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底，湖南境内的湘江战役，是红军史上最惨痛的一仗，部队减到3万。就在红军奋死突破湘江的同一天，12月1日，上海的《良友》画报举办了一次标准女性的评选。她们当中有尽心尽力孝敬长辈、帮助丈夫事业成功的古典型的贤妻良母，也有受过现代教育、多才多艺、热爱运动的时髦女性。30岁的女作家丁玲名列十位女性之首，此时的丁玲已经以《莎菲女士的日记》走红文坛。这位进步女性还没有对红军，或者她在几年后到达的延安有着任何感觉。因为她刚看到，红军仍在流浪与被追杀的边缘。
　　1935年6月27日夜晚，易卜生的名剧《娜拉》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演，成为本城最大的新闻。第二日《民报》登出专文，对娜拉的扮演者蓝苹(也就是后来到了延安与毛泽东结婚的江青)的表演大加赞赏。报纸的推波助澜令市民们狂热地涌进了戏院。这一年甚至被称为上海的“娜拉年”。这位“娜拉”，当时对于毛泽东还没有任何认识。甚至没有听到过她的夫君的名字。
　　同一天，1935年6月27日，长途跋涉的毛泽东和他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事们刚结束在四川小金县城两河口的会议，决定了红军北上陕甘，大批部队正在做爬雪山的准备。而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则在这一天翻越了长征的第二座雪山——梦笔山。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角色均已陆续登场，并且在文化上创造了一次繁荣。站在历史的某个部分看去，30年代堪称中国黄金时代的开端。文化奇迹、政治变迁、战乱、西方常识、英雄、汉奸、国难，这一切如此令人目不暇接，奇迹与失败的声音如此交替，光荣与梦想，至少在那个时代令人恍如茨威格所描述的群星闪耀。
　　如果把目光从长征转移，切换镜头做一个时间的蒙太奇，那么在红军们默默地长征的这段时间里，中国的其他精英人物又在忙些什么事情呢?
　　沈从文：1934年由于小说《边城》开始在《国闻周报》连载，受到文坛关注。1935年5月19日，发表反映共产党人遭屠杀的小说《新与旧》。第二年年初，他特意到丁玲被软禁处看望，这一年还出版《湘行散记》。
　　胡适：1935年1月，胡适应邀到香港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这是他一生所得35个名誉学位的第一个。接下来，他前往广西游历。此时红军正结束遵义会议，向赤水挺进。胡适的身份为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在1935-1936年之间，他的足迹遍布南京、上海、香港、桂林、阳朔、美国和加拿大等地，四处演讲，出席会议。
　　阮玲玉：1934年，阮玲玉主演了《人生》和《神女》。被认为是中国默片时期表演艺术的高峰。1935年，阮玲玉主演的《新女性》公映再次轰动，同年，她留下“人言可畏”的遗言服毒自杀。上海举行出殡送葬仪式，沿途送葬者30万人之多。
　　曹禺：在这两年时间里，完成了他的三部重要作品《雷雨》、《日出》、《原野》。
　　林徽因：1934年10月，林徽因、梁思成应浙江建设厅邀请，到杭州商讨六和塔重修计划，之后又去浙南武义宣平镇和金华天宁寺考察古建筑。1935-1936年，林徽因写了不少诗歌小说和古建筑论文。
　　林语堂：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吾国与吾民》一书在美受赛珍珠协助出版，一举成名，自此享誉欧美文坛。1936年9月与人合办《西风》，以“译述西洋杂志菁华，介绍欧美人生社会”为发刊宗旨。
　　齐白石：1934年，72岁的齐白石老年得子，取名良年。1935年携眷还乡，散财乡里，以济荒年。
　　钱钟书　杨绛：1934年，尚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外文系读书的杨绛写了一篇作业，即短篇小说《潞潞，不用愁!》，描写青春期少女的三角恋心理，受到朱自清赏识，并推荐给《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此时，钱钟书正在光华大学教书，1935年春，他参加了教育部第三届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考试，以绝对优势名列榜首。同年，钱钟书与杨绛在无锡钱府举行正式婚礼。
　　吴清源：1934年刚满20岁的吴清源升到围棋六段，并作为“日满华围棋友好访问团”的一员从日本回到中国，被安排在伪“满州国”的皇帝溥仪面前下了一盘棋。
　　张爱玲：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就读的张爱玲1936年秋在女校的小型刊物《国光》发表处女作《牛》，其文名很快在校园里传播开来。
　　郁达夫：1934年12月开始在《人间世》陆续发表自传。1935年7月，在杭州购地兴建“风雨茅庐”。
　　冰心：1935年怀胎十月的冰心产下长女宗远(吴冰)。同年还在北新书局出版短篇小说集《冬儿姑娘》。
　　
　　(据《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