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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木，本名张松如，我国著名的诗人、学者、教育家。1910年5月生于河北省辛集市。1939年公木与郑律成合作，创作出《八路军大合唱》，其中《八路军进行曲》于1988年，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亲自签署命令，颁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此后他又参与修订歌曲《东方红》歌词，创作电影《桥》、《白毛女》、《英雄儿女》的主题曲。1945年10月底，公木随东北文艺工作团到达沈阳，参与创建东北师范大学。之后，一直从事教育事业，历任东北大学教育长、中央文学讲习所所长、吉林大学副校长等职。公木治学严谨，著作等身，先后出版诗集《我爱》、《崩溃》及文学理论《老子说解》、《商宋研究》、《第三自然界概说》、《毛泽东诗词鉴赏》等40余部。
文采洋溢的少年
公木，原名张永年，现名张松如，1910年出生在河北辛集北孟家庄一个农民家庭。8岁时在外祖父家资助下入学读书，他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开始接受启蒙教育的。1922年，十二岁的公木升入深泽县河疃高级小学住校学习。他的老师曹席卿先生是前清的秀才，很有学问，民国后又在天津入过师范，虽是个旧人，却力主新学。曹先生献身教育工作，还不索报偿地让他的长子曹贡升侄儿曹俊升到校助教，俊升是刚从保定育德中学毕业的，有革命思想。在他的指引下，公木在这里除了学习英文、语文、史地、数学、自然等课程外，还读了《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白话文范》、《白话书信》等新书。这些充满革命精神的书籍，打开了他的眼界，并开始练习用白话作文。
1924年，公木考入直隶正定省立第七中学。在中学的四年，正是中国大革命时期，校园里弥漫着一股革命的空气。十四岁的公木也曾满怀热情地参加了该校师生声援五卅惨案的罢课，深入四郊农村进行宣传，到石家庄去示威游行等革命活动。公木在这里受到了政治上的启蒙教育，激发了他反帝爱国的热情。
在中学时代，公木各科成绩均在前列，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器重。由于受国文教师赵召德先生的指导，熟读了唐宋诗词，开始练习作诗填词，并以魂玉等笔名向报刊投稿，其中的《脸儿红》等，被《大公报》、《晨报》等副刊采用，这诱发了他对诗歌创作的兴趣，后来公木说“吾十五而志于诗”便是从这里起步的。
1928年秋，公木进了北师大。在学校里，他刻苦学习，文学创作水平得到迅速提高，同年，他在《大公报》上发表处女作《脸儿红》。在求学的同时，他还深切地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当革命处在低潮时，他不满蒋介石的黑暗统治，创作了白话小说《孟老先生歪传》，揭露了国民党与地方势力勾结的丑恶行径。在校期间，他和同学孙志远、赵慎余、刘西林等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探讨中国的出路问题。他们还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研究社”，他们阅读了力所能及搜集到的一些杂志、小册子、各党派宣传品以及《共产党宣言》、《二月到十月》、《三民主义》等著作，联系中国的实际，研究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和革命运动。1930年，公木加入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不久，受团组织派遣，公木在北师大参加了北平左联师大分部成立的筹备工作，随后又在校园内发起并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联盟”、“华北左翼教师联盟”等组织，并参加了“北平文总”的活动。从此，他确定了一生的文学道路。
1932年冬天，鲁迅由上海回北平探亲，公木与王志之、潘炳皋三人以左联关系用学生代表名义，前往鲁迅家中拜访，与鲁迅就文艺界的问题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在聆听了鲁迅的教诲之后，他们提出此次拜访的目的：邀请鲁迅到北师大演讲，鲁迅欣然同意，于1932年11月27日到北师大作了题为《再论“第三种人”》的演讲。后来公木把他与鲁迅的这次会见记述下来写成了《鲁迅先生访问记》，发表在1933年6月出版的北平左联机关刊物《文艺月报》创刊号上，署名张永年。
被点燃的激情
1933年早春的一天，公木正在教室上课，一位同学悄悄告诉他：快跑，特务来抓你了。原来公木频繁的社会活动早已引起了特务的注意。公木匆匆离开了学校，回到了河北老家。不久，他回到了北平，又经人介绍来到了山东滋阳县省立第四乡村师范学校教书。之后，他辗转于河北正定和北平之间。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公木来到西安在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林伯渠同志。林老建议他去延安，说到延安可以教书。1938年8月，公木来到延安，他先去了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四个月。在这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结业后，分配到抗大政治部宣传科，任时事政策教育干事。新的天地、新的生活，使公木的创作热情又燃烧起来。他用笔抒发着对子弟兵的一片深情。
1939年春，公木和郑律成同住在延安南门外西山坳的一个窑洞里。一天，郑律成偶然翻阅公木的笔记本，发现了一首《子夜岗兵颂》的短诗，便背着公木把它谱成了一首独唱歌曲。曲谱好后他唱给公木听，公木激动不已。郑律成对公木说：你是从前方来的，经历过战地生活，让我们携手合作，为八路军而歌唱吧。公木欣然赞同。当时，《黄河大合唱》刚刚演唱过，很受群众欢迎。他们也想搞一部大合唱。经过商量研究，他们决定写一部《八路军大合唱》。两人配合默契，仅用一周的时间，公木便写出了《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快乐的八路军》、《八路军和新四军》、《炮兵歌》、《骑兵歌》、《军民一家》七首歌曲，每写出一首，郑律成便迅速谱成曲，加上已有的《子夜岗兵歌》，共八首。他们把这《八路军大合唱》油印出来，郑律成亲自到各连队教唱。就这样，战斗的歌声回响在延安城。其中，《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得到军委政治部的批准，发表在《八路军杂志》上，得以广泛流传。当中国革命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八路军发展为解放军后，《八路军进行曲》随之更名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65年，《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7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决定，军委主席邓小平签发命令，将此歌曲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在火焰中锻造经典
1940年，公木与萧三、刘御、师田手、海棱等同志共同发起并建立了“延安诗社”，开展街头诗、朗诵诗运动，编印了《新诗报》。1941年，公木被调到军委直属队政治部，任文艺室主任，主编《部队文艺》。在延安，公木这位“业余诗人”的才华有了施展的天地。 1942年5月，延安文艺整风开始，公木收到毛泽东同志和凯丰同志联署的请柬，于5月2日前往中共中央办公楼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会上，他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问题的重要讲话，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使他在“大众化”问题上，纠正了头脑中潜在的“大众化”的偏向。整风后，1942年9月，公木被调到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任教。这期间，由于创作的丰收，加上不断的揣摩、总结，使公木在诗歌理论上又有了新的认识，形成了新的观念，即“新歌诗、新诵诗”。
1944年冬，公木与鲁艺戏音系的孟波、刘炽、于蓝、唐荣枚四同志，一道赴绥德地区，下乡参加秧歌运动并采录民歌。这期间，他在诗歌创作上，更加有意识地向陕北民歌学习，相继创作了一些诗篇，以及长诗《共产党引我上青天》。著名歌曲《东方红》也是由公木在采风时收集到，并加以整理、改编、增添歌词后，才得以传唱开来的。后来，公木把采集的民歌，与何其芳同志合作加以整理，编成了一本《陕北民歌选》。
1945年，日本投降后，公木参加舒群、沙蒙为团长的东北文艺工作团，9月2日赴东北开展革命工作。在沈阳，为召开庆祝大会准备节目时，公木把陕北采风时搜集到的陕北民歌《移民歌》改写后唱出去。公木在《移民歌》第一段歌词的基础上又续写了三段歌词，经作曲家刘炽在骑白马小调的基础上略作加工，当晚登台演出，报幕为：东方红——陕北民歌，《东方红》就这样诞生了。歌词的第四段是写东北民主联军的，但是到东北后不久，民主联军的番号就被撤销了，这段歌词自然也被淘汰，剩下的三段就是现在我们所爱唱的《东方红》初稿。
这是在内战逐渐打起来之后，在解放战争的气氛中编唱的，曾由黄耘编进《东大合唱集》。当年，长春、哈尔滨等地广播电台也曾播唱过，都是按“陕北民歌、张如松改词”署名的。195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印的“民间文学丛书”《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当中，也收录了它。然而不知何故，歌词作者却变成了别人。
对此，曾有人劝公木说明真相，公木说：我曾几度介入《东方红》编词，从未想到著作权方面的问题。后来这首歌曲逐渐产生了“神圣性”，且将《移民歌》的作者与《东方红》载入文献，张布在延安历史博物馆，就不必再说什么了。
被迫的转行
1945年10月，公木来到沈阳后，被任命为本溪市委宣传部长。1946年1月，公木参加筹办东北公学（东北大学的前身），后任东北公学书记、教育长。
1950年，正当学校向正规化转变的问题讨论时，公木受到了错误的批判。以校长张如心为代表的部分老干部认为，从短训班过渡到正规大学，主要是谁领导谁的问题;而以公木为代表的部分中年领导干部则认为老干部也能领导好，但前提是必须钻研业务，学校要有学术研究空气，对知识分子要给予信任。学校党组织多次召开党员干部会议，令公木进行检讨，他被错误地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受到了留党察看的处分，1951年被调至鞍钢任教育处长。
不久，东北局复查案件时，撤消了对公木的错误处分。公木遵照毛泽东关于“出钢铁，出人才”的指示，全力投身于职工和干部的培训工作，经常为职工讲课、做报告，到工人中了解情况，为鞍钢开辟了一个教育网。同时，还以忘我的精神编写了《教育》和《速成培养工人技术员的经验》，由公司和东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形成了上至经理下至工人，人人学习受教育的新局面，为全国职工教育工作树立了榜样。1953年8月，公木写了“鞍钢培训工作检查总结报告”这个报告在大会上宣讲后印成文件上报中央。毛主席看了这份工作报告很满意，让中央办公厅打电话表示祝贺。这是对鞍钢教育处工作的最高奖赏。作为教育处长的公木激动之余，连夜创作出《黄花颂》、《鞍钢放歌》等几组立意新颖、笔调活泼的文章。后来，公木去沈阳作家协会工作，还写了《寄鞍山》一诗，表达了对鞍钢的怀念之情。
1954年8月，公木调中国作协沈阳分会工作。10月，调北京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任副所长、所长、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1958年7月，在反右倾斗争中，他又被错划为右派并被开除党籍，调去吉林省图书馆任馆员。自此，他被迫离开诗坛，转入中国古典文学领域的研究。
1962年1月，公木调吉林大学中文系任教，1963年应邀为电影《英雄儿女》写出了雄壮的主题歌《英雄赞歌》。
难忘的春天
1978年的春天，电影《豹子湾的战斗》公映之后，由公木作词的电影插曲和片尾曲伴随着著名歌唱家王昆的歌声，在全国各地传唱起来。公木许多过去只能压箱底的诗歌作品，在这时得到的发表机会也多了起来。许多人这才知道，经历了政治领域的疾风暴雨后，这位久违的老诗人还活着。公木的名字又开始在各种传媒上出现了。
1978年，一些电台又开始播放公木作词的《解放军进行曲》了。这一年的4月29日，公木收到老友寄来的一张《解放军报》，上面刊载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并重新标有公木的名字。这个迹象无异于是要拨乱反正的前奏了。1978年11月中旬到12月底，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相继召开。12月25日，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他上任后，文艺界回春的脚步加快了。
1979年1月，公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终于得到彻底改正，并恢复了党籍。在吉林大学中文系的党支部大会上，已是白发苍苍的公木坐在同志们中间，微笑着，泪水却顺着眼纹流了下来。吉林大学成立落实政策办公室，为公木这些受委屈的同志们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根据党组织的规定，被中断了20年的党籍可以免交党费，但公木依然如数进行了补交。而对于补发的工资，公木则婉言谢绝了。
公木的一生，起起伏伏，但他从没忘记自己是“滹沱河的儿子”，滹沱河畔是他的故乡，他深深眷恋着这片热土。公木最关心的还是家乡的教育事业。“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他一生虽不富裕，但他尽其所能地帮助家乡教育事业。他把自己多年省吃俭用攒下的一万元人民币和日本友人赠送的50万日元捐给了辛集的教育事业。公木一生嗜书如命，他共积累了三万余册图书，在他百年之后，没有留给后人，而是全部献给了家乡，为家乡作了最后一件他力所能及的事情。辛集人民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儿子，辛集市政府专门用公木捐助的资金设立了“公木奖学金”，为公木捐献的图书专门设立了“公木书屋”。
1998年10月30日公木病逝于吉林长春。如今，公木先生的塑像矗立在吉林大学的校园内，公木安葬于河北省辛集市烈士陵园。
文采洋溢的少年
公木，原名张永年，现名张松如，1910年出生在河北辛集北孟家庄一个农民家庭。8岁时在外祖父家资助下入学读书，他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开始接受启蒙教育的。1922年，十二岁的公木升入深泽县河疃高级小学住校学习。他的老师曹席卿先生是前清的秀才，很有学问，民国后又在天津入过师范，虽是个旧人，却力主新学。曹先生献身教育工作，还不索报偿地让他的长子曹贡升侄儿曹俊升到校助教，俊升是刚从保定育德中学毕业的，有革命思想。在他的指引下，公木在这里除了学习英文、语文、史地、数学、自然等课程外，还读了《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白话文范》、《白话书信》等新书。这些充满革命精神的书籍，打开了他的眼界，并开始练习用白话作文。
1924年，公木考入直隶正定省立第七中学。在中学的四年，正是中国大革命时期，校园里弥漫着一股革命的空气。十四岁的公木也曾满怀热情地参加了该校师生声援五卅惨案的罢课，深入四郊农村进行宣传，到石家庄去示威游行等革命活动。公木在这里受到了政治上的启蒙教育，激发了他反帝爱国的热情。
在中学时代，公木各科成绩均在前列，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器重。由于受国文教师赵召德先生的指导，熟读了唐宋诗词，开始练习作诗填词，并以魂玉等笔名向报刊投稿，其中的《脸儿红》等，被《大公报》、《晨报》等副刊采用，这诱发了他对诗歌创作的兴趣，后来公木说“吾十五而志于诗”便是从这里起步的。
1928年秋，公木进了北师大。在学校里，他刻苦学习，文学创作水平得到迅速提高，同年，他在《大公报》上发表处女作《脸儿红》。在求学的同时，他还深切地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当革命处在低潮时，他不满蒋介石的黑暗统治，创作了白话小说《孟老先生歪传》，揭露了国民党与地方势力勾结的丑恶行径。在校期间，他和同学孙志远、赵慎余、刘西林等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探讨中国的出路问题。他们还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研究社”，他们阅读了力所能及搜集到的一些杂志、小册子、各党派宣传品以及《共产党宣言》、《二月到十月》、《三民主义》等著作，联系中国的实际，研究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和革命运动。1930年，公木加入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不久，受团组织派遣，公木在北师大参加了北平左联师大分部成立的筹备工作，随后又在校园内发起并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联盟”、“华北左翼教师联盟”等组织，并参加了“北平文总”的活动。从此，他确定了一生的文学道路。
1932年冬天，鲁迅由上海回北平探亲，公木与王志之、潘炳皋三人以左联关系用学生代表名义，前往鲁迅家中拜访，与鲁迅就文艺界的问题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在聆听了鲁迅的教诲之后，他们提出此次拜访的目的：邀请鲁迅到北师大演讲，鲁迅欣然同意，于1932年11月27日到北师大作了题为《再论“第三种人”》的演讲。后来公木把他与鲁迅的这次会见记述下来写成了《鲁迅先生访问记》，发表在1933年6月出版的北平左联机关刊物《文艺月报》创刊号上，署名张永年。
被点燃的激情
1933年早春的一天，公木正在教室上课，一位同学悄悄告诉他：快跑，特务来抓你了。原来公木频繁的社会活动早已引起了特务的注意。公木匆匆离开了学校，回到了河北老家。不久，他回到了北平，又经人介绍来到了山东滋阳县省立第四乡村师范学校教书。之后，他辗转于河北正定和北平之间。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公木来到西安在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林伯渠同志。林老建议他去延安，说到延安可以教书。1938年8月，公木来到延安，他先去了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四个月。在这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结业后，分配到抗大政治部宣传科，任时事政策教育干事。新的天地、新的生活，使公木的创作热情又燃烧起来。他用笔抒发着对子弟兵的一片深情。
1939年春，公木和郑律成同住在延安南门外西山坳的一个窑洞里。一天，郑律成偶然翻阅公木的笔记本，发现了一首《子夜岗兵颂》的短诗，便背着公木把它谱成了一首独唱歌曲。曲谱好后他唱给公木听，公木激动不已。郑律成对公木说：你是从前方来的，经历过战地生活，让我们携手合作，为八路军而歌唱吧。公木欣然赞同。当时，《黄河大合唱》刚刚演唱过，很受群众欢迎。他们也想搞一部大合唱。经过商量研究，他们决定写一部《八路军大合唱》。两人配合默契，仅用一周的时间，公木便写出了《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快乐的八路军》、《八路军和新四军》、《炮兵歌》、《骑兵歌》、《军民一家》七首歌曲，每写出一首，郑律成便迅速谱成曲，加上已有的《子夜岗兵歌》，共八首。他们把这《八路军大合唱》油印出来，郑律成亲自到各连队教唱。就这样，战斗的歌声回响在延安城。其中，《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得到军委政治部的批准，发表在《八路军杂志》上，得以广泛流传。当中国革命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八路军发展为解放军后，《八路军进行曲》随之更名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65年，《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7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决定，军委主席邓小平签发命令，将此歌曲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在火焰中锻造经典
1940年，公木与萧三、刘御、师田手、海棱等同志共同发起并建立了“延安诗社”，开展街头诗、朗诵诗运动，编印了《新诗报》。1941年，公木被调到军委直属队政治部，任文艺室主任，主编《部队文艺》。在延安，公木这位“业余诗人”的才华有了施展的天地。 1942年5月，延安文艺整风开始，公木收到毛泽东同志和凯丰同志联署的请柬，于5月2日前往中共中央办公楼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会上，他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问题的重要讲话，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使他在“大众化”问题上，纠正了头脑中潜在的“大众化”的偏向。整风后，1942年9月，公木被调到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任教。这期间，由于创作的丰收，加上不断的揣摩、总结，使公木在诗歌理论上又有了新的认识，形成了新的观念，即“新歌诗、新诵诗”。
1944年冬，公木与鲁艺戏音系的孟波、刘炽、于蓝、唐荣枚四同志，一道赴绥德地区，下乡参加秧歌运动并采录民歌。这期间，他在诗歌创作上，更加有意识地向陕北民歌学习，相继创作了一些诗篇，以及长诗《共产党引我上青天》。著名歌曲《东方红》也是由公木在采风时收集到，并加以整理、改编、增添歌词后，才得以传唱开来的。后来，公木把采集的民歌，与何其芳同志合作加以整理，编成了一本《陕北民歌选》。
1945年，日本投降后，公木参加舒群、沙蒙为团长的东北文艺工作团，9月2日赴东北开展革命工作。在沈阳，为召开庆祝大会准备节目时，公木把陕北采风时搜集到的陕北民歌《移民歌》改写后唱出去。公木在《移民歌》第一段歌词的基础上又续写了三段歌词，经作曲家刘炽在骑白马小调的基础上略作加工，当晚登台演出，报幕为：东方红——陕北民歌，《东方红》就这样诞生了。歌词的第四段是写东北民主联军的，但是到东北后不久，民主联军的番号就被撤销了，这段歌词自然也被淘汰，剩下的三段就是现在我们所爱唱的《东方红》初稿。
这是在内战逐渐打起来之后，在解放战争的气氛中编唱的，曾由黄耘编进《东大合唱集》。当年，长春、哈尔滨等地广播电台也曾播唱过，都是按“陕北民歌、张如松改词”署名的。195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印的“民间文学丛书”《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当中，也收录了它。然而不知何故，歌词作者却变成了别人。
对此，曾有人劝公木说明真相，公木说：我曾几度介入《东方红》编词，从未想到著作权方面的问题。后来这首歌曲逐渐产生了“神圣性”，且将《移民歌》的作者与《东方红》载入文献，张布在延安历史博物馆，就不必再说什么了。
被迫的转行
1945年10月，公木来到沈阳后，被任命为本溪市委宣传部长。1946年1月，公木参加筹办东北公学（东北大学的前身），后任东北公学书记、教育长。
1950年，正当学校向正规化转变的问题讨论时，公木受到了错误的批判。以校长张如心为代表的部分老干部认为，从短训班过渡到正规大学，主要是谁领导谁的问题;而以公木为代表的部分中年领导干部则认为老干部也能领导好，但前提是必须钻研业务，学校要有学术研究空气，对知识分子要给予信任。学校党组织多次召开党员干部会议，令公木进行检讨，他被错误地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受到了留党察看的处分，1951年被调至鞍钢任教育处长。
不久，东北局复查案件时，撤消了对公木的错误处分。公木遵照毛泽东关于“出钢铁，出人才”的指示，全力投身于职工和干部的培训工作，经常为职工讲课、做报告，到工人中了解情况，为鞍钢开辟了一个教育网。同时，还以忘我的精神编写了《教育》和《速成培养工人技术员的经验》，由公司和东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形成了上至经理下至工人，人人学习受教育的新局面，为全国职工教育工作树立了榜样。1953年8月，公木写了“鞍钢培训工作检查总结报告”这个报告在大会上宣讲后印成文件上报中央。毛主席看了这份工作报告很满意，让中央办公厅打电话表示祝贺。这是对鞍钢教育处工作的最高奖赏。作为教育处长的公木激动之余，连夜创作出《黄花颂》、《鞍钢放歌》等几组立意新颖、笔调活泼的文章。后来，公木去沈阳作家协会工作，还写了《寄鞍山》一诗，表达了对鞍钢的怀念之情。
1954年8月，公木调中国作协沈阳分会工作。10月，调北京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任副所长、所长、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1958年7月，在反右倾斗争中，他又被错划为右派并被开除党籍，调去吉林省图书馆任馆员。自此，他被迫离开诗坛，转入中国古典文学领域的研究。
1962年1月，公木调吉林大学中文系任教，1963年应邀为电影《英雄儿女》写出了雄壮的主题歌《英雄赞歌》。
难忘的春天
1978年的春天，电影《豹子湾的战斗》公映之后，由公木作词的电影插曲和片尾曲伴随着著名歌唱家王昆的歌声，在全国各地传唱起来。公木许多过去只能压箱底的诗歌作品，在这时得到的发表机会也多了起来。许多人这才知道，经历了政治领域的疾风暴雨后，这位久违的老诗人还活着。公木的名字又开始在各种传媒上出现了。
1978年，一些电台又开始播放公木作词的《解放军进行曲》了。这一年的4月29日，公木收到老友寄来的一张《解放军报》，上面刊载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并重新标有公木的名字。这个迹象无异于是要拨乱反正的前奏了。1978年11月中旬到12月底，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相继召开。12月25日，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他上任后，文艺界回春的脚步加快了。
1979年1月，公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终于得到彻底改正，并恢复了党籍。在吉林大学中文系的党支部大会上，已是白发苍苍的公木坐在同志们中间，微笑着，泪水却顺着眼纹流了下来。吉林大学成立落实政策办公室，为公木这些受委屈的同志们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根据党组织的规定，被中断了20年的党籍可以免交党费，但公木依然如数进行了补交。而对于补发的工资，公木则婉言谢绝了。
公木的一生，起起伏伏，但他从没忘记自己是“滹沱河的儿子”，滹沱河畔是他的故乡，他深深眷恋着这片热土。公木最关心的还是家乡的教育事业。“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他一生虽不富裕，但他尽其所能地帮助家乡教育事业。他把自己多年省吃俭用攒下的一万元人民币和日本友人赠送的50万日元捐给了辛集的教育事业。公木一生嗜书如命，他共积累了三万余册图书，在他百年之后，没有留给后人，而是全部献给了家乡，为家乡作了最后一件他力所能及的事情。辛集人民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儿子，辛集市政府专门用公木捐助的资金设立了“公木奖学金”，为公木捐献的图书专门设立了“公木书屋”。
1998年10月30日公木病逝于吉林长春。如今，公木先生的塑像矗立在吉林大学的校园内，公木安葬于河北省辛集市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