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温家宝同志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今年政府工作提出建议的第一条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无论是政府高层还是地方企业，都已强烈意识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的迫切性。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应该朝什么方向怎么转？如何解决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经济》记者为此专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
体制改革是转型升级的重点
《经济》：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是一种什么现状，是否与当下的经济发展水平相符合？
马晓河：先看《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2012年中国人均GDP为38354元，以当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6.2855计算，这意味着当年我国人均GDP达到了6100美元。
目前我们三大产业的结构比例为10.1：45.3：44.6，表现为“两高一低”现象，即农业、工业比重偏高，服务业比重偏低。按照数据分析，我国人均GDP值已达中上等收入国家水平，而目前中上等收入国家产业结构是第一产业比重为6%、第二产业为33%、第三产业为61%左右，发达国家第一产业为3%左右，第二产业为26%左右，第三产业为73%左右。从这两类国家的结构比值看，我国的产业结构还处于中等甚至是下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用工业化阶段理论衡量，当前我国工业化已经处于中后期阶段，这个时期服务业在产业结构的比重已经明显超过工业，工业内部结构已经基本完成了转型升级，出现了高加工度化、高附加值化、高端化。但是，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仍然是以制造业打头的结构特征，制造业又被锁定在中低端产业环节上。
《经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我们的改革步伐并非一帆风顺，在您看来，转型的阻力来自哪些方面？
马晓河：第一个方面是相对集中的决策体制。我国的干部政绩考核机制，是以做大GDP总量、做多财政收入作为重要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纷纷大办产业园区、招商引资，大力发展容易发展的产业。这些产业通常都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它们技术含量低、劳动成本低、附加价值不高，但很容易在较短时间里发展起来。在这种激励机制和产业特性支配下，全国各地“大干快上”，争先恐后发展这两大类产业，最终GDP总量搞上去了，财政收入搞多了，但环境质量搞下来了。所以只要财税体制不改，干部政绩考核机制不调整，产业转型升级是难以实现的。
第二个方面，在目前国内外环境大背景下，大家都想做高加工度、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的高端产业，但这些产业发展并不容易。高端产业属于慢变量，需要科技研发，需要创新，是一种渐变过程，周期长。高端产业并不好做，尤其是高科技、高技术、高加工产业的背后是研发、创新，而研发、创新背后是科技人员的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是渐进式的。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走的是一条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或集成创新的路径。我们还缺乏以原始自主创新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在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再创新这3种创新中，我国目前集成创新和再创新做得比较好，自主创新还十分薄弱。所以这就导致了我国产业发展总是跟在世界的后面。因此，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遇到的瓶颈，关键在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发展高端产业需要提升人力资本
《经济》：不可否认，中国已经在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但目前看来还远远不够。您认为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需要依靠的最重要方面是什么？
马晓河：自主创新的研发主要依靠提升人力资本。在这方面我国目前比较缺乏领军人才，也缺乏有实战操作技能的工人。人力资本的提升是全面的，从车间的操作工，到研发人员再到领军人才整个都需要提高档次，而这个过程是缓慢的。领军人、研发人员、推广人员、车间的操作工人都需要提升。这是一个人才链条，人力资本提升是全面系统的过程，每个环节都不能忽视。
科研人员的创新需要一个相对不受干扰的自由空间，需要物质技术条件保障，需要生活无忧无虑。而且自主创新和行动自由都不是短期内就能实现和看见成效的，它是慢变量。当前，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端产业转移、被替代时是快变量，而高加工度、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端产业成长周期性长、见效慢是慢变量。对于具有慢变量特性的高端产业，我们可以引进，也能解决一时矛盾，但不能使我国的产业结构实现整体转型升级。
政府要处理好与市场的关系
《经济》：我国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还要处理诸如中央与地方、个人与企业等很多关系，您认为应该如何协调这些关系以促进转型？
马晓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一个是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上，调整财权、事权关系。让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相匹配，避免财权小，事权大，减轻地方政府发展产业和集聚财力的压力。第二就是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要改变。在考核指标上不能盲目崇拜GDP。考核就应该以政府的民生公共服务质量作为主要指标。第三是鼓励创新，不创新的国家是没有出路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鼓励创新的体制和政策环境。从学习、研发、子女就业、工资待遇到实验室配备以及给予科研人员充分的创新空间都要考虑。当下的世界经验表明，国有企业没有民营企业的创新动力强。所以还应调节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研发和投入支持要消除所有制歧视，一视同仁。第四，我们的教育制度也要改革。“满堂灌”是不适合的，要采取启发式教育。第五，要加快推进城镇化。因为人口不向城镇积聚，服务业就上不去。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是以人口集中为前提的。我们做过模型分析，城镇化每提高1%，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大概增加700多万人，第三产业产值比重提高0.77%，这个效果非常明显。要加快推进城镇化，要实现人的城镇化。同时，城镇还是研发的平台，对促进制造业升级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另外，我们还应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让国有企业退出一般加工制造业和竞争性行业。应该把一些公共资源投向中小企业，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竞争性行业。有竞争才有创新，要营造一个充分市场化的竞争环境，以促进自主创新。
同时，我认为政府是最重要的，要调整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要给市场留有充分的空间，政府的主要任务不是发展产业，应该是提供公共服务，强化服务功能，为创新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为产业升级创造制度和政策条件。
改革需要勇气
《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下，2012年，我国的外贸出口处于困难增长期，国内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将对未来外贸出口的增长带来什么影响？
马晓河：世界环境变化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带来了空前压力。我国以出口低端产品为主，但现在国外对低端产品的需求量减少了，并且还有发展中国家在替代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端产业，这就逼迫我们必须作出调整。
第一要让服务业的比重提高。第二是让制造业朝高端化发展，要大力发展低污染、低排放、高效率的产业。无论从工艺流程还是从产业链条上，我国都应该坚持中高端发展方向。这种方向是与我们的经济发展阶段相一致的。
第三要加快体制改革，通过体制改革积累和释放体制红利，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服务。关键在于怎么改，正如十八大报告提到的“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比如说财税体制的改革，能否给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财权，相应减少事权，让地方政府不要去大搞产业开发，这都是考验地方政府敢不敢“自断手臂”；比如国有企业敢不敢完全退出竞争性领域，敢不敢让民营企业放手发展，等等，这些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的。
体制改革是转型升级的重点
《经济》：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是一种什么现状，是否与当下的经济发展水平相符合？
马晓河：先看《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2012年中国人均GDP为38354元，以当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6.2855计算，这意味着当年我国人均GDP达到了6100美元。
目前我们三大产业的结构比例为10.1：45.3：44.6，表现为“两高一低”现象，即农业、工业比重偏高，服务业比重偏低。按照数据分析，我国人均GDP值已达中上等收入国家水平，而目前中上等收入国家产业结构是第一产业比重为6%、第二产业为33%、第三产业为61%左右，发达国家第一产业为3%左右，第二产业为26%左右，第三产业为73%左右。从这两类国家的结构比值看，我国的产业结构还处于中等甚至是下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用工业化阶段理论衡量，当前我国工业化已经处于中后期阶段，这个时期服务业在产业结构的比重已经明显超过工业，工业内部结构已经基本完成了转型升级，出现了高加工度化、高附加值化、高端化。但是，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仍然是以制造业打头的结构特征，制造业又被锁定在中低端产业环节上。
《经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我们的改革步伐并非一帆风顺，在您看来，转型的阻力来自哪些方面？
马晓河：第一个方面是相对集中的决策体制。我国的干部政绩考核机制，是以做大GDP总量、做多财政收入作为重要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纷纷大办产业园区、招商引资，大力发展容易发展的产业。这些产业通常都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它们技术含量低、劳动成本低、附加价值不高，但很容易在较短时间里发展起来。在这种激励机制和产业特性支配下，全国各地“大干快上”，争先恐后发展这两大类产业，最终GDP总量搞上去了，财政收入搞多了，但环境质量搞下来了。所以只要财税体制不改，干部政绩考核机制不调整，产业转型升级是难以实现的。
第二个方面，在目前国内外环境大背景下，大家都想做高加工度、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的高端产业，但这些产业发展并不容易。高端产业属于慢变量，需要科技研发，需要创新，是一种渐变过程，周期长。高端产业并不好做，尤其是高科技、高技术、高加工产业的背后是研发、创新，而研发、创新背后是科技人员的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是渐进式的。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走的是一条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或集成创新的路径。我们还缺乏以原始自主创新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在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再创新这3种创新中，我国目前集成创新和再创新做得比较好，自主创新还十分薄弱。所以这就导致了我国产业发展总是跟在世界的后面。因此，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遇到的瓶颈，关键在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发展高端产业需要提升人力资本
《经济》：不可否认，中国已经在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但目前看来还远远不够。您认为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需要依靠的最重要方面是什么？
马晓河：自主创新的研发主要依靠提升人力资本。在这方面我国目前比较缺乏领军人才，也缺乏有实战操作技能的工人。人力资本的提升是全面的，从车间的操作工，到研发人员再到领军人才整个都需要提高档次，而这个过程是缓慢的。领军人、研发人员、推广人员、车间的操作工人都需要提升。这是一个人才链条，人力资本提升是全面系统的过程，每个环节都不能忽视。
科研人员的创新需要一个相对不受干扰的自由空间，需要物质技术条件保障，需要生活无忧无虑。而且自主创新和行动自由都不是短期内就能实现和看见成效的，它是慢变量。当前，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端产业转移、被替代时是快变量，而高加工度、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端产业成长周期性长、见效慢是慢变量。对于具有慢变量特性的高端产业，我们可以引进，也能解决一时矛盾，但不能使我国的产业结构实现整体转型升级。
政府要处理好与市场的关系
《经济》：我国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还要处理诸如中央与地方、个人与企业等很多关系，您认为应该如何协调这些关系以促进转型？
马晓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一个是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上，调整财权、事权关系。让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相匹配，避免财权小，事权大，减轻地方政府发展产业和集聚财力的压力。第二就是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要改变。在考核指标上不能盲目崇拜GDP。考核就应该以政府的民生公共服务质量作为主要指标。第三是鼓励创新，不创新的国家是没有出路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鼓励创新的体制和政策环境。从学习、研发、子女就业、工资待遇到实验室配备以及给予科研人员充分的创新空间都要考虑。当下的世界经验表明，国有企业没有民营企业的创新动力强。所以还应调节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研发和投入支持要消除所有制歧视，一视同仁。第四，我们的教育制度也要改革。“满堂灌”是不适合的，要采取启发式教育。第五，要加快推进城镇化。因为人口不向城镇积聚，服务业就上不去。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是以人口集中为前提的。我们做过模型分析，城镇化每提高1%，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大概增加700多万人，第三产业产值比重提高0.77%，这个效果非常明显。要加快推进城镇化，要实现人的城镇化。同时，城镇还是研发的平台，对促进制造业升级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另外，我们还应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让国有企业退出一般加工制造业和竞争性行业。应该把一些公共资源投向中小企业，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竞争性行业。有竞争才有创新，要营造一个充分市场化的竞争环境，以促进自主创新。
同时，我认为政府是最重要的，要调整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要给市场留有充分的空间，政府的主要任务不是发展产业，应该是提供公共服务，强化服务功能，为创新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为产业升级创造制度和政策条件。
改革需要勇气
《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下，2012年，我国的外贸出口处于困难增长期，国内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将对未来外贸出口的增长带来什么影响？
马晓河：世界环境变化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带来了空前压力。我国以出口低端产品为主，但现在国外对低端产品的需求量减少了，并且还有发展中国家在替代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端产业，这就逼迫我们必须作出调整。
第一要让服务业的比重提高。第二是让制造业朝高端化发展，要大力发展低污染、低排放、高效率的产业。无论从工艺流程还是从产业链条上，我国都应该坚持中高端发展方向。这种方向是与我们的经济发展阶段相一致的。
第三要加快体制改革，通过体制改革积累和释放体制红利，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服务。关键在于怎么改，正如十八大报告提到的“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比如说财税体制的改革，能否给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财权，相应减少事权，让地方政府不要去大搞产业开发，这都是考验地方政府敢不敢“自断手臂”；比如国有企业敢不敢完全退出竞争性领域，敢不敢让民营企业放手发展，等等，这些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