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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春天，李云鹤留在了莫高窟，成为第一位壁画修复师。1990年，李波开始跟随父亲修复壁画;2011年，李晓洋也拿起了接力棒，从此三代人一起为壁画上的神佛“治病”。为莫高窟续命，是个漫长而持久的过程;在千年壁画面前，几代人的青春也短得不值一提。
“行医”63年为神佛“治病”
一副棕框眼镜架在李云鹤的国字脸上。若隐若现的白线把镜片分成两块，挑起眼睛走路时，就用上面的平光镜;垂下眼睛工作时，就用下面的老花镜。
他是莫高窟的壁画修复师，“行医”63年，修复壁画4000余平方米。如今86岁，仍然身体硬朗，身量挺拔，牛仔工服一披就去工作，手脚利落。
1956年春天，在山东读高中的李云鹤准备前往新疆“支援建设”，中途在莫高窟短暂停留。在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的劝说下，李云鹤留在了莫高窟，成为第一位壁画修复师。1990年，李波开始跟随父亲修复壁画;2011年，李晓洋也拿起了接力棒，从此三代人一起为壁画上的神佛“治病”。
在时间的侵蚀下，壁画遭遇的病害有空鼓、起甲和酥碱等等，它们让精致的图案变得模糊、破损，有时像鳞片一样翘起，有时结满白霜，有时甚至变得疏松、脱落。
修复师们的工作，就是拿着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工具，除尘、填垫、脱盐、粘结、按压、支顶……帮助壁画对抗时间。
经过三代“面壁者”的修复，飞天的华裳重新飘逸，神佛的眉眼渐渐清晰，饕餮、僧侣、殿堂和塵世风物，也都离原有的模样更近了一步。
为莫高窟续命，是个漫长而持久的过程;在千年壁画面前，几代人的青春也短得不值一提。
祖师爷“偷师”摸索修复工艺
曾经丝路重镇的威风，早就随着经济中心转移而渐渐消弭，敦煌变成一个不起眼的边陲小城，莫高窟的艺术光环也尘封数百年才被发现。洞窟被风沙淹没，塑像垮塌，千年前的谷草从断臂中裸露出来。壁画受损，变得斑驳，甚至会大块大块掉落……风沙侵蚀、战乱、西方冒险家的劫掠，整个莫高窟在天灾人祸的蹂躏后，一片狼藉。
那时的莫高窟几乎没有任何文物保护的设备和工具，面对一片一片“生病”的壁画，用什么修，怎么修，都靠李云鹤自己摸索。
当时敦煌研究院请来捷克的专家帮助修复，关于修复材料和工艺，对方始终保密，李云鹤就在旁边“偷师”修复过程。专家走后，李云鹤自己摸索着用毛笔、滴管、注射器等各种方式修复，最终选定了注射器作为粘结材料注渗的工具。
胶结材料注射完，需要将壁画回贴到地仗层，李云鹤尝试铺上一层纱布，然后按压，但布纹会压到壁画上。后来换成塑料布，发现容易把壁画粘下来。最终想到装裱画用的纺绸，既能吸水，还有细腻的质地。就这样，李云鹤慢慢自己总结了一套修壁画的工艺流程。
到如今，李云鹤已经做了63年修复师，4000余平米壁画经历过他的“医治”，晚辈们都叫他“爷爷”，也说他是“壁画修复领域的祖师爷”。
给壁画治病更要有“医德”
童年时的李晓洋觉得壁画修复工作很酷，聚精会神地坐在壁画前，拿着工具，像医生给患者治病。因为要援助其他修复单位，李云鹤和李波经常四处出差，指导修复国内其他地区的受损壁画。在李晓洋眼里，“那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出差’这个词可以安在我身上，觉得特别洋气。”
十几年过去了，李晓洋也成了一位修复师，不过，却发现这份工作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高大上”。刚刚入行时，他每天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知道自己做这些有什么意义。”李晓洋说，“每天坐在同一个地方，重复同样的步骤，有时要几百上千次，一天下来胳膊都酸了。”
作为李云鹤带出的徒弟，李晓洋和叔叔李波都听过无数次关于“医生”的比喻。李云鹤经常说，医生给病人输液，扎疼了还会被抱怨，但修复师给壁画治病，文物不会说话，所以更要有医德，更要有敬畏心。
在杭州修复凤凰寺的壁画时，一个学生不小心把壁画粘到了手上，“这很正常，掉下来也很正常，但是你得给贴回去，结果这个娃娃随随便便把这块壁画从手上给弹走了。”李云鹤回忆，“我把他给撵回去了。”
与毁灭抗争，和风赛跑
如今是李晓洋从事壁画修复的第九年，他渐渐发现，这是个没有尽头的行业。“唐朝的壁画和五代的壁画有区别，山西的和河北的也不一样，像这一次在成都，和在敦煌就有明显的不同，成都的湿度特别大，自然环境特别不利于泥质文物的保存。”没有什么秘诀，只能不停地思考对策，解决问题。
许多新的技术开始应用在壁画修复上。例如在修复中胶结材料的浓度，过去，修复师凭借经验和感觉来决定，如今则通过研究设备对壁画成分、病害类型和程度、产生机理等进行分析，然后给出精准的数据，从而决定胶结材料的浓度和比例。
“壁画保护是一门学不完的学问。”直到现在，李云鹤都还在学习新的高分子修复材料的使用。
“莫高窟的最终结局是不断损毁，怀抱琵琶的飞天和斑斓的佛国世界迟早会消失，我们这些人用毕生的生命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与毁灭抗争，让莫高窟保存得长久一些再长久一些。”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不止一次说起类似的话。
时间是莫高窟最大的敌人，“与毁灭抗争”的紧迫感，渐渐被传递给莫高窟的保护者们。
李晓洋告诉记者：“爷爷一辈子都在和风赛跑，他说，这是一场注定会失败的比赛，但我们偏偏要逆天而为。哪怕和风耗尽一辈子，也要为后人留下不能复制的文明。”
（《新京报》）
“行医”63年为神佛“治病”
一副棕框眼镜架在李云鹤的国字脸上。若隐若现的白线把镜片分成两块，挑起眼睛走路时，就用上面的平光镜;垂下眼睛工作时，就用下面的老花镜。
他是莫高窟的壁画修复师，“行医”63年，修复壁画4000余平方米。如今86岁，仍然身体硬朗，身量挺拔，牛仔工服一披就去工作，手脚利落。
1956年春天，在山东读高中的李云鹤准备前往新疆“支援建设”，中途在莫高窟短暂停留。在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的劝说下，李云鹤留在了莫高窟，成为第一位壁画修复师。1990年，李波开始跟随父亲修复壁画;2011年，李晓洋也拿起了接力棒，从此三代人一起为壁画上的神佛“治病”。
在时间的侵蚀下，壁画遭遇的病害有空鼓、起甲和酥碱等等，它们让精致的图案变得模糊、破损，有时像鳞片一样翘起，有时结满白霜，有时甚至变得疏松、脱落。
修复师们的工作，就是拿着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工具，除尘、填垫、脱盐、粘结、按压、支顶……帮助壁画对抗时间。
经过三代“面壁者”的修复，飞天的华裳重新飘逸，神佛的眉眼渐渐清晰，饕餮、僧侣、殿堂和塵世风物，也都离原有的模样更近了一步。
为莫高窟续命，是个漫长而持久的过程;在千年壁画面前，几代人的青春也短得不值一提。
祖师爷“偷师”摸索修复工艺
曾经丝路重镇的威风，早就随着经济中心转移而渐渐消弭，敦煌变成一个不起眼的边陲小城，莫高窟的艺术光环也尘封数百年才被发现。洞窟被风沙淹没，塑像垮塌，千年前的谷草从断臂中裸露出来。壁画受损，变得斑驳，甚至会大块大块掉落……风沙侵蚀、战乱、西方冒险家的劫掠，整个莫高窟在天灾人祸的蹂躏后，一片狼藉。
那时的莫高窟几乎没有任何文物保护的设备和工具，面对一片一片“生病”的壁画，用什么修，怎么修，都靠李云鹤自己摸索。
当时敦煌研究院请来捷克的专家帮助修复，关于修复材料和工艺，对方始终保密，李云鹤就在旁边“偷师”修复过程。专家走后，李云鹤自己摸索着用毛笔、滴管、注射器等各种方式修复，最终选定了注射器作为粘结材料注渗的工具。
胶结材料注射完，需要将壁画回贴到地仗层，李云鹤尝试铺上一层纱布，然后按压，但布纹会压到壁画上。后来换成塑料布，发现容易把壁画粘下来。最终想到装裱画用的纺绸，既能吸水，还有细腻的质地。就这样，李云鹤慢慢自己总结了一套修壁画的工艺流程。
到如今，李云鹤已经做了63年修复师，4000余平米壁画经历过他的“医治”，晚辈们都叫他“爷爷”，也说他是“壁画修复领域的祖师爷”。
给壁画治病更要有“医德”
童年时的李晓洋觉得壁画修复工作很酷，聚精会神地坐在壁画前，拿着工具，像医生给患者治病。因为要援助其他修复单位，李云鹤和李波经常四处出差，指导修复国内其他地区的受损壁画。在李晓洋眼里，“那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出差’这个词可以安在我身上，觉得特别洋气。”
十几年过去了，李晓洋也成了一位修复师，不过，却发现这份工作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高大上”。刚刚入行时，他每天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知道自己做这些有什么意义。”李晓洋说，“每天坐在同一个地方，重复同样的步骤，有时要几百上千次，一天下来胳膊都酸了。”
作为李云鹤带出的徒弟，李晓洋和叔叔李波都听过无数次关于“医生”的比喻。李云鹤经常说，医生给病人输液，扎疼了还会被抱怨，但修复师给壁画治病，文物不会说话，所以更要有医德，更要有敬畏心。
在杭州修复凤凰寺的壁画时，一个学生不小心把壁画粘到了手上，“这很正常，掉下来也很正常，但是你得给贴回去，结果这个娃娃随随便便把这块壁画从手上给弹走了。”李云鹤回忆，“我把他给撵回去了。”
与毁灭抗争，和风赛跑
如今是李晓洋从事壁画修复的第九年，他渐渐发现，这是个没有尽头的行业。“唐朝的壁画和五代的壁画有区别，山西的和河北的也不一样，像这一次在成都，和在敦煌就有明显的不同，成都的湿度特别大，自然环境特别不利于泥质文物的保存。”没有什么秘诀，只能不停地思考对策，解决问题。
许多新的技术开始应用在壁画修复上。例如在修复中胶结材料的浓度，过去，修复师凭借经验和感觉来决定，如今则通过研究设备对壁画成分、病害类型和程度、产生机理等进行分析，然后给出精准的数据，从而决定胶结材料的浓度和比例。
“壁画保护是一门学不完的学问。”直到现在，李云鹤都还在学习新的高分子修复材料的使用。
“莫高窟的最终结局是不断损毁，怀抱琵琶的飞天和斑斓的佛国世界迟早会消失，我们这些人用毕生的生命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与毁灭抗争，让莫高窟保存得长久一些再长久一些。”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不止一次说起类似的话。
时间是莫高窟最大的敌人，“与毁灭抗争”的紧迫感，渐渐被传递给莫高窟的保护者们。
李晓洋告诉记者：“爷爷一辈子都在和风赛跑，他说，这是一场注定会失败的比赛，但我们偏偏要逆天而为。哪怕和风耗尽一辈子，也要为后人留下不能复制的文明。”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