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态学视阈下的《人民公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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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直接导致了社会生存环境和精神层面的危机,当这些危机需要刻不容缓解决的时候,社会生态学必然会成为艺术反映的焦点。戏剧大师易卜生把自己的社会生态观倾注于戏剧之中,用戏剧的形式关注着“自然”。其作品《人民公敌》呈现出了一个因人类而惨遭毁灭的自然生态环境,警醒人类应该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构建健康的生态人类社会。
  关键词:社会生态学 《人民公敌》 自然
  在工业化的今天,人类物质财富较之以往有了非常大的增长,但财富增长的背后却是人类对于自然的无穷掠夺,生态环境难以继续保持平衡。洪水干旱、水土流失、水体污染、土地沙漠化、物种绝灭等各种生态灾难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人类的生存和未来。这不仅直接导致了自身社会生存环境的恶化,更可怕的是,工业化背景下产生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也充斥着人们的内心。人们把对自然无限制的索取,认为是天经地义之事,致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渐渐疏离,生态危机与精神危机同时频发。至此,人类才开始正视社会生态问题,并越来越受到更多的人关注与讨论。
  在20世纪的生态活动中,美国左翼学者默里·布克金提出了“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这一概念,并从“社会”这一视角来审视环境问题。另一美国学者约翰·克拉克在其《社会生态学》一文中,将社会生态学界定为:“社会生态学是一种辩证的自然主义,是得到最广泛发展的生态哲学理论。”作为自然主义,它把现存事物都当作自然界的事物,把所有的存在都看作自然存在。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重新审视成了社会生态学主要关注的问题。那么,“自然”是什么?“自然Nature这个词来自拉丁语Natura,它的意义广泛,包括从‘出生’到‘事物的秩序’多重含意。在英语中,‘自然’包括所有的植物、动物、生态系统以及生物与非生物的物质和我们星球的发展进程。”早在1882年,挪威剧作家亨利克·约翰·易卜生创作的《人民公敌》,就是以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冲突为引线,从社会的纵深处呈现出了一个因人类对金钱利益的追求而惨遭毁灭的“自然”。《人民公敌》中的“自然”主要包括三个基本方面:一是自然的“自然”,二是人与人的“自然”,三是人与自己的“自然”。
  一 “自然”的毁灭
  在《人民公敌》中,自然的毁灭,从人对自然生态环境毁灭开始。挪威南海岸一个小镇上有一家制革厂,产生的废水把环境污染了,在金钱的驱使下,当地人不仅没有尽快想办法治理,反而让温泉浴场继续处于污染中。斯多克芒是海滨浴场的医生,在疗养病人中间发现了斑疹伤寒型胃炎的病例后,他积极研究患病的根源。经过化验得知了温泉浴场的水里含腐烂性有机体,不论喝下去或是外用,对人的健康都有绝对的损害。“从磨坊沟流出来的那些臭气熏天的东西把帮浦房送水管里的水都弄脏了,并且这种害人的毒水还在海滩上渗出来”。
  当斯多克芒医生把水质污染报告呈递给当地政府时,政府不仅对斯多克芒医生提出的浴场改造方案弃置不顾,而且市长还极力阻止医生把真相传播出去。医生保护自然的行动一开始就受到阻碍。斯多克芒医生立即赶往《人民先锋报》以求得到新闻界力量的帮助。报社人员得到市长的授意,明白公布水源污染真相就意味着他们自身将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报社当即就拒绝了刊登医生的报告。医生的自然保护行动第二次受阻。当医生得知报社不会发表自己的文章时,不敢有丝毫的苟延,立刻做出决定:在市民大会上公布这份水污染报告!
  斯多克芒最终还是小看了人性对利益的贪婪程度和不择手段。在官僚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操控的市民大会上,斯多克芒不仅没有公布真相的机会,还被唯利是图的小市民表决为“人民公敌”,斯多克芒想要保护浴场、保护自然的行动终于彻底失败。
  人类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来一味地追求金钱和利益,使人迷失了自我,最终的结果只会是遭到自然的报复。在《人民公敌》中,因人性的贪婪,使得保护自然的力量如此弱小,以至于水污染的真相长期得不到公开,海滨浴场的整改计划也无从实施,最终的结果是更多的人因为废水污染而感染疾病。
  二 人与人“自然”的毁灭
  工业化时代,对于利益至上的人类来说,对利益的无限制追求的结果只能是对自身所依赖的“自然”失去耐心、失去敬畏,最终造成人性的沦丧、异化。直到现在,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或者故意不承认:对经济无限度增长的追求,并不一定促使人性完善和人类精神上的进步,反而可能把人推向了生存的反面。剧本《人民公敌》之高远之处,就在于对这种人与人的“自然”进行重新审视,反思人和人之间的社会生态。
  在《人民公敌》中,官僚机构为维护资本家的利益,不顾自然环境发展,不顾人民身体健康,不顾社会秩序公正。其代表人物是斯多克芒医生的哥哥市长彼得·斯多克芒,为了保证资本阶层的利益和他的市长的领导权威不受挑战,他想方设法阻止新闻界公开真相,更过分的是,以要解聘医生工作作为威胁,显现出官僚主义对社会生态的破坏。知识分子的代表是斯多克芒的好朋友毕凌,为得到市议会秘书的任命,在市民大会挑唆误导人民“前天他提过加薪水的事,可是没加到手”。毕凌等人的卑劣行径不仅违背了人类应有的自然人性,而且成为官僚主义破坏社会生态的帮凶。市长和毕凌代表的已经不仅是他们本身而是分别代表着一个群体,利益使人背弃了亲情和友情,毁灭了人与人之间的自然。
  在市长和印刷所老板阿斯拉克森的操纵下,斯多克芒医生被市民奚落和指责,甚至被人斥责为疯子,在市民大会宣布为“人民公敌”。人与人的自然的社会生态的毁灭在斯多克芒被给予“人民公敌”的这一刻到达了毁灭的高潮。易卜生的《人民公敌》揭示了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社会生态环境:人类正在处心积虑地走向自我毁灭,那时成为一个被剥夺了精神的时代,一个不大需要品德、良心和理想的时代,一个使人变得“聪明”和更“功利”的时代。人类只有对金钱的崇拜,然后又在物欲中沉沦。
  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围绕环境污染事件展开戏剧矛盾冲突,给我们揭示了更为深刻的现实:生态危机与人性危机总是互为表里的。市镇上的人民,已经意识到了排污等于投毒、杀人,但可悲的是,这种现象并没有停止。从制革厂流出的废水不仅把环境污染使人类陷入“生态危机”,而且还使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受到污染呈现出更可怕“人性危机”。此时,生态危机已经不是简单的社会问题,而变成一种可怕的人性危机,人类面临的环境失衡根本是植根于非理性的、反生态的人类社会。   三 人与自己“自然”的毁灭
  《人民公敌》在揭示自然生态问题,曝光社会危机的同时,将笔触伸向历史和社会的纵深处:探讨在充满贪婪、自私、罪恶的世界中,个体的人如何随社会整体一起沉沦,致使人自身的“自然”遭到毁灭。易卜生把这一角色的转变聚焦在《人民先锋报》编辑霍夫斯达身上。
  霍夫斯达作为一个新闻人,本来应该以尊重事实的态度来曝光社会的阴暗面为己任,但利益的诱惑驱使他人性异化,不仅对恶化了自然生存环境熟视无睹,而且也亵渎了人与人的社会生存环境。霍夫斯达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怂恿斯多克芒医生在报纸上公布材料,向市长开炮。当市长通过利害关系说服霍夫斯达,霍夫斯达背弃了自己的朋友,背弃了自己的誓言,背弃了自己的职业操守和人性道德,把行舵的方向转向了对于自己有利的市长的一边,转向了攻击自己的医生朋友,他断然告诉斯多克芒:“我不登你那篇文章。我不能登,我不愿意登,而且也不敢登。”甚至在朋友为了真理做出最后的努力、奋力地挣扎于市民大会时,霍夫斯达撇清了和斯多克芒的朋友关系,还做出了狠狠的致命的打击:“我也要把自己的态度说明一下。斯多克芒大夫的鼓动最初好像也有些人赞成,所以我就尽量支持他。可是不久我们就觉得上了一篇谎话的当。”
  从象征的意义看,剧本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并没有一开始就对霍夫斯达做简单的否定,霍夫斯达是以斯多克芒医生的一个好朋友的身份在斯多克芒家吃饭出场的,渴望读者和观众“以一种悲悯的眼神来俯视”之。作品纵深的价值不在于草率地对霍夫斯达做出价值判断,而在于让人们通过霍夫斯达的心灵变化、行动自然反观人类怎样从一个本来自然、顺应自然的状态中一步步走向破坏自然、违背自然的罪恶之路。我们可以认为,原本的霍夫斯达肯定像斯多克芒那样存在“为本乡做点事”的心理,对社会充满责任感,愿做真正的“人民先锋”。这时的霍夫斯达应该是忠实于真实内心的,也是忠实于人的自然本性的,顺应保护自然环境的。而人性的自私,使得霍夫斯达放弃了真理和正义,间离了人与灵魂,背叛了自己的朋友,毁灭了人和自己的“自然”。
  欲望的恶性膨胀、道德失控、良知沦丧,也如同阳光下的阴影一直伴随着霍夫斯达,他距离真相越来越远,距离友谊越来越远,距离自己的灵魂越来越远。他鼓励斯多克芒发表文章,目的不在于报道自然真实和保护环境,而在于打击市政府,结果暴露出惊人的人性恶。他在会上主动站出来说话,目的不在于给朋友支持,而在于为自己和朋友划清界限。他恶化了人和人的自然,伤害了人内在的自然,把自己推向了异化。“在这方面,我们是自己的最凶恶的敌人”“我们先是精神上,然后是事实上社会与自然相分离。”霍夫斯达不仅毁灭了人与人的自然,并毁灭了自身的“自然”。
  易卜生的剧作《人民公敌》就是透过这一表象,揭示其背后隐藏的人与人、人与自我日益疏远分裂的社会生态危机和精神状态危机,进而升华了生态文学主题。生态危机说到底是人性的危机,是人自身的异化,自然本性丧失所带来的危机。
  四 结语
  如果“所有的生态问题均植根于社会问题”,那么就可以如此断言,所有生态问题的解决也只能有赖于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易卜生就是通过对《人民公敌》中“自然”的毁灭的描写,揭示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联性,告诫人类应该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斯多克芒虽然被冠上“人民公敌”,但他坚持正义和斗争,“一定要把真理说出来”。斯多克芒激昂陈辞地表明:为了使人的自然、人类社会的自然回归可持续发展,人类必须义无反顾地反抗任何破坏“自然”的行为,为重新构建健康的生态人类社会而努力,这也是此剧的目的。
  今天,我们站在21世纪初这样一个历史高度,从社会生态学视角重新解读易卜生的《人民公敌》这部伟大作品,不仅仅是唤起人类对“外在自然”的保护,更重要的是唤醒被贪欲所蒙蔽了的“内在自然”。因为,人类的需要并不是整个生态圈唯一的标准。
  参考文献:
  [1] [美]约翰·克拉克,林桦译:《社会生态学》,《哈尔滨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
  [2] [美]威廉·P·坎宁安主编,张坤民译:《美国环境百科全书》,湖南科技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
  [3] 王忠祥选编,潘家洵译:《易卜生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版。
  [4] [美]默里·布克金,郇庆治译:《自由生态学:等级制的出现与消解》,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 佘爱春:《〈野人〉:生态戏剧的经典之作》,《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王馨,红河学院音乐学院讲师;赵旭峰,红河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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