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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汤亭亭的《女勇士》自1976年出版以来就受到批评界的广泛关注。在内容上，它以一群游离在中美文化边缘的女性经历为线索，叙述了新一代华裔女性在美国的成长与适应；在形式上，它模糊了小说与人物传记间的界限，亦虚亦实，将想象性虚构与历史性纪实相结合，从而为后结构主义批评各批评流派提供了多重阐释的空间。但是，后结构主义语境下的解读主要从文化角度对作品进行分析研究，忽视了对作品本身的关注，从而降低了作品的文学性及其文学审美价值。笔者将从文本阅读出发，通过对《女勇士》的文本框架解构和情节构建的分析，还原隐藏于文本之后的隐含作者的形象及其潜在的思想意识。
关键词：《女勇士》 叙事 文本阅读
虽然《女勇士》在文体上还难以界定，但不管是小说还是自传，它都牵涉到叙事、叙事形式以及情节安排都会有意无意地指向隐含作者的存在。尽管隐含作者与真实作者是同一人，但两者也可能会有所不同。
根据申丹的解释“隐含作者就是作品的写作者。他以特定的方式进行写作（以‘第二自我’的面貌出现），通过自己的各种写作选择创造了自己的文本形象，而这种形象往往不同于此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面目（故构成一种变体）”；“隐含作者就是处于某种创作状态，以某种立场和方式来‘写作的正式作者’；‘隐含作者’则是文本‘隐含’的供读者推导的这一形象。”也就是说，作家写作总还是从一定的意识形态出发，隐含作者是读者根据文本而构建出来的。文本的形式、结构和情节安排对隐含作者形象的构建尤为重要。
尽管后结构主义批评家试图将作品分解成一堆散乱的拼贴来对抗单极化和霸权主义思想倾向，但作品本身作为一个有机的艺术呈现，在结构和情节上仍保持某种统一。文本的框架结构和故事情节的构建很有可能指向一种真实（传记）作者从未明言过的东西。
1 对“性”的表达：从母亲到女儿
作品开篇是家族史中禁止提及的关于家族成员通奸的一段往事——“你绝不能告诉任何人”母亲对女儿说道。母亲从故事的中间部分开始讲起，那个时候无名姑姑已经和别人发生了关系有孕在身。因此，母亲的讲述集中在村里人和家人对姑姑的惩罚上。故事中涉及通奸以及和性相关的部分已经略去。母亲也很少直接提到和“性”相关的词语，她在讲述的过程中使用的最大胆的词语或许要算是“怀孕”和“来月经”，而这两个词语与其说和“性”相关，不如说是很客观和生理相关的术语。众所周知，在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中，“性”是一个被禁忌的话题，若要描述与此相关的事情，人们也会采用一种比较含蓄的方式。在女儿的眼中，母亲便是这一种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代表——她总是用暗示的方式来提及和性相关的事件，却从不直接说出。当她想要告诉女儿姑姑跟别人发生了性关系时，她却说“她不应该怀孕的，你知道的，她的丈夫已经走了几年了”；她想要警告女儿不要跟人发生性关系时，她又说到“现在你也开始来例假了，发生在她（你姑姑）身上的事情也有可能会降临到你身上。”
然而，在女儿讲述的故事中，她加入了更多和“性”相关的细节。在母亲那里无法说出的东西在女儿这里得到了自由的表达。尽管只是想象，她描写了姑姑对镜梳妆时性感妩媚。在母亲那里还是一个干巴巴的甚至都看不清脸的人物，在女儿这里一下子有了生命，鲜活了起来。不仅姑姑，就连姑姑的情人在女儿的叙事中也是那么性感迷人，他的身躯健硕“像一个问号”。女儿在提及性关系的时候也很坦白直接，与母亲相对含蓄的措辞相比，“通奸”“性”“强奸”“性交”这些词可以从女儿的口中脱口而出。
虽然，无从得知母亲版本的“白鹤拳者”和“花木兰”的故事的，但无疑女儿在自己的版本里加入了很多“性”方面的细节，这些想象的灵感很有可能是来自美国电影和西方色情文化。女儿在白虎山学艺中提到行经这一细节时毫不害羞，倘若是要母亲讲述这个故事，这方面的话题肯定是一个禁忌。尽管只是想象，作为叙事者的女儿大胆地在战场中加入了浪漫的爱情和生孩子的细节，关于花木兰的中国传奇故事里是没有这样的情节的。在贪婪的地方官面前，她还有意突出花木兰性感的一面，将她的“胸部”呈现在他面前。
显然，故事从母亲那里传到女儿那时，已被添加了很多与性相关的细节和元素。长期以来，西方把对“性”的言说的自由视为一种进步而感到优越，因此，不可否认，对“性”的自由地表达性也赋予了女儿同样的优越感。从母亲对性这个话题的沉默，回避到女儿的自由表达结束，这种安排也反映了作者在对于“性”的看法上意图向西方认同的趋向。
2 生存还是毁灭：男人与女人
虽然作品是从女性的角度来观察和叙述的，涉及的主要人物也都是女性，这些女性却不是完全孤立的，她们总和男性有着某种依存关系。可以说，她们与男性的关系的远近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她们的命运——是生存还是死亡。
五个女性人物当中，命运最悲惨的恐怕要算是无名姑姑了。她的丈夫在新婚后不久就离开她远渡重洋去了美国。她是被诱奸，强奸，还是为性欲之所驱而和人发生婚外关系都无从得知，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离开她的丈夫太远了，甚至跨越了那道不该跨越的界限。这就是为什么她被婆家遣送回家，被自家人抛弃，又被村里人欺侮，最后只能选择自杀，死后还要被人遗忘。尽管叙事者/作者希望通过叙事来恢复她的存在，但这种努力事实上弥补不了任何损失。可以想象，假若她能够和丈夫走得再近些，她的命运也不至如此。
接下来悲惨的女人要数月姨了，她的丈夫也像无名姑姑的丈夫一样结婚后不久就离开她去了美国，自此再也没有回国。虽说一个人在中国，但丈夫每月都寄钱回来，因此，月姨跟丈夫的联系还存在着，也让她依然生活在被爱与婚姻的幻想里，就这样，她独自活了很多年。直到她去美国夺夫失败，才切断了她和丈夫最后的联系，也打破了她的幻想。之后她就变得疯疯癫癫，最后死在了疯人院里。
尽管这两个悲剧都不乏作者对中国包办婚姻和父权制度的批评和对美国排华法案的批判，但从故事情节的构建来看，隐含作者似乎更加肯定传统意义上的男女关系。 与无名姑姑和月姨相比，母亲英兰的生活应该算不上失败。虽然和丈夫分离多年，她最终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到美国跟丈夫取得了团聚。不难想象，要是她没有跟丈夫走到一起，那将会是怎样的结局——她很可能也会像无名姑姑和月姨一样饱受精神和身体的摧残。尽管她也经常抱怨美国的生活让她活得很累，但她还是挺了过来，不仅在美国养活了一大家人，还寄钱给中国老家的人。
就连作者理想的女英雄女勇士花木兰和蔡琰也以团圆的结局告终，否则她们的生活就算不上完整，因此（隐含）作者让她们拥有了几近完美的婚姻。作者之所以这样设计很有可能是因为在她的潜意识中，男性依然是家庭的中心和重心，他们决定着妻子的命运和幸福，而女人为了能生存生活下去必须努力向男人靠拢，尽管书中的叙事者表面上很抵制婚姻，把婚姻看做是买卖，现实中的作者刚从伯克利大学毕业就结了婚，当时她才22岁，这实际上也进一步肯定了作者对于婚姻及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相对保守的看法。
3 一个成功的女性：跨越界限
“我们长大如果只是成为别人的妻子或奴隶，我们这一生就是失败的。我们可以成为英雄，可以成为剑客”，这不仅仅是叙事者主人公对于女性的态度，也是作者自己女性观的写照。也许在作者的意识深处，一个华人女性想要生存下去，生活下去并且取得成功，她就必须跨越那条将男人与女人分隔开来的鸿沟。按照中国传统，男人应该在外面打拼，女人应该在家相夫教子照料家务。然而，世界在变，尤其在他们迁居到美国这样一个工作繁多、压力巨大的国家后，传统的生活方式无法再继续下去。无名姑姑和月姨的悲剧人生也验证了传统女性观的无能为力。相反，女人应该走出家门，甚至跨越重洋，担负起传统意义上专属于男人的那些职责。她们得工作，得斗争，否则她们将只能被湮灭。
与月兰这样一个满足于待在家中依靠丈夫赚钱养家的女人不同，英兰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女人，她自己赚钱攒钱，为即将来临的长途跋涉做足准备。她先是甩掉了像家具、珠宝、衣物这样一类的累赘，然后，在自己三十多岁的时候还去读了大学，毕业后当了医生自己赚钱谋生，直到来到大洋彼岸和丈夫团聚。来到美国后，英兰不仅要照料家务，还要和丈夫一起操持洗衣房的工作，也为自己在家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和发言权。其实，英兰走出家门，跨越重洋的同时，她也是在向男人靠拢，被美国生活同化的过程。所以，尽管她远渡重洋来到了丈夫身边，她却并没有真正跨越那条横在男人与女人之间、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沟壑，她仍没有跳出那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评价体系。
作者理想化的人物花木兰和蔡琰也是跨越者。要成为女勇士，花木兰必须接受残酷的训练，走上战场，奋勇杀敌，像男人一样，甚至比男人还要英勇。其实她女扮男装就是和男人认同的最高隐喻。在想象中，叙事者“穿上男人的衣服，把头发绑成男人的发式”；在现实生活中，她也暗暗表达了她想成为男孩的愿望“我上了大学，我刻苦钻研，我走向世界，但也没能把自己变成一个男孩。我多想象一个男孩一样，回来后我的父母也能杀鸡宰猪招待我”，不仅反映了女性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也表达了叙事者极力与男性认同，与社会上普遍接受的男性成功的标准认同的倾向。她举止行为像个“坏女孩”，拒绝做饭，还在洗碗时故意摔坏盘子，因为她认为坏女孩实际就是个男孩”。
传奇故事中的女诗人蔡琰，是作者自己的化身，也是她理想的女性形象。虽然作为妻子和母亲被软禁在帐篷之中，但是写作诗歌成就了她的功名。然而，文学创作由于长期以来由男性把持而通常被认为是男人专属的领域。因此，蔡琰的创作也可被看做是一次跨界的举动。通过以上这一系列的叙述，（隐含）作者似乎在告诉大家，女人只有向男人看齐，向他们靠拢，做他们的工作，和他们的成功标准认同，才能生存生活下去，取得成功。因此，在为女性探寻出路的时候，作者并没有像后结构主义批评家指出的那样，开拓创新，另辟蹊径，而不过是复制并强化社会上一直存在的对女性的歧视和男性中心主义。
4 最成功的“美国人”：中国传统与美国现实
最成功的女性形象到目前为止只存在于叙事者/作者的想象中，现实生活中也有非常成功的人物，但却是男性。对于这个人作者并没有给予过多的笔墨来描写，但是只要瞥一眼他的办公生活环境，就知道他有多么成功——他就是月兰的丈夫。他的工作环境舒适、干净、优雅，和英兰家的热气腾腾的洗衣房形成鲜明的对比。他抛弃的不只是中国的传统，中国的语言，还有他中国的妻子，第一眼看到他在中国的妻子时，他甚至都没认出她来，喊她为“奶奶”。不光他在美国的妻子中文讲得蹩脚，就连他自己也学会了“美国式的微笑”。为了在美国社会立足并取得成功，他已经把自己完全的美国化了。
作为华裔美国人，在他身上体现着中美两种文化传统的斗争与较量，他的成就体现出美国文化在这场斗争中强势，他的成功与他被美国文化的同化是相辅相成的。也就是说，他越能够融入美国白人文化，他就越成功。他在事业上的成功以及在生活上的舒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融入美国主流文化的深浅。当然，被同化的过程也伴随着对中国文化的排斥和压制及对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人群的疏远和压迫。
因此，在作者的叙事世界中，男人依然占据着主导和中心的地位，他们决定着女性的命运——是生存还是毁灭——完全取决于女性与他的距离的远近。然而，这种距离不会自动消失，女性必须努力接近男性，甚至不惜放弃女性与生俱来的特有气质与男性认同。同样的，在中美对立中，美国文化居于中心主导地位。作者打破男人/女人，美国/中国二元对立的意图也就很清楚了——她打破两者之间的对立实则是为了让后者更好地接近融入前者，实则是对前者的一种肯定。
5 结论
把对“性”的表达视作打破沉默的积极之举，表明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接受了西方追求的个人主义思想，这样就显得压抑“性”表达的中国文化的消极和不成熟；通过展现各种女性的不同命运，肯定女性跨界复制男性成功的经验也表现了作者对女性自身特质缺乏自信和尊重。（隐含）作者如此构建作品的叙事框架和情节结构实际上是将男性中心和美国白人中心价值观的结合，从而加重了对边缘弱势群体的压迫和歧视，实则体现了一种东方主义的倾向。
参考文献：
[1]Kingston， Maxine Hong. The Woman Warrior. Vintage International Edition， 1989
[2]申丹.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关键词：《女勇士》 叙事 文本阅读
虽然《女勇士》在文体上还难以界定，但不管是小说还是自传，它都牵涉到叙事、叙事形式以及情节安排都会有意无意地指向隐含作者的存在。尽管隐含作者与真实作者是同一人，但两者也可能会有所不同。
根据申丹的解释“隐含作者就是作品的写作者。他以特定的方式进行写作（以‘第二自我’的面貌出现），通过自己的各种写作选择创造了自己的文本形象，而这种形象往往不同于此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面目（故构成一种变体）”；“隐含作者就是处于某种创作状态，以某种立场和方式来‘写作的正式作者’；‘隐含作者’则是文本‘隐含’的供读者推导的这一形象。”也就是说，作家写作总还是从一定的意识形态出发，隐含作者是读者根据文本而构建出来的。文本的形式、结构和情节安排对隐含作者形象的构建尤为重要。
尽管后结构主义批评家试图将作品分解成一堆散乱的拼贴来对抗单极化和霸权主义思想倾向，但作品本身作为一个有机的艺术呈现，在结构和情节上仍保持某种统一。文本的框架结构和故事情节的构建很有可能指向一种真实（传记）作者从未明言过的东西。
1 对“性”的表达：从母亲到女儿
作品开篇是家族史中禁止提及的关于家族成员通奸的一段往事——“你绝不能告诉任何人”母亲对女儿说道。母亲从故事的中间部分开始讲起，那个时候无名姑姑已经和别人发生了关系有孕在身。因此，母亲的讲述集中在村里人和家人对姑姑的惩罚上。故事中涉及通奸以及和性相关的部分已经略去。母亲也很少直接提到和“性”相关的词语，她在讲述的过程中使用的最大胆的词语或许要算是“怀孕”和“来月经”，而这两个词语与其说和“性”相关，不如说是很客观和生理相关的术语。众所周知，在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中，“性”是一个被禁忌的话题，若要描述与此相关的事情，人们也会采用一种比较含蓄的方式。在女儿的眼中，母亲便是这一种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代表——她总是用暗示的方式来提及和性相关的事件，却从不直接说出。当她想要告诉女儿姑姑跟别人发生了性关系时，她却说“她不应该怀孕的，你知道的，她的丈夫已经走了几年了”；她想要警告女儿不要跟人发生性关系时，她又说到“现在你也开始来例假了，发生在她（你姑姑）身上的事情也有可能会降临到你身上。”
然而，在女儿讲述的故事中，她加入了更多和“性”相关的细节。在母亲那里无法说出的东西在女儿这里得到了自由的表达。尽管只是想象，她描写了姑姑对镜梳妆时性感妩媚。在母亲那里还是一个干巴巴的甚至都看不清脸的人物，在女儿这里一下子有了生命，鲜活了起来。不仅姑姑，就连姑姑的情人在女儿的叙事中也是那么性感迷人，他的身躯健硕“像一个问号”。女儿在提及性关系的时候也很坦白直接，与母亲相对含蓄的措辞相比，“通奸”“性”“强奸”“性交”这些词可以从女儿的口中脱口而出。
虽然，无从得知母亲版本的“白鹤拳者”和“花木兰”的故事的，但无疑女儿在自己的版本里加入了很多“性”方面的细节，这些想象的灵感很有可能是来自美国电影和西方色情文化。女儿在白虎山学艺中提到行经这一细节时毫不害羞，倘若是要母亲讲述这个故事，这方面的话题肯定是一个禁忌。尽管只是想象，作为叙事者的女儿大胆地在战场中加入了浪漫的爱情和生孩子的细节，关于花木兰的中国传奇故事里是没有这样的情节的。在贪婪的地方官面前，她还有意突出花木兰性感的一面，将她的“胸部”呈现在他面前。
显然，故事从母亲那里传到女儿那时，已被添加了很多与性相关的细节和元素。长期以来，西方把对“性”的言说的自由视为一种进步而感到优越，因此，不可否认，对“性”的自由地表达性也赋予了女儿同样的优越感。从母亲对性这个话题的沉默，回避到女儿的自由表达结束，这种安排也反映了作者在对于“性”的看法上意图向西方认同的趋向。
2 生存还是毁灭：男人与女人
虽然作品是从女性的角度来观察和叙述的，涉及的主要人物也都是女性，这些女性却不是完全孤立的，她们总和男性有着某种依存关系。可以说，她们与男性的关系的远近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她们的命运——是生存还是死亡。
五个女性人物当中，命运最悲惨的恐怕要算是无名姑姑了。她的丈夫在新婚后不久就离开她远渡重洋去了美国。她是被诱奸，强奸，还是为性欲之所驱而和人发生婚外关系都无从得知，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离开她的丈夫太远了，甚至跨越了那道不该跨越的界限。这就是为什么她被婆家遣送回家，被自家人抛弃，又被村里人欺侮，最后只能选择自杀，死后还要被人遗忘。尽管叙事者/作者希望通过叙事来恢复她的存在，但这种努力事实上弥补不了任何损失。可以想象，假若她能够和丈夫走得再近些，她的命运也不至如此。
接下来悲惨的女人要数月姨了，她的丈夫也像无名姑姑的丈夫一样结婚后不久就离开她去了美国，自此再也没有回国。虽说一个人在中国，但丈夫每月都寄钱回来，因此，月姨跟丈夫的联系还存在着，也让她依然生活在被爱与婚姻的幻想里，就这样，她独自活了很多年。直到她去美国夺夫失败，才切断了她和丈夫最后的联系，也打破了她的幻想。之后她就变得疯疯癫癫，最后死在了疯人院里。
尽管这两个悲剧都不乏作者对中国包办婚姻和父权制度的批评和对美国排华法案的批判，但从故事情节的构建来看，隐含作者似乎更加肯定传统意义上的男女关系。 与无名姑姑和月姨相比，母亲英兰的生活应该算不上失败。虽然和丈夫分离多年，她最终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到美国跟丈夫取得了团聚。不难想象，要是她没有跟丈夫走到一起，那将会是怎样的结局——她很可能也会像无名姑姑和月姨一样饱受精神和身体的摧残。尽管她也经常抱怨美国的生活让她活得很累，但她还是挺了过来，不仅在美国养活了一大家人，还寄钱给中国老家的人。
就连作者理想的女英雄女勇士花木兰和蔡琰也以团圆的结局告终，否则她们的生活就算不上完整，因此（隐含）作者让她们拥有了几近完美的婚姻。作者之所以这样设计很有可能是因为在她的潜意识中，男性依然是家庭的中心和重心，他们决定着妻子的命运和幸福，而女人为了能生存生活下去必须努力向男人靠拢，尽管书中的叙事者表面上很抵制婚姻，把婚姻看做是买卖，现实中的作者刚从伯克利大学毕业就结了婚，当时她才22岁，这实际上也进一步肯定了作者对于婚姻及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相对保守的看法。
3 一个成功的女性：跨越界限
“我们长大如果只是成为别人的妻子或奴隶，我们这一生就是失败的。我们可以成为英雄，可以成为剑客”，这不仅仅是叙事者主人公对于女性的态度，也是作者自己女性观的写照。也许在作者的意识深处，一个华人女性想要生存下去，生活下去并且取得成功，她就必须跨越那条将男人与女人分隔开来的鸿沟。按照中国传统，男人应该在外面打拼，女人应该在家相夫教子照料家务。然而，世界在变，尤其在他们迁居到美国这样一个工作繁多、压力巨大的国家后，传统的生活方式无法再继续下去。无名姑姑和月姨的悲剧人生也验证了传统女性观的无能为力。相反，女人应该走出家门，甚至跨越重洋，担负起传统意义上专属于男人的那些职责。她们得工作，得斗争，否则她们将只能被湮灭。
与月兰这样一个满足于待在家中依靠丈夫赚钱养家的女人不同，英兰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女人，她自己赚钱攒钱，为即将来临的长途跋涉做足准备。她先是甩掉了像家具、珠宝、衣物这样一类的累赘，然后，在自己三十多岁的时候还去读了大学，毕业后当了医生自己赚钱谋生，直到来到大洋彼岸和丈夫团聚。来到美国后，英兰不仅要照料家务，还要和丈夫一起操持洗衣房的工作，也为自己在家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和发言权。其实，英兰走出家门，跨越重洋的同时，她也是在向男人靠拢，被美国生活同化的过程。所以，尽管她远渡重洋来到了丈夫身边，她却并没有真正跨越那条横在男人与女人之间、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沟壑，她仍没有跳出那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评价体系。
作者理想化的人物花木兰和蔡琰也是跨越者。要成为女勇士，花木兰必须接受残酷的训练，走上战场，奋勇杀敌，像男人一样，甚至比男人还要英勇。其实她女扮男装就是和男人认同的最高隐喻。在想象中，叙事者“穿上男人的衣服，把头发绑成男人的发式”；在现实生活中，她也暗暗表达了她想成为男孩的愿望“我上了大学，我刻苦钻研，我走向世界，但也没能把自己变成一个男孩。我多想象一个男孩一样，回来后我的父母也能杀鸡宰猪招待我”，不仅反映了女性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也表达了叙事者极力与男性认同，与社会上普遍接受的男性成功的标准认同的倾向。她举止行为像个“坏女孩”，拒绝做饭，还在洗碗时故意摔坏盘子，因为她认为坏女孩实际就是个男孩”。
传奇故事中的女诗人蔡琰，是作者自己的化身，也是她理想的女性形象。虽然作为妻子和母亲被软禁在帐篷之中，但是写作诗歌成就了她的功名。然而，文学创作由于长期以来由男性把持而通常被认为是男人专属的领域。因此，蔡琰的创作也可被看做是一次跨界的举动。通过以上这一系列的叙述，（隐含）作者似乎在告诉大家，女人只有向男人看齐，向他们靠拢，做他们的工作，和他们的成功标准认同，才能生存生活下去，取得成功。因此，在为女性探寻出路的时候，作者并没有像后结构主义批评家指出的那样，开拓创新，另辟蹊径，而不过是复制并强化社会上一直存在的对女性的歧视和男性中心主义。
4 最成功的“美国人”：中国传统与美国现实
最成功的女性形象到目前为止只存在于叙事者/作者的想象中，现实生活中也有非常成功的人物，但却是男性。对于这个人作者并没有给予过多的笔墨来描写，但是只要瞥一眼他的办公生活环境，就知道他有多么成功——他就是月兰的丈夫。他的工作环境舒适、干净、优雅，和英兰家的热气腾腾的洗衣房形成鲜明的对比。他抛弃的不只是中国的传统，中国的语言，还有他中国的妻子，第一眼看到他在中国的妻子时，他甚至都没认出她来，喊她为“奶奶”。不光他在美国的妻子中文讲得蹩脚，就连他自己也学会了“美国式的微笑”。为了在美国社会立足并取得成功，他已经把自己完全的美国化了。
作为华裔美国人，在他身上体现着中美两种文化传统的斗争与较量，他的成就体现出美国文化在这场斗争中强势，他的成功与他被美国文化的同化是相辅相成的。也就是说，他越能够融入美国白人文化，他就越成功。他在事业上的成功以及在生活上的舒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融入美国主流文化的深浅。当然，被同化的过程也伴随着对中国文化的排斥和压制及对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人群的疏远和压迫。
因此，在作者的叙事世界中，男人依然占据着主导和中心的地位，他们决定着女性的命运——是生存还是毁灭——完全取决于女性与他的距离的远近。然而，这种距离不会自动消失，女性必须努力接近男性，甚至不惜放弃女性与生俱来的特有气质与男性认同。同样的，在中美对立中，美国文化居于中心主导地位。作者打破男人/女人，美国/中国二元对立的意图也就很清楚了——她打破两者之间的对立实则是为了让后者更好地接近融入前者，实则是对前者的一种肯定。
5 结论
把对“性”的表达视作打破沉默的积极之举，表明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接受了西方追求的个人主义思想，这样就显得压抑“性”表达的中国文化的消极和不成熟；通过展现各种女性的不同命运，肯定女性跨界复制男性成功的经验也表现了作者对女性自身特质缺乏自信和尊重。（隐含）作者如此构建作品的叙事框架和情节结构实际上是将男性中心和美国白人中心价值观的结合，从而加重了对边缘弱势群体的压迫和歧视，实则体现了一种东方主义的倾向。
参考文献：
[1]Kingston， Maxine Hong. The Woman Warrior. Vintage International Edition， 1989
[2]申丹.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