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父亲的深刻记忆集中在“文革”10年，之前他每天忙至半夜回家，之后才刚“解放”就病了。
　　1966年6月的一天，中饭后，父亲讪讪地抹桌收筷理碗，然后告诉我们，他被打倒了。那年我10岁，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以后，党委副书记在宿舍里服安眠药死了；谈大教授的夫人上吊自杀了；邻居马教授的夫人跳楼未死，满脸鲜血顺着楼道爬回来，靠在隔壁的门上……小小的院子里50户人家，非正常死亡23人。
　　学校里，批父亲笔名“公今度”的大字报几十米长，家里一次次被抄，5个书架的书只剩下领袖著作和《鲁迅全集》。镜面上、墙壁上，打倒父亲的标语墨汁淋漓。
　　一天晚上，父和母嘀嘀咕咕了一夜，第二天就把我们兄妹4人转移去了外婆、祖父家。复旦党委策划了那场“8月斗鬼风”，第一批被斗的就有父亲。有天下班后，母亲在宿舍门口遇到了苏步青副校长，他告诫母亲，父亲肯定逃不掉，“望早做准备”。那场“斗鬼风”，父亲被浇墨汁、坐飞机、挂铁牌，细细的铅丝嵌在颈椎里，为以后的瘫痪埋下了祸根。父亲至死不知道那沉重的牌子为何物，多次与母亲提起。直到二十多年后，他的追悼会上，一个当年的学生才说出真相——窨井盖。母亲听说后痛彻心肺。
　　躲过“斗鬼风”，我从外婆家回来，顺着3路电车的轨道拐进国福路，远处黑篱围绕、绿树掩映的第九宿舍，一片静寂。进入楼门，大字报铺天盖地。父亲的颈椎坏了，必须以手支颏，方能正面看人，手一松，头便落下去。那一年，父亲37岁。
　　父亲彻底闲下来了，造反派混战一气，连劳动改造也无人再管。那时候，父亲会在夜雨淅沥或是北风呼号的夜晚给我们读鲁迅。昏黄的灯光下，父亲用带着苏白口音的普通话把《朝花夕拾》娓娓读来：“哥儿，三哼经给你买来了”、“仁厚的地母啊，愿你永安她的灵魂”……然而那种温馨总是立刻就被粗暴打破，很多次，每当我们沉浸在文学的世界，门上就传来凶恶的撞击，一些莫名其妙的人来抄家衅事。
　　1969年春节，父亲说去学校小卖部买些糖，笑嘻嘻出门去了，不多久回来，糖没买，脸黑了。那年开始“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父亲被隔离、挨打，吐血。1947年，18岁的父亲加入共产党，19岁考入大学，因为肺结核，回昆山菉葭浜外婆家休养。那年春天，上海学生运动遭破坏，有人被捕牺牲，揭发者说父亲是叛徒，于是他被无休止地逼供审查。
　　因为父亲吐血，造反派允许他回家，家里厕所间的水管上突然多出了一个铅丝圈。有一天夜里，我醒来，看到父亲披了件旧棉袄，坐在床头：“我熬不下去了，熬不下去了。”那时，母亲去了五七干校，专案组逼着父亲交待，父亲走投无路，频繁吐血，想到了死。
　　父亲硬是把1948年上半年自己的行踪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回忆出来，提供证人，请求专案组去翻查已被抄去的全部日记，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专案组长再去青海监狱提审揭发者，揭发者是国民党特务，咬了全国一百多人，每天提审他的人排起了长队，终于引起狱方警觉，破了这起污蔑案。苦难过了，父亲笑称自己记忆力超群。苦涩中还不忘洋洋得意，他天生就是这么风趣幽默。
　　父亲多才多艺，文章、演讲出了名，号称复旦才子。在家闲得无聊，就把钟表拆了装、装了拆，还学篆刻、学烹饪、学拍照，每天变了花样烧菜煮面。他喜欢音乐，会吹箫，“文革”结束后，集了一抽屉外国古典音乐磁带。
　　1971年夏一个傍晚，父亲在阳台上吹箫，不知怎么，吹起了儿时听过的“大出丧”。箫音未断，楼下就叫了“电话”。那是噩耗，祖父在里弄劳改，突发疾病去世了。祖父兢兢业业教了一辈子书，我看过他留下的古书，眉批的蝇头小楷真是漂亮。
　　父亲散文写得极好，清新活泼，宛转有趣，可惜他不大写。我后来读归有光、朱自清，总会没来由地想到父亲、想到祖父，也许他们这些苏南才子气质上有相近之处吧。
　　父亲才情纵横，然几百篇杂文，凡有歌颂、批评、议论、畅想、宣传，都与时政有关，现在读来，政治色彩太浓，人文关怀单薄，已不太有味。这是当时的环境使然，亦是他个人性格使然。
　　随着年龄增长、阅历加深，我越来越理解父亲，理解他们那一代人，理解他们生长的时代背景和信仰的形成，理解他们的理想追求，以及内心的冲突、矛盾、挣扎和无奈。父亲80年代中后期开始病重，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竟再也无缘与他深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