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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1993年周承恩老师退休，我前后与他共事十多年。周老师退休后，因同住一个大院（中央党校南院），我们还是经常见面、聊天，他还经常要我帮他借一些新出版的书。再后来，因患眼疾，他看书越来越吃力，我给他借书、送书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少了。但只要见面，我们总会为一些共同的话题聊上一会儿。
在我与他共事的那段时间里，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研究、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下卷（简称“下卷”，1996年改称“中卷”，2000年又改称“二卷”）。周老师曾任二室（即后来的第二研究部，主要是研究、写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党史）副主任，我正好是他的下级。我们一起参与了“下卷”的研究和写作。
因为经常在一起讨论“下卷”，我们很快就熟悉了。我经常向他请教问题，交换在研究、写作中的一些感受和心得，有时也会争得不可开交。当然，在争论中也经常伴随着笑声和调侃。在我的印象里，他思想活跃，知识面比较广，思路开阔，对党史、国史有相当深厚的积累和造诣，经常有一些独到、深刻的见解。记得一次讨论“土地改革”一章提纲时，他就讲到五六十年代北大几位老先生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土地状况的研究成果，讲到中国的封建制与西欧封建制的异同，由此又讲了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认识的发展和特点，还引申到人民公社时期的土地制度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等等。
在二室，他主要负责1956年至1966年时期的研究与写作。这段历史又被称作“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研究者多将其简称为“前十年”，即“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十年），是党史、国史研究中的重点、难点之一，不少分歧、争议都产生在这一时期。虽然“前十年”研究者众多，研究成果也不计其数，但真正有见地的却不多。而周老师在八九十年代的一些论著，至今仍堪称其中翘楚，不断被人引用。例如他发表在《教学与研究》1982年第3期上的《试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指导方针》一文，指出这十年中党的指导方针发生过六次比较大的变化，即八大前后、反右派斗争、九个月纠“左”、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的“继续跃进”、1960年下半年开始的调整，以及八届十中全会后“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这种把复杂历史区分为一个个既密切联结又相对独立的环节的分析方法，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脉络和原因。它告诉人们，这十年从现象上看是“左”与纠“左”的循环，但在深层次上却是我们党不懈探索的过程，是通过试错不断接近真理的过程。而且，如果放在当时的国际、国内背景下看，这一曲折恐怕难以避免。这篇论文在当时是颇为新颖的，受到广泛好评并被普遍接受，它是周老师北京大学学术训练功底与中央党史研究室资料优势结合的产物。
周老师对党的历史上那些“左”的错误感到惋惜和痛心。大约是90年代初，中央党史研究室要召开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评选征文时，他拿着几篇论文对我说，这几篇文章都讲到了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但仅仅是罗列一些人所共知的事实，讲一些人所共知的“官话”，既没有什么新史料，也没有什么独到的分析。他又说，如果党史研究总是停留在这样的水平上，怎么能总结好历史经验？怎么能防止重犯“左”的错误呢？在一次内部研讨会上，在谈到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反复时，他表示，应该好好总结一下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弄清楚为什么这样的错误会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反复出现，而且在内容、形式上都比较相似。他还引申说，在世界现代化的过程中，各国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都遇到过相同或相近的问题，这里既有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也有执政党的认识问题，还有现代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大问题。
周老师退休后，又看了不少党史、国史方面的书。一些翻译过来的国外有关党史的书触发了他的思考。他对那些严肃的学者著作中的一些观点表示赞同。例如他曾对我说，莫里斯·迈斯纳对我国1949年至1978年建设成就的分析方法及结论可以作为我们写作“二卷”时的参考，希望我们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对于国外一些类似“地摊文学”的诋毁新中国的“史书”，他则十分反感，曾想写一点反驳的文字，但苦于缺乏资料而未能实现。一次，他在电话里对我说，你们还在职，查资料方便，应该抽空写一点东西，以正视听。
周老师的文字简洁明快、条理清晰、沉稳平实、概括力强，显示出厚积薄发的功力。90年代初撰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他提供的第七章初稿得到龚育之同志的好评。周老师也高度评价了龚育之同志对稿子的修改，特别是对其中“两个趋向”的提法赞不绝口。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用这种观点来观察，‘文革’前十年乃至建国以来的全部历史，都较为容易理解了。”1994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在胡绳、龚育之同志直接领导下重启“二卷”写作时，周老师已经退休，但他仍然十分关心这项工作。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当听说有人不同意将“两个趋向”的观点写入“二卷”时，他感到十分困惑。他曾几次跟我谈及此事。他说，“两个趋向”是《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经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批准的，是一个好的分析框架，有新意。一方面，它客观地反映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面对不同历史任务时必然存在的不同认识。这是很自然的事，是推动认识发展的动力。我们经常说要“统一认识”，不正是因为有分歧，才需要统一吗？另一方面，这种说法又避免了以前经常把党内不同意见上升为“路线斗争”，进而归结为“阶级斗争”的简单化做法。他认为，这是在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后党史研究的一大进步。与很多同志一样，他觉得，如果有同志不同意这个观点，应该写文章阐明自己的理由。
对于周老师，我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印象，那就是他身上的“書生”色彩十分鲜明。他的兴趣往往在读书、写作和思考问题上，对官场里那套“规矩”、风气、做派没有兴趣，也不上心。如果没有学术会议或外事活动，特别是退休后，他往往不修边幅，不讲究穿着，有时甚至胡子拉碴，简直就是有些邋遢、土气。不过，这反倒使我们觉得他颇有几分古名士之风。到他办公室时（那是一间比较大的屋子，安排有两三个人办公，光线不太好），常常看到他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的书桌旁，台灯也不开，低着头看书或写作；办公室进来人了，他往往头也不抬，只是忙碌着。在其居住的中央党校南院，经常看见他独自低着头走路，像是在思考什么问题。当我上前打招呼时，他才抬起头来，先是一怔，然后慢慢地从思考中回过神来，接着便报以赧然一笑。有时，他会顺手把我拉到路边，或者说最近看了一本什么书，有什么感受，或者说某次讨论会上争论的什么观点，而且说起来就没完，往往要我表示还有事，他才说对不起，赶快办事去吧。 在一些学习、讨论会上，周老师也经常低头不语，但只要一涉及某些学术问题，他便会立即抬起头来，两眼放光，神采奕奕，滔滔不绝地说上一会儿。他在单位内部发言时往往不用稿子，却很有条理，就像在北大上课一样。在讨论问题时，他注意倾听别人意见，不打断别人发言；但如果有不同意见，他又喜欢直接摆到桌面上来谈，特别是对那些他认为可以与之深入讨论问题的同志。在80年代初一次讨论“下卷”的会议上，当时中央党史研究室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廖盖隆讲了自己对写作中几个基本问题的看法。周老师对其中一个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侃侃而谈，并不因为廖公是室领导而有所顾忌。廖公也是书生本色，认真地听了他的意见，两人平静地、不温不火地讨论了一会儿后，廖公说，我們再找材料，再想想。周老师说，可以查一下某本杂志……
周老师没有城府和心机，与单位里许多老同志相处融洽。记得在讨论“下卷”时，他经常与裴棣、席宣、苏彩青、孙瑞鸢等老师一会儿热烈地讨论，一会儿会心地大笑。在青年同志面前，周老师更是没有架子。我们跟他说话，不仅毫无拘束，而且有时甚至把他当成开玩笑的对象。9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中央党史研究室安排几位老专家讲解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做成录像带后发到一些省市党史研究室作为业务培训之用，周老师负责讲授其中一课。可是，恰巧在录像的那些天里，他的腿摔伤了，打了石膏，拄着拐杖，而录像要求穿正装，这可难坏了他。后来我听说，他是上身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下边穿着短裤坐在录像室的讲台后的。我几次拿这件事跟他开玩笑，他总是一边笑着打断我的话，一边说“没有，没有”。
周老师是青年同志的良师益友，不论是生活上还是工作上，都乐于帮助他们。一位青年同志的爱人生孩子后一时解决不了住房问题，向有关部门申请却没有回音，十分着急。这位古道热肠的老夫子知道后，立即向相关领导和部门反映，使问题得到解决。据我所知，单位里青年同志得到他主动帮助的还有好几位。80年代初我在中央党校读研究生时，想写一篇有关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论文，因掌握的资料不多，迟迟未能动笔。他知道后，就把1957年北大传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时的笔记和“文化大革命”中流传的几种版本借给我。这些资料给了我不小的帮助。后来，他还经常把自己多年来收集、保存的资料借给我或其他青年同志。在一些中青年同志的使用、提拔和职称评定上，他也经常仗义执言，据理力争，提携后进，不怕得罪人。
虽然相处多年，也知道他是50年代的北大毕业生，后又留校任教，但他在北大的具体情况，我们却不甚了了。直到看到他在《百年潮》上发表的《我所了解的邵循正先生》（2010年第5期）和《追忆老同学梁从诫及其父母》（2011年第10期）两篇文章后，才恍然把他身上的那种气质与北大的文化熏陶联系起来，才油然由他外表的“土气”看到其内心的高贵、富有与真诚，并联想到当年北大学人的风骨。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我有时会想，如果在我们所处的学术环境和人事环境中，能够多一些像周老师这样的人，这个世界上是不是会少一些机心、戾气、钻营、虚伪、骄横、戒备和居高临下，而多一些宽容、平等、友好、欢乐、和谐与安宁？我们的“学术生产力”是不是会得到更多的解放与发展？我知道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怀念周老师，正是希望多少缩短一下这个过程。（编辑 赵鹏）
作者：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在我与他共事的那段时间里，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研究、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下卷（简称“下卷”，1996年改称“中卷”，2000年又改称“二卷”）。周老师曾任二室（即后来的第二研究部，主要是研究、写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党史）副主任，我正好是他的下级。我们一起参与了“下卷”的研究和写作。
因为经常在一起讨论“下卷”，我们很快就熟悉了。我经常向他请教问题，交换在研究、写作中的一些感受和心得，有时也会争得不可开交。当然，在争论中也经常伴随着笑声和调侃。在我的印象里，他思想活跃，知识面比较广，思路开阔，对党史、国史有相当深厚的积累和造诣，经常有一些独到、深刻的见解。记得一次讨论“土地改革”一章提纲时，他就讲到五六十年代北大几位老先生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土地状况的研究成果，讲到中国的封建制与西欧封建制的异同，由此又讲了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认识的发展和特点，还引申到人民公社时期的土地制度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等等。
在二室，他主要负责1956年至1966年时期的研究与写作。这段历史又被称作“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研究者多将其简称为“前十年”，即“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十年），是党史、国史研究中的重点、难点之一，不少分歧、争议都产生在这一时期。虽然“前十年”研究者众多，研究成果也不计其数，但真正有见地的却不多。而周老师在八九十年代的一些论著，至今仍堪称其中翘楚，不断被人引用。例如他发表在《教学与研究》1982年第3期上的《试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指导方针》一文，指出这十年中党的指导方针发生过六次比较大的变化，即八大前后、反右派斗争、九个月纠“左”、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的“继续跃进”、1960年下半年开始的调整，以及八届十中全会后“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这种把复杂历史区分为一个个既密切联结又相对独立的环节的分析方法，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脉络和原因。它告诉人们，这十年从现象上看是“左”与纠“左”的循环，但在深层次上却是我们党不懈探索的过程，是通过试错不断接近真理的过程。而且，如果放在当时的国际、国内背景下看，这一曲折恐怕难以避免。这篇论文在当时是颇为新颖的，受到广泛好评并被普遍接受，它是周老师北京大学学术训练功底与中央党史研究室资料优势结合的产物。
周老师对党的历史上那些“左”的错误感到惋惜和痛心。大约是90年代初，中央党史研究室要召开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评选征文时，他拿着几篇论文对我说，这几篇文章都讲到了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但仅仅是罗列一些人所共知的事实，讲一些人所共知的“官话”，既没有什么新史料，也没有什么独到的分析。他又说，如果党史研究总是停留在这样的水平上，怎么能总结好历史经验？怎么能防止重犯“左”的错误呢？在一次内部研讨会上，在谈到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反复时，他表示，应该好好总结一下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弄清楚为什么这样的错误会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反复出现，而且在内容、形式上都比较相似。他还引申说，在世界现代化的过程中，各国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都遇到过相同或相近的问题，这里既有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也有执政党的认识问题，还有现代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大问题。
周老师退休后，又看了不少党史、国史方面的书。一些翻译过来的国外有关党史的书触发了他的思考。他对那些严肃的学者著作中的一些观点表示赞同。例如他曾对我说，莫里斯·迈斯纳对我国1949年至1978年建设成就的分析方法及结论可以作为我们写作“二卷”时的参考，希望我们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对于国外一些类似“地摊文学”的诋毁新中国的“史书”，他则十分反感，曾想写一点反驳的文字，但苦于缺乏资料而未能实现。一次，他在电话里对我说，你们还在职，查资料方便，应该抽空写一点东西，以正视听。
周老师的文字简洁明快、条理清晰、沉稳平实、概括力强，显示出厚积薄发的功力。90年代初撰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他提供的第七章初稿得到龚育之同志的好评。周老师也高度评价了龚育之同志对稿子的修改，特别是对其中“两个趋向”的提法赞不绝口。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用这种观点来观察，‘文革’前十年乃至建国以来的全部历史，都较为容易理解了。”1994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在胡绳、龚育之同志直接领导下重启“二卷”写作时，周老师已经退休，但他仍然十分关心这项工作。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当听说有人不同意将“两个趋向”的观点写入“二卷”时，他感到十分困惑。他曾几次跟我谈及此事。他说，“两个趋向”是《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经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批准的，是一个好的分析框架，有新意。一方面，它客观地反映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面对不同历史任务时必然存在的不同认识。这是很自然的事，是推动认识发展的动力。我们经常说要“统一认识”，不正是因为有分歧，才需要统一吗？另一方面，这种说法又避免了以前经常把党内不同意见上升为“路线斗争”，进而归结为“阶级斗争”的简单化做法。他认为，这是在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后党史研究的一大进步。与很多同志一样，他觉得，如果有同志不同意这个观点，应该写文章阐明自己的理由。
对于周老师，我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印象，那就是他身上的“書生”色彩十分鲜明。他的兴趣往往在读书、写作和思考问题上，对官场里那套“规矩”、风气、做派没有兴趣，也不上心。如果没有学术会议或外事活动，特别是退休后，他往往不修边幅，不讲究穿着，有时甚至胡子拉碴，简直就是有些邋遢、土气。不过，这反倒使我们觉得他颇有几分古名士之风。到他办公室时（那是一间比较大的屋子，安排有两三个人办公，光线不太好），常常看到他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的书桌旁，台灯也不开，低着头看书或写作；办公室进来人了，他往往头也不抬，只是忙碌着。在其居住的中央党校南院，经常看见他独自低着头走路，像是在思考什么问题。当我上前打招呼时，他才抬起头来，先是一怔，然后慢慢地从思考中回过神来，接着便报以赧然一笑。有时，他会顺手把我拉到路边，或者说最近看了一本什么书，有什么感受，或者说某次讨论会上争论的什么观点，而且说起来就没完，往往要我表示还有事，他才说对不起，赶快办事去吧。 在一些学习、讨论会上，周老师也经常低头不语，但只要一涉及某些学术问题，他便会立即抬起头来，两眼放光，神采奕奕，滔滔不绝地说上一会儿。他在单位内部发言时往往不用稿子，却很有条理，就像在北大上课一样。在讨论问题时，他注意倾听别人意见，不打断别人发言；但如果有不同意见，他又喜欢直接摆到桌面上来谈，特别是对那些他认为可以与之深入讨论问题的同志。在80年代初一次讨论“下卷”的会议上，当时中央党史研究室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廖盖隆讲了自己对写作中几个基本问题的看法。周老师对其中一个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侃侃而谈，并不因为廖公是室领导而有所顾忌。廖公也是书生本色，认真地听了他的意见，两人平静地、不温不火地讨论了一会儿后，廖公说，我們再找材料，再想想。周老师说，可以查一下某本杂志……
周老师没有城府和心机，与单位里许多老同志相处融洽。记得在讨论“下卷”时，他经常与裴棣、席宣、苏彩青、孙瑞鸢等老师一会儿热烈地讨论，一会儿会心地大笑。在青年同志面前，周老师更是没有架子。我们跟他说话，不仅毫无拘束，而且有时甚至把他当成开玩笑的对象。9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中央党史研究室安排几位老专家讲解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做成录像带后发到一些省市党史研究室作为业务培训之用，周老师负责讲授其中一课。可是，恰巧在录像的那些天里，他的腿摔伤了，打了石膏，拄着拐杖，而录像要求穿正装，这可难坏了他。后来我听说，他是上身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下边穿着短裤坐在录像室的讲台后的。我几次拿这件事跟他开玩笑，他总是一边笑着打断我的话，一边说“没有，没有”。
周老师是青年同志的良师益友，不论是生活上还是工作上，都乐于帮助他们。一位青年同志的爱人生孩子后一时解决不了住房问题，向有关部门申请却没有回音，十分着急。这位古道热肠的老夫子知道后，立即向相关领导和部门反映，使问题得到解决。据我所知，单位里青年同志得到他主动帮助的还有好几位。80年代初我在中央党校读研究生时，想写一篇有关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论文，因掌握的资料不多，迟迟未能动笔。他知道后，就把1957年北大传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时的笔记和“文化大革命”中流传的几种版本借给我。这些资料给了我不小的帮助。后来，他还经常把自己多年来收集、保存的资料借给我或其他青年同志。在一些中青年同志的使用、提拔和职称评定上，他也经常仗义执言，据理力争，提携后进，不怕得罪人。
虽然相处多年，也知道他是50年代的北大毕业生，后又留校任教，但他在北大的具体情况，我们却不甚了了。直到看到他在《百年潮》上发表的《我所了解的邵循正先生》（2010年第5期）和《追忆老同学梁从诫及其父母》（2011年第10期）两篇文章后，才恍然把他身上的那种气质与北大的文化熏陶联系起来，才油然由他外表的“土气”看到其内心的高贵、富有与真诚，并联想到当年北大学人的风骨。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我有时会想，如果在我们所处的学术环境和人事环境中，能够多一些像周老师这样的人，这个世界上是不是会少一些机心、戾气、钻营、虚伪、骄横、戒备和居高临下，而多一些宽容、平等、友好、欢乐、和谐与安宁？我们的“学术生产力”是不是会得到更多的解放与发展？我知道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怀念周老师，正是希望多少缩短一下这个过程。（编辑 赵鹏）
作者：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