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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主要是应新加坡读者任闻先生的挑战而写。
任先生在1999年12月号的《读者》上对我作了严肃批评，他不理解具有严谨选文标准和高超编辑艺术的《读者》杂志，会选编我的《强势知识》这种道貌岸然、似是而非的言论，因为新加坡不少中学将《读者》规定为学生必读的课外刊物而给学生集体订阅，他建议像我这种“极具误导性与欺骗性”的文章，《读者》编辑部今后要：“慎之！再慎之！”
从任先生在《读者》发表的信件中，我猜想他是教育工作者，可能就是中学教师，肩负着灵魂工程师的重大责任，如果我的文字“误导了”新加坡的学生，在此表示致歉。以前大家都说全球化进程正在加速，这回倒真是印证了。看来我以后在中国大陆写文章，要有国际意识，否则一不小心便可能“欺骗了”地球上某个国家的孩子。
在此先让我对照任闻先生的批评，检讨一下自己在《强势知识》中的“错误”吧。
为什么“强势知识才是力量”？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我说：“强势知识才是力量。”原因是：并非“所有知识都是力量”。中国古代书生大多手无缚鸡之力，若中不了科举，任你饱读诗书，亦无力量可言。相反，知识使人迂腐、知识使人软弱、知识使人穷酸的例子至今仍然遍地都是。那么，什么知识才是力量呢？我认为是强势知识。强势知识就是在现实中起支配地位的知识，反之则是弱势知识。许多人之所以失业，并非没有知识，而是学而无用。哪怕你有硕士、博士文凭，只要你掌握的知识在现实社会中是一种弱势知识，你就可能找不到工作。因此，读书必须小心，人生有限，读错了书等于慢性自杀。
我觉得上述观点的“误导性”并不明显，让任先生感到具有强烈“欺骗性”的，是我认为在和平时期，哲学、宗教、文学、历史等等关于‘好坏、对错、美丑’的价值性知识是力量不强的弱势知识，而科学技术和企业经营管理等功用性知识则是今天的强势知识，需要不断学习熟练掌握。任先生说：“此言大谬！”因为科学技术和企业经营管理等实用性知识固然必不可少，但价值性知识更值得重视，它“能起到稳定国家、团结人民、振兴民族、激励士气等方面的决定性作用，所谓历史责任感、民族凝聚力、国家向心力等莫不根植于此；从个人角度看，则可令人明辨是非、鼓舞斗志、开拓眼界、修身养性等，正所谓‘安身立命’的根本”。
我觉得任先生误解了我。我写作的语境是在大陆的1999年，此时此刻，科学技术和企业经营管理知识对中国人来说是强势知识。若是时间倒流20年，科技和企管知识在中国是弱势知识，反而是人文类的价值性知识是强势知识，你看看“四人帮”便知道，除了王洪文是工人出身外，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都是“人文知识分子”，掌握的都是价值性知识。若不是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哪会有今天的富强？价值性知识可以起到好的作用，也可以起到坏的作用，关键看你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方式推广什么样的价值性知识。今天世界上许多地方发生的冲突，往往就是宗教和价值观不同导致的。价值性知识可以引起暴力冲突、社会动乱和生命的毁灭。比如“民主和自由”知识输入非洲国家之后，就引发许多社会冲突和动荡。
中国大陆1999年的高考作文题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我读到过一则简讯，说科学家已经发现了记忆移植的原理，我们的大脑将来就像计算机的硬件一样，各类知识体系则如同各种软件，你需要什么知识都可以输入给你。我想那时候，你若要发动农民起义，可将洪秀全的价值性知识输给所需要的人，你想要镇压农民起义，亦可将曾国藩的价值性知识输出去；你要某人有爱国主义思想，就输给他岳飞的价值性知识，你要他卖国求荣，就输给他秦桧的价值性知识。当然，你也可以将他的大脑重新格式化，按灵魂工程师的设计要求重新输入新的知识。
不知识任先生对此前景作何感想？
知识是如何斗争的？
世界上斗争的方式有很多。头脑外部发生的，我们称阶级斗争，在头脑内部进行的，叫思想斗争，这是文革的说法。到了知识经济时代，头脑外部发生的斗争，大多是市场竞争，头脑内部进行的，我在此称之为知识斗争。
那么，知识是如何斗争的呢？
我认为，知识在我们头脑经常进行“谁胜谁负的斗争”，斗争之剧烈甚至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比如计算机知识与算盘知识的斗争就是这样。一旦我们学会并用惯了计算机的知识，算盘的知识就作废，可谓“用者为王”。
实际上，将人体看作计算机再合适不过了，硬件是我们的身体，软件是我们的知识，知识在头脑中运转，加上点个人欲望，就成了思想活动。当然，我们的很多欲望，究竟是头脑中知识的欲望还是我们自身的欲望，往往分不清楚。在我看来，知识是一种程序，一旦输入大脑就要我们按照它们规定的流程行事。
最近我认识一位计算机博士，知识可谓多也，可他明显感到自己跟不上头脑简单、思想单纯的小青年。大脑容量有限，你塞入太多的知识，成了博士，运转起来就不灵活，速度便跟不上没有多少知识的IT小青年。都说知识经济时代是快鱼吃慢鱼，我要补充的是：博学的不如快学的。因为知识多了就笨，笨就跟不上时代。无知的儿童比博学的成年人学得更快，并且更勇敢。所谓无知者无畏，这是非常直观的事实。
千万别以为我教人懒，倡导不学为荣。我只是想搞明白，一个人为什么不能学太多的东西？计算机就不一样，硬盘容量不够，我们可以换个大的，不想换也没有问题，可以将没用的“知识”清除出去。我们不同，你无法将无用的知识从大脑中清除掉，你只能暂时忘记它，不使用它，但它并非不存在，反而经常在潜意识中左右你的言行，时不时让你出点洋相。也许你认为人的脑筋越来越不好使，不是知识过量，而是因为人的大脑逐渐衰老。大脑不可逆转的衰老过程正好证明读书应当是一件谨慎的事，正如叔本华说：“读益书的条件之一就是不读坏书。因为生命是短暂的，而时间和精力又是有限的。”或者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任闻先生希望新加坡的学生不要接触我的言论。问题是：我的言论是谬论吗？
培根好像过说：“历史使人明智，数学使人周密，诗歌使人灵秀”， 培根的结论是：“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这倒是至理名言。我现在关心的是，各类改变性格的知识进入我们的大脑，它们之间是否兼容？如果它们同时发挥作用，我们不就成了多重性格的或精神分裂的疯子？
我们明知头脑中大量知识是过时的，使用价值早就折旧完毕，成了腐朽的、发臭的知识垃圾，却拿它们毫无办法。知识垃圾多了，人就变得迂腐，变得穷酸，在社会上就吃不开，便显得软弱无力。怎么能说“知识就是力量”呢？
今天许多知识都被人包装过，就像软件的界面，有的十分友好，有的非常“酷”，有的惨不忍睹，这便是知识的表情。有的知识表情非常友好，使用起来却非常不方便，甚至还携带病毒。所以读书应当小心。一不留神学了“法轮大法”，不出毛病才怪呢。所以“知识就是力量”如果成立，“知识就是病毒”也不会有错。
现在咱们中国提倡素质教育，小学生不布置家庭作业，我认为很好。人脑与电脑的最大区别，是永远无法重新格式化。与其太早将儿童脑子塞满，不如先让它空着。那些真会使人产生力量的知识，也不宜装得太多。知识天生霸权，总想以最快速度复制自己，要占据最大的空间，于是在我们头脑中斗争起来，不管你是否愿意，各类知识毕生都会在我们头脑中斗争到底，直至我们灭亡。
当然，知识在我们头脑中也会相互利用，对立统一，正如D?H?劳伦斯所说：“如果我们不和嘲笑我们知识的那种思想保持一致，我们的知识就等于零，我们就仅仅是装满废纸的竹篓。”普鲁斯特也说：“各种学说和流派就像微生物和细胞一样互相吞噬，通过交战保证着生命的延续。”
我们的躯体消失的那一天，知识却几乎不会死亡，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的生命，有其内在的基因和特殊的生存方式，在我们灭亡之前，它们早已经利用各种传播手段，转移到更年轻、更幼小的头脑中繁衍，或暂时存储在图书馆，以“文明”的名义，随时准备“借尸还魂”，企图永远存活下去！
有效知识才是力量？
在我们出生之前，无数的知识已经先于我们而存在，在我们出生之后，更多的知识以“爆炸性的方式”而诞生。知识生产的速度远大于我们学习的速度，一个人要想学尽天下的知识绝对不可能，也是愚蠢的。我们必须选择恰当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来学习必要的强势知识。
当然，即使你脑子里塞满了强势知识，也不等于你就有力量。只有善于运用知识的人，才是真正有力量的人。于是一个新的概念诞生了，那就是“有效知识”——在现实中真正发生作用的知识。
中国大学里的教授们今天确实掌握了许多强势知识，但他们大多拿知识作学术交流或教学用。不如企业家们实际，他们交点钱到大学去读在职MBA，回到公司将知识立即转换成物质和精神财富，结果比满脑子强势知识的人更有力量。你可能说教授将强势知识作学术交流和教学使用，也是有效地运用强势知识，而我看来，这种使用方法效率并不是最高的，等于你知道如何制造和使用原子弹，自己不用，却教会别人怎么使用，并将原子弹便宜地卖出去，结果人家拿到日本去投了二枚，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爱因斯坦们后来极力反对使用核武器，那又能怎么样？谁教你们将制造和使用原子弹的方法传出去？
需要建立“能量人类学”吗？
必须声明，我不主张全世界掌握核武器知识的家伙都将自己的知识有效地应用起来。我衷心期望世界永远和平。在此，我只是给“强势知识才是力量”的命题作些有趣的辩解。
我曾经在《强势知识》一文中说，我突然发现，下海前10年读过的书，90%是落后的、腐朽的知识。其中有一部分是关于“文化人类学”的知识，我大约花了七八年时间进行学习研究，还准备创造一门“能量人类学”，最终未遂，我仅仅利用其中一些基本观点写了一部名为《返祖》的长篇小说，侥幸获奖，从投入产出来看，从知识的应用效率来看，绝对是亏本和低效的。“强势知识”的概念来自我的“能量人类学”的基本原理，雪藏多年，没想到刚拿出来使用，就欺骗了新加坡的中学生，因此有必要将思想根源挖出来示众。
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知识体系仅仅是文化的一种形式；任何将文化分为先进、对错、好坏的观点都是有偏见的。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怀特在他的专著《文化科学》的最后，将文化视作一个不断消耗能量的热力学系统。我在大学学的是动力装置，热力学是基础课，所以十分赞赏怀特的理论模式，并且比他走得更远，企图独立建立一门“能量人类学”，梦想把人类的全部社会文化现象囊括在一条非常简单的数学公式中，如同爱因斯坦的质能转换公式那样简单美妙。我不想重述这条枯燥的数学公式的论证过程，总之为了创立一门科学，我曾下决心学习天下所有的知识。
过分的好学让我走火入魔，我不仅喜欢科学实验，更是饥不择食地学习了许多无用的知识，什么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突变论、协同论、熵论等理论全部塞进头脑中，当然有关的文史哲也不放过，更可笑的是，为了研究人类的变态心理，我甚至与医生配合，住进了精神病院，或混入病人自治组织内部，或扮演成心理医生，节外生枝地出版了两部不伦不类的变态心理学著作。我深信自己的脑子所以出了问题，完全是过度学习的结果。这事姑且不提。
那么，我是如何从“能量人类学”中提取出“强势知识”的呢？
首先，我认为文化有强势和弱势之分，而没有好坏、对错或先进与落后之分。“强势文化”不仅是一种社会科学的概念，更是一种自然科学的概念。比如当今的美国文化就是一种强势文化，非洲国家的文化就是一种弱势文化。文化的强弱与否，在于单位时间内吸收和控制能量的多少，这不是一种主观感觉，是完全可以通过科学手段测量出来的。
人类社会的全部冲突都是文化吸收和控制能量造成的，因为任何文化都有自我复制本能，强势文化总是要想以最快速度扩散到世界各地，必然会引起其它准强势或弱势文化的反抗。为了找出社会秩序和国际冲突与能量之间的定量关系，我花费了大量时间，最后无功而返。不过现在我仍然深信，知识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同样具有强势与弱势之分。从社会学意义上说，强势知识就是在现实社会中起支配地位的知识，而从能量人类学或自然科学角度看，强势知识就是比其它知识能够更有效地吸收和控制更多能量的知识。
比如当今的IT知识，吸收了全球总量最大的人财物，这些人财物完全可以换算成能量的单位“卡路里”来计算。我知道如果真的要去统计，并找出铁一样的规律，自己毕生也做不完这项工作，所以我的研究是无效的研究，我的知识基本上是无用的知识，而在任闻先生看来，则是带有欺骗性的知识。
因此，我完全没有必要建立一门所谓的“能量人类学”。
来一次国际大辩论好吗？
这场纸面上的知识斗争快要结束了，万一《读者》转载本文而引发一场国际知识斗争，我满脑子乱七八糟的作废知识可能兴奋起来，它们可能将1994年左右中国那场著名的“人文精神失落”大讨论中的某些人当作论敌，与新加坡的任闻先生绑在一个靶子上加以抨击。
据说许多人文知识分子在1993年突然感到知识体系的全盘崩溃，然后痛失“人文精神”，他们认为中国的人文精神是在市场经济中失落的。我认为“人文精神”从高处落下必然会丧失势能，成为弱势精神，相关的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当然一同失落，成为弱势群体。弱势群体哀叹“人文精神失落”，其实是哀叹自己的社会地位的失落。
以作家为例，有人说中国那一个地区作家最吃香经济就最不发达，典型的实例就是山西省。这个规律为调查地区经济实力的人找到了一种省事的方法，就是说，你发现某个地区作家们的地位大不如前了，这个地区的经济就发展了，而不必花大多精力去统计其它经济指标。
如此武断的结论极易引起包括新加坡任闻先生在内的人士的反击。在更大的知识斗争到来之前，我已经知道自己最易遭受攻击的弱势之处是文风不正，因此有必要提前选择一种虚拟的公正方式进行斗争，这就是经常在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的国际大学生辩论大赛。若将“强势知识才是力量”作为辩题，我愿当正方代表的参谋，顺便将满脑子无用的知识像倾倒过期的弹药一样用来支持他们。
最后，我要提出一系列疑问：全球中学教师是否天然地有权根据自己的知识偏好让学生接受某种特定的知识？中学生有没有自主选择知识的权利？任闻先生是否挟新加坡中学市场而行使了自己的“知识霸权”——从一个国家干预了另一个国家的媒体编辑方针？《读者》编辑部是否迫于新加坡市场的压力而不敢转载本文？
任先生在1999年12月号的《读者》上对我作了严肃批评，他不理解具有严谨选文标准和高超编辑艺术的《读者》杂志，会选编我的《强势知识》这种道貌岸然、似是而非的言论，因为新加坡不少中学将《读者》规定为学生必读的课外刊物而给学生集体订阅，他建议像我这种“极具误导性与欺骗性”的文章，《读者》编辑部今后要：“慎之！再慎之！”
从任先生在《读者》发表的信件中，我猜想他是教育工作者，可能就是中学教师，肩负着灵魂工程师的重大责任，如果我的文字“误导了”新加坡的学生，在此表示致歉。以前大家都说全球化进程正在加速，这回倒真是印证了。看来我以后在中国大陆写文章，要有国际意识，否则一不小心便可能“欺骗了”地球上某个国家的孩子。
在此先让我对照任闻先生的批评，检讨一下自己在《强势知识》中的“错误”吧。
为什么“强势知识才是力量”？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我说：“强势知识才是力量。”原因是：并非“所有知识都是力量”。中国古代书生大多手无缚鸡之力，若中不了科举，任你饱读诗书，亦无力量可言。相反，知识使人迂腐、知识使人软弱、知识使人穷酸的例子至今仍然遍地都是。那么，什么知识才是力量呢？我认为是强势知识。强势知识就是在现实中起支配地位的知识，反之则是弱势知识。许多人之所以失业，并非没有知识，而是学而无用。哪怕你有硕士、博士文凭，只要你掌握的知识在现实社会中是一种弱势知识，你就可能找不到工作。因此，读书必须小心，人生有限，读错了书等于慢性自杀。
我觉得上述观点的“误导性”并不明显，让任先生感到具有强烈“欺骗性”的，是我认为在和平时期，哲学、宗教、文学、历史等等关于‘好坏、对错、美丑’的价值性知识是力量不强的弱势知识，而科学技术和企业经营管理等功用性知识则是今天的强势知识，需要不断学习熟练掌握。任先生说：“此言大谬！”因为科学技术和企业经营管理等实用性知识固然必不可少，但价值性知识更值得重视，它“能起到稳定国家、团结人民、振兴民族、激励士气等方面的决定性作用，所谓历史责任感、民族凝聚力、国家向心力等莫不根植于此；从个人角度看，则可令人明辨是非、鼓舞斗志、开拓眼界、修身养性等，正所谓‘安身立命’的根本”。
我觉得任先生误解了我。我写作的语境是在大陆的1999年，此时此刻，科学技术和企业经营管理知识对中国人来说是强势知识。若是时间倒流20年，科技和企管知识在中国是弱势知识，反而是人文类的价值性知识是强势知识，你看看“四人帮”便知道，除了王洪文是工人出身外，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都是“人文知识分子”，掌握的都是价值性知识。若不是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哪会有今天的富强？价值性知识可以起到好的作用，也可以起到坏的作用，关键看你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方式推广什么样的价值性知识。今天世界上许多地方发生的冲突，往往就是宗教和价值观不同导致的。价值性知识可以引起暴力冲突、社会动乱和生命的毁灭。比如“民主和自由”知识输入非洲国家之后，就引发许多社会冲突和动荡。
中国大陆1999年的高考作文题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我读到过一则简讯，说科学家已经发现了记忆移植的原理，我们的大脑将来就像计算机的硬件一样，各类知识体系则如同各种软件，你需要什么知识都可以输入给你。我想那时候，你若要发动农民起义，可将洪秀全的价值性知识输给所需要的人，你想要镇压农民起义，亦可将曾国藩的价值性知识输出去；你要某人有爱国主义思想，就输给他岳飞的价值性知识，你要他卖国求荣，就输给他秦桧的价值性知识。当然，你也可以将他的大脑重新格式化，按灵魂工程师的设计要求重新输入新的知识。
不知识任先生对此前景作何感想？
知识是如何斗争的？
世界上斗争的方式有很多。头脑外部发生的，我们称阶级斗争，在头脑内部进行的，叫思想斗争，这是文革的说法。到了知识经济时代，头脑外部发生的斗争，大多是市场竞争，头脑内部进行的，我在此称之为知识斗争。
那么，知识是如何斗争的呢？
我认为，知识在我们头脑经常进行“谁胜谁负的斗争”，斗争之剧烈甚至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比如计算机知识与算盘知识的斗争就是这样。一旦我们学会并用惯了计算机的知识，算盘的知识就作废，可谓“用者为王”。
实际上，将人体看作计算机再合适不过了，硬件是我们的身体，软件是我们的知识，知识在头脑中运转，加上点个人欲望，就成了思想活动。当然，我们的很多欲望，究竟是头脑中知识的欲望还是我们自身的欲望，往往分不清楚。在我看来，知识是一种程序，一旦输入大脑就要我们按照它们规定的流程行事。
最近我认识一位计算机博士，知识可谓多也，可他明显感到自己跟不上头脑简单、思想单纯的小青年。大脑容量有限，你塞入太多的知识，成了博士，运转起来就不灵活，速度便跟不上没有多少知识的IT小青年。都说知识经济时代是快鱼吃慢鱼，我要补充的是：博学的不如快学的。因为知识多了就笨，笨就跟不上时代。无知的儿童比博学的成年人学得更快，并且更勇敢。所谓无知者无畏，这是非常直观的事实。
千万别以为我教人懒，倡导不学为荣。我只是想搞明白，一个人为什么不能学太多的东西？计算机就不一样，硬盘容量不够，我们可以换个大的，不想换也没有问题，可以将没用的“知识”清除出去。我们不同，你无法将无用的知识从大脑中清除掉，你只能暂时忘记它，不使用它，但它并非不存在，反而经常在潜意识中左右你的言行，时不时让你出点洋相。也许你认为人的脑筋越来越不好使，不是知识过量，而是因为人的大脑逐渐衰老。大脑不可逆转的衰老过程正好证明读书应当是一件谨慎的事，正如叔本华说：“读益书的条件之一就是不读坏书。因为生命是短暂的，而时间和精力又是有限的。”或者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任闻先生希望新加坡的学生不要接触我的言论。问题是：我的言论是谬论吗？
培根好像过说：“历史使人明智，数学使人周密，诗歌使人灵秀”， 培根的结论是：“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这倒是至理名言。我现在关心的是，各类改变性格的知识进入我们的大脑，它们之间是否兼容？如果它们同时发挥作用，我们不就成了多重性格的或精神分裂的疯子？
我们明知头脑中大量知识是过时的，使用价值早就折旧完毕，成了腐朽的、发臭的知识垃圾，却拿它们毫无办法。知识垃圾多了，人就变得迂腐，变得穷酸，在社会上就吃不开，便显得软弱无力。怎么能说“知识就是力量”呢？
今天许多知识都被人包装过，就像软件的界面，有的十分友好，有的非常“酷”，有的惨不忍睹，这便是知识的表情。有的知识表情非常友好，使用起来却非常不方便，甚至还携带病毒。所以读书应当小心。一不留神学了“法轮大法”，不出毛病才怪呢。所以“知识就是力量”如果成立，“知识就是病毒”也不会有错。
现在咱们中国提倡素质教育，小学生不布置家庭作业，我认为很好。人脑与电脑的最大区别，是永远无法重新格式化。与其太早将儿童脑子塞满，不如先让它空着。那些真会使人产生力量的知识，也不宜装得太多。知识天生霸权，总想以最快速度复制自己，要占据最大的空间，于是在我们头脑中斗争起来，不管你是否愿意，各类知识毕生都会在我们头脑中斗争到底，直至我们灭亡。
当然，知识在我们头脑中也会相互利用，对立统一，正如D?H?劳伦斯所说：“如果我们不和嘲笑我们知识的那种思想保持一致，我们的知识就等于零，我们就仅仅是装满废纸的竹篓。”普鲁斯特也说：“各种学说和流派就像微生物和细胞一样互相吞噬，通过交战保证着生命的延续。”
我们的躯体消失的那一天，知识却几乎不会死亡，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的生命，有其内在的基因和特殊的生存方式，在我们灭亡之前，它们早已经利用各种传播手段，转移到更年轻、更幼小的头脑中繁衍，或暂时存储在图书馆，以“文明”的名义，随时准备“借尸还魂”，企图永远存活下去！
有效知识才是力量？
在我们出生之前，无数的知识已经先于我们而存在，在我们出生之后，更多的知识以“爆炸性的方式”而诞生。知识生产的速度远大于我们学习的速度，一个人要想学尽天下的知识绝对不可能，也是愚蠢的。我们必须选择恰当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来学习必要的强势知识。
当然，即使你脑子里塞满了强势知识，也不等于你就有力量。只有善于运用知识的人，才是真正有力量的人。于是一个新的概念诞生了，那就是“有效知识”——在现实中真正发生作用的知识。
中国大学里的教授们今天确实掌握了许多强势知识，但他们大多拿知识作学术交流或教学用。不如企业家们实际，他们交点钱到大学去读在职MBA，回到公司将知识立即转换成物质和精神财富，结果比满脑子强势知识的人更有力量。你可能说教授将强势知识作学术交流和教学使用，也是有效地运用强势知识，而我看来，这种使用方法效率并不是最高的，等于你知道如何制造和使用原子弹，自己不用，却教会别人怎么使用，并将原子弹便宜地卖出去，结果人家拿到日本去投了二枚，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爱因斯坦们后来极力反对使用核武器，那又能怎么样？谁教你们将制造和使用原子弹的方法传出去？
需要建立“能量人类学”吗？
必须声明，我不主张全世界掌握核武器知识的家伙都将自己的知识有效地应用起来。我衷心期望世界永远和平。在此，我只是给“强势知识才是力量”的命题作些有趣的辩解。
我曾经在《强势知识》一文中说，我突然发现，下海前10年读过的书，90%是落后的、腐朽的知识。其中有一部分是关于“文化人类学”的知识，我大约花了七八年时间进行学习研究，还准备创造一门“能量人类学”，最终未遂，我仅仅利用其中一些基本观点写了一部名为《返祖》的长篇小说，侥幸获奖，从投入产出来看，从知识的应用效率来看，绝对是亏本和低效的。“强势知识”的概念来自我的“能量人类学”的基本原理，雪藏多年，没想到刚拿出来使用，就欺骗了新加坡的中学生，因此有必要将思想根源挖出来示众。
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知识体系仅仅是文化的一种形式；任何将文化分为先进、对错、好坏的观点都是有偏见的。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怀特在他的专著《文化科学》的最后，将文化视作一个不断消耗能量的热力学系统。我在大学学的是动力装置，热力学是基础课，所以十分赞赏怀特的理论模式，并且比他走得更远，企图独立建立一门“能量人类学”，梦想把人类的全部社会文化现象囊括在一条非常简单的数学公式中，如同爱因斯坦的质能转换公式那样简单美妙。我不想重述这条枯燥的数学公式的论证过程，总之为了创立一门科学，我曾下决心学习天下所有的知识。
过分的好学让我走火入魔，我不仅喜欢科学实验，更是饥不择食地学习了许多无用的知识，什么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突变论、协同论、熵论等理论全部塞进头脑中，当然有关的文史哲也不放过，更可笑的是，为了研究人类的变态心理，我甚至与医生配合，住进了精神病院，或混入病人自治组织内部，或扮演成心理医生，节外生枝地出版了两部不伦不类的变态心理学著作。我深信自己的脑子所以出了问题，完全是过度学习的结果。这事姑且不提。
那么，我是如何从“能量人类学”中提取出“强势知识”的呢？
首先，我认为文化有强势和弱势之分，而没有好坏、对错或先进与落后之分。“强势文化”不仅是一种社会科学的概念，更是一种自然科学的概念。比如当今的美国文化就是一种强势文化，非洲国家的文化就是一种弱势文化。文化的强弱与否，在于单位时间内吸收和控制能量的多少，这不是一种主观感觉，是完全可以通过科学手段测量出来的。
人类社会的全部冲突都是文化吸收和控制能量造成的，因为任何文化都有自我复制本能，强势文化总是要想以最快速度扩散到世界各地，必然会引起其它准强势或弱势文化的反抗。为了找出社会秩序和国际冲突与能量之间的定量关系，我花费了大量时间，最后无功而返。不过现在我仍然深信，知识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同样具有强势与弱势之分。从社会学意义上说，强势知识就是在现实社会中起支配地位的知识，而从能量人类学或自然科学角度看，强势知识就是比其它知识能够更有效地吸收和控制更多能量的知识。
比如当今的IT知识，吸收了全球总量最大的人财物，这些人财物完全可以换算成能量的单位“卡路里”来计算。我知道如果真的要去统计，并找出铁一样的规律，自己毕生也做不完这项工作，所以我的研究是无效的研究，我的知识基本上是无用的知识，而在任闻先生看来，则是带有欺骗性的知识。
因此，我完全没有必要建立一门所谓的“能量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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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纸面上的知识斗争快要结束了，万一《读者》转载本文而引发一场国际知识斗争，我满脑子乱七八糟的作废知识可能兴奋起来，它们可能将1994年左右中国那场著名的“人文精神失落”大讨论中的某些人当作论敌，与新加坡的任闻先生绑在一个靶子上加以抨击。
据说许多人文知识分子在1993年突然感到知识体系的全盘崩溃，然后痛失“人文精神”，他们认为中国的人文精神是在市场经济中失落的。我认为“人文精神”从高处落下必然会丧失势能，成为弱势精神，相关的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当然一同失落，成为弱势群体。弱势群体哀叹“人文精神失落”，其实是哀叹自己的社会地位的失落。
以作家为例，有人说中国那一个地区作家最吃香经济就最不发达，典型的实例就是山西省。这个规律为调查地区经济实力的人找到了一种省事的方法，就是说，你发现某个地区作家们的地位大不如前了，这个地区的经济就发展了，而不必花大多精力去统计其它经济指标。
如此武断的结论极易引起包括新加坡任闻先生在内的人士的反击。在更大的知识斗争到来之前，我已经知道自己最易遭受攻击的弱势之处是文风不正，因此有必要提前选择一种虚拟的公正方式进行斗争，这就是经常在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的国际大学生辩论大赛。若将“强势知识才是力量”作为辩题，我愿当正方代表的参谋，顺便将满脑子无用的知识像倾倒过期的弹药一样用来支持他们。
最后，我要提出一系列疑问：全球中学教师是否天然地有权根据自己的知识偏好让学生接受某种特定的知识？中学生有没有自主选择知识的权利？任闻先生是否挟新加坡中学市场而行使了自己的“知识霸权”——从一个国家干预了另一个国家的媒体编辑方针？《读者》编辑部是否迫于新加坡市场的压力而不敢转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