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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女性为主角的中外文学作品比比皆是，美国文学自不例外。美国浪漫主义时期著名作家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红字》更是把殖民时期的美国女性想要追求自由和无约束爱情的人物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该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海斯特（Hester）具有鲜明的欧洲女性的个性，这位有夫之妇初到美国，人生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她见到英俊而又充满神的智慧的牧师丁梅斯代尔（Dimmesdale）后，便很快坠入爱河。海斯特可为自己心爱的男人冲破一切枷锁，而身为受人敬仰的丁梅斯代尔牧师却无法释然，但最后为了他们共同的女儿珠儿（Pearl），他们一家毅然走向断头台。
关键词：纳撒尼尔·霍桑 《红字》 海斯特 “平权”意识
女性话题一直是中外文学作品的热门话题。女性话题之所以频繁出现于文学作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普遍认为女性是弱势群体，她们需要男人的呵护，通过男性特有的阳刚之气去“英雄救美”或“怜香惜玉”，这合乎男权社会的伦理，更进一步营造出女性是男性的附庸或是被保护对象的一种假象或错觉。然而纳撒尼尔·霍桑的《红字》小说中的女性主人公海斯特把这种假象或错觉直接弄得粉碎，重新塑造了一位具有强烈“女权”意识的女性人物。事实上，美国文学作品中的女性从来就不是个“弱者”，她们身上都有着个性鲜明的反叛“基因”。这种基因的源头就是美国这片土地所孕育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托马斯·杰斐逊的《独立宣言》）”信念和普通民众的执念。虽然历史上美国文学作品根植于欧洲，但两者最大的分别是美国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更为独立，更为自我，也更为“开放”。《红字》中的女主与她心爱的牧师发生“奸情”并有了孩子后被当时的宗教法庭判为套上“A”（Adultery，通奸）字的侮辱，但海斯特并不以此为耻，相反地， 大红“A”字的枷锁激发了她的斗志，也坚定了她对自由的向往。使得原本具有侮辱性的“A”字枷锁无意间被她硬生生地转换成“Angel（天使）”的化身，这在当时严苛的美国殖民时期的清教徒社会里难以想象。可见小说的女主承受了多大的心理和世俗偏見的压力，最终与她的心上人牧师和他们共同的女儿一起走向绞刑台。而这种可预知的结局似乎跟英国著名小说家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写的《德伯维尔家的苔丝》中的女主人公苔丝的结局有不少的相似，读者们自然从中可窥英美文学间的“传承”关系。这种文学的继承痕迹在美国文学作品里随处可见，只是在美国文学作品中，女性的独立和个性会更凸显，不难发现，女性争取与男性享有平权是美国文学作品的主调和主轴，这明显有别于传统英国保守文学，也是《红字》小说中所刻画的女主人公争取应享的权益绝非仰仗男权社会里的“救世主”们的怜悯，而是通过自强自立的抗争和搏斗赢取应得的自由。而这跟传统西方世界的救赎行为是大相径庭的，因为女性的抛头露面从来就是个禁忌，而《红字》中的女主人公不仅为自己不公的命运在进行着不懈的抗争，同时也为身边的他人包括她心爱的牧师无私奉献着自己的爱。这种大爱无我的境界在当时社会的女性群体中也是脱俗超群的，可见能磨炼成坚不可摧的女性形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作家纳撒尼尔·霍桑一生坎坷，他在描绘小说中的女性人物时往往也把自己融于其中，或为旁白或为配角。通过小说所刻意塑造的女主人公跌宕起伏的人生，作者试图告诉人们幸福不是靠他人施舍获得，而是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而取得。这种认知在当时社会具有超前意识，也是作者内心真实的写照。这种把小说中的人物命运与作者自己的遭遇结合后呈现给读者的写作方式是非常独特的，也是写实小说的一大特色，让读者在虚实结合的小说意境中与其创设的主人公共呼吸、同命运。
霍桑的《红字》留给人们的思考不仅是关于女性的权利和自由等话题，更多的是关注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如何定位自己。说到底作者在其小说中所塑造的女主人公是个独立的个体，无须依附任何男人。经济独立和科技发展导致男女性别的差异性越趋渺小。男女无性别差异竞争更趋现实，女性无论在职场还是在家庭都有着与男性同等的地位，可以说男女无性别歧视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要是《红字》小说女主人公生活在现代社会，她也许就不会为自己的真爱而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当然现代社会在两性之间并非毫无差别性的存在，在某些特定的领域，男女各领风骚，不过这与男女的性别差异无关，而与个人能力和见识高低有关。在霍桑生活的那个年代，女性之所以被诋毁是因为当时社会站在道德制高点的男性制定规则来约束她们对自由和美好平等爱情的向往，女性只能任由伪君子们冠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处死那些所谓不忠或是越轨的女人。被掩盖的罪恶或谎言让一些女性背负终生的骂名，从而稳住了这些“救世主”们所订立的道德条约。
站在“叛逆者”海斯特的角度来反思小说情节中的她与牧师之间的不伦恋，我们就不难发现在当时的社会，作为女性的海斯特所承受的压力远超男性牧师丁梅斯代尔，世俗的眼光足以让她窒息。而海斯特看似轻描淡写的缄默其实是在默默地抗争着，她自认为是保护心上人的一种不得已做法。当然牧师丁梅斯代尔作为新贵同时也是海斯特的精神导师，由他来安抚海斯特那个“中邪”之心却是作者另辟蹊径的写作手法，也是颇具玩味的情节铺陈。因为在海斯特看来，她并没有错，她觉得爱上一个男人是她做女人的基本权利，但是当时的清教徒拥趸者们认为这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是需要精神牧师来拯救的，而小说中的精神导师却是女主人公的心爱之人，所以牧师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当然这对“苦命人”在美洲大陆相遇相知而后相爱，甚至生子，看似是命运的捉弄，而事实上这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缘分，一种妙不可言的男女性爱之情的奇遇，任何有情感的人都无法免除。牧师也不例外，所谓清心寡欲那是伪君子们的骗术，在爱情的游戏里，女性的重要性远高于男性，女性那令人遐想的空间远比男性视觉所触及的景象丰富。
那么既然女性在爱情的主题中是个核心的要素，为什么读到的结局往往是大多数女主角以不幸而告终呢？ 所谓红颜薄命难道是个定律？此问题的答案可在霍桑的小说《红字》中找到。具体说来可在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与男主人公的女儿珠儿身上找到答案。珠儿继承了父母的优秀基因，同时也拥有父母两人的特质，珠儿后来自身的婚姻是幸福美满的。她离开了她父母的伤心地，回归故里其真实意图是为了寻找关于父母爱情的记忆，在珠儿身上已全然没有了她父母那辈的“愤气”，代之以超然和洒脱，镇上的人们时而投注而来的友好目光早已冲淡了主人公难以忘却的痛苦记忆。 珠儿的父母因为“偷情”上过断头台，这是美国清教徒社会的律制所致，也是当时社会对男女越轨最沉重的惩罚。如果没有看似万般羞辱的“A”字牌子挂在海斯特胸前，小镇的红男绿女们从此少了谈资，海斯特沉闷的生活也不会泛起任何的涟漪。正是海斯特不甘沉沦于被他人安排的生活，也不屈服于被安排的命运，她才勇敢地接受了自己所钟爱男人懦弱的表白，虽然这位尊贵的牧师最终弃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义无反顾地上断头台去解救心上人，但在世俗眼里，地位低下的海斯特终究不配权贵牧师的爱，甚至在断头台上，宗教审判庭还是给了牧师机会让他放弃海斯特，牧师最终做出了他所爱女人期待的决定，可见是断头台把这对苦命人不能见光的地下情暴露于世人面前，让镇上的人们惊呼，让法官们失语，让世界为这对忠贞的情侣受刑哭泣。在小说的意境烘托下，海斯特的女权形象跃然纸上，这也正是人世间最伟大的人性力量冲破制度的牢笼回归正义和最自然的爱情，所以就有了海斯特和她的情人牧师所生的女儿珠儿后来幸福的人生。礼赞父母爱情、礼赞生命之光，让人们懂得珍惜美好的一切，即使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也不会迷失方向。
小说《红字》另一重大启示就是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如果说为了纯粹的爱情而献身是精神层面的追求，那么落地谋生才是所有饮食男女必须面对的残酷物质世界。尤其是女性在职场上与男性同台竞争，她们的优势在哪里？没有柔情似水的氛围，你争我夺的严酷职场使得女性的弱者形象早已抛之脑后，代之以女强人、女能人的形象出现于职场与男性同伴同台竞技，不少职场女性表现得更胜一筹。可见，女人绝不是男人的附庸，更不是男人的玩物。女性的自强、自立是与男性争取平权的基础。觉醒了的女性在海斯特那个年代可谓少之又少，但海斯特已为后来者树立了榜样并为此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牺牲，这为后来的现实主义时期著名作家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的作品《嘉莉妹妹（Sister Carrier）》中的人物嘉莉怀揣着美国梦来大城市发家致富的想法埋下伏笔，也为同时期的另一位作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作品《贵妇自画像（The Portrait of A Lady）》中的贵妇寻觅纸醉金迷生活而堕落等近代女性共同塑造了女性的多维形象。因此不能简单地划分好女人与坏女人的界限，事实上，好坏之间常有灰色地带。因为有了欲望，也因为有了不可告人的目的，女性的阴柔面会更为凸显，这在海斯特生活的那个年代是不可思议的。如果说以前的女人耍心机是为了嫁给一个有郎可依求的生活的话，如今社会的女性寻找的是一个更懂得她自己的异性，也是与她心有灵犀之人共度余生。所以不管弱女子还是强女人，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女性不再是男性呵护的对象，相依相伴也许是男女结合、相互依存的主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红字》小说女主人公海斯特生不逢时的抗争却在不经意间造就了今天女性的自由和解放。简言之，海斯特是现代女权运动的开拓者和引路人，虽然她当时只是个追求自由爱情的平凡女性，但是她的牺牲和付出留给后人深深的烙印：那就是女权意识的启蒙者海斯特，这也正是霍桑写此小说的真实意图之所在。
小说更深层的意义在于揭示女性不是弱者，无论何时，女性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甚至在战争年代，女性也无须走开，女性的抗争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為了改变整个社会对女性的偏见。海斯特通过一己之力把从欧洲带到美洲的清教徒所谓“正统”的思想做个彻底的清算，让人们意识到所谓的“真善美”绝非是牧师们在教堂里布道说教而已，而是通过个体的鲜活行为让人体会其深刻的内涵。基于此见，我们可以大胆推论《红字》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海斯特是现代女性平权运动的发起人，也是女性能放飞自我的标杆者和引路人。
阅读西方文学作品，发现其对女性的描写不似我国传统文学中的女性模样，即使是看似柔弱的女子在土地和个人利益受侵害的时候也会挺身而出，誓死捍卫私利。比如美国著名女性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Gone with Wind）》或译为《乱世佳人》中的女主人公斯嘉丽就是西方独立女性的个体代表。而反观我国传统经典文学作品的女性人物却是个个需要男性呵护或怜惜的对象，彰显女主人公的柔情似水触发男性的情爱幻觉，这也是我国传统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里的女主人公林黛玉的造型，她就是为该小说中的男主人公贾宝玉而生，最后也为贾宝玉而死。这种强烈的中西方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对比性描写折射出文化差异之外，还反映了东西方社会对女性的定位有着不同的诠释，这对于理解西方文学作品，尤其是美国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平权意识会有很大的助益。
作 者： 季绍斌，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工商管理系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和英语语言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
关键词：纳撒尼尔·霍桑 《红字》 海斯特 “平权”意识
女性话题一直是中外文学作品的热门话题。女性话题之所以频繁出现于文学作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普遍认为女性是弱势群体，她们需要男人的呵护，通过男性特有的阳刚之气去“英雄救美”或“怜香惜玉”，这合乎男权社会的伦理，更进一步营造出女性是男性的附庸或是被保护对象的一种假象或错觉。然而纳撒尼尔·霍桑的《红字》小说中的女性主人公海斯特把这种假象或错觉直接弄得粉碎，重新塑造了一位具有强烈“女权”意识的女性人物。事实上，美国文学作品中的女性从来就不是个“弱者”，她们身上都有着个性鲜明的反叛“基因”。这种基因的源头就是美国这片土地所孕育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托马斯·杰斐逊的《独立宣言》）”信念和普通民众的执念。虽然历史上美国文学作品根植于欧洲，但两者最大的分别是美国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更为独立，更为自我，也更为“开放”。《红字》中的女主与她心爱的牧师发生“奸情”并有了孩子后被当时的宗教法庭判为套上“A”（Adultery，通奸）字的侮辱，但海斯特并不以此为耻，相反地， 大红“A”字的枷锁激发了她的斗志，也坚定了她对自由的向往。使得原本具有侮辱性的“A”字枷锁无意间被她硬生生地转换成“Angel（天使）”的化身，这在当时严苛的美国殖民时期的清教徒社会里难以想象。可见小说的女主承受了多大的心理和世俗偏見的压力，最终与她的心上人牧师和他们共同的女儿一起走向绞刑台。而这种可预知的结局似乎跟英国著名小说家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写的《德伯维尔家的苔丝》中的女主人公苔丝的结局有不少的相似，读者们自然从中可窥英美文学间的“传承”关系。这种文学的继承痕迹在美国文学作品里随处可见，只是在美国文学作品中，女性的独立和个性会更凸显，不难发现，女性争取与男性享有平权是美国文学作品的主调和主轴，这明显有别于传统英国保守文学，也是《红字》小说中所刻画的女主人公争取应享的权益绝非仰仗男权社会里的“救世主”们的怜悯，而是通过自强自立的抗争和搏斗赢取应得的自由。而这跟传统西方世界的救赎行为是大相径庭的，因为女性的抛头露面从来就是个禁忌，而《红字》中的女主人公不仅为自己不公的命运在进行着不懈的抗争，同时也为身边的他人包括她心爱的牧师无私奉献着自己的爱。这种大爱无我的境界在当时社会的女性群体中也是脱俗超群的，可见能磨炼成坚不可摧的女性形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作家纳撒尼尔·霍桑一生坎坷，他在描绘小说中的女性人物时往往也把自己融于其中，或为旁白或为配角。通过小说所刻意塑造的女主人公跌宕起伏的人生，作者试图告诉人们幸福不是靠他人施舍获得，而是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而取得。这种认知在当时社会具有超前意识，也是作者内心真实的写照。这种把小说中的人物命运与作者自己的遭遇结合后呈现给读者的写作方式是非常独特的，也是写实小说的一大特色，让读者在虚实结合的小说意境中与其创设的主人公共呼吸、同命运。
霍桑的《红字》留给人们的思考不仅是关于女性的权利和自由等话题，更多的是关注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如何定位自己。说到底作者在其小说中所塑造的女主人公是个独立的个体，无须依附任何男人。经济独立和科技发展导致男女性别的差异性越趋渺小。男女无性别差异竞争更趋现实，女性无论在职场还是在家庭都有着与男性同等的地位，可以说男女无性别歧视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要是《红字》小说女主人公生活在现代社会，她也许就不会为自己的真爱而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当然现代社会在两性之间并非毫无差别性的存在，在某些特定的领域，男女各领风骚，不过这与男女的性别差异无关，而与个人能力和见识高低有关。在霍桑生活的那个年代，女性之所以被诋毁是因为当时社会站在道德制高点的男性制定规则来约束她们对自由和美好平等爱情的向往，女性只能任由伪君子们冠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处死那些所谓不忠或是越轨的女人。被掩盖的罪恶或谎言让一些女性背负终生的骂名，从而稳住了这些“救世主”们所订立的道德条约。
站在“叛逆者”海斯特的角度来反思小说情节中的她与牧师之间的不伦恋，我们就不难发现在当时的社会，作为女性的海斯特所承受的压力远超男性牧师丁梅斯代尔，世俗的眼光足以让她窒息。而海斯特看似轻描淡写的缄默其实是在默默地抗争着，她自认为是保护心上人的一种不得已做法。当然牧师丁梅斯代尔作为新贵同时也是海斯特的精神导师，由他来安抚海斯特那个“中邪”之心却是作者另辟蹊径的写作手法，也是颇具玩味的情节铺陈。因为在海斯特看来，她并没有错，她觉得爱上一个男人是她做女人的基本权利，但是当时的清教徒拥趸者们认为这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是需要精神牧师来拯救的，而小说中的精神导师却是女主人公的心爱之人，所以牧师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当然这对“苦命人”在美洲大陆相遇相知而后相爱，甚至生子，看似是命运的捉弄，而事实上这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缘分，一种妙不可言的男女性爱之情的奇遇，任何有情感的人都无法免除。牧师也不例外，所谓清心寡欲那是伪君子们的骗术，在爱情的游戏里，女性的重要性远高于男性，女性那令人遐想的空间远比男性视觉所触及的景象丰富。
那么既然女性在爱情的主题中是个核心的要素，为什么读到的结局往往是大多数女主角以不幸而告终呢？ 所谓红颜薄命难道是个定律？此问题的答案可在霍桑的小说《红字》中找到。具体说来可在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与男主人公的女儿珠儿身上找到答案。珠儿继承了父母的优秀基因，同时也拥有父母两人的特质，珠儿后来自身的婚姻是幸福美满的。她离开了她父母的伤心地，回归故里其真实意图是为了寻找关于父母爱情的记忆，在珠儿身上已全然没有了她父母那辈的“愤气”，代之以超然和洒脱，镇上的人们时而投注而来的友好目光早已冲淡了主人公难以忘却的痛苦记忆。 珠儿的父母因为“偷情”上过断头台，这是美国清教徒社会的律制所致，也是当时社会对男女越轨最沉重的惩罚。如果没有看似万般羞辱的“A”字牌子挂在海斯特胸前，小镇的红男绿女们从此少了谈资，海斯特沉闷的生活也不会泛起任何的涟漪。正是海斯特不甘沉沦于被他人安排的生活，也不屈服于被安排的命运，她才勇敢地接受了自己所钟爱男人懦弱的表白，虽然这位尊贵的牧师最终弃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义无反顾地上断头台去解救心上人，但在世俗眼里，地位低下的海斯特终究不配权贵牧师的爱，甚至在断头台上，宗教审判庭还是给了牧师机会让他放弃海斯特，牧师最终做出了他所爱女人期待的决定，可见是断头台把这对苦命人不能见光的地下情暴露于世人面前，让镇上的人们惊呼，让法官们失语，让世界为这对忠贞的情侣受刑哭泣。在小说的意境烘托下，海斯特的女权形象跃然纸上，这也正是人世间最伟大的人性力量冲破制度的牢笼回归正义和最自然的爱情，所以就有了海斯特和她的情人牧师所生的女儿珠儿后来幸福的人生。礼赞父母爱情、礼赞生命之光，让人们懂得珍惜美好的一切，即使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也不会迷失方向。
小说《红字》另一重大启示就是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如果说为了纯粹的爱情而献身是精神层面的追求，那么落地谋生才是所有饮食男女必须面对的残酷物质世界。尤其是女性在职场上与男性同台竞争，她们的优势在哪里？没有柔情似水的氛围，你争我夺的严酷职场使得女性的弱者形象早已抛之脑后，代之以女强人、女能人的形象出现于职场与男性同伴同台竞技，不少职场女性表现得更胜一筹。可见，女人绝不是男人的附庸，更不是男人的玩物。女性的自强、自立是与男性争取平权的基础。觉醒了的女性在海斯特那个年代可谓少之又少，但海斯特已为后来者树立了榜样并为此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牺牲，这为后来的现实主义时期著名作家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的作品《嘉莉妹妹（Sister Carrier）》中的人物嘉莉怀揣着美国梦来大城市发家致富的想法埋下伏笔，也为同时期的另一位作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作品《贵妇自画像（The Portrait of A Lady）》中的贵妇寻觅纸醉金迷生活而堕落等近代女性共同塑造了女性的多维形象。因此不能简单地划分好女人与坏女人的界限，事实上，好坏之间常有灰色地带。因为有了欲望，也因为有了不可告人的目的，女性的阴柔面会更为凸显，这在海斯特生活的那个年代是不可思议的。如果说以前的女人耍心机是为了嫁给一个有郎可依求的生活的话，如今社会的女性寻找的是一个更懂得她自己的异性，也是与她心有灵犀之人共度余生。所以不管弱女子还是强女人，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女性不再是男性呵护的对象，相依相伴也许是男女结合、相互依存的主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红字》小说女主人公海斯特生不逢时的抗争却在不经意间造就了今天女性的自由和解放。简言之，海斯特是现代女权运动的开拓者和引路人，虽然她当时只是个追求自由爱情的平凡女性，但是她的牺牲和付出留给后人深深的烙印：那就是女权意识的启蒙者海斯特，这也正是霍桑写此小说的真实意图之所在。
小说更深层的意义在于揭示女性不是弱者，无论何时，女性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甚至在战争年代，女性也无须走开，女性的抗争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為了改变整个社会对女性的偏见。海斯特通过一己之力把从欧洲带到美洲的清教徒所谓“正统”的思想做个彻底的清算，让人们意识到所谓的“真善美”绝非是牧师们在教堂里布道说教而已，而是通过个体的鲜活行为让人体会其深刻的内涵。基于此见，我们可以大胆推论《红字》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海斯特是现代女性平权运动的发起人，也是女性能放飞自我的标杆者和引路人。
阅读西方文学作品，发现其对女性的描写不似我国传统文学中的女性模样，即使是看似柔弱的女子在土地和个人利益受侵害的时候也会挺身而出，誓死捍卫私利。比如美国著名女性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Gone with Wind）》或译为《乱世佳人》中的女主人公斯嘉丽就是西方独立女性的个体代表。而反观我国传统经典文学作品的女性人物却是个个需要男性呵护或怜惜的对象，彰显女主人公的柔情似水触发男性的情爱幻觉，这也是我国传统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里的女主人公林黛玉的造型，她就是为该小说中的男主人公贾宝玉而生，最后也为贾宝玉而死。这种强烈的中西方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对比性描写折射出文化差异之外，还反映了东西方社会对女性的定位有着不同的诠释，这对于理解西方文学作品，尤其是美国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平权意识会有很大的助益。
作 者： 季绍斌，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工商管理系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和英语语言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