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1984年第23届奥运会以来的历届奥运会上，基本都取得了骄人的战绩，并最终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登顶，勇夺金牌总数第一。在2000年以来，中国在传统上比较弱的游泳项目上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刘子歌、叶诗文、孙杨等优秀游泳选手相继涌现，都说明了以奥运为指针的国家体育发展战略的确为中国确立了奥运强国的地位。
伦敦奥运会期间西方对叶诗文成绩的突出性质疑，一方面缘于西方人对中国游泳运动的偏见，认为中国游泳水平较低，好成绩必然意味着非正当的训练或竞争手段；另一方面又包含着西方对中国体育体制的不了解和对中国崛起的恐惧。随着中国在经济上逐渐成为一个世界强国，西方对中国的焦虑感日益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当西方国家发现中国依靠政府的力量组织和训练专业的运动员去和他们靠业余选手组成的代表队竞争时，这种焦虑感会变得非常鲜活。西方人会认为，中国不但要在全世界争夺市场，争夺石油、铁矿、木材等自然资源，还要在体育上也统治全世界。
这种焦虑固然有其偏见指出，但西方媒体和大众对中国的体育体制的质疑，也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国内认为中国的体育体制应该改革的声音同样不绝于耳——如果为像刘翔这样的选手所吃的牛肉等食品都要专门从国外进口，那么花费这么多的资源去争夺奥运会奖牌是否值得？如果把这些资源投给边远山区的农村小学，或者给城市里的农民工的子弟学校多建一些运动场或其他教育、体育设施，对整个国家的贡献是不是更多一些？
国家主导的运动体制
媒体对中国体育制度，一般概称为“举国体制”。我则将其称之为“体育国家”，或者“国家办体育”（sport state）。这是以国家体育总局为主的一套系统。这个体系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在“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口号下致力于提高中国运动员和中国代表队在各种国际比赛中的成绩。中国国家体委在1998年9月成为体育总局，但整个体育系统的组成、功能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国家体育总局负责规划全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并直接领导国家一级的运动队和运动员的选拔、训练、比赛。而在省、市、县各级政府和军队等部门中，也有同样性质、同样结构的系统。各级别的体育局，通过各个普通中小学和业余体校、在各级别的运动会、联赛中发现运动员，再一步步训练，通过省运会、全运会的选拔输送给国家队，最终代表国家参加国际比赛。
这套国家体育机制能够有效地培养出一批尖子运动员，在国家经济、教育、文化发展水平相似的情况下，国家体育机制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该国在国际比赛中的总体成绩。例如，印度虽然是人口超级大国，但印度在奥运会上表现平平。而有这一体制的北朝鲜、古巴，以及过去的民主德国、苏联等，虽然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但都在奥运会上取得比不少西方国家突出的成绩。
1984年，刚刚向世界打开国门的中国，首次派团参加奥运会就在洛杉矶取得的金牌总数第四的优异成绩，极大地提高了民族自豪感。类似的，苏联在冷战时期面对西方封锁，苏联代表团在奥运会上的成绩也极大地提高了苏联在世界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声誉。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沦为战败国、战后长期处于被美军占领之下，其国家队在历届亚运会和奥运会上的突出表现，以及1964年成功举办了东京奥运会，都对其树立新的国家认同，重返世界民族国家之林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样命运的德国，也是借2008年举办世界杯足球赛，才标志着它最终完成了从二战作恶者变成完整的欧洲、世界公民的转变。
如此种种，说明国际体育比赛具有巨大的政治性。中国民众的民族、国家认同、民族自豪感等，在今天是否还需要中国的体育选手和运动队在国际比赛中的优异表现来提供，是一个尚需讨论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中国这样的国家体育机制的核心目标并不是真正要“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它的重点是发展少数尖子运动员的运动能力，让他们能够有能力在国际赛场上竞争。同时，也造成了普通民众对运动的参与机会少、参与能力弱的局面。结果是竞技体育的严重不平衡。一个例子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一方面中国竞技体育逐渐取得了亚洲最强国的地位，另一方面，中国民间的运动设施和大众的体育参与日益减少。由于经济发展和建设的需要，中国国家科学院里的篮球场数目减少了好几十块。
西方体制的“藏体育于民”
西方的体育机制和中国这样的国家主导体制是完全不同的。与中国的体制以培养专业运动员为目标相反，西方采用的是一套基于俱乐部和学校体育的全民体制。整个社会和体育项目，首先是为了促进更多的公民和学生参与体育。在这个基础上，才产生了组织队员去参加专业竞技的机构，而且这样的机构都是非政府性质的各种运动项目的全国协会，而不存在国家体育总局一类的庞大国家机构。
观察美英两国的运动机制，其给一般大众印象较深的，是他们的对体育的职业化，商业化。但若只注意到职业体育，就完全偏离了这些国家体育体制的核心特点。
诚然，对于能够通过商业化产生商业利润的运动行业，这些国家都进行商业化。尤其以美国的篮球（NBA）、橄榄球（NFL）职业联赛和英国的超级足球联赛（所谓“英超”）是世界商业体育的最成功的例子。但是，无论体育商业多么发达，参与其中的运动员在全国参加运动的人口中绝对是少而又少的。以美国为例，全国真正参加职业篮球比赛的，不会超过1000人，而美国平常参加篮球活动的人口，则接近5000万人。也就是说，职业运动之外的人口的体育活动，才是一个社会体育机制应该关注的重点。在美国，纵使女子职业篮球赛无法取得同样层次的成功，但是美国的学校、社区等等充分的设施、良好的机制，仍然可以使成千上万的愿意打篮球的女性有机会参加各种级别、各种层次的篮球运动。
这一套体育机制的特点在于，体育运动是以学校和民间俱乐部形式为主来组织的：学生参与学校的体育培训，并在家长的带领下，参加民间的各种课余、周末的体育活动班、训练班、夏令营等。居民们则会在业余、周末时间参加本市、本地的各种体育俱乐部。平时上班、下班和周末大家一起打球、锻炼，各个俱乐部中的高水平选手就组成本俱乐部的代表队。业余的各种比赛、联赛广泛存在。 在组建国家队的制度上，西方国家并没有一个专业的选拔机构，国际比赛是地区性比赛的派生产物。运动员们在地区性比赛上成绩好，就代表国家去参加国际性的比赛。国家有目的的选拔人才的行为仅限于奥运会之前的选拔赛，且选拔过程由非政府性的各个运动协会组织。例如，全国田径协会会在奥运会前几个月组织一次奥运选拔赛，依据该选拔赛的结果挑选最好的选手，组成国家田径队。而平时有全国性联赛的运动项目，如排球、足球、篮球等，则由该项目的全国协会任命主教练后，主教练和教练组一起在联赛表现突出的选手中挑选队员，组成国家队。无论如何，国家队平时都是在民间的，只有在国际比赛之前才正式组成。这样，国家不直接投资、组织、训练运动员，而优秀的运动员则时时是“藏”在民间的。
在商业化很成功的项目上，如美国的篮球、加拿大的冰球、以及丹麦的羽毛球、欧美各家的网球、高尔夫等项目上，依靠着商业管理的驱动，就可以实现高水平的职业比赛和联赛体系。并带动形成密集的半职业和业余的俱乐部、体育学校、比赛系列的成型。以西班牙为例，在其十分成功的足球联赛的带动下，全国形成了非常广泛参与的青少年、成年人的足球俱乐部、足球学校的体系，使这个欧洲中等规模的国家形成了欧洲、世界一流的竞技足球人才和足球队。
在这种“藏体育于民”的体制下，虽然西方国家在体操、跳水等需要长时间的训练项目的水平不一定比得上长期集中训练的中国，但在篮球、足球这样一些需要广泛的社会基础才可能生产出优秀的国家队的运动项目上，其国家队的水平就决定远远超过中国体制下选拔和培养出来的国家队了。
体育对于这些国家的民众来说，首先是一种日常的活动。其次，就观赏体育比赛来讲，他们也时时关注本地区的比赛和国内的比赛。比如美国大学的橄榄球联赛、职业橄榄球联赛、篮球职业联赛、冬季的冰球联赛都是国内公共生活的热点。对他们来说，每四年一次的奥运会不过是无尽的体育赛事中的一部分。
中国体制的发展方向
国际间赛事确对民族情绪有所影响，但其本质在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背景。比如冷战期间，如果苏联战胜美国，在两国都会引起极大的情绪。如今，中国若打败美国，就会在其他国家引起对中国残酷体制的批评。伦敦奥运中全世界对关注中国金牌榜排名的关注，在于意识形态和对全球领导权的争夺。而对于中国运动员的质疑，来自对于中国这个国家的疑虑。
对美国国民来讲，金牌的意义，就和自己支持的球队是否拿了联赛冠军一样，已经没有了要通过奥运来证明国家合法性和国民优秀的心态。如今中国的国力与影响力，理应带领我们脱离受害者、弱者、被压迫者的心态，已经可以摒弃通过国际赛事来支持民族信念的想法了。
但目前看来，奥运会对中国的意义虽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国家办体育这一体制依然在持续运转，暂时看不到改变的契机。虽然国家已在选择性的让有利可图的领域进行市场化，但市场化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群众化。不能市场化的项目，比如帆板、游泳、体操，将会继续以地方体校选拔的方式存在下去。30年的发展之后，中国民众是有运动热情的。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长跑活动也已经很有组织性，羽毛球学校、健身房等能提供商业机会的体育方式也发展了起来。但总体来说，民间体育依然零散，所能影响到的人群依然稀少。
目前能够看到的，对于民间体育动力的培养契机在于学校，若让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参与某种体育项目，对于中国群众体育氛围的培养至关重要。但若从学校入手培养全体民众对体育的参与，还面临两个困难。
一是教育体制内部没有意识，学校要把体育变成学生生活的一部分，首先涉及学校的目标。如今的学校主要目标是提升升学率，对于运动的重视远远不够。学校的体育课每周两次，对于学生的体育发展促进十分有限，形成了学习好的学生都是不玩体育的，体校都是特招生的氛围。大学里组织大家进行长跑，这种强迫性的做法，使得体育变做一件令人恐惧的事情。要在学校里形成对体育的正面认识，国家应对学校的办学目标给予调整。如果学生持续面对升学压力，体育对人的培养作用无法实现。学校培训的第二个现实障碍，是国内资源的不足。即使在北京的重点高校中，也远远没有能够满足每个人运动需求的活动空间。
中国体育的商业化困境
英美国家基于学校和俱乐部的群众体育体系，与政治和现代化有关。从雅典城邦时代开始，人类中的一部分告别了农耕，组建了城市社会，才得以将身体解放出来参加体育运动。迎来工业化的现代西方，也逐渐意识到体育的重要性，现代的各种运动项目由此诞生。从这个脉络中看，娱乐和健身作用的体育首先形成，竞技体育的发展是后来的事情。
后发国家在既有的竞技体育体系中有着必然的劣势，这些国家往往怀有对既定国际秩序的复杂感情。冷战时，国家主导的体育体制，是苏联与西方全面竞争的一部分。所以后发国家发展体育的目的，首先是国家和社会精英接受一整套关于奥运的竞争观念，再介绍给大众。比如中国人民知道乒乓球、羽毛球等现代竞技方式的过程，正是西方运动观念进入的过程，也是一个国家建制化的过程。
这一历史过程形成的路径依赖，既无法打开群众运动的新局面，也使得中国的商业体育无法健康发展。以中国的人口基数，如果体制健全，足球至少不会比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差。近十几年来，中国的篮球和排球职业联赛水平已经相当高。但自1992年第一步迈出职业化道路的足球，却始终低靡。目前看来，地方政府和企业介入足球联赛的手段和方法不仅仅违背足球发展的规律，也违背商业道德。中国足球处于一个变形的市场中。以国家足协为首的改革者，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足球商业，到目前为止是十分失败的。我们单纯地以为变成公司制了就是商业化，但实际上，在中国目前，足球和金钱、黑社会、腐败的联系千丝万缕。中国足球联赛中的黑恶势力与权钱交易，几乎是转型中国的缩影。
表面看，目前中国一些俱乐部花高薪邀请一些已经过气或即将过气的欧洲球星、教练来加盟的情况，和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足球有相像之处。当时日本也是请巴西、意大利的著名球星和教练加盟他们初创的J-联赛。如今日本的联赛水平现状已经非常高，日本的国家足球队在世界杯上也有非常突出的表现。但是从中国目前的足球体制环境来看，中国还无法经由日本联赛一样的路径臻至高水平的联赛。
国家在足球的发展中，应该作为一个超脱的监管者，保证各俱乐部作为市场行为体参与公平竞争，保证球队不为地方黑势力、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影响。而今，黑社会对足球的介入和对球员的控制，如今的司法机关可说是毫无办法。但在中国当前发展的大环境下，商业体育的清理和体育国家的机制转型，皆并非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中的重点，具有魄力的改革，暂不可能发生在体育领域。若要建立一套基于群众体育基础的竞技运动体制，中国当前的要务，不在于商业化，而在于从学校、社区的体育组织。
（作者单位：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
伦敦奥运会期间西方对叶诗文成绩的突出性质疑，一方面缘于西方人对中国游泳运动的偏见，认为中国游泳水平较低，好成绩必然意味着非正当的训练或竞争手段；另一方面又包含着西方对中国体育体制的不了解和对中国崛起的恐惧。随着中国在经济上逐渐成为一个世界强国，西方对中国的焦虑感日益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当西方国家发现中国依靠政府的力量组织和训练专业的运动员去和他们靠业余选手组成的代表队竞争时，这种焦虑感会变得非常鲜活。西方人会认为，中国不但要在全世界争夺市场，争夺石油、铁矿、木材等自然资源，还要在体育上也统治全世界。
这种焦虑固然有其偏见指出，但西方媒体和大众对中国的体育体制的质疑，也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国内认为中国的体育体制应该改革的声音同样不绝于耳——如果为像刘翔这样的选手所吃的牛肉等食品都要专门从国外进口，那么花费这么多的资源去争夺奥运会奖牌是否值得？如果把这些资源投给边远山区的农村小学，或者给城市里的农民工的子弟学校多建一些运动场或其他教育、体育设施，对整个国家的贡献是不是更多一些？
国家主导的运动体制
媒体对中国体育制度，一般概称为“举国体制”。我则将其称之为“体育国家”，或者“国家办体育”（sport state）。这是以国家体育总局为主的一套系统。这个体系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在“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口号下致力于提高中国运动员和中国代表队在各种国际比赛中的成绩。中国国家体委在1998年9月成为体育总局，但整个体育系统的组成、功能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国家体育总局负责规划全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并直接领导国家一级的运动队和运动员的选拔、训练、比赛。而在省、市、县各级政府和军队等部门中，也有同样性质、同样结构的系统。各级别的体育局，通过各个普通中小学和业余体校、在各级别的运动会、联赛中发现运动员，再一步步训练，通过省运会、全运会的选拔输送给国家队，最终代表国家参加国际比赛。
这套国家体育机制能够有效地培养出一批尖子运动员，在国家经济、教育、文化发展水平相似的情况下，国家体育机制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该国在国际比赛中的总体成绩。例如，印度虽然是人口超级大国，但印度在奥运会上表现平平。而有这一体制的北朝鲜、古巴，以及过去的民主德国、苏联等，虽然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但都在奥运会上取得比不少西方国家突出的成绩。
1984年，刚刚向世界打开国门的中国，首次派团参加奥运会就在洛杉矶取得的金牌总数第四的优异成绩，极大地提高了民族自豪感。类似的，苏联在冷战时期面对西方封锁，苏联代表团在奥运会上的成绩也极大地提高了苏联在世界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声誉。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沦为战败国、战后长期处于被美军占领之下，其国家队在历届亚运会和奥运会上的突出表现，以及1964年成功举办了东京奥运会，都对其树立新的国家认同，重返世界民族国家之林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样命运的德国，也是借2008年举办世界杯足球赛，才标志着它最终完成了从二战作恶者变成完整的欧洲、世界公民的转变。
如此种种，说明国际体育比赛具有巨大的政治性。中国民众的民族、国家认同、民族自豪感等，在今天是否还需要中国的体育选手和运动队在国际比赛中的优异表现来提供，是一个尚需讨论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中国这样的国家体育机制的核心目标并不是真正要“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它的重点是发展少数尖子运动员的运动能力，让他们能够有能力在国际赛场上竞争。同时，也造成了普通民众对运动的参与机会少、参与能力弱的局面。结果是竞技体育的严重不平衡。一个例子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一方面中国竞技体育逐渐取得了亚洲最强国的地位，另一方面，中国民间的运动设施和大众的体育参与日益减少。由于经济发展和建设的需要，中国国家科学院里的篮球场数目减少了好几十块。
西方体制的“藏体育于民”
西方的体育机制和中国这样的国家主导体制是完全不同的。与中国的体制以培养专业运动员为目标相反，西方采用的是一套基于俱乐部和学校体育的全民体制。整个社会和体育项目，首先是为了促进更多的公民和学生参与体育。在这个基础上，才产生了组织队员去参加专业竞技的机构，而且这样的机构都是非政府性质的各种运动项目的全国协会，而不存在国家体育总局一类的庞大国家机构。
观察美英两国的运动机制，其给一般大众印象较深的，是他们的对体育的职业化，商业化。但若只注意到职业体育，就完全偏离了这些国家体育体制的核心特点。
诚然，对于能够通过商业化产生商业利润的运动行业，这些国家都进行商业化。尤其以美国的篮球（NBA）、橄榄球（NFL）职业联赛和英国的超级足球联赛（所谓“英超”）是世界商业体育的最成功的例子。但是，无论体育商业多么发达，参与其中的运动员在全国参加运动的人口中绝对是少而又少的。以美国为例，全国真正参加职业篮球比赛的，不会超过1000人，而美国平常参加篮球活动的人口，则接近5000万人。也就是说，职业运动之外的人口的体育活动，才是一个社会体育机制应该关注的重点。在美国，纵使女子职业篮球赛无法取得同样层次的成功，但是美国的学校、社区等等充分的设施、良好的机制，仍然可以使成千上万的愿意打篮球的女性有机会参加各种级别、各种层次的篮球运动。
这一套体育机制的特点在于，体育运动是以学校和民间俱乐部形式为主来组织的：学生参与学校的体育培训，并在家长的带领下，参加民间的各种课余、周末的体育活动班、训练班、夏令营等。居民们则会在业余、周末时间参加本市、本地的各种体育俱乐部。平时上班、下班和周末大家一起打球、锻炼，各个俱乐部中的高水平选手就组成本俱乐部的代表队。业余的各种比赛、联赛广泛存在。 在组建国家队的制度上，西方国家并没有一个专业的选拔机构，国际比赛是地区性比赛的派生产物。运动员们在地区性比赛上成绩好，就代表国家去参加国际性的比赛。国家有目的的选拔人才的行为仅限于奥运会之前的选拔赛，且选拔过程由非政府性的各个运动协会组织。例如，全国田径协会会在奥运会前几个月组织一次奥运选拔赛，依据该选拔赛的结果挑选最好的选手，组成国家田径队。而平时有全国性联赛的运动项目，如排球、足球、篮球等，则由该项目的全国协会任命主教练后，主教练和教练组一起在联赛表现突出的选手中挑选队员，组成国家队。无论如何，国家队平时都是在民间的，只有在国际比赛之前才正式组成。这样，国家不直接投资、组织、训练运动员，而优秀的运动员则时时是“藏”在民间的。
在商业化很成功的项目上，如美国的篮球、加拿大的冰球、以及丹麦的羽毛球、欧美各家的网球、高尔夫等项目上，依靠着商业管理的驱动，就可以实现高水平的职业比赛和联赛体系。并带动形成密集的半职业和业余的俱乐部、体育学校、比赛系列的成型。以西班牙为例，在其十分成功的足球联赛的带动下，全国形成了非常广泛参与的青少年、成年人的足球俱乐部、足球学校的体系，使这个欧洲中等规模的国家形成了欧洲、世界一流的竞技足球人才和足球队。
在这种“藏体育于民”的体制下，虽然西方国家在体操、跳水等需要长时间的训练项目的水平不一定比得上长期集中训练的中国，但在篮球、足球这样一些需要广泛的社会基础才可能生产出优秀的国家队的运动项目上，其国家队的水平就决定远远超过中国体制下选拔和培养出来的国家队了。
体育对于这些国家的民众来说，首先是一种日常的活动。其次，就观赏体育比赛来讲，他们也时时关注本地区的比赛和国内的比赛。比如美国大学的橄榄球联赛、职业橄榄球联赛、篮球职业联赛、冬季的冰球联赛都是国内公共生活的热点。对他们来说，每四年一次的奥运会不过是无尽的体育赛事中的一部分。
中国体制的发展方向
国际间赛事确对民族情绪有所影响，但其本质在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背景。比如冷战期间，如果苏联战胜美国，在两国都会引起极大的情绪。如今，中国若打败美国，就会在其他国家引起对中国残酷体制的批评。伦敦奥运中全世界对关注中国金牌榜排名的关注，在于意识形态和对全球领导权的争夺。而对于中国运动员的质疑，来自对于中国这个国家的疑虑。
对美国国民来讲，金牌的意义，就和自己支持的球队是否拿了联赛冠军一样，已经没有了要通过奥运来证明国家合法性和国民优秀的心态。如今中国的国力与影响力，理应带领我们脱离受害者、弱者、被压迫者的心态，已经可以摒弃通过国际赛事来支持民族信念的想法了。
但目前看来，奥运会对中国的意义虽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国家办体育这一体制依然在持续运转，暂时看不到改变的契机。虽然国家已在选择性的让有利可图的领域进行市场化，但市场化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群众化。不能市场化的项目，比如帆板、游泳、体操，将会继续以地方体校选拔的方式存在下去。30年的发展之后，中国民众是有运动热情的。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长跑活动也已经很有组织性，羽毛球学校、健身房等能提供商业机会的体育方式也发展了起来。但总体来说，民间体育依然零散，所能影响到的人群依然稀少。
目前能够看到的，对于民间体育动力的培养契机在于学校，若让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参与某种体育项目，对于中国群众体育氛围的培养至关重要。但若从学校入手培养全体民众对体育的参与，还面临两个困难。
一是教育体制内部没有意识，学校要把体育变成学生生活的一部分，首先涉及学校的目标。如今的学校主要目标是提升升学率，对于运动的重视远远不够。学校的体育课每周两次，对于学生的体育发展促进十分有限，形成了学习好的学生都是不玩体育的，体校都是特招生的氛围。大学里组织大家进行长跑，这种强迫性的做法，使得体育变做一件令人恐惧的事情。要在学校里形成对体育的正面认识，国家应对学校的办学目标给予调整。如果学生持续面对升学压力，体育对人的培养作用无法实现。学校培训的第二个现实障碍，是国内资源的不足。即使在北京的重点高校中，也远远没有能够满足每个人运动需求的活动空间。
中国体育的商业化困境
英美国家基于学校和俱乐部的群众体育体系，与政治和现代化有关。从雅典城邦时代开始，人类中的一部分告别了农耕，组建了城市社会，才得以将身体解放出来参加体育运动。迎来工业化的现代西方，也逐渐意识到体育的重要性，现代的各种运动项目由此诞生。从这个脉络中看，娱乐和健身作用的体育首先形成，竞技体育的发展是后来的事情。
后发国家在既有的竞技体育体系中有着必然的劣势，这些国家往往怀有对既定国际秩序的复杂感情。冷战时，国家主导的体育体制，是苏联与西方全面竞争的一部分。所以后发国家发展体育的目的，首先是国家和社会精英接受一整套关于奥运的竞争观念，再介绍给大众。比如中国人民知道乒乓球、羽毛球等现代竞技方式的过程，正是西方运动观念进入的过程，也是一个国家建制化的过程。
这一历史过程形成的路径依赖，既无法打开群众运动的新局面，也使得中国的商业体育无法健康发展。以中国的人口基数，如果体制健全，足球至少不会比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差。近十几年来，中国的篮球和排球职业联赛水平已经相当高。但自1992年第一步迈出职业化道路的足球，却始终低靡。目前看来，地方政府和企业介入足球联赛的手段和方法不仅仅违背足球发展的规律，也违背商业道德。中国足球处于一个变形的市场中。以国家足协为首的改革者，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足球商业，到目前为止是十分失败的。我们单纯地以为变成公司制了就是商业化，但实际上，在中国目前，足球和金钱、黑社会、腐败的联系千丝万缕。中国足球联赛中的黑恶势力与权钱交易，几乎是转型中国的缩影。
表面看，目前中国一些俱乐部花高薪邀请一些已经过气或即将过气的欧洲球星、教练来加盟的情况，和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足球有相像之处。当时日本也是请巴西、意大利的著名球星和教练加盟他们初创的J-联赛。如今日本的联赛水平现状已经非常高，日本的国家足球队在世界杯上也有非常突出的表现。但是从中国目前的足球体制环境来看，中国还无法经由日本联赛一样的路径臻至高水平的联赛。
国家在足球的发展中，应该作为一个超脱的监管者，保证各俱乐部作为市场行为体参与公平竞争，保证球队不为地方黑势力、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影响。而今，黑社会对足球的介入和对球员的控制，如今的司法机关可说是毫无办法。但在中国当前发展的大环境下，商业体育的清理和体育国家的机制转型，皆并非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中的重点，具有魄力的改革，暂不可能发生在体育领域。若要建立一套基于群众体育基础的竞技运动体制，中国当前的要务，不在于商业化，而在于从学校、社区的体育组织。
（作者单位：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