世。婆媳关系是千古难题，原本还有儿子隔在中间作缓冲带，如今这样的缓冲没了，婆媳关系便向更糟糕的方向发展。
　　这些灾后激化的矛盾多是因为房屋和相关补贴的分配问题。在北川，比如重建房屋，按照人头进行补助，一家总共也就是两三万块钱，一幢房子动辄十几二十万，这些补助是杯水车薪。而那些失去孩子的北川家庭，获得的补助是六七万。
　　我没有联系上刘小燕，不知道她如今的境况。两年前，我在回访中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改嫁，新的丈夫是位司机。他们重新生了一个小孩。那时候，谢雨辰还被奶奶抱着从另外一处来到这里。我问谢家人刘的电话是多少，他们说，没有。
　　在幼儿园门口，和谢燕祝碰上的还有廖乾美。廖乾美并没有待在两年前我们回访灾区时她开的理发店里。理发店由家人打理。她现在家带小孩。她也改嫁了，去年新生了一个小孩。她的新丈夫叫陈邦银。陈在地震中失去了自己的妻子和4岁的孩子。他们被人介绍，走到了一起。这样的情况在灾区很多。“大家有着类似的遭遇，容易彼此理解。”廖乾美说。
　　下午6点多，陈邦银回到了家里。他是北川县政府的一位司机。以往此时，多是领导的各种应酬，他回家较晚。但现在有些变化了。“确实少很多了。”陈在家里餐桌上边招呼我们吃饭边说。中央关于整治公款吃喝的举措目前初有成效。

3

　　当所有孩子都被接走以后，杨菊花才能从空荡荡的幼儿园下班。她现在是永昌镇幼儿园的生活老师，每个月工资800元。这个工资即便是在北川，都很少。“为了方便照顾孩子，少点就少点了。”她的儿子朱扬也在这个幼儿园上学。朱扬是我采访过的4个遗腹子中的一个。
　　幼儿园的孩子在当天进行了运动会的排练。在杨菊花的班上，有差不多一半的孩子都是地震之后再生。这是北川的下一代，在他们的前面，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形成了巨大而残缺的断裂层。
　　北川新县城人很少，有时候放眼望去，见不到几个人。这是一块飞地，周围都不是北川的地盘。这块地就这么孤独地存在着。这大概是中国惟一平地而起的新县城，像是一个巨大的房地产楼盘。几乎所有的建筑都尽力融入羌族元素，甚至建起了很多有高耸碉楼的羌寨，而在往日的北川，这样的建筑并不多见。
　　重建已经结束，招商引资是正在进行的事情。“小的看不上，大的又不愿来。”一位北川的政府工作人员说。
　　北川的发展被总结为“北川模式”。在这5年中，“模式”一词常被提到。往国家上说，有人喜欢说“中国模式”。往地方上说，有人喜欢说“重庆模式”。
　　老百姓们对政治并不关心，讨生活才是要义。新县城的街道冷冷清清，杨菊花以前的婆婆在这里做清洁工。在某一天，她把杨菊花的铺盖和东西都放到屋外。她们从此决裂。当时间沉淀下来，人们的怨恨也沉淀下来，看上去永难化解。
　　杨菊花和儿子住在亲戚位于北川新县城的房子里。她也已经改嫁，丈夫在绵阳工作。
　　我当年采访的4个遗腹子的妈妈，惟一仍没有改嫁的是家住擂鼓镇的张建清。她现在成都一家工地上打工，给工人们做饭。大女儿席蝶在擂鼓镇上初中。小女儿席菁雯读幼儿园，平时由张建清的父母照顾。

　　在任家坪，张建清的父母接待了我们。她们说起自己去世的亲人，就像昨天一样，“恼火得很。”很多人觉得5年过去了，会有所不同。但在许多人心里，伤痛永存。

　　王东将女儿接到后，开车在马路上快速奔跑，驶过路边的格桑花和刚发芽的龙爪槐。车里大声放着音乐。有Lady Gaga的《Just dance》，Adele的《Rolling in the deep》，Michael Jackson的《Beat it》，这让你产生行驶在美国公路上的幻觉。但接下来往下听，还有陈慧娴的《千千阙歌》、Beyond的《海阔天空》、伊能静的《念奴娇》，这些歌杂糅在一起，让你分不清听歌人的身份代际——走得太快后，几代的东西会夹杂在一起，连听音乐都如此。
　　在一个停车的间隙，其他人都下车买东西去了，我问王东：“你老婆呢？”“去年离婚了。”地震后重建这几年，王东承包了一些小工程，非常忙，经常不在家。“她就是在家想太多，以为我在外边有女人，经常跟我吵架。”吵多了，两人觉得就离婚算了。
　　离婚之后，王东有了现在的女朋友陈莉。王东车里的歌都是她下载的。“还得继续过日子，是吧？”离婚这件事情，看上去对王东影响不大。他主动提出孩子归他养，不用王茹负担。“她一个人，不带着孩子，再嫁人容易些。” 　　陈莉是擂鼓镇的人。地震的时候，她正在江苏昆山打工。她2005年就出去了，在昆山做过许多工种，也知道了许多工厂不为人知的事情。比如某著名汽车品牌的部件，说是加拿大进口的，实际上是她们在昆山做的，发货到加拿大，然后再往国内销。
　　外出也让她打开了眼界。她会觉得Adele不错，陈慧娴不错，凤凰传奇也不错。年轻一代中，城乡之间的娱乐界限已经模糊。几乎与此同时，北京的单向街书店里，华裔作家张彤禾在介绍她的新书《打工女孩》。她认为中国如今在外打工的人有上升的空间，能在打工的城市留下来。这受到了许多人的质疑。陈莉也说，有的打工者在昆山买了房子，留了下来，但那毕竟是少数。其实，很多年前，有一部风行中国的电视剧叫《外来妹》，早已反映了这个群体的各种遭遇。
　　陈莉和王震瑶之间的关系看上去很融洽。王震瑶已经改了名字，现在叫王稚然。“家里人觉得原来的名字不好，就改了。”王东说。王东一家如今住在一套一百多平米的房子里，开一辆国产SUV。他跟我算了一下他这些年赚的钱和别人欠他没给的钱，加起来，已经过百万。他有些发福了，少年白的头发也不再染，剃得几近光头。他大概是我们回访当中遇到的变化最大的人。5年前，他站在他那辆破损的农用车前茫然的样子，依旧历历在目。
　　下午，王东被电话催促，上山工作去了。周末放假的王稚然要出去玩，陈莉便带着她在地震纪念馆的空地上骑了好几个来回自行车。辽阔的空间里不时发出的嬉笑声，以及周围宁静的景色，让你觉得这安然的情状从来如此。

7

　　我坐在地震纪念馆的草坪上休息，几乎睡着。下午的阳光很好，大片人工培植的柔软草坪让人感觉置身草原。但我知道，5年前，我置身的地方是北川中学的废墟，下面是数百名没法挖出来的师生的尸体。2008年5月22号那天，我正在此处废墟里采访，突然不被允许出去，外边的人也不允许进来。已经给废墟消过毒的士兵仍拿着设备待命。两位士兵也许听错了口号，开始喷洒药水，随后被喝止。不久，一列车队进入北川中学。总理温家宝从一辆车里走下。
　　总理的出现让人群乱成一团，原本维护秩序的警察、士兵几乎都从口袋里掏出了相机和能拍照的手机。温家宝和身边的人们匆匆地握了手。
　　那些漫天飞舞的水柱，乱糟糟的人群，以及被围在人群中的总理，组合起来，显得有些超现实。
　　5年之后，温家宝做了他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卸任。在任家坪的茶叶店里，方文碧表达了对温家宝的尊敬。在她从事茶叶生意之前，在工厂里做过一段时间羌绣，所绣的图案中有温家宝的头像。就像我在震区，乃至全中国的基层听到过无数次的话那样，方文碧说，“上边的政策是好的，到下边就坏了。”
　　我坐在草坪上，看着夕阳被山体慢慢遮挡，灯光一点点亮了起来，工人们仍在劳动，尘埃在灯光里升腾。

　　我的身边是一个关闭的水龙头，到一定时候，它会给草坪喷洒水柱。5年之后，日常的生活逐渐回到这夕阳下的草地，既温暖又略有哀伤。
　　太阳即将完全落山时，不远处的超市里响起了凤凰传奇的音乐。在来震区回访之前，我笃定地相信会听到两首歌：一首是《江南Style》，另一首是《最炫民族风》。刚到北川的时候，我就从一家手机店听到了前一首，后一首则迟迟未来。此时，传来的是《天蓝蓝》：
　　让我变成美丽的骏马
　　和你驰骋在天涯
　　一起守护不老的神话和传说
　　永不凋落
　　摘朵美丽的晚霞
　　让它盛开在天涯
　　我的心被融化梦想就会到达
　　凤凰传奇高亢的嗓音会让人们觉得一切都在毫无疑问地变好。但在时光之中，有些东西无可挽回地失去了。我想起在朱兰的周记里看到的一段话：“我觉得人活着就是追赶时间，不是有个脑筋急转弯说：只会往上爬，永远不会往下掉的是什么？答案是：时间。”
　　人们试图从“失去”中挽回一些东西，但“失去”无往不在人生之中。地震让我们更集中地意识到了“失去”为何物，每一片飘走的时光都值得留恋。我几乎是带着这样的心情去了成都，准备在那里乘机返京，我想，下次回访灾区至少是另一个五年之后了。
　　命运的不确定感再次袭来。4月20日早上，我将要动身前往机场的时候，距离成都100公里的雅安发生地震。我退掉机票，从回访地震投入到另一场地震的报道之中。在两个纪念日之间，又产生了新的纪念日。地震带来的新伤痛需要等待另一段时光去抚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