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把身体还给身体
　　当今天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的时候，我们却要重复日本当年的悲剧。作者武韦欣如是说。（见《学位》双月刊）“过劳死”是源自日本的一种现代病，产生于上世纪“二战”结束后日本国内就业压力极大的时期。当时，许多日本人因为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加重、心理压力过大导致精疲力竭，甚至引起身体潜藏的疾病急速恶化，继而早逝。其实，发生在今日中国的许多社会现象，与日本上世纪60年代的情况很相似，社会学家将它定性为转型期问题。在转型期间，竞争压力的增加，使人们的精神和谐与健康面临巨大冲击，而首先受到影响的就是站在变革前沿，包括教师在内的泛知识分子和精英知识分子。近些年，在他们中间也相继出现了无性婚姻、憔悴青年、过劳死等社会现象。
　　转型期问题表现在社会层面，就是社会问题，而表现在人身上，说到底就是精神疾患和心理问题。世界上前十种使人失去劳动能力的主要疾病中，有5种是精神疾病。教师的过劳死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几年前，有全国人大代表向大会提交议案，建议立法防止过劳死；在中国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广州，有政协委员建议防治亚健康的经费应列入市财政计划。前些年，上海的复旦大学专门为舍不得花时间参加暑期休养活动的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设立周末度假制度，复旦大学工会靠“跑断腿、磨破嘴”来“强制”这些教师关注自身健康，减轻心理压力。
　　而这一切，关键还要靠自己。作为人才强国中坚力量的中青年教师及各界知识分子，要有良好的健康意识和行为取向。加强体育锻炼，保持心情舒畅，应该成为教师花时间研究的新课题。专家指出，人体就像弹簧，而劳累就是“外力”。当劳累超过极限或持续时间过长时，身体会因老化、衰竭导致死亡。所以，人们的生活方式要讲究弹性，要学会一张一弛，适当的休息和减压是保持“弹力”的良方。英国科学家贝弗里奇说得好：“疲劳过度的人是在追逐死亡。”如果你认为真有什么事情比生命更宝贵的话，那就请你为它而疲于奔命吧。
　　
　　农村教师待遇与《规划纲要》的缺憾
　　从今年的“两会”得知，农村中小学教师待遇问题又是热点问题，成了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地带。而农村中小学教师待遇之所以成问题，原因之一，即在于各级教育管理部门无视学校和教师的权益。《南方周末》发文说（作者笑蜀），据基层反映，“现在很多地方还强迫教师捐赠；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对教师还有许多不合理收费，比如，各种统考费、资料费、办证费、资格考试费、培训费等等。”不能不承认，相对于教育管理部门，学校和教师太弱势。现在的教育管理部门与学校的关系，就跟改革开放之前的政企关系一样。通过改革开放，政企关系得到了较大调整，企业不再是政府主管部门的附属物，而是成了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但因为教育改革的滞后，教育管理部门跟学校之间，迄今仍然是典型的“父子关系”，教育管理部门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全部权力，学校除了俯首听命，不可能有任何别的选择。
　　教育管理部门一手遮天，教育界缺乏起码的分权和制衡，其必然结局是，教育界普遍的两极分化。垄断了公共教育资源的教育管理部门愈来愈成为肥缺，教师尤其是农村中小学教师愈来愈趋于民工化、马仔化，愈来愈沦落到卖硬苦力的地步。农村教师非但谈不上尊严，甚至往往需要为基本生存而奋斗。这种背离中华民族“尊师重教”伟大传统的不正常现象得以长期延续，正是当下中国教育最大的悲剧，也是教育乱象屡禁不止的终极根源所在。均衡是我们社会中最大的短缺品，不仅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需要均衡，教育自身也需要均衡。通过分权制衡实现权力共享，通过权力共享实现利益共享，则是达致均衡的不二法门。教育体制因此需要一场深刻的革命，尤其是权力结构上的革命。
　　但遗憾的是，刚刚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的5大要点中，并无涉及此一层面的内容。像企业成为市场主体那样，让学校成为教育主体而不再做教育管理部门的附属物，这一教育界当下最迫切的呼声，在纲要中并无反映。我以为，这种状况不应该再继续下去。教育关系到千家万户，关系到全民族的命运。既然教育的公共性如此之强，教育改革发展规划就不太适合教育管理部门主持其事。如果交由全国人大主持其事，无疑更能摆脱部门利益的纠缠，更能击中命门。总之，教育改革的主题，应该是重建针对教育管理部门的分权制衡机制。没有针对教育管理部门的分权制衡，设租和寻租的冲动就不可能有效遏制，特殊利益集团就将一直是吞噬公共教育资源的无底黑洞。
　　责任编辑邹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