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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林先生高高瘦瘦，用《世说新语》中的话说，是“清虚日来，道心充满”。虽然不宜以魏晋人物“雅望非常”之类的熟语轻施品藻，但也的确是心无点尘，渣滓日去，散散淡淡瘦出的一剪清。
自幼爱好文史，却情有不得已地作了一辈子财务，原来是人生道路上的一番阴错阳差——听了这一段经过之后，真是不胜嗟叹，有缘？无缘？世事果然有个“缘”字在么？不过，在退休之前的十年，到底又是一番阴错阳差地去了历史博物馆，专意整理文献，算是了此情缘，这一回，又似乎是个开端——整理了二百万字的《郑孝胥日记》，出版了一本文集；更有了《读书》上的“谷林”和“劳柯”，不论“品书”还是“琐掇”，都是极见风格的文字。
毕竟还是缘分吧，连隐于市的居所，也带着“文化”——它是华文学校的前身，与协和医学院同时，用“退还庚款”建的，学校后来的情况，沙博里在《一个美国人在中国》一书中有一段记述：
北京解放后的几天之内，有几个单位的代表来找我，要求我们把华文学校的房产租给他们，我让他们去同一位美国人联系，他是用洛克菲勒基金创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行政管理人，也是华文学校校委会成员，他和一个单位签订了租约，这个单位就是后来的文化部，文化部付租金，并付给留用的老职工工资，只是到了美国从中国撤走它的外交人员，又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的时候，租金才停付。
这段历史还有多少人知道？而大院早成文化部宿舍，似乎已不见昔日遗迹。据说当年尚有若干圆明园拆除的材料，如石雕、佛像之类，迁置在此，不曾细心寻觅，不知是否尚有遗存。
大院深处一幢旧楼，树荫挂满了窗子，窗前的写字台上，泻下丝丝缕缕的青翠，愈见得纤尘不染的一派清静。但绿窗对坐晤谈的时候，并不多。先生虽寓居京城四十余年，却乡音不改，一口宁波话，听起来着实吃力，而偏又是魏晋风度式的“吉人之辞寡”，总是浅浅地笑着，并不多言，此外，也还是有意为之吧——戋戋小简，是一叶绿窗风景，细楷娟丽，楚楚有风致，每令人觉得隽妙无比，便故意抛砖引玉，以期获得一份阅读的欣喜。
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我转业改行，转眼花甲，还有点“晚学”的勇气，想从头读五经，可是放心难收，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终于废然作罢，说两件故事给你听：我读古文是从香烟画片入手的。以前香烟多是十支装，每盒有一张小画片，有一种天桥牌，画片是三国人物，一张曹操，翻过背，题的是“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我不知道为什么对那样的感慨大为动心，它跟我的年岁太不相称，居然结下不解之缘。还有一种大英牌(又叫红锡包)，画片是列女故事，汉武帝对姑姑说：“如得阿娇，当以金屋贮之。”我从父亲的烟盒子里积攒这些小画片，开始我的古文课，后来有了“一折八扣”的标点书，我用了十几个铜子儿买了唐诗三百首，认真背诵“欲饮琵琶马下催”。一位同学纠正我，说是应作马上催。我很犹疑。我觉得马下近是，待上马犹持酒不上，于是嘈嘈切切乐声大作催着上马了，如已经上马，放缰驰骤，还有什么催的呢？这就是我的水平，……
“水平”云云，自然是少年往事，但由香烟画片启蒙的故事，在翁偶虹先生的《北京谈往》中也是讲到的，想来它的“教化”作用，是影响了一代或不止一代的人。这是“百草园”中的另一片风景，其中或许正藏了无数书的故事与人的故事，这一回，它又作成人与书一脉不解的因缘，以致“百草园”中的“英雄与美人”，竟成为一种对人生的追怀。
不过先生在这里详细讲述这个故事，一面是忆旧，一面仍是自谦，所谓“深藏若虚”，“有盛教如无”，不是圆滑处世，而是认认真真、诚诚恳恳地做人；正是夫子所说的“君子儒”也。
手边一份旧剪报，大概裁自四十年代的《新民晚报》。题为“东陵瓜”，著名劳柯。以东陵侯邵平种瓜城东的著名典故起兴；闲闲的文字，淡淡的笔墨，议论也不惊人，不过，结末的几句，却颇见精神——邵平不凡，掉了东陵侯，也能短衣革履学种瓜，种来的瓜还不坏，陶渊明不凡，拿官俸办事，只看它同个普通的职业。他们不凡，就因为他们把原本平凡的事情平平凡凡的处理了。世人的平凡，乃因为他们把别人平凡的行径惊为绝俗。——若讲“水平”，这也是“水平”之一吧。却不知是不是“少作”。
先生本姓劳，“谷林”、“劳柯”，都是笔名。清代藏书家仁和劳氏兄弟，是极有名的，弟弟劳格季言尤其在考证上颇具功力。凡手校之书，无不丹黄齐下，密行细书，引证博而且精，又镌一小印曰：“实事求是，多闻阙疑”，钤在校过的书上面，先生的读书、校书，与求甚解的考订功夫，便大有劳季言之风——“丹黄齐下，密行细书”，是形似；“实事求是，多闻阙疑”，是神似，有时甚至认真到每一个标点符号妥贴与否，因每令我辈做编辑的，“塞默低头”，惭愧不已！
论藏书，自然比不得劳氏兄弟，但也还有难得的藏品。有一个四十年代编辑出版后、来被编入另册的刊物，叫作《古今》，先生有从创刊到停刊首尾完整的一部，装订为五册，原是解放初期从冷摊上淘得，当时也还是很破费了的，近年曾在海王村看到，标价已近千元，里面不少文史掌故之类的文章，虽一些作者人品不大磊落，但若不因人废言的话，这文章还颇有可读，一次，见先生检出两册藏书，举以赠友，当日不便问，事后致函询及，先生答道：“那两本小书是《汉园集》和《猛虎集》。前者商务出版，是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之一种(丛书名或有误)，是一种小开本绿色布面精装本，只是字体较小，不宜老眼。内收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三人新诗，人各一辑，扉页左上角有“其芳自存”四字。买此书情景历历在目：那时我的工作场所在前门外，晚回东城宿舍，过南河沿东口，在盐业银行的门廊下有一人用旧报纸铺地，燃一电石灯，平放着十几本书出售，我以大约四角钱得之。《猛虎集》，徐志摩新诗，扉页有题赠签署：上款魏智先生，下款徐志摩三字，钢笔字写得挺拔有姿致，因记起海藏日记中有徐志摩与郑孝胥约往观其临池的记载，有一次是与胡适两人同去观看……”诸如此类，不说珍品，也当称为隽品。只是文革中，寓所播迁，多有散失。劫余幸存，先生又常常持赠爱书的友人，也许竟没有可以称为“镇库之宝”的尤物了罢。
不过周作人著译的全部，大抵十之六七，仍在藏中。我曾求借过其中的几种，便略略闻知当年搜索的辛劳。后来先生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写了《“曾在我家”》，详细讲述了搜集知堂著译的经过，及与作者的一面之缘，琐琐往事，“风淡云轻”，先生说，“然则我所絮叨的，也就烟消云散了。”但我却不免“心头略为之回环片刻”——果然烟消云散了么？那风淡云轻的什么，或已氤氲作一团，一片；其实，犹在“我家”。
先生似乎是传统社会中的传统人物——用董桥的话说，是“旧”，并且，“旧”得有趣——不仅接人待物，即日用起居，也都是极传统的。印象中，他常年着一件中式蓝布褂，不烟，不酒，口无所嗜，目无所贪。不急，不躁，不愠，不争。我想，即使退回到两汉，先生也不是“醒而狂”的盖宽饶，“简略嗜酒，不好盥浴”的刘宽，而是“为人恭俭有法度”似彭宣；不过，虽然不忘情于世事，却仍有隐于市的大隐之风。
过去常说读书人，现在爱说文化人。所谓文化人，大约就是始终持守了一种文化精神的人。或者，就成了名人；或者，并不。前者，能够影响及于社会；后者，便只是悄然无声地润泽了他的周围。文化城的北京，文化名人自不少，不名的文化人，本来也应该很多很多(文物似也如此；譬如，那默然于著名文物之外的华文学校)。这可以说是一种无形的文化景观吧。古有“一行作吏，此事便废”的说法；此事，谓读书也。读书，原只是为了求一门高雅的谋生技艺——《颜氏家训》所谓“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便是这种功利式的教读。如此，虽大抵可以不为俗吏之类的小人，却未必做得成君子，唯有真正钟情于书，才能爱它不倦；即使“作吏”，仍为君子，或曰：文化人。这不像是很高的要求，但偏偏能够做到的，很少。
自幼爱好文史，却情有不得已地作了一辈子财务，原来是人生道路上的一番阴错阳差——听了这一段经过之后，真是不胜嗟叹，有缘？无缘？世事果然有个“缘”字在么？不过，在退休之前的十年，到底又是一番阴错阳差地去了历史博物馆，专意整理文献，算是了此情缘，这一回，又似乎是个开端——整理了二百万字的《郑孝胥日记》，出版了一本文集；更有了《读书》上的“谷林”和“劳柯”，不论“品书”还是“琐掇”，都是极见风格的文字。
毕竟还是缘分吧，连隐于市的居所，也带着“文化”——它是华文学校的前身，与协和医学院同时，用“退还庚款”建的，学校后来的情况，沙博里在《一个美国人在中国》一书中有一段记述：
北京解放后的几天之内，有几个单位的代表来找我，要求我们把华文学校的房产租给他们，我让他们去同一位美国人联系，他是用洛克菲勒基金创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行政管理人，也是华文学校校委会成员，他和一个单位签订了租约，这个单位就是后来的文化部，文化部付租金，并付给留用的老职工工资，只是到了美国从中国撤走它的外交人员，又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的时候，租金才停付。
这段历史还有多少人知道？而大院早成文化部宿舍，似乎已不见昔日遗迹。据说当年尚有若干圆明园拆除的材料，如石雕、佛像之类，迁置在此，不曾细心寻觅，不知是否尚有遗存。
大院深处一幢旧楼，树荫挂满了窗子，窗前的写字台上，泻下丝丝缕缕的青翠，愈见得纤尘不染的一派清静。但绿窗对坐晤谈的时候，并不多。先生虽寓居京城四十余年，却乡音不改，一口宁波话，听起来着实吃力，而偏又是魏晋风度式的“吉人之辞寡”，总是浅浅地笑着，并不多言，此外，也还是有意为之吧——戋戋小简，是一叶绿窗风景，细楷娟丽，楚楚有风致，每令人觉得隽妙无比，便故意抛砖引玉，以期获得一份阅读的欣喜。
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我转业改行，转眼花甲，还有点“晚学”的勇气，想从头读五经，可是放心难收，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终于废然作罢，说两件故事给你听：我读古文是从香烟画片入手的。以前香烟多是十支装，每盒有一张小画片，有一种天桥牌，画片是三国人物，一张曹操，翻过背，题的是“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我不知道为什么对那样的感慨大为动心，它跟我的年岁太不相称，居然结下不解之缘。还有一种大英牌(又叫红锡包)，画片是列女故事，汉武帝对姑姑说：“如得阿娇，当以金屋贮之。”我从父亲的烟盒子里积攒这些小画片，开始我的古文课，后来有了“一折八扣”的标点书，我用了十几个铜子儿买了唐诗三百首，认真背诵“欲饮琵琶马下催”。一位同学纠正我，说是应作马上催。我很犹疑。我觉得马下近是，待上马犹持酒不上，于是嘈嘈切切乐声大作催着上马了，如已经上马，放缰驰骤，还有什么催的呢？这就是我的水平，……
“水平”云云，自然是少年往事，但由香烟画片启蒙的故事，在翁偶虹先生的《北京谈往》中也是讲到的，想来它的“教化”作用，是影响了一代或不止一代的人。这是“百草园”中的另一片风景，其中或许正藏了无数书的故事与人的故事，这一回，它又作成人与书一脉不解的因缘，以致“百草园”中的“英雄与美人”，竟成为一种对人生的追怀。
不过先生在这里详细讲述这个故事，一面是忆旧，一面仍是自谦，所谓“深藏若虚”，“有盛教如无”，不是圆滑处世，而是认认真真、诚诚恳恳地做人；正是夫子所说的“君子儒”也。
手边一份旧剪报，大概裁自四十年代的《新民晚报》。题为“东陵瓜”，著名劳柯。以东陵侯邵平种瓜城东的著名典故起兴；闲闲的文字，淡淡的笔墨，议论也不惊人，不过，结末的几句，却颇见精神——邵平不凡，掉了东陵侯，也能短衣革履学种瓜，种来的瓜还不坏，陶渊明不凡，拿官俸办事，只看它同个普通的职业。他们不凡，就因为他们把原本平凡的事情平平凡凡的处理了。世人的平凡，乃因为他们把别人平凡的行径惊为绝俗。——若讲“水平”，这也是“水平”之一吧。却不知是不是“少作”。
先生本姓劳，“谷林”、“劳柯”，都是笔名。清代藏书家仁和劳氏兄弟，是极有名的，弟弟劳格季言尤其在考证上颇具功力。凡手校之书，无不丹黄齐下，密行细书，引证博而且精，又镌一小印曰：“实事求是，多闻阙疑”，钤在校过的书上面，先生的读书、校书，与求甚解的考订功夫，便大有劳季言之风——“丹黄齐下，密行细书”，是形似；“实事求是，多闻阙疑”，是神似，有时甚至认真到每一个标点符号妥贴与否，因每令我辈做编辑的，“塞默低头”，惭愧不已！
论藏书，自然比不得劳氏兄弟，但也还有难得的藏品。有一个四十年代编辑出版后、来被编入另册的刊物，叫作《古今》，先生有从创刊到停刊首尾完整的一部，装订为五册，原是解放初期从冷摊上淘得，当时也还是很破费了的，近年曾在海王村看到，标价已近千元，里面不少文史掌故之类的文章，虽一些作者人品不大磊落，但若不因人废言的话，这文章还颇有可读，一次，见先生检出两册藏书，举以赠友，当日不便问，事后致函询及，先生答道：“那两本小书是《汉园集》和《猛虎集》。前者商务出版，是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之一种(丛书名或有误)，是一种小开本绿色布面精装本，只是字体较小，不宜老眼。内收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三人新诗，人各一辑，扉页左上角有“其芳自存”四字。买此书情景历历在目：那时我的工作场所在前门外，晚回东城宿舍，过南河沿东口，在盐业银行的门廊下有一人用旧报纸铺地，燃一电石灯，平放着十几本书出售，我以大约四角钱得之。《猛虎集》，徐志摩新诗，扉页有题赠签署：上款魏智先生，下款徐志摩三字，钢笔字写得挺拔有姿致，因记起海藏日记中有徐志摩与郑孝胥约往观其临池的记载，有一次是与胡适两人同去观看……”诸如此类，不说珍品，也当称为隽品。只是文革中，寓所播迁，多有散失。劫余幸存，先生又常常持赠爱书的友人，也许竟没有可以称为“镇库之宝”的尤物了罢。
不过周作人著译的全部，大抵十之六七，仍在藏中。我曾求借过其中的几种，便略略闻知当年搜索的辛劳。后来先生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写了《“曾在我家”》，详细讲述了搜集知堂著译的经过，及与作者的一面之缘，琐琐往事，“风淡云轻”，先生说，“然则我所絮叨的，也就烟消云散了。”但我却不免“心头略为之回环片刻”——果然烟消云散了么？那风淡云轻的什么，或已氤氲作一团，一片；其实，犹在“我家”。
先生似乎是传统社会中的传统人物——用董桥的话说，是“旧”，并且，“旧”得有趣——不仅接人待物，即日用起居，也都是极传统的。印象中，他常年着一件中式蓝布褂，不烟，不酒，口无所嗜，目无所贪。不急，不躁，不愠，不争。我想，即使退回到两汉，先生也不是“醒而狂”的盖宽饶，“简略嗜酒，不好盥浴”的刘宽，而是“为人恭俭有法度”似彭宣；不过，虽然不忘情于世事，却仍有隐于市的大隐之风。
过去常说读书人，现在爱说文化人。所谓文化人，大约就是始终持守了一种文化精神的人。或者，就成了名人；或者，并不。前者，能够影响及于社会；后者，便只是悄然无声地润泽了他的周围。文化城的北京，文化名人自不少，不名的文化人，本来也应该很多很多(文物似也如此；譬如，那默然于著名文物之外的华文学校)。这可以说是一种无形的文化景观吧。古有“一行作吏，此事便废”的说法；此事，谓读书也。读书，原只是为了求一门高雅的谋生技艺——《颜氏家训》所谓“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便是这种功利式的教读。如此，虽大抵可以不为俗吏之类的小人，却未必做得成君子，唯有真正钟情于书，才能爱它不倦；即使“作吏”，仍为君子，或曰：文化人。这不像是很高的要求，但偏偏能够做到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