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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望格聂
格聂山区攀登历史
格聂山头笼罩有冰川，终年白雪皑皑，阳光映照下，艳光令人不可逼视。格聂被奉为藏传佛教的重要神山，实至名归。格聂山脚下有一冷谷寺，从建立至今已有超过800年的历史。冷谷寺的建筑古朴，在群山环绕间更显得肃穆典雅。在此修行的僧侣数曾一度屈指可数，现已恢复往日盛况，有数百名僧侣在此诵经礼佛。从山下行来，迎向依山傍水的冷谷寺，禅寺身后更有数不清的尖峭山头此起彼落。怎不让人惊叹，好一个修行妙处。
也许因为交通不便，且其邻近热门旅游景点稻城、亚丁，许多人即便千里迢迢到了理塘境内，也常常舍此宝山而不入。但也因如此，格聂山区仍保有原始秘境的风貌。格聂山区的攀登活动比起四姑娘山区、贡嘎山区相对冷落。截至目前为止格聂神山有三次登顶记录：1988年日本队伍由东南山脊首登格聂；第二次的登顶则在18年后的2006年，由早逝的意大利登山家Karl Unterkircher领队从北面的新路线登顶；中国人的格聂首登则在2012年由马一桦带领的队伍由南面的新路线登顶。
格聂主峰周边未登峰众多，日本知名探险家中村保2003年在美国山岳协会期刊上，曾发表过《喜玛拉雅山脉之东》（East of the Himalaya， American Alpine Journal 2003），中间有这么一段文字描述：“超过10座高过5800米的处女雪峰及岩峰等待着攀登者。其中一座5965米的山峰特别值得一提，它险峻的山体，远看如同尖利鸟喙一般地冲上云霄。”
其后在格聂山区有记录可循的成功首登如下：2006年美国、加拿大队伍David Anderson和Sarah Hueniken首登Sachun（霞兄，5716米）；2006年美国Andy Tyson和Molly Loomis首登Phurba（5685米）；2007年美国Peter Inglis和Joe Puryear首登格聂第二高峰5965米；2012年美国、台湾队伍David Anderson和易思婷首登喀麦隆神山（5873米）。
离格聂山区最近的城镇为有世界高城之称的理塘，从成都搭大巴前往理塘，虽然只有大约600公里的里程，却因为连年修路，且山路容易坍方，非常颠簸艰辛，需要两天的时间才可以到达，中途还必须在情歌之镇康定停留一晚。到了理塘镇，采买必要的食物补给之后，则需要再雇车前往格聂山区。以往需要雇用吉普车上理章公路，到喇嘛垭乡或是章纳乡雇用马匹，再徒步进山。近几年来，由于道路新建，吉普车已经可以从章纳乡再往上推进到正在新建另一座寺庙的虎皮坝。运送补给的选项也不再仅限于马匹，从喇嘛垭乡到冷谷寺或是从虎皮坝到冷谷寺也都有利于摩托车运送货物的土路便道。
待2013年稻城亚丁机场正式启用之后，由于稻城县城到理塘县城的距离不远，且道路平坦顺畅，等于进出格聂山区的途径又多了一个选项。不过要注意的是该机场的海拔高度为4411米，如果贸然从低海拔（如成都）直飞稻城亚丁，多数人都会有严重的高原反应，更可能有致命的危机。但和两天的艰困大巴车程比较，这个机场不啻为结束格聂旅程之后返回家乡的好选项。
夏季格聂山区雨量较多，野花遍布，摇曳生姿。一般自9月中下旬雨量渐渐减少，到了10月气候更加稳定，是攀登比较好的时机。当地的藏民纯朴，对外来的访客态度友善，喇嘛垭乡和章纳乡为徒步者拉马的藏民们更是对十一假期的游览盛况津津乐道。只是该地居民对攀登者的态度，在2006年一场山难之后，发生巧妙的转变，开始对攀登者心存些许芥蒂。
美国登家山Charlie Fowler和Christine Boskoff在2006年底于格聂山区攀登途中失去音讯，在搜索的过程中，冷谷寺的僧侣曾受到无谓的骚扰，自此对攀登者相当地不谅解。2011年笔者和两位同伴前往格聂山区尝试一座未登岩峰，即被冷谷寺的僧侣们殷殷劝告放弃攀登行动。2012年笔者带一些美国朋友前往该山区徒步，冷谷寺僧侣的态度则相对友善，口气中对攀登者的认可与否也有松动，但仍希望攀登者不要在山里遗留下岩钉、膨胀塞和废弃的绳索等装备。在崇信佛教的僧侣心中，一座山即是一尊佛，且为了保持大山的自然风貌，希望攀登者无痕攀登，也无可厚非。
该场山难也对当地藏民牵马者造成影响。2012年笔者和伙伴再度前往格聂山区攀登，而这次的目标锁定喀麦隆神山。选择该山的诱因，一是因为喀麦隆神山金字塔状的双峰险峻诱人，二则是徒步到喀麦隆山脚下不会经过冷谷寺，少了一番说服的功夫。没想到队伍却在喇嘛垭雇用马匹的时候，几乎铩羽而归。原来当地在2006年为两位登山家牵马的藏民曾被误会涉案而下狱，后来虽因为两位登山家的遗体先后被找到，而终于证明无辜而返家，藏民却开始对协助攀登者运送补给产生顾虑。后来还是我们写下切结书，声明攀登的责任自负，若有意外和这些藏民没有干系，才终于成行。
笔者队伍出山时，由于已经释回马匹，需要徒步到下游更远处，利用一水利工程施工处架设的便桥，渡过湍急的宗拉河。在与工地的负责人闲聊中，知道他们已在山区中辛苦竖立起电线杆，该山区的乡镇即将通水通电。而虎皮坝的新寺庙也即将在2013或是2014年完工，根据监工的僧侣，虎皮坝的新寺庙会有水有电有手机讯号，大部分的僧侣都会从不方便的冷谷寺下迁到此处修行。
我不禁沉思，下次再来格聂山区的时候，这里是不是还有令人惊艳的原始风味，还是已经变成人声鼎沸的热门旅游景点？值得安慰的是，冷谷寺似乎还会维持原貌，而冷谷寺后那些重迭的高山流水、掩映在玛尼石堆的冰川景色、以及隐藏在山林深处的独坐修行石窟，还是只有那些愿意下车徒步的有心人，才得以寻幽访胜。
神山的眷顾
格聂山区喀麦隆峰首登
踏入攀登领域之后，很快地我就把目标设定在首登。那时候也只是初窥攀登这个殿堂，有“做大事儿”的雄心壮志，而成为第一人，不管是在哪一条道上，都是闯出个“腕儿”的不二法宝。况且我开始攀登时，年纪也已经不算小了，小时候也从没入选过体育竞赛，要论攀登难度或是速度，这辈子甭和人比了，但是高山攀登，成功失败的决定因素通常不在攀登强度，而是在懂不懂得咬牙撑过去。比攀登天赋也许我比不上人家，吃苦耐劳我倒是有把握当仁不让。 2012年10月1日，我和伙伴Dave Anderson成功首登川西格聂山区，海拔5873米的喀麦隆山。我以为我会在山顶纵声长啸，流连忘返大拍登顶照，或是放纵地让骄傲感麻醉我身上的每一处神经。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终于做到了。在梦寐以求的这一刻，难道不该有些情绪吗？我的心还没有机会和情境共鸣呢，我俩的装备就先和风雪一团的闪电共鸣了。嗡嗡鸣响中，电流插了情感的队，从头顶顺着发梢，麻了我头皮。我心头一沉。
从山顶走回当初从南面山脊上来，和这一段山顶棱线的交会处，还有将近两百米的水平距离，这一段回头路，是我有生以来最远的两百米。但是还是得一段绳、一段绳地稳定爬回去。上山的时候，我有时因为对于路线判断的不确定而犹疑，有时因为距离前一个保护太远而顾虑，有时因为路线上的岩块脱手而心慌。现在我的生命是由老天爷来决定，更该害怕了，却因为没有心思消化它，居然对害怕无感，只一步一步地攀着。
暗夜垂降
原本打算从原路折返的，可是时近黄昏，在闪电没有丝毫停歇的情况下，天黑时必须一无掩蔽地露宿一晚，这风险冒得太大了。虽然东面垂直山壁的情况我们不是很明了，也怕万一找不到地方架设固定点，上不上、下不下的尴尬，但是这条路有机会让我们回到营帐。咬咬牙，就开始漫长的垂降了。
一段、两段、三段，对遗留贵重装备的心疼，也像小火柴划出的微火，很快地在风雪渐大、闪电耀眼的情况下，转瞬间隐没在深沉的黑夜里。四段、五段、六段，绳索被冰雪冻得僵直，垂降的主手每每在下降的过程中，拉出道道白亮亮的霜花。七段、八段、九段，望下方看去，却还是像陷在深海的漩涡一样，见不着疑似终点的积雪。几次等待中，我熄了头灯，衬着偶尔从层层云雾中挣扎出来的月光，勉强辨识着Dave移动的身影，却像月儿敌不过云层，我也抗拒不了疲惫，沉沉进入梦乡。
也不知在哪一段上，我把绳子放进确保器中，也许是太过疲累，也许是这个动作已经不知道重复过几次而轻忽，总之没有再看第二眼就开始垂降了。突然右手几乎碰到双绳中绿绳的尾结，另一条紫绳的终点却还在遥远的黑暗中。我离Dave还有好一段距离。我大声地骂了一句脏话，Dave紧张了，我喊着：“绳子不够了！”“怎么会不够？”他焦急地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却只是重复着：“我犯了一个错误。”无心和他解释详情。
真该死，我自问非常重视安全，怎么这次这么轻率呢？把绳子放进确保器时，紫绳进了，绿绳没进。因为受摩擦力不均的缘故，紫绳被一直往下拉，绿绳则一直被往上扯，要不是我确保器下方绑了当做后备的第三只手的 auto block ，我早就飞出九天了。只是，结两条绳的那个结远远地被拉离中心位置，我能垂降的距离也就短了。也幸好我们有在绳子尾端上绑了结，要不然我也早就从绳索尾端掉出，跌到不知道还有多远的地面。
“你有装备吗？”Dave大喊。我安全带上只挂着两个机械塞，只是眼前没有半条可以放装备的岩缝，只好轻轻地开始荡起钟摆，希望上方的固定点不要因为这未曾估计进去的摇摆力量影响而松脱。终于欣喜地看到右方有条岩缝，大小也刚好，赶紧架设起一个临时固定点，把我的重量转移过去。“小心别失去绳索的主控权”，Dave在下头大声提醒。我在绿绳上打了一个8字结，用个扣环系在安全带上，却在拉紫绳出确保器的时候，一不小心让紫绳荡回左处，再也拿不回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的瞌睡虫早不知在何时就飞到九霄云外去了，清醒的脑袋在这时想出应对之策。我先要求Dave把紫绳固定住，再用力把绿绳往下拉紧，接着使用绿绳单绳垂降到Dave处。我吁了好长一口气，不敢想万一当时绿绳也失去的后果。
终于到了地面，踩着松软的新雪走回帐篷时，闪电还是此起彼落，我们还未脱离所谓的“闪电戒备区”，但比起暴露在山顶棱线上的步步惊心，和暗夜中漫长垂降的战战兢兢，境况已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马不停蹄
把攀登装备放大石上，就迫不及待地钻进睡袋，冀望补起过去18个小时连续攀登活动中流逝的体力。只听得风儿愈刮愈急，雪儿也愈飘愈猛，帐篷左摇右晃，接近天明时才渐渐平歇，我俩也才稍微打了一个盹儿。外头的天色还是郁郁沉沉的，我的心情也不见得明亮。不管是天晴还是天雨，我们的所在地是看不到山顶的，但忍不住我还是往山头望去，几个小时前我真的登顶了吗？怎么这么没有实在感？那现在可以做什么？营地四周还有一些小规模的尖塔，但在损失了不少装备、气候不佳的情况下，也提不起攀登的胃口。我们还是下山吧，也许回到BC之后，我打算着，还是可以照原计划在附近探勘。谁料，下山的念头一起，紧接着就是马不停蹄的奔波。乱石嶙峋的下坡路本就松散，连日雨雪后，石头上更多了许多滑溜青苔，背着沉重的下山包袱，且体力精神力还未恢复的情况下，对方狗吃屎或是自己屁股着地的镜头，很快地就因为发生次数过于频繁而失去其趣味性。
回到大本营，雨淅沥沥地下个不停让人心烦，想出山的念头不可遏抑。但进山时有一段水深的河段当时骑马渡河，现在是回不去了，遥远望下去似乎有过河的便桥，只好往宗拉河下游行去。在便桥旁遇到进山送补给当日便要返回理塘的吉普车，司机好心地让我俩搭个便车。还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吉普车的大灯突然坏了，备用的保险也随换随烧，我们在黑暗的山路靠着微弱的小灯，缓慢行走了一两个钟头。到了理塘，因为还是十一假期，当晚几乎找不到地方歇息，更遑论洗个阔别已久的热水澡了。好不容易找到两个床位，街上的野狗却又鼓噪了整夜，让人辗转难眠。
往康定的大巴停驶的情况下，我们上了一个年轻人驾驶的面包车，理塘到康定间的土路岂只是一个烂字了得，在新都桥到康定的最后一段山路，司机在浓密大雾、丝丝细雪下，居然屡打瞌睡，我打起精神搜索肚肠维持对话的滔滔不绝，希望司机能振作精神。总而言之，从登顶日那天，我们的日子就像快转的动作片，峰回路转地马不停蹄。当我们终于回到成都的时候，我就因为过度劳累而病倒了，好几天才恢复如初。 格聂缘起
这不是我第一次的首登尝试，2011年9月，我和这次的伙伴Dave Anderson以及好友Eric Salazar就已经到过格聂山区，想爬一座Dave在2006年尝试过却半途撤退的岩峰。那座岩峰深隐在山谷中，要不是Dave和Sarah Hueniken先首登了霞兄，可能也没有机会发现它的芳踪。一瞥之下，惊为天人。从霞兄下山，队伍快速修整后，两人就进发了，即将到山脚下的葱郁草坡前，上千个用小石头迭成的小小石堆塔，盘住他们的去路。他们不是没听过玛尼堆，也不是没看过修行人的石屋前竖起的丛丛石堆，但这样惊人的规模还是第一次见着，几乎可以称之为人造石林了。究竟多少人、耗费多少时光建成的呢？这座岩峰一定拥有神秘的宗教意义。只是当时已近初冬，山上积雪甚深，两人并没有带够冰雪攀登的装备，在中途就撤退了。
回乡后，Dave从Google Earth调出该岩峰周遭的地形图，惊诧地发现该处的山峰群在图上看起来很像是个人脑的形状，而该岩峰即在脑中心，从此在他的脑海生了根，只是那年两位著名的美国登山家Charlie Fowler和Christine Boskoff在格聂失去了踪影，Dave一直难以甩掉回国后曾寄给Charlie的一封邮件，鼓励他去格聂山区看看的阴影。后来发现在时间上，Charlie怎么样也不可能读到那封邮件，而且那两人早有到格聂的念头，Dave才慢慢释怀。而该座岩峰也得以从原本刻意淡化的记忆，走向前景而愈加清晰。
三四年后我有机会听了这个故事，极力怂恿Dave再去尝试该座岩峰。我一直想要尝试首登，但是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开始，难得这个故事有头有尾，只欠一个重要的细节。况且这座山峰又是在中国，我娘对我不务正业，好好的办公室工作不干，到处流浪弄得脏兮兮的，从事对国家没有贡献，也对经济没有刺激的毫无前途的攀登活动，早就不满已久，如果我在中国攀了个未登峰，上了新闻，可不是也符合她自幼给我的教诲，为家族增了光。
行程定在2011年9月，出发前我对此次攀登寄予厚望，偏偏最终还是铩羽而归。追本溯源，是我没有好好照顾自己，没吃好睡足，抵抗力差了，飞往成都时，机位旁坐了个高烧的孩子。一个小感冒，上了高海拔症状酷似高山肺水肿。我攀登的速度比健康时多了三倍也还不止，企图心再强可最终也只能放弃。
再访格聂
2012年有个机会再访格聂山区，当然要再试首登，只是前一年经过冷谷寺时，诸多喇嘛听到我们是攀登者，强烈希望我们回头是岸。好在2011年进山前看到了这个令人惊艳的喀麦隆峰，也没查到其他人攀登过的数据，它又位于格聂东北方的好几个山谷，不用经过冷谷寺和喇嘛们多费口舌。目标就这么定了。
这次学乖了，出发前把自己照顾得无微不至，该吃该喝该睡的没有少掉一项，之前还带了些美国人去格聂徒步，一来赚旅费二来适应高度。只是徒步期间天天都阴雨连绵，那些日子我心头就像山里的天气一样，天天愁云惨淡，每得空闲就祈祷放晴，只差没有吃斋念佛供奉晴天娃娃了。说实在话，经过前一年的经验学习之后，我对于能不能成功首登已经可以以平常心看待了，但是如果连试的机会也没有，我想我还是会心有不甘啊。
从喇嘛垭雇马一路行到喀麦隆的大本营，南面有一条涓涓的小溪，想是要汇入宗拉河的，往河上游望去，缭绕的云雾间有数座精彩的山峰，山峰上有冰川、有残雪、有乱石，也有陡峭的岩壁。我的心被可能的新冒险吸引住了，一直在估量着有没有可能从那山区穿越，一路走到巴塘去。也惦记着结束喀麦隆的攀登后，要徒步更接近些再瞧个仔细，也许能发现新的攀登目标。往上行去，我们一共扎了两个营地。第一个营地傍着大岩洞，岩洞上挂着几道瀑布，真是好一个隐居所在。第二个营地更是精彩，面对着喀麦隆东面的大壁，南北面竖着几座岩塔，有一座还真像齐天大圣。往下看则是丘陵起伏的草甸，夏日肥美时可是牦牛的天堂。攀登那天，看到了喀麦隆双峰中的小峰，远远地看到格聂的气势，和在冷谷寺近处朝拜时的印象又是各擅胜场。
还记得仓皇下山后，我回忆起劫后余生的经过，认为我的移动效率和高山上遇到非常状况时，所需的体力还不太够。 这次的经验真让我有一夜长大的感觉，没有真的走过这一遭，我也真不知我究竟该针对哪方向加强。也对于我在山顶棱线上还能够稳健回爬，垂降时出了错还能够纠正回来感到骄傲。更是庆幸我的错误并没有造成致命的遗憾。
整个首登的过程，实际攀登还真是很小的一块。最神奇的是，就算尽最大努力准备周详，需要随机应变的场合还是层出不穷。但不能干脆草草准备就出发了，因为只有充分的准备才有成功应变的底蕴。
首登成功后，我是得了些虚名，在几场分享会中，有人问我为什么要首登，还会不会继续？后者的答案是肯定的，两次尝试让我发现真的要实际站上山顶一回，才终于肯定首登后头真正驱动我的力量，还是在对未知的向往，以及想得到非要亲身试过才能得到的答案。至于我娘，她还是对我的攀登一无所知，这么危险的事难得她不关心，瞒着就算了。
格聂山区攀登历史
格聂山头笼罩有冰川，终年白雪皑皑，阳光映照下，艳光令人不可逼视。格聂被奉为藏传佛教的重要神山，实至名归。格聂山脚下有一冷谷寺，从建立至今已有超过800年的历史。冷谷寺的建筑古朴，在群山环绕间更显得肃穆典雅。在此修行的僧侣数曾一度屈指可数，现已恢复往日盛况，有数百名僧侣在此诵经礼佛。从山下行来，迎向依山傍水的冷谷寺，禅寺身后更有数不清的尖峭山头此起彼落。怎不让人惊叹，好一个修行妙处。
也许因为交通不便，且其邻近热门旅游景点稻城、亚丁，许多人即便千里迢迢到了理塘境内，也常常舍此宝山而不入。但也因如此，格聂山区仍保有原始秘境的风貌。格聂山区的攀登活动比起四姑娘山区、贡嘎山区相对冷落。截至目前为止格聂神山有三次登顶记录：1988年日本队伍由东南山脊首登格聂；第二次的登顶则在18年后的2006年，由早逝的意大利登山家Karl Unterkircher领队从北面的新路线登顶；中国人的格聂首登则在2012年由马一桦带领的队伍由南面的新路线登顶。
格聂主峰周边未登峰众多，日本知名探险家中村保2003年在美国山岳协会期刊上，曾发表过《喜玛拉雅山脉之东》（East of the Himalaya， American Alpine Journal 2003），中间有这么一段文字描述：“超过10座高过5800米的处女雪峰及岩峰等待着攀登者。其中一座5965米的山峰特别值得一提，它险峻的山体，远看如同尖利鸟喙一般地冲上云霄。”
其后在格聂山区有记录可循的成功首登如下：2006年美国、加拿大队伍David Anderson和Sarah Hueniken首登Sachun（霞兄，5716米）；2006年美国Andy Tyson和Molly Loomis首登Phurba（5685米）；2007年美国Peter Inglis和Joe Puryear首登格聂第二高峰5965米；2012年美国、台湾队伍David Anderson和易思婷首登喀麦隆神山（5873米）。
离格聂山区最近的城镇为有世界高城之称的理塘，从成都搭大巴前往理塘，虽然只有大约600公里的里程，却因为连年修路，且山路容易坍方，非常颠簸艰辛，需要两天的时间才可以到达，中途还必须在情歌之镇康定停留一晚。到了理塘镇，采买必要的食物补给之后，则需要再雇车前往格聂山区。以往需要雇用吉普车上理章公路，到喇嘛垭乡或是章纳乡雇用马匹，再徒步进山。近几年来，由于道路新建，吉普车已经可以从章纳乡再往上推进到正在新建另一座寺庙的虎皮坝。运送补给的选项也不再仅限于马匹，从喇嘛垭乡到冷谷寺或是从虎皮坝到冷谷寺也都有利于摩托车运送货物的土路便道。
待2013年稻城亚丁机场正式启用之后，由于稻城县城到理塘县城的距离不远，且道路平坦顺畅，等于进出格聂山区的途径又多了一个选项。不过要注意的是该机场的海拔高度为4411米，如果贸然从低海拔（如成都）直飞稻城亚丁，多数人都会有严重的高原反应，更可能有致命的危机。但和两天的艰困大巴车程比较，这个机场不啻为结束格聂旅程之后返回家乡的好选项。
夏季格聂山区雨量较多，野花遍布，摇曳生姿。一般自9月中下旬雨量渐渐减少，到了10月气候更加稳定，是攀登比较好的时机。当地的藏民纯朴，对外来的访客态度友善，喇嘛垭乡和章纳乡为徒步者拉马的藏民们更是对十一假期的游览盛况津津乐道。只是该地居民对攀登者的态度，在2006年一场山难之后，发生巧妙的转变，开始对攀登者心存些许芥蒂。
美国登家山Charlie Fowler和Christine Boskoff在2006年底于格聂山区攀登途中失去音讯，在搜索的过程中，冷谷寺的僧侣曾受到无谓的骚扰，自此对攀登者相当地不谅解。2011年笔者和两位同伴前往格聂山区尝试一座未登岩峰，即被冷谷寺的僧侣们殷殷劝告放弃攀登行动。2012年笔者带一些美国朋友前往该山区徒步，冷谷寺僧侣的态度则相对友善，口气中对攀登者的认可与否也有松动，但仍希望攀登者不要在山里遗留下岩钉、膨胀塞和废弃的绳索等装备。在崇信佛教的僧侣心中，一座山即是一尊佛，且为了保持大山的自然风貌，希望攀登者无痕攀登，也无可厚非。
该场山难也对当地藏民牵马者造成影响。2012年笔者和伙伴再度前往格聂山区攀登，而这次的目标锁定喀麦隆神山。选择该山的诱因，一是因为喀麦隆神山金字塔状的双峰险峻诱人，二则是徒步到喀麦隆山脚下不会经过冷谷寺，少了一番说服的功夫。没想到队伍却在喇嘛垭雇用马匹的时候，几乎铩羽而归。原来当地在2006年为两位登山家牵马的藏民曾被误会涉案而下狱，后来虽因为两位登山家的遗体先后被找到，而终于证明无辜而返家，藏民却开始对协助攀登者运送补给产生顾虑。后来还是我们写下切结书，声明攀登的责任自负，若有意外和这些藏民没有干系，才终于成行。
笔者队伍出山时，由于已经释回马匹，需要徒步到下游更远处，利用一水利工程施工处架设的便桥，渡过湍急的宗拉河。在与工地的负责人闲聊中，知道他们已在山区中辛苦竖立起电线杆，该山区的乡镇即将通水通电。而虎皮坝的新寺庙也即将在2013或是2014年完工，根据监工的僧侣，虎皮坝的新寺庙会有水有电有手机讯号，大部分的僧侣都会从不方便的冷谷寺下迁到此处修行。
我不禁沉思，下次再来格聂山区的时候，这里是不是还有令人惊艳的原始风味，还是已经变成人声鼎沸的热门旅游景点？值得安慰的是，冷谷寺似乎还会维持原貌，而冷谷寺后那些重迭的高山流水、掩映在玛尼石堆的冰川景色、以及隐藏在山林深处的独坐修行石窟，还是只有那些愿意下车徒步的有心人，才得以寻幽访胜。
神山的眷顾
格聂山区喀麦隆峰首登
踏入攀登领域之后，很快地我就把目标设定在首登。那时候也只是初窥攀登这个殿堂，有“做大事儿”的雄心壮志，而成为第一人，不管是在哪一条道上，都是闯出个“腕儿”的不二法宝。况且我开始攀登时，年纪也已经不算小了，小时候也从没入选过体育竞赛，要论攀登难度或是速度，这辈子甭和人比了，但是高山攀登，成功失败的决定因素通常不在攀登强度，而是在懂不懂得咬牙撑过去。比攀登天赋也许我比不上人家，吃苦耐劳我倒是有把握当仁不让。 2012年10月1日，我和伙伴Dave Anderson成功首登川西格聂山区，海拔5873米的喀麦隆山。我以为我会在山顶纵声长啸，流连忘返大拍登顶照，或是放纵地让骄傲感麻醉我身上的每一处神经。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终于做到了。在梦寐以求的这一刻，难道不该有些情绪吗？我的心还没有机会和情境共鸣呢，我俩的装备就先和风雪一团的闪电共鸣了。嗡嗡鸣响中，电流插了情感的队，从头顶顺着发梢，麻了我头皮。我心头一沉。
从山顶走回当初从南面山脊上来，和这一段山顶棱线的交会处，还有将近两百米的水平距离，这一段回头路，是我有生以来最远的两百米。但是还是得一段绳、一段绳地稳定爬回去。上山的时候，我有时因为对于路线判断的不确定而犹疑，有时因为距离前一个保护太远而顾虑，有时因为路线上的岩块脱手而心慌。现在我的生命是由老天爷来决定，更该害怕了，却因为没有心思消化它，居然对害怕无感，只一步一步地攀着。
暗夜垂降
原本打算从原路折返的，可是时近黄昏，在闪电没有丝毫停歇的情况下，天黑时必须一无掩蔽地露宿一晚，这风险冒得太大了。虽然东面垂直山壁的情况我们不是很明了，也怕万一找不到地方架设固定点，上不上、下不下的尴尬，但是这条路有机会让我们回到营帐。咬咬牙，就开始漫长的垂降了。
一段、两段、三段，对遗留贵重装备的心疼，也像小火柴划出的微火，很快地在风雪渐大、闪电耀眼的情况下，转瞬间隐没在深沉的黑夜里。四段、五段、六段，绳索被冰雪冻得僵直，垂降的主手每每在下降的过程中，拉出道道白亮亮的霜花。七段、八段、九段，望下方看去，却还是像陷在深海的漩涡一样，见不着疑似终点的积雪。几次等待中，我熄了头灯，衬着偶尔从层层云雾中挣扎出来的月光，勉强辨识着Dave移动的身影，却像月儿敌不过云层，我也抗拒不了疲惫，沉沉进入梦乡。
也不知在哪一段上，我把绳子放进确保器中，也许是太过疲累，也许是这个动作已经不知道重复过几次而轻忽，总之没有再看第二眼就开始垂降了。突然右手几乎碰到双绳中绿绳的尾结，另一条紫绳的终点却还在遥远的黑暗中。我离Dave还有好一段距离。我大声地骂了一句脏话，Dave紧张了，我喊着：“绳子不够了！”“怎么会不够？”他焦急地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却只是重复着：“我犯了一个错误。”无心和他解释详情。
真该死，我自问非常重视安全，怎么这次这么轻率呢？把绳子放进确保器时，紫绳进了，绿绳没进。因为受摩擦力不均的缘故，紫绳被一直往下拉，绿绳则一直被往上扯，要不是我确保器下方绑了当做后备的第三只手的 auto block ，我早就飞出九天了。只是，结两条绳的那个结远远地被拉离中心位置，我能垂降的距离也就短了。也幸好我们有在绳子尾端上绑了结，要不然我也早就从绳索尾端掉出，跌到不知道还有多远的地面。
“你有装备吗？”Dave大喊。我安全带上只挂着两个机械塞，只是眼前没有半条可以放装备的岩缝，只好轻轻地开始荡起钟摆，希望上方的固定点不要因为这未曾估计进去的摇摆力量影响而松脱。终于欣喜地看到右方有条岩缝，大小也刚好，赶紧架设起一个临时固定点，把我的重量转移过去。“小心别失去绳索的主控权”，Dave在下头大声提醒。我在绿绳上打了一个8字结，用个扣环系在安全带上，却在拉紫绳出确保器的时候，一不小心让紫绳荡回左处，再也拿不回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的瞌睡虫早不知在何时就飞到九霄云外去了，清醒的脑袋在这时想出应对之策。我先要求Dave把紫绳固定住，再用力把绿绳往下拉紧，接着使用绿绳单绳垂降到Dave处。我吁了好长一口气，不敢想万一当时绿绳也失去的后果。
终于到了地面，踩着松软的新雪走回帐篷时，闪电还是此起彼落，我们还未脱离所谓的“闪电戒备区”，但比起暴露在山顶棱线上的步步惊心，和暗夜中漫长垂降的战战兢兢，境况已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马不停蹄
把攀登装备放大石上，就迫不及待地钻进睡袋，冀望补起过去18个小时连续攀登活动中流逝的体力。只听得风儿愈刮愈急，雪儿也愈飘愈猛，帐篷左摇右晃，接近天明时才渐渐平歇，我俩也才稍微打了一个盹儿。外头的天色还是郁郁沉沉的，我的心情也不见得明亮。不管是天晴还是天雨，我们的所在地是看不到山顶的，但忍不住我还是往山头望去，几个小时前我真的登顶了吗？怎么这么没有实在感？那现在可以做什么？营地四周还有一些小规模的尖塔，但在损失了不少装备、气候不佳的情况下，也提不起攀登的胃口。我们还是下山吧，也许回到BC之后，我打算着，还是可以照原计划在附近探勘。谁料，下山的念头一起，紧接着就是马不停蹄的奔波。乱石嶙峋的下坡路本就松散，连日雨雪后，石头上更多了许多滑溜青苔，背着沉重的下山包袱，且体力精神力还未恢复的情况下，对方狗吃屎或是自己屁股着地的镜头，很快地就因为发生次数过于频繁而失去其趣味性。
回到大本营，雨淅沥沥地下个不停让人心烦，想出山的念头不可遏抑。但进山时有一段水深的河段当时骑马渡河，现在是回不去了，遥远望下去似乎有过河的便桥，只好往宗拉河下游行去。在便桥旁遇到进山送补给当日便要返回理塘的吉普车，司机好心地让我俩搭个便车。还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吉普车的大灯突然坏了，备用的保险也随换随烧，我们在黑暗的山路靠着微弱的小灯，缓慢行走了一两个钟头。到了理塘，因为还是十一假期，当晚几乎找不到地方歇息，更遑论洗个阔别已久的热水澡了。好不容易找到两个床位，街上的野狗却又鼓噪了整夜，让人辗转难眠。
往康定的大巴停驶的情况下，我们上了一个年轻人驾驶的面包车，理塘到康定间的土路岂只是一个烂字了得，在新都桥到康定的最后一段山路，司机在浓密大雾、丝丝细雪下，居然屡打瞌睡，我打起精神搜索肚肠维持对话的滔滔不绝，希望司机能振作精神。总而言之，从登顶日那天，我们的日子就像快转的动作片，峰回路转地马不停蹄。当我们终于回到成都的时候，我就因为过度劳累而病倒了，好几天才恢复如初。 格聂缘起
这不是我第一次的首登尝试，2011年9月，我和这次的伙伴Dave Anderson以及好友Eric Salazar就已经到过格聂山区，想爬一座Dave在2006年尝试过却半途撤退的岩峰。那座岩峰深隐在山谷中，要不是Dave和Sarah Hueniken先首登了霞兄，可能也没有机会发现它的芳踪。一瞥之下，惊为天人。从霞兄下山，队伍快速修整后，两人就进发了，即将到山脚下的葱郁草坡前，上千个用小石头迭成的小小石堆塔，盘住他们的去路。他们不是没听过玛尼堆，也不是没看过修行人的石屋前竖起的丛丛石堆，但这样惊人的规模还是第一次见着，几乎可以称之为人造石林了。究竟多少人、耗费多少时光建成的呢？这座岩峰一定拥有神秘的宗教意义。只是当时已近初冬，山上积雪甚深，两人并没有带够冰雪攀登的装备，在中途就撤退了。
回乡后，Dave从Google Earth调出该岩峰周遭的地形图，惊诧地发现该处的山峰群在图上看起来很像是个人脑的形状，而该岩峰即在脑中心，从此在他的脑海生了根，只是那年两位著名的美国登山家Charlie Fowler和Christine Boskoff在格聂失去了踪影，Dave一直难以甩掉回国后曾寄给Charlie的一封邮件，鼓励他去格聂山区看看的阴影。后来发现在时间上，Charlie怎么样也不可能读到那封邮件，而且那两人早有到格聂的念头，Dave才慢慢释怀。而该座岩峰也得以从原本刻意淡化的记忆，走向前景而愈加清晰。
三四年后我有机会听了这个故事，极力怂恿Dave再去尝试该座岩峰。我一直想要尝试首登，但是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开始，难得这个故事有头有尾，只欠一个重要的细节。况且这座山峰又是在中国，我娘对我不务正业，好好的办公室工作不干，到处流浪弄得脏兮兮的，从事对国家没有贡献，也对经济没有刺激的毫无前途的攀登活动，早就不满已久，如果我在中国攀了个未登峰，上了新闻，可不是也符合她自幼给我的教诲，为家族增了光。
行程定在2011年9月，出发前我对此次攀登寄予厚望，偏偏最终还是铩羽而归。追本溯源，是我没有好好照顾自己，没吃好睡足，抵抗力差了，飞往成都时，机位旁坐了个高烧的孩子。一个小感冒，上了高海拔症状酷似高山肺水肿。我攀登的速度比健康时多了三倍也还不止，企图心再强可最终也只能放弃。
再访格聂
2012年有个机会再访格聂山区，当然要再试首登，只是前一年经过冷谷寺时，诸多喇嘛听到我们是攀登者，强烈希望我们回头是岸。好在2011年进山前看到了这个令人惊艳的喀麦隆峰，也没查到其他人攀登过的数据，它又位于格聂东北方的好几个山谷，不用经过冷谷寺和喇嘛们多费口舌。目标就这么定了。
这次学乖了，出发前把自己照顾得无微不至，该吃该喝该睡的没有少掉一项，之前还带了些美国人去格聂徒步，一来赚旅费二来适应高度。只是徒步期间天天都阴雨连绵，那些日子我心头就像山里的天气一样，天天愁云惨淡，每得空闲就祈祷放晴，只差没有吃斋念佛供奉晴天娃娃了。说实在话，经过前一年的经验学习之后，我对于能不能成功首登已经可以以平常心看待了，但是如果连试的机会也没有，我想我还是会心有不甘啊。
从喇嘛垭雇马一路行到喀麦隆的大本营，南面有一条涓涓的小溪，想是要汇入宗拉河的，往河上游望去，缭绕的云雾间有数座精彩的山峰，山峰上有冰川、有残雪、有乱石，也有陡峭的岩壁。我的心被可能的新冒险吸引住了，一直在估量着有没有可能从那山区穿越，一路走到巴塘去。也惦记着结束喀麦隆的攀登后，要徒步更接近些再瞧个仔细，也许能发现新的攀登目标。往上行去，我们一共扎了两个营地。第一个营地傍着大岩洞，岩洞上挂着几道瀑布，真是好一个隐居所在。第二个营地更是精彩，面对着喀麦隆东面的大壁，南北面竖着几座岩塔，有一座还真像齐天大圣。往下看则是丘陵起伏的草甸，夏日肥美时可是牦牛的天堂。攀登那天，看到了喀麦隆双峰中的小峰，远远地看到格聂的气势，和在冷谷寺近处朝拜时的印象又是各擅胜场。
还记得仓皇下山后，我回忆起劫后余生的经过，认为我的移动效率和高山上遇到非常状况时，所需的体力还不太够。 这次的经验真让我有一夜长大的感觉，没有真的走过这一遭，我也真不知我究竟该针对哪方向加强。也对于我在山顶棱线上还能够稳健回爬，垂降时出了错还能够纠正回来感到骄傲。更是庆幸我的错误并没有造成致命的遗憾。
整个首登的过程，实际攀登还真是很小的一块。最神奇的是，就算尽最大努力准备周详，需要随机应变的场合还是层出不穷。但不能干脆草草准备就出发了，因为只有充分的准备才有成功应变的底蕴。
首登成功后，我是得了些虚名，在几场分享会中，有人问我为什么要首登，还会不会继续？后者的答案是肯定的，两次尝试让我发现真的要实际站上山顶一回，才终于肯定首登后头真正驱动我的力量，还是在对未知的向往，以及想得到非要亲身试过才能得到的答案。至于我娘，她还是对我的攀登一无所知，这么危险的事难得她不关心，瞒着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