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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古是中国“天字第一号”的人物，是开天辟地的创世大神。“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许多唱本一开头就唱这两句，逐渐成了人们的口头语，谈起中国的历史来，顺口就会把这两句话说了出来。中国的广大民众过去多不识字，但是对中国古史却耳熟能详，靠的是什么?
靠的就是口传的历史——神话、传说、民歌、唱本、戏曲等。
口传的历史究竟能传多久呢?
《盘古国与盘古神话》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清晰的回答。在中国，神话、史诗还活着，还活在民众的口头，活在民众的生活习俗之中。覃乃昌、覃彩銮、潘其旭、郑超群和蓝阳春等同志合著的《盘古国与盘古神话》一书，通过田野作业的全面调查，把中国最古老的神话人物盘古的情况，作了很深入的研究，这是对活态神话研究的新的重要成果，也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大收获，值得我们重视。
我们知道，神话是远古原始社会中产生的口传文学。
原始社会以后，往往就不会产生神话了，这是一般人的看法。但是在缺乏科学文化知识的人群之中，仍然会有原始思维的成分，通过幻想在创造或传承神话。这就是活态神话，还活在人民口头和人民生活中的神话。
活态神话在现代化的国家中大多已不存在，但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偏远农村、山区，却仍然存在。由于地处偏远，远离文化中心地区，活态神话往往隐身山后，不为学者们所知，但有时也偶露峥嵘，引起人们的兴趣。
1966年初，四川陈钧在当地民众口中记下了几篇古代神话故事，这些活态神话的调查成果，受到神话学大师袁珂先生的肯定，发表在《民间文学》双月刊上，这是一个新的突破。到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河南大学的张振犁教授带着几个年青人如程建君等在河南的桐柏山等地进行“中原神话”调查，收获颇丰，出了专书。他们也记录了许多活态古神话。
神话作为一种活态的口头文学，其存在形式是立体的，有立体性，因此在记录时需作立体描写，才能全面地保持它的原貌，可惜过去的神话记录对此缺少自觉，未能将与神话有关的民俗，演唱或讲述的目的、讲说或演唱的表演情况、文化空间、讲说或演唱者传承人等情况作详细的立体描写。这是一种历史的局限。
可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立体描写的科学记录方法越来越受到重视，在调查中越来越自觉，其研究成果对科学问题的索解，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证据，显示出立体描写这种科学方法的巨大优越性和高效性。
2003年9月13日至28日，覃乃昌等五位民族学家在广西来宾县对盘古神话进行了自觉的全方位的立体调查，不只记录盘古神话的各种异文，而且调查盘古民俗，有了丰硕的成果，他们发现盘古庙五座，还有庙会祭祀、专门诵经的仪式、抬盘古像求雨、杀牛祭盘古等民俗，还发现了好几个盘古村、盘古岭、盘古洞等文化遗址。还发现了许多盘古山歌、唱本、戏剧(师公戏)等盘古文化载体。这就立体地展示了盘古神话的活态情状，这是盘古神话还活在民间的有力证明。
这些调查成果生动有力地回答了口传神话究竟能传多久的问题。由这些资料，我们可以说，来自远古的盘古神话代代相传，流传了几千年。这些山乡的壮族民众，相信盘古是自己最古老的祖先，相信神话是可信的历史，在神圣的场合对它传承不绝，这是令人信服的事实。
关于口传历史的可靠性问题，西方学者在非洲调查时曾作过实验研究，他们记录了黑人的一些历史人物的传说，在100年后又记录了同一传说，将二者对比，惊奇地发现，在历史的主要点上，二者竟然完全一样。这就说明：作为“严肃故事”的神话、传说，在人们心目中是神圣的、严肃的，关系到祖先的历史，所以一定要最大限度地保持它们的“真实可信”，不能虚构，如发现“讹误”，大家都会起而纠正，所以就最大限度地保存了神话、传说的历史性与可信性。盘古神话所以历经几千年而传承不衰，又一次证实了民间文学的重要历史意义，证实了远古神话之巨大生命力。
当然，盘古神话之所以能传承几千年，还由于它是“立体的文学”，它是活在有关盘古的民俗生活之中的，只要每年有祭祀盘古的活动，有纪念盘古的诵经仪式，盘古神话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反复讲说、吟诵，而不会遗忘和消失。
广西民族学的研究队伍是一支水平相当高、打过硬仗的队伍。他们在布洛陀经诗(神话史诗)的研究中，把29种唱本作了对照汉译，出了八大本研究资料文献。又对布洛陀庙会进行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他们曾经同泰国人类学家合作，对壮泰民族文化作过全面的比较研究，出版了五大本《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不只资料丰富而且作了系统研究和理论分析，受到国内外高度评价。
《盘古国与盘古神话》一书，同样是把全面的调查研究与深入的理论分析结合起来的科学著作。如果只是调查报告和资料汇编，虽然也很有用处，但还不算较大的突破。我们看到，199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也出版过马卉欣编著的《盘古之神》，这是把各民族盘古神话资料与自己调查九个月、行程三万里在二十几个省市调查盘古神话的资料汇编。资料工作是研究的前提，但总还不是深入的研究。我以为《盘古国与盘古神话》的研究的最可贵之处，还在于从实际出发，对大量调查资料——三个资料库(书面文献，考古文物与民俗文化调查资料)的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理论思考，提出了并尽可能科学地解决了一些重要学术问题。例如：盘古神话的发源地问题，盘古与布洛陀、布伯的关系问题、盘古神话在何时由何人经何途径传入北方的问题、盘古神话与女娲、伏羲神话的关系、盘古与盘王、盘瓠的关系问题以及汉族至今尚未发现神话史诗等问题。
着力解决的中心问题是盘古神话与盘古国的关系以及盘古神话的发源地与中心区域问题。
作者们以大量调查资料的统计数字，证明广西来宾市的盘古文化最为集中而丰富，是古代盘古国的所在地。在调查中列表说明在广西盘古国故地有盘古庙44座，其中来宾市武宣县竟有27座，其中三开间的盘古庙19座，院落式的10座，一开间的12座，岩洞式的3座。这是古老文化的活的遗存。作者们从民族学、语言学和神话学角度，研究盘古的含义，认为在壮语中“盘”是磨刀石之义，“古”为葫芦之义。这正好是“盘古兄妹”神话中所说的兄妹结婚生肉团像磨刀石以及兄妹躲避在葫芦中逃过了洪水大劫的情节之关键。在壮族中磨刀石崇拜和葫芦崇拜在许多神话、史诗、唱本、歌谣和习俗之中都多有表现，故“盘古”之名决非偶然。此外，广西新石器时代遗址众多，古文化发达，也是一个外部条件。
作者还对盘古村中的壮族居民的姓氏作过调查，发现他们多姓盘，与梁任窻《述异记》中所记“南海中盘古国，今人皆以盘古为姓”之事颇为吻合。《述异记》还说：“桂林有盘古神祠”，并未引起人们重视，如今把民俗调查到的盘古庙活态文化与古文献记录相对照，进行了实证，这种研究方法是很有科学性与说服力的吧。所以我以为此书确是一个神话学研究上的重大突破，值得我们重视。
当然，在许多问题的论证上，虽然有理有据，但论证是否严密，论据是否充分，情况还是不一样的，由于作者人数较多，有些地方尚需协调统一，在今后的研究中相信会不断深入，取得更多理论新成果。我十分感谢作者们的辛劳与执着，同时希望在创世神话的研究中能扩大视野进行国际、国内的比较研究，进行更广泛深入的调查和理论探索，争取更大的胜利。
(作者段宝林，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100871)
〔责任编辑：覃乃昌〕
靠的就是口传的历史——神话、传说、民歌、唱本、戏曲等。
口传的历史究竟能传多久呢?
《盘古国与盘古神话》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清晰的回答。在中国，神话、史诗还活着，还活在民众的口头，活在民众的生活习俗之中。覃乃昌、覃彩銮、潘其旭、郑超群和蓝阳春等同志合著的《盘古国与盘古神话》一书，通过田野作业的全面调查，把中国最古老的神话人物盘古的情况，作了很深入的研究，这是对活态神话研究的新的重要成果，也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大收获，值得我们重视。
我们知道，神话是远古原始社会中产生的口传文学。
原始社会以后，往往就不会产生神话了，这是一般人的看法。但是在缺乏科学文化知识的人群之中，仍然会有原始思维的成分，通过幻想在创造或传承神话。这就是活态神话，还活在人民口头和人民生活中的神话。
活态神话在现代化的国家中大多已不存在，但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偏远农村、山区，却仍然存在。由于地处偏远，远离文化中心地区，活态神话往往隐身山后，不为学者们所知，但有时也偶露峥嵘，引起人们的兴趣。
1966年初，四川陈钧在当地民众口中记下了几篇古代神话故事，这些活态神话的调查成果，受到神话学大师袁珂先生的肯定，发表在《民间文学》双月刊上，这是一个新的突破。到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河南大学的张振犁教授带着几个年青人如程建君等在河南的桐柏山等地进行“中原神话”调查，收获颇丰，出了专书。他们也记录了许多活态古神话。
神话作为一种活态的口头文学，其存在形式是立体的，有立体性，因此在记录时需作立体描写，才能全面地保持它的原貌，可惜过去的神话记录对此缺少自觉，未能将与神话有关的民俗，演唱或讲述的目的、讲说或演唱的表演情况、文化空间、讲说或演唱者传承人等情况作详细的立体描写。这是一种历史的局限。
可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立体描写的科学记录方法越来越受到重视，在调查中越来越自觉，其研究成果对科学问题的索解，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证据，显示出立体描写这种科学方法的巨大优越性和高效性。
2003年9月13日至28日，覃乃昌等五位民族学家在广西来宾县对盘古神话进行了自觉的全方位的立体调查，不只记录盘古神话的各种异文，而且调查盘古民俗，有了丰硕的成果，他们发现盘古庙五座，还有庙会祭祀、专门诵经的仪式、抬盘古像求雨、杀牛祭盘古等民俗，还发现了好几个盘古村、盘古岭、盘古洞等文化遗址。还发现了许多盘古山歌、唱本、戏剧(师公戏)等盘古文化载体。这就立体地展示了盘古神话的活态情状，这是盘古神话还活在民间的有力证明。
这些调查成果生动有力地回答了口传神话究竟能传多久的问题。由这些资料，我们可以说，来自远古的盘古神话代代相传，流传了几千年。这些山乡的壮族民众，相信盘古是自己最古老的祖先，相信神话是可信的历史，在神圣的场合对它传承不绝，这是令人信服的事实。
关于口传历史的可靠性问题，西方学者在非洲调查时曾作过实验研究，他们记录了黑人的一些历史人物的传说，在100年后又记录了同一传说，将二者对比，惊奇地发现，在历史的主要点上，二者竟然完全一样。这就说明：作为“严肃故事”的神话、传说，在人们心目中是神圣的、严肃的，关系到祖先的历史，所以一定要最大限度地保持它们的“真实可信”，不能虚构，如发现“讹误”，大家都会起而纠正，所以就最大限度地保存了神话、传说的历史性与可信性。盘古神话所以历经几千年而传承不衰，又一次证实了民间文学的重要历史意义，证实了远古神话之巨大生命力。
当然，盘古神话之所以能传承几千年，还由于它是“立体的文学”，它是活在有关盘古的民俗生活之中的，只要每年有祭祀盘古的活动，有纪念盘古的诵经仪式，盘古神话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反复讲说、吟诵，而不会遗忘和消失。
广西民族学的研究队伍是一支水平相当高、打过硬仗的队伍。他们在布洛陀经诗(神话史诗)的研究中，把29种唱本作了对照汉译，出了八大本研究资料文献。又对布洛陀庙会进行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他们曾经同泰国人类学家合作，对壮泰民族文化作过全面的比较研究，出版了五大本《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不只资料丰富而且作了系统研究和理论分析，受到国内外高度评价。
《盘古国与盘古神话》一书，同样是把全面的调查研究与深入的理论分析结合起来的科学著作。如果只是调查报告和资料汇编，虽然也很有用处，但还不算较大的突破。我们看到，199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也出版过马卉欣编著的《盘古之神》，这是把各民族盘古神话资料与自己调查九个月、行程三万里在二十几个省市调查盘古神话的资料汇编。资料工作是研究的前提，但总还不是深入的研究。我以为《盘古国与盘古神话》的研究的最可贵之处，还在于从实际出发，对大量调查资料——三个资料库(书面文献，考古文物与民俗文化调查资料)的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理论思考，提出了并尽可能科学地解决了一些重要学术问题。例如：盘古神话的发源地问题，盘古与布洛陀、布伯的关系问题、盘古神话在何时由何人经何途径传入北方的问题、盘古神话与女娲、伏羲神话的关系、盘古与盘王、盘瓠的关系问题以及汉族至今尚未发现神话史诗等问题。
着力解决的中心问题是盘古神话与盘古国的关系以及盘古神话的发源地与中心区域问题。
作者们以大量调查资料的统计数字，证明广西来宾市的盘古文化最为集中而丰富，是古代盘古国的所在地。在调查中列表说明在广西盘古国故地有盘古庙44座，其中来宾市武宣县竟有27座，其中三开间的盘古庙19座，院落式的10座，一开间的12座，岩洞式的3座。这是古老文化的活的遗存。作者们从民族学、语言学和神话学角度，研究盘古的含义，认为在壮语中“盘”是磨刀石之义，“古”为葫芦之义。这正好是“盘古兄妹”神话中所说的兄妹结婚生肉团像磨刀石以及兄妹躲避在葫芦中逃过了洪水大劫的情节之关键。在壮族中磨刀石崇拜和葫芦崇拜在许多神话、史诗、唱本、歌谣和习俗之中都多有表现，故“盘古”之名决非偶然。此外，广西新石器时代遗址众多，古文化发达，也是一个外部条件。
作者还对盘古村中的壮族居民的姓氏作过调查，发现他们多姓盘，与梁任窻《述异记》中所记“南海中盘古国，今人皆以盘古为姓”之事颇为吻合。《述异记》还说：“桂林有盘古神祠”，并未引起人们重视，如今把民俗调查到的盘古庙活态文化与古文献记录相对照，进行了实证，这种研究方法是很有科学性与说服力的吧。所以我以为此书确是一个神话学研究上的重大突破，值得我们重视。
当然，在许多问题的论证上，虽然有理有据，但论证是否严密，论据是否充分，情况还是不一样的，由于作者人数较多，有些地方尚需协调统一，在今后的研究中相信会不断深入，取得更多理论新成果。我十分感谢作者们的辛劳与执着，同时希望在创世神话的研究中能扩大视野进行国际、国内的比较研究，进行更广泛深入的调查和理论探索，争取更大的胜利。
(作者段宝林，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100871)
〔责任编辑：覃乃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