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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力量支撑这位文化长者在晚年经历丧夫并丧女之痛之后，又走过了18年
2016年5月25日凌晨，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杨季康告别人世，享年105岁。而她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杨绛。杨绛身后，很多人津津乐道于她和钱锺书的往事，而一直萦绕在笔者心头的困惑是：是什么力量支撑这位文化长者在晚年经历丧夫、丧女之痛之后，又走过了18年。杨绛、钱锺书夫妇的几位友人，在为笔者解惑时，言谈中无不流露对这两位老人的尊重和温情。而“不必透露姓名”的嘱咐或是因为对逝者曾经的承诺。
钱锺书曾经嘱咐好友，在他去世之后，不接受采访，不谈关于他的事情，别人说任何关于他的事情，都不作评论。
杨绛引以为傲的“我们仨”，因1997年早春钱媛去世以及1998年岁末钱锺书去世而变得残缺，高龄的杨绛仍然保有独立的思维，她自由地写作并极力捍卫钱锺书的荣誉。
“作为一位智者，这是她传递出来的生活态度。”一位受访者说。
钱锺书眼中“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走到人生的边上”的杨绛于百岁时曾说，“我的‘向上之气’来自信仰，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总之，有信念，就像老百姓说的，有念想。”
1998年底，88岁的钱锺书去世，彼时杨绛也已经87岁。她身边的人都认为她撑不了太久，杨绛自己也这样想。她走路需要人搀扶，没有人扶的时候，就要扶着墙。
杨绛转移注意力的方法，是翻译被称为“天书”的《裴多》。原著是希腊文，杨绛是从英文转译的。钱锺书生前曾很希望这部作品有中文版。
《裴多》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在狱中服毒之前，跟朋友们讨论生死以及灵魂的“聊天记录”，由裴多·向伊奇整理所得。
朋友们都没到“另一个世界”去过，所以当他们尊敬的老师苏格拉底要先去，难免悲伤。可是苏格拉底却很平静，甚至很愉悦。
他说：“真正的追求哲学，无非是学习死，学习处于死的状态。他既然一辈子只学习死，学习处于死的状态，一旦他认真学习的死到了眼前，他倒烦恼了，这不是笑话吗？”
在这本书中，苏格拉底用他雄辩的思维和谈吐告诉朋友们两件事：死后灵魂继续存在；灵魂最后还是要轮转到一个新的生命里。
在《裴多》的译后记中，杨绛写道：“我不识古希腊文，对哲学也一无所知……我正试图做一件力不能及的事，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
对文化的信仰，不仅帮助为人妻、为人母的杨绛舒缓失亲之痛，还曾在其生命的前半程支撑她驱散恐惧，度过忧患痛苦。20世纪50年代，杨绛为了避免写文章带来麻烦，开始“遁入翻译”，她在50年代翻译了《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在60年代和“文革”期间翻译了《堂吉诃德》。
“文革”中，杨绛被剃了“阴阳头”，罚去打扫厕所，之后又下放到干校，但就在一次头戴高帽、脖挂木板、手举铜锣游街后，杨绛却模仿《堂吉诃德》中桑丘·潘沙的口吻说：“我虽然‘游街’出丑，仍然是个体面的人！”
“三反”运动中，杨绛遭到学生“控诉”，大礼堂里几千双眼睛都射向她，杨绛却“效法三十年代的旧式新娘，闹房时戴着蓝眼镜，装作不闻不见，木然默坐”。第二天起来，还故意打扮得喜盈盈的，拿着个菜篮子到校内菜市上人最多的地方去招摇，看别人怎样逃避她。
2007年，96岁的杨绛出版了《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在前言中她说“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当然，我的躯体火化了，没有了，我的灵魂呢？灵魂也没有了吗？” 杨绛说，年轻时她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于是，她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钱先生在用功之余，兴之所至，顽皮淘气，嬉笑怒斥，大有艺术家的脾气。杨先生则冷静认真，一丝不苟，把家管理得井井有条，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做得仔细精密，道地是一位科学家的性格。” 钱锺书生前友人高莽，在文章中如此描述生活中的这一对传奇夫妇。
世上有些事情，生前身后都躲不开。钱钟书去世之后，社会上出现一些质疑的言论，甚至还有一个“反钱学派”。
“还有一些对生活细节的描述都违背了真实。”受访者说，“钱锺书在别人眼中是学者，但在她的眼中是爱人，她要捍卫他的荣誉。”于是，杨绛在《南方周末》发表了文章《从“掺沙子”到“流亡”》。
她说，别人的传说，都不详、不尽、不实。“我应该在自己有生之年，把这段往事公之于众，我说的话可有我负责。”
生活中的杨绛通情达理，随和，不极端，但是遇到与原则相悖的事情，她绝不动摇。在钱锺书离世后的18年中，杨绛深居简出，散步也只在自己家的院子里，盛名之下一直与外界刻意保持距离。但一旦出现于钱锺书名誉不利之事，她会毫不犹豫地发声。
2013年曾曝出消息，逾百件的钱锺书及其家眷的信札、手稿要被拍卖。其中包括钱锺书于上世纪80年代与香港一杂志社时任总编辑的书信往来，涉及不少对历史和学人的评判。
杨绛获悉，马上致电香港朋友表示不妥。 她发表声明称：“个人隐私、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为商品去交易吗？”她“希望有关人士和拍卖公司尊重法律，尊重他人权利，立即停止侵权，不得举行有关研讨会和拍卖。否则我会亲自走向法庭，维护自己和家人的合法权利。”
钱锺书去世前嘱咐好友“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搞纪念活动”，他说“人是不需要纪念的，他随时都在。”
杨绛的念头也大抵如此。
2016年5月25日凌晨，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杨季康告别人世，享年105岁。而她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杨绛。杨绛身后，很多人津津乐道于她和钱锺书的往事，而一直萦绕在笔者心头的困惑是：是什么力量支撑这位文化长者在晚年经历丧夫、丧女之痛之后，又走过了18年。杨绛、钱锺书夫妇的几位友人，在为笔者解惑时，言谈中无不流露对这两位老人的尊重和温情。而“不必透露姓名”的嘱咐或是因为对逝者曾经的承诺。
钱锺书曾经嘱咐好友，在他去世之后，不接受采访，不谈关于他的事情，别人说任何关于他的事情，都不作评论。
杨绛引以为傲的“我们仨”，因1997年早春钱媛去世以及1998年岁末钱锺书去世而变得残缺，高龄的杨绛仍然保有独立的思维，她自由地写作并极力捍卫钱锺书的荣誉。
“作为一位智者，这是她传递出来的生活态度。”一位受访者说。
钱锺书眼中“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走到人生的边上”的杨绛于百岁时曾说，“我的‘向上之气’来自信仰，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总之，有信念，就像老百姓说的，有念想。”
翻译“天书”以求“忘了自己”
1998年底，88岁的钱锺书去世，彼时杨绛也已经87岁。她身边的人都认为她撑不了太久，杨绛自己也这样想。她走路需要人搀扶，没有人扶的时候，就要扶着墙。
杨绛转移注意力的方法，是翻译被称为“天书”的《裴多》。原著是希腊文，杨绛是从英文转译的。钱锺书生前曾很希望这部作品有中文版。
《裴多》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在狱中服毒之前，跟朋友们讨论生死以及灵魂的“聊天记录”，由裴多·向伊奇整理所得。
朋友们都没到“另一个世界”去过，所以当他们尊敬的老师苏格拉底要先去，难免悲伤。可是苏格拉底却很平静，甚至很愉悦。
他说：“真正的追求哲学，无非是学习死，学习处于死的状态。他既然一辈子只学习死，学习处于死的状态，一旦他认真学习的死到了眼前，他倒烦恼了，这不是笑话吗？”
在这本书中，苏格拉底用他雄辩的思维和谈吐告诉朋友们两件事：死后灵魂继续存在；灵魂最后还是要轮转到一个新的生命里。
在《裴多》的译后记中，杨绛写道：“我不识古希腊文，对哲学也一无所知……我正试图做一件力不能及的事，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
于对文化的信仰上安放灵魂
对文化的信仰，不仅帮助为人妻、为人母的杨绛舒缓失亲之痛，还曾在其生命的前半程支撑她驱散恐惧，度过忧患痛苦。20世纪50年代，杨绛为了避免写文章带来麻烦，开始“遁入翻译”，她在50年代翻译了《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在60年代和“文革”期间翻译了《堂吉诃德》。
“文革”中，杨绛被剃了“阴阳头”，罚去打扫厕所，之后又下放到干校，但就在一次头戴高帽、脖挂木板、手举铜锣游街后，杨绛却模仿《堂吉诃德》中桑丘·潘沙的口吻说：“我虽然‘游街’出丑，仍然是个体面的人！”
“三反”运动中，杨绛遭到学生“控诉”，大礼堂里几千双眼睛都射向她，杨绛却“效法三十年代的旧式新娘，闹房时戴着蓝眼镜，装作不闻不见，木然默坐”。第二天起来，还故意打扮得喜盈盈的，拿着个菜篮子到校内菜市上人最多的地方去招摇，看别人怎样逃避她。
2007年，96岁的杨绛出版了《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在前言中她说“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当然，我的躯体火化了，没有了，我的灵魂呢？灵魂也没有了吗？” 杨绛说，年轻时她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于是，她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我说的话可有我负责”
“钱先生在用功之余，兴之所至，顽皮淘气，嬉笑怒斥，大有艺术家的脾气。杨先生则冷静认真，一丝不苟，把家管理得井井有条，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做得仔细精密，道地是一位科学家的性格。” 钱锺书生前友人高莽，在文章中如此描述生活中的这一对传奇夫妇。
世上有些事情，生前身后都躲不开。钱钟书去世之后，社会上出现一些质疑的言论，甚至还有一个“反钱学派”。
“还有一些对生活细节的描述都违背了真实。”受访者说，“钱锺书在别人眼中是学者，但在她的眼中是爱人，她要捍卫他的荣誉。”于是，杨绛在《南方周末》发表了文章《从“掺沙子”到“流亡”》。
她说，别人的传说，都不详、不尽、不实。“我应该在自己有生之年，把这段往事公之于众，我说的话可有我负责。”
生活中的杨绛通情达理，随和，不极端，但是遇到与原则相悖的事情，她绝不动摇。在钱锺书离世后的18年中，杨绛深居简出，散步也只在自己家的院子里，盛名之下一直与外界刻意保持距离。但一旦出现于钱锺书名誉不利之事，她会毫不犹豫地发声。
2013年曾曝出消息，逾百件的钱锺书及其家眷的信札、手稿要被拍卖。其中包括钱锺书于上世纪80年代与香港一杂志社时任总编辑的书信往来，涉及不少对历史和学人的评判。
杨绛获悉，马上致电香港朋友表示不妥。 她发表声明称：“个人隐私、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为商品去交易吗？”她“希望有关人士和拍卖公司尊重法律，尊重他人权利，立即停止侵权，不得举行有关研讨会和拍卖。否则我会亲自走向法庭，维护自己和家人的合法权利。”
钱锺书去世前嘱咐好友“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搞纪念活动”，他说“人是不需要纪念的，他随时都在。”
杨绛的念头也大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