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晚上7点50分，北京金域医学检验实验室。《环球人物》记者正在采访实验室中南大区总经理李慧源，有位工作人员走进办公室，大声说道 ：“有紧急任务，要在晚上12点前把这些样本全部检测出结果。”他同时挥了挥手里的一张纸，上面用马克笔写着一个醒目的数字 ：16256。
　　经过大半天的采访，《环球人物》记者对这个数字有了一定的理解——整个实验室24小时不间断开足马力，能有3.5万到4万的检测量，而此时距离完成任务只剩下4个小时！李慧源刚刚还向记者说 ：“在武汉疫情早期，我们每天的检测能力只有1万出头。”毕竟是在武汉和荆州经历过核酸检测的硬仗，此刻的李慧源很淡定 ：“经常遇到这种情况，零点前完成，应该问题不大。”
　　他交代助手准备一些数据，又和记者聊了几分钟，就马上着手调整班次，抽调人手，尽全力完成任务。当《环球人物》记者8点过后离开这个实验室时，正赶上班次轮换，许多检测人员纷纷上岗。午夜时分，这些人员将在完成16256人的样本检测的同时，迎来当天从各个采集点收集的新样本，度过又一个不眠之夜……
　　这是北京128家指定核酸检测机构的工作缩影。根据6月28日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公布的信息，全市日检测量已由11日的4万份，提升至45.8万份，单日最高检测量为108.4万人。这样的提升速度，确实令人惊叹。

从采样到报告，确保万无一失

　　“那是6月13日深夜1点左右，我们突然接到电话，一批标本要送过来筛查。”实验室科研主管郑燕华对当天的情景记忆犹新，当时北京前一阶段疫情形势已大为好转，但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疫情出现后，实验室迅速进入战时状态。随即，几十个筛查样本送到实验室，万幸的是，这些样本中并未检测出阳性。不过从那天开始至今，实验室接到的送检样本数量不断增加，“记得最多的一天，送来了5万多个”。
　　郑燕华向《环球人物》记者详细介绍了核酸检测从采样到出报告的全流程。
　　第一步采样，是和老百姓关系最密切的一步。“进行核酸检测，最理想的样本是肺泡灌洗液，不过这需要插管子到肺部，一般只适合重症患者。另一种较为理想的样本是深咳痰，但一般情况下多数轻症患者并无咳嗽，很难获得有效痰液样本。当前最常用的样本类型是鼻咽拭子和口咽拭子。”
　　“為什么有人做鼻咽拭子，有人做口咽拭子？”记者问。
　　“研究显示，鼻咽拭子的阳性检出率比口咽拭子稍高一些，但鼻咽拭子要伸进鼻孔这么长的距离。”郑燕华比划了一个接近食指的长度，“所以被检测者会感到很不舒适，而口咽拭子舒服很多，并且速度快，能满足大多数检测需求。”郑燕华说，目前对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或疑似病例患者，要做鼻咽拭子。
　　当咽拭子采样完毕后，采样员会将棉签放入含有细胞保存液的采集管中保存，随即放入自封袋内密封起来，每袋只能装一个样本，然后再直立放置在有支撑材料的样本转运桶内，最后将样本转运桶直立放置在装着冰排的特制外包装箱内。整个运输过程都要保持冷藏运输，以确保样本的活性。
　　随后，采集的样本会由实验室的专业物流人员通过专用运输通道送进灭活实验室。
　　进行病毒灭活，是为确保检测者的安全。“所谓灭活，要既保证样本的核酸还可以被检测到，又确保样本已不具有传染性。”郑燕华说，这就相当于让一个活蹦乱跳的人变得无精打采的，没有攻击性，但又不改变这个人的健康状态。具体方法是，将运送样本的运输箱打开后进行消毒，随即将每个套着塑料袋的采集管插入专用塑料槽中，在56℃的水里浸泡30分钟。
　　经过灭活，样本会被编号、排序，送往检测室。到达检测室后，样本还需经过震荡的步骤。“有时候样本的细胞量少，全都附着在棉棒上，不经过震荡就检测不到，尤其对于一些病毒载量较低的弱阳性样本，容易造成漏检”，郑燕华说，为了尽可能避免漏检，就要将采集管放入一个高速震荡的仪器上进行充分震荡，让直接接触采集者的棉签中的细胞充分释放到细胞保存液中，确保后面加样人员能吸取到足够多的细胞。一个班次下来，负责震荡样本的人员双手都会麻木。
　　经过灭活和震荡后，就要开始最繁琐的加样环节。操作员需要将采集管拧开，用移液器将里面的液体吸到准备好的板子上。这个板子只有巴掌大小，上有96个小孔，每个小孔对应一位采集者的样本编号。这是操作员最主要的手动操作，也最容易出现失误。《环球人物》记者看到，加样者有一张对应每个小孔序号的A4纸，每个序号都要和采集管上的条形码序号一致。“每人每天连续在实验室6小时，实际工作时间4小时以上，需要手和大脑高度配合。每个条形码的序号都是6位数，需要在移液过程中准确无误核对，否则就是张冠李戴。”郑燕华说，操作员在这个过程中必须精神高度紧张，双臂悬空4小时以上，手指不断重复同一动作。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还有一个特殊设计。北京市卫健委明确要求，每板检测必须附带4个质控位。也就是说，96个孔的板子上并非放了96个检测者的样本，而是只放了92个，剩余的4个“质控品”均已确定阴性或阳性，起到质量控制参照作用。“质控品”会随着92个样本一起参与检测，在全流程下来后，如果有一个“质控品”性质发生变化，就证明本次实验要么被污染，要么核酸提取失败，92个样本结果全部不可信。
　　这个过程不仅操作难度大，工作环境也令人不适。为了保证与外界隔绝，实验室内是负压状态，“如果里面有病毒，就要保证病毒只在实验室内部流通”。而负压设备和众多检测仪器的运行造成极大噪声，加上密闭空间内空气不流通，闷热异常，每个人一个班次下来都是大汗淋漓。 　　在加样工作完成后，样本就要进入检测环节了。检测的第一步，是提取病毒RNA（核糖核酸），这是一个类似“拆包装”的环节。病毒的核心部分是核酸，为了保护自己，病毒会穿一件非常坚韧的“衣服”，这就是蛋白酶，有的病毒还有磷脂，在加入特殊的提取试剂后，最外层的“衣服”就撕碎了。第二步是要在众多被撕掉“衣服”的RNA中找到新冠病毒特有的RNA，这需要检测试剂中针对新冠病毒特异的引物和荧光探针。此时实验室中最重要的PCR（聚合酶链式反应）仪器将登场。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温度控制和引物的特殊作用，让新冠病毒的核酸不断分裂组合，并呈指数级增长。在这个过程中，针对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研制的荧光探针会介入到相关反应中，如果与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相吻合，荧光探针就会加入到扩增中。“打个比方，荧光探针就像一辆开往‘新冠市’的火车，包括新冠病毒在内的所有RNA都是在车站候车的乘客，看到开往‘新冠市’的火车来了，其他乘客不会上车，只有新冠病毒会上车。”随着“新冠市”列车乘客越来越多，荧光探针会呈指数级显现，新冠病毒就被识别出来了。在最后的识别仪器上，新冠病毒样本扩增曲线会呈现一个飙升后的稳定状态，其他样本曲线则一直平稳。

　　在最后的报告单上，有操作者和审核者的签字。“操作者就是实验室中的具体操作员，我作为审核者，首先核对每个编号，确保一一对应，然后看每个操作流程，确保准确无误。”郑燕华说，从采样到出报告，每个交接环节都有签字，还要确保每一步都可追查溯源。
　　在最后的报告环节，还存在特殊情况。如果发现了新冠病毒阳性结果，要第一时间上报疾控中心，这样就能迅速找出确诊患者，采取隔离措施。但有些时候，也会有一些扩增曲线并不是“飙升”的状态，而是呈现“弱阳性”，这就要第一时间在专家群讨论，如果存在争议，就要通过绿色通道进行二次复查。还有时，样本中并没有足够多的细胞，这就是采样环节失败了。

世界同行在问：中国经验是什么？

　　国家卫健委6月22日公布，全国医疗卫生机构进行核酸检测的累计数据为9041万人/份，每天能够检测378万人/份，相较于3月初每天检测126万人/份，提高了200%。这组数据引发了各国关注和惊叹。美国彭博社一名记者称这个数字“太疯狂了”，日本时事通信社表示“中国的病毒检测能力是日本的130倍”。
　　实验室工作人员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随着全球疫情越来越严峻，越来越多国际检测机构通过各种方式向他们“取经”，这些机构包括美国最大的实验室Quest、拉丁美洲最大的第三方医学实验室巴西DASA、欧洲最大的第三方实验室SYNLAB、北美华人临床化学协会NACCCA，等等。实验室毫无保留地将5个多月以来大规模开展核酸检测的实验室建设安全、病毒检测技术方案、设备试剂等供应保证，以及如何应对大量样本检测提升效率等经验进行了分享。
　　“我们的北京实验室是2018年底才成立的，而北京新发地疫情发生前，实验室专职做核酸检测的只有十多个人。”郑燕华说，北京疫情暴发不到半个月，有60多名经验丰富的同事驰援北京，组成“王牌检测小队”。仪器也从十几台扩增到40多台，几乎24小时不停机运转。
　　这种动员能力，正是全国抗疫表现的缩影。据《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截至5月31日，全国各级财政共安排疫情防控资金1624亿元。全国确诊住院患者结算人数5.8万人次，总医疗费用13.5亿元，确诊患者人均医疗费用约2.3万元，全部由国家承担。其中，重症患者人均治疗费用超过15万元，一些危重症患者治疗费用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全部由国家承担。
　　最重要的是那些主动请战的医务工作者。李慧源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无论是在湖北还是北京，他亲身感受到 ：越是危险的地方需要人，越是不需要动员。当记者追问原因，他深思片刻说 ：“有一个90后同事发朋友圈说‘过去60后、70后保护我们，现在让80后、90后保护你们吧’。这一代医务人员，对眼下专业报国的机会非常珍惜，所以总会毫不犹豫、争先恐后地请战。”
　　中国是最早面对疫情暴发的国家，在抗击疫情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疫情暴发初期，几乎所有中国的核酸检测机构都不计成本地在世界上采购PCR仪器，而“现在很难再从国外采购到这些设备了”。在武汉、绥芬河、舒兰等抗疫战中，核酸检测机构摸索出很多实战经验。“一开始使用人海战术，如果1万个检测样本配10个检测人员，2万个就配20个检测人员。结果参与的人越多，出错概率越高，设备数量也跟不上。后来摸索发现，一个班次10台PCR仪器配备10个检测人员，最合理。”
　　对年轻检测员来说，实战既是烈火中的锤炼，又是迅速成长的机会。“我从事这份工作七八年了，但在今年以前，我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接触过这么庞大的样本数量。”高级检验技术员宋丹說。从这个角度来看，她特别羡慕刚刚步入职场的95后同事，“从样本数量上看，他们在职业生涯的前两年就走完了我好几年才能走完的路。”她说，从专业上说，这些经历让他们的成长步伐更快了，信心更强了。
　　郑燕华说 ：“年轻人很有想法，很爱动脑筋。在最容易出错的加样环节，我们的同事会自制一些小工具。比如有人自制小塑料板，中间挖一条孔，放在检测板上面，顺着孔一条一条地移液，不仅减少了出错率，还减少了污染。还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每天进实验室时都要把自己的防护服改造成‘工装’，上面增加了好多小工具，便于他在工作中快速取用。他是我们的最佳上机辅助，一人可以辅助十人的上机工作。类似的细节和创新还有很多，实实在在地改进了我们的操作流程。”

不顾一切，做到极致

　　有参与北京核酸检测的市民抱怨“我的报告怎么还不出来？”的确，没有检测报告，会给市民出行造成不便。但《环球人物》记者实地探访后发现，核酸检测机构已是超负荷运转。“我们将原来的三班制改成了四班制。”郑燕华说，早晨8点、下午2点、晚上8点、深夜2点，是换班时间，无论是人还是机器，都几乎24小时运转。她拿出手机，给记者看了一张大夜班年轻人在实验室的合照，他们站成一排，背对镜头，举起胜利的剪刀手，有人的后背上写着“第十四个大夜”。
　　新发地疫情刚刚发生时，实验室的年轻人并不适应。“原来加样也就是每天二三十板，但一下子就到了六七十板，翻了一倍多。”宋丹说，所有同事都不太适应，但两天后便驾轻就熟，“我们是干这个行业的，如果此时不出力，作为检测人员来说，就失去了价值。”实验室内，被防护服包裹的他们从头到脚全部浸在汗水里，“毫不夸张地说，穿着防护服在实验室中走路，脚就在鞋中蹚水”。宋丹说，最初同事们都担心上厕所不方便，进实验室前不敢喝水。后来天气越来越热了，不喝水反而会脱水，而喝了水也没关系，因为没有几分钟水就都变成汗流出来了，根本不用上厕所。
　　“回到刚才谈到的问题，世界为何惊叹于中国核酸检测的速度？”李慧源回忆着身边的事情，很有感触，“从技术上来说，大家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从每个环节对应的设备，世界并无差异。我能想到的原因只有一个：无论是机器，还是人自身，我们中国总能发挥到极致。世界上所有的医务工作者都有拯救生命的价值观，但愿意为此付出的劳动强度或许并不一样。而我们身边的这些核酸检测人员，正在用全天候24小时的付出，演绎着中国人的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