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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82年，中共中央党史工作小组成立。在近20年里，小组成员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断完善自我，发挥各自所长，在集体领导下又各有分工，为党史、新中国史的编研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在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支持和指导下，党史、新中国史的经典著作顺利出版，全国党史、新中国史编研工作有序推进;党史、新中国史工作的地位不断提升，工作日益规范，一些重要的史实也得到了澄清，从而最终推动党史、新中国史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关键词]
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党史、新中国史;马克思主义史学
[中图分类号] D2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1）03-0025-10
随着中共党史研究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党史研究愈加成熟，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对中共党史史学史及史学理论展开讨论。有研究发现，改革开放的开启使得党史研究逐渐向学术化回归，这既得益于大的社会环境，得益于各学术研究机构（学术共同体）的努力，但更与中共中央的大力支持有直接关系，其中，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功不可没。然而，目前却鲜有研究论及这一小组，一些叙述对其名称与存在的时间也多存抵牾。事实上，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不但对党史工作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新中国史工作同样如此，其在组建之初就提出要加强党史、新中国史的编研工作，并开展了具体工作、提供了相应指导。有鉴于此，本文根据当事人文集、传记、回忆录等各类资料，对这一机构的名称及时间、成员构成及分工、所开展的工作、影响等方面展开讨论，揭示其在党史、新中国史工作中的重要意义。
一、名实之间：从中共中央党史工作小组到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
在既有叙述中，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有时也被称为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还有时候被称为中共中央党史工作小组，那么，三者究竟有多大的区别？是否像一些研究者叙述的那样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此外，这个机构存在了多长时间，其成员组成及分工如何，目前也并不清楚。因此，有必要对其名称、存在的时间、成员组成等进行梳理，以厘定相关史实。
（一）名称及时间：对中共中央党史工作小组与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史实的考订。2014年出版的《胡乔木传》中写道：“1982年4月離任（作者注：指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一职）后，作为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仍然指导该室和全国的党史研究。”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似乎成立于1982年，名称也是如此。但事实上，在对这个小组进行叙述时，既有中共中央党史工作小组，也有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还有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在时间上既有明确的划分，但更多时候还是笼统叙述。久而久之，这就造成了时间的模糊性和名称的混乱。这些既有叙述也是建立在包括当事人叙述的相应材料之上。1991年，胡乔木在撰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题记时提道：“在1988年8月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同样，薄一波也几次提到“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其中，1991年4月，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的前言中也提道，这本书的写作得到了“中央和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关心、指导”。这些亲历者的叙述都是可靠的材料支撑，但问题在于为何会造成这种现象，因此，需要回到历史现场对这种现象的形成做一番梳理。
不难发现，关于这个小组名称的差异主要在于“工作”二字，而其差异的关键就在于何时出现变化。与此同时，还需特别注意的是，这些叙述并未提及这个小组结束的时间。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龚育之在《党史札记》中两次对这个小组的历史有所回顾，其内容大致相当。在《关于党史教科书的审定》一文中，他提道：“1982年成立的党史工作小组于1988年3月改为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杨尚昆为组长，胡乔木、薄一波为副组长。”《我所知道的陆定一》一文则提道：“1982年2月成立党史工作小组，1988年3月改为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副组长胡乔木、薄一波，副组长后来又相继加上了邓力群、胡绳。再后来如何变化、现在情况如何，已经不清楚了。”结合前文，可以肯定的是，中共中央党史工作小组成立于1982年，而1988年3月改为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也可以基本肯定，但“再后来如何变化、现在情况如何”则需要进一步考察。
之所以可以基本肯定在1988年3月改为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除前文所提供的证据外，也还有其他证据。2007年薄一波去世后，《人民日报》刊登其生平，提道：“1988年3月，薄一波同志任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 从当时组织机构的调整工作中也可以找到证据。“1988年中央直属机构改革。8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组成新的中央党史研究室。1989年1月，中央书记处同意，党史研究室是直属中共中央的党史研究机构和党史工作部门，仍为正部级事业单位，实行主任负责制。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进行党史研究、编写党史、编辑、出版重要党史书刊……”让人疑惑的是，在1988年3月以后，为何薄一波、胡乔木等亲历者会给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加上“工作”二字，称之为“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笔者以为，这应该是其多年来在中共中央党史工作小组工作的习惯使然。
那么，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又是何时结束的呢？从目前所披露的资料来看，这个小组并未正式撤销，但有一个逐渐交接工作的过程。有研究发现，“党的十四大后，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新一轮的中共中央机构调整启动”，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作为“党中央12个议事协调性委员会和领导小组”之一被保留，其“具体事务由中央党史研究室承担”。1994年10月，中央直属机构再次进行机构改革，明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任务之一就包括“承担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具体事务，为中共中央解决有关党史的问题提供资料和意见，完成中共中央交办的党史方面的工作”。此后，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活动不断减少，至2001年后，便不再活动。据当代中国研究所原所长李力安回忆：“2001年初，当代所的体制有所变化，由初建时期直接隶属中央党史领导小组领导，行政事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代管，转而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这也进一步印证了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工作的结束。 （二）成员组成及分工。从1982年2月开始，从中共中央党史工作小组到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从胡乔木、薄一波、杨尚昆到后来新增的邓力群、胡绳，这个小组一直强调团结协作，共同做好党史、新中国史工作。在一些重大会议上，这些成员均会出席。如1990年3月8日至13日，薄一波、胡乔木、杨尚昆均出席了经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批准召开的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座谈会，并就党史工作提出了建议和期望。此外，在处理一些重要工作、在涉及个人回忆录等相关著述的编撰时，彼此也会不断交流、请益，力求工作万无一失。“1991年6月26日，胡乔木给党中央写报告，提出成立编写组写《回忆毛泽东》一书的计划。”“这个报告是写给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杨尚昆、薄一波、邓力群转报总书记江泽民、中办。”
在党史工作中，胡乔木理论功底强、学识渊博，故一直在这个小组中承担着重要的工作。据杨尚昆回忆：“党史、国史、军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我都同他商讨，求得合乎实际的认识，作出适当的处理。”《胡乔木传》对胡乔木做如下评价：“自1951年发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以后，胡乔木即以中共党史专家著称……可以说，从事和指导中共党史研究、编撰和宣传，是他毕生的事业，成为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胡乔木在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委员时为自己填写的学术职务，用的是四个字：‘党史学者’”。可见，胡乔木为党史工作的全身心付出。作为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一员，胡乔木既要做宏观上的指导，又做了大量细致性的工作。据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沙健孙回忆：“仅就我1986年底到研究室工作以后的情况来说，他找室的领导班子集体或单独找我个人谈党史工作，就不下二十次;每次谈话，他都提出有关党史工作的若干重要问题，并且常常发表一些独到的精辟的见解。”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党史工作机构外，胡乔木还十分注意加强新中国史工作。据杨尚昆回忆：“1990年夏天，他又同我和一波同志商量，把开展国史研究提上日程，向中央提议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请力群同志指导，一方面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即新中国史，以下不再一一注明——作者注），一方面为将来建立国史馆做准备。”由此可见，胡乔木在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中所承担的重任。
1994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胡绳增补为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承担了小组工作中的重要任务。其实，胡乔木1992年9月去世后，胡绳就已经肩负起党史工作的重担，接过了胡乔木此前的任务，在成为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后，这种角色更为明显。
1990年，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筹建当代中国研究所，此后，邓力群增补为小组副组长，主要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工作。“在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和邓力群指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门新学科从此进入了一个创立并逐步发展的新阶段。”其中，邓力群以建设当代中国研究所为中心，快马加鞭开展起新中国史工作。据李力安回忆：“力群同志投入精力最多的还是当代所的科研工作，也就是国史研究工作。在他亲自拟定的1991年工作计划中，制订了‘边建所，边开展研究工作’的指导方针。在这一精神的指引下，他一边领导建立、健全所内业务机构和制度建设工作，一边有计划地开展国史研究工作。”确实，在增补为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后，邓力群就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国史工作中。1990年12月1日至4日，当代中国研究所在西安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在研讨会上，邓力群就国史研究和编纂工作的意义、指导思想、研究范围和具体要求等问题发表了讲话。”此后，他更是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国史的编研工作中，为这项事业呕心沥血。
二、以史为鉴：党史、新中国史编研工作的有序开展
中共中央党史工作小组成立之初便注意到要加强党史、新中国史研究，并着手编写党史、新中国史史书。与此同时，从中共中央党史工作小组到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一直强调对党史、新中国史编研工作的指导，从而为党史、新中国史工作的良好开展奠定了基础。
（一）编写党史、新中国史，开展党史、新中国史研究。
1.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后修订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一直尝试写一本完整的党史史书，但终未进行。1980年1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胡乔木任主任。到任不久，他就提出编写一部大型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任务。 胡乔木凭借深厚的党史理论功底和所积累的大量写作经验，为这本书的编写提供了很好的指导。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黨史领导小组也对此书的写作给予了高度关注和支持。正如此书在正式出版的后记中所写：“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关心本书的编写，小组副组长胡乔木同志审阅过部分书稿，并就党史编写原则和书稿内容多次给予指导。”《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成功出版，奠定了中共党史历史书写的重要范本，为此后的党的史书编撰打下了基础。据《人民日报》1991年6月24日报道：“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出版部门近几年积极编写出版有关新书。据不完全统计，这方面的选题目前已超过300种，从今年初开始陆续与读者见面。在这批新书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引人注目。党史党建方面的研究专著、丛书中，最突出的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它的出版，将向读者提供一个具有权威性的中共党史版本。”
《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即《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同年稍晚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也与前者一样，成为党史史书上的双峰，为此后的党史书写提供了范本。当《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刚出版时，就有学者指出：“如果可以把195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看作是中国共产党建国执政后中共党史学的开创之作，那么1991年问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则以其同样意义而成为新时期党史学的良好开端。”截至2012年，“这部著作在国内发行近800万册，是迄今为止发行量最大的党史著作，对推动党史教学、研究和宣传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从编写到出版也同样凝聚着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心血。 1990年3月8日至13日，在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上，薄一波、杨尚昆等先后提出要尽快写出一部完整的党史。所谓完整，即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当时的党史。不过，编写一部时间跨度大、内容丰富的党史著作，这对于编写者来说无疑是一项严峻的挑战。为此，胡乔木把这项工作抓得很紧。会后，胡乔木“立刻布置党史研究室草拟出一份写作《七十年》的提纲。4月20日，他看了提纲后说：对历史要有一个观察点，发表评论要有个思路……1990年8月27日，胡乔木又邀几个人来谈《七十年》这部书，邓力群、胡绳都参加了”。在确定提纲后，由胡绳统领此书的编写工作。1991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开会讨论此书，参加的有杨尚昆、胡乔木、邓力群、胡绳。胡绳在会上详细地报告了此书的“编写经过、一些重要问题是怎样处理的、存在的不足”，“他报告时，胡乔木作了多次插话，主要是讲一些人和重要事件如何表述。报告完后，邓力群、杨尚昆先后发言，对这本书作了肯定。胡乔木接着提出：我现在虽然写封信都很困难，但我愿意为这本书写个题记，表示对这本书负责”。1991年9月7日，《人民日报》第4版刊登了胡乔木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撰写的题记。胡乔木在题记中对此书撰写的前后经过予以记叙，表示“它正好是大家盼望已久的一部中等篇幅的内容比较完善而完整的党史”。
1991年8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10月8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座谈会。会上，胡乔木指出：“这两部书的成功，同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指导、督促和关心分不开。”
2.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1978年1月11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制订科研计划和规划的动员会上指出：“现代历史，我们已经有了鸦片战争以后的，民国以后的，以至五四以来的历史研究，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现在还没有着手认真地进行研究，要赶快着手研究。”如前所述，开展新中国史研究，编写新中国史，也成为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一项重要工作。1990年12月，邓力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上指出：“编纂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广大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迫切任务。”他进一步要求：“广大理论工作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大力收集和整理有关的各种文献、资料和信息，联系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编纂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由此可见，邓力群对编写、研究新中国史的迫切性、必要性和可操作性都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解答。此后，当代中国研究所也将编写新中国史作为重要任务。2012年国庆前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顺利出版。此时，“力群同志已卧病在床，身边同志将样书送给他，他将书稿贴在脸颊上，反复抚摸，潸然泪下。其情其景，令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由此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的编写始终是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一项重要工作，更是中共中央交付的一项光荣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的正式出版，也标志着党史、新中国史编研工作双星闪耀，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3.撰写回忆录等著述。作为党和国家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成员通过多种方式撰写了自己的回忆录等著述，将亲身经历传之后世。而这项工作，既与他们个人的辛勤付出有直接关系，但同时也离不开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成员之间的互相帮助和支持。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的前言中回忆，他的这部书稿得到了“中央和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关心、指导”。确实，在薄一波撰写此书的过程中，邓力群等人也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1991年3月31日，薄一波在给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秘书长、薄一波著作编写组负责人陈威的信中便提道：“力群说改的地方，照改。我批注就不能一一说了。”这就说明，他们一人的回忆录撰写凝聚着整个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心血，这既反映了他们对党史、新中国史工作高度负责的态度，也说明他们对待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工作的一丝不苟。这在其他回忆录中也有很明显地体现。经过他们的努力，在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大力支持下，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七十年奋斗与思考》等著作、胡乔木的遗著《回忆毛泽东》、杨尚昆的《追忆领袖战友同志》等著作顺利出版。这些回忆性质的著作披露了大量史实，对一些历史事件的关键环节进行了钩沉，成为研究党史、新中国史必引的经典文献。
（二）指导党史、新中国史编研工作有序开展。在主持编写党史、新中国史著作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党史工作小组、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都强调对编写党史、新中国史的指导。一方面，要求各地征集资料，做好党史的编撰工作，另一方面，也要求开展好新中国史的编撰工作。尤其是在涉及重要议题、重大题材方面，更需要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进行把关、指导。
在党史编撰方面，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对党史编撰的具体工作提出了相应要求。其中，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这种指导还较为具体。例如，1984年12月11日，杨尚昆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革命烈士传》编委会召开的第三次编辑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为革命烈士立传意义重大，没有人物的活动就没有历史。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写传记，对立传的烈士作出公正的评价，既不能夸大他们的作用，也不能抹煞他们的功绩。”到20世纪90年代后，这种指导更为宏观而具有引领性，集中体现在几次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1990年3月8日，在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上，胡乔木等人都对党史编研工作提出了宏观而具体的指导意见。胡乔木强调：“对党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和研究工作要进一步深入、精密化，充分占有、利用一切可靠的史料，搞清历史真相和来龙去脉，写出内容翔实、有说服力、吸引力、战斗力的历史论著。”由此可见，胡乔木等人对党史编研工作求真务实的态度。
为进一步做好社会主义时期党史资料的征編和课题研究工作，此后几次全国党史工作会议均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和指导。1993年4月，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会议将“加强社会主义时期党史资料征编和专题研究工作”作为主要议题和此后党史部门的主要任务提了出来。同时，还制订了《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资料征集、编纂的第一批选题》。这个选题规划，包括全国性的选题28个，地方选题73个。 在听取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指示精神后，各地一方面对会议精神进行了传达和学习，另一方面也抓紧时间开展党史资料的征集、编研工作。例如，1990年4月24日，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郎冠英在北京市党史工作会议上传达了中央会议精神，并在会上确定将北京党史工作重点“由以征集、整理、编纂资料为主，转变到以研究为核心，把征集、整理、编纂、研究四个方面的工作融为一体”。在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关心、指导下，大批党史资料集、工具书、著作出版发行。例如，新中国成立前的18册《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以及《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等大型工具书的出版，均得到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重视和指导。
如前所述，在几次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均强调要加强对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编研，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党史和新中国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局面。对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编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新中国史的编研，而对新中国史的编研同样也是与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编研的互动。《当代中国》丛书的编写，便得到了中共中央党史工作小组的大力支持，邓力群出任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后，这项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还对新中国史的编研工作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和指导。1990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就此后的新中国史研究和编纂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设想和要求：“抓紧把《当代中国》丛书编好、出齐;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凡已出版《当代中国》丛书行业卷或地方卷的，应尽快开展国史有关专题或地方简史的研究和编纂;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各部门、各地区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配合国史研究和编纂任务，确定和承担一批研究项目及具体课题;由国家教委选定若干高等院校编写国史通用教材和有关参考资料，并拟议编写中等学校及初等學校使用的通用教材;请有关军事院校根据军队实际需要，进一步编好国史教材，以便在全军进行教育。”此后，新中国史的编研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也对这项工作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和指导。
除在召开的全国党史工作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工作会议上提出指导意见外，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还通过各类学术会议对党史、新中国史的研究提供具体指导。一方面，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针对党史人物研究提出了科学的指导意见。例如，1989年10月29日，胡乔木代表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参加李大钊研究学术讨论会，他在发言中高度评价了李大钊的丰功伟绩，同时还就党史人物研究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像李大钊这样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们的历史本身，就是党的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应当联系当时的历史环境对他们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作出客观的评价。我们越是实事求是地评价党史上的人物，越是如实地写出他们的思想、活动及其特点，我们的党史就越是真实、生动，越是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另一方面，就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史实等问题的研究，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也在不同的场合提出了殷切希望和具体指导。例如，薄一波在给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贺信中指出：“我国的史学家和理论工作者，在对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中，要特别重视对党的历史经验的研究和总结，写出史料翔实，立意新颖，无愧于我们时代的科学巨著。”这些科学的论断和实事求是的指导方法，既体现了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孜孜矻矻的工作作风，更体现了他们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党史、新中国史研究的踏实学风。
三、垂范后世：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对党史、新中国史工作的重要影响
从1982年到2001年，从中共中央党史工作小组到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这个小组成为中共中央在党史、新中国史工作中的重要助手。这个小组通过大量工作加强了对党史、新中国史工作的领导，既提升了党史、新中国史编研工作的地位，又有助于编研工作的规范，还对一些史实予以澄清，从而最终有力地推动了党史、新中国史编研工作不断向前发展。
（一）提升并巩固了党史、新中国史编研工作在党的工作中的重要地位，有助于贯彻中央各项精神。中共中央党史工作小组自成立之日起就代表中共中央负责党史工作，“人选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确定”，是中共中央在党史工作中的得力助手。这也可以从1982年5月2日，胡乔木在给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宦乡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胡乔木在信中指出：“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史》……请提出具体意见后直接写信给我和尚昆、一波同志（中央党史工作小组），不要写信给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那样就无人答复了。”从中共中央党史工作小组到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这个小组的角色和任务基本上没有变化，为中共中央做好在党史、新中国史领域的领导工作，对于提升党史、新中国史工作的地位具有重要作用，也有助于贯彻中央各项精神。
“胡乔木认为党史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党的其他思想工作一样，是为着支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因此，不能把党史工作看成是平静的、书斋里的事业，它是在思想斗争最前线的一项战斗性的工作。”因此，1990年3月，胡乔木在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上所提出的六条建议中，第一条便是“认清党史工作的战斗性”。在这次会议上，杨尚昆也提出：“希望各级党委要重视和加强对党史工作的领导。要注意培养一批年轻同志，使我们的党史工作兴旺发达。”对于新中国史的编研工作也同样如此。1990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上也强调：“开展当代中国史的研究，系统地深刻地总结中国人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一项重要的工作”，“这项工作与当前现实联系密切，可以为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历史借鉴，也可以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丰富生动的历史教材”。
针对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指示和要求，各地党史工作部门均予以高度重视，并将其落到实处。例如，1994年12月22日，时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务副书记的宋宝瑞在传达同年11月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精神时指出，“党中央和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要充分认识党史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各地要“切实加强对党史工作的领导”，“从本地实际出发，认真做好‘健全机构、稳定队伍、充实力量、提高素质’工作，认真改变个别地方重视不够，领导不力的状况”。 对于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工作，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给予高度评价，这无疑也进一步提高了党史、新中国史工作的地位，有利于更好地贯彻中央的各项精神。1994年11月21日，胡锦涛在出席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时发表讲话，指出：“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党史工作和对党的历史经验的研究，把它视为关系党的巩固、发展和人民事业取得胜利的一项重要工作。”“十多年来，在党中央、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和军队、地方许多老同志及各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各级党史部门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基本上完成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历史资料的征集和党史编纂的任务，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研究和编纂工作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二）有助于规范党史、新中国史编研工作，加强了党史、新中国史的综合研究。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对党史、新中国史的编研工作提出相应的要求，这也有助于规范党史、新中国史的编研工作，更有助于对党史、新中国史开展综合研究。
其一，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成员均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工作经验，对党史、新中国史的编研工作提出了相应的理论指导。前文已述及，胡乔木强调了党史工作的战斗性，他同时又强调了党史工作的科学性，从而形成了胡乔木关于党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对此，《胡乔木传》归纳为五点：“研究党史要注意四面八方”，“这样注意了四面八方写出来的党史，才能不只是一线一面，而是立体的”;“要详细地占有材料，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要搞清楚理论问题，通过党史表述这些理论”;“要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认识、评论和解释党史上的问题，作出从历史到逻辑的总结”;“要写得脉络清楚，生动感人，既有学术价值，又有阅读价值”。这些关于党史研究与书写的理论方法涵盖了党史编研工作的方方面面，在这之下又有一些具体展开，从而对开展党史编研工作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除胡乔木外，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其他成员也对党史、新中国史的编研工作提出了相应的理论指导。对于如何开展新中国史研究，邓力群指出：“研究和编纂国史，离不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文献资料的指导。新中国的历史是全面发展的历史，应当全面地研究，更要学习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方法论，掌握理论武器。同时，还要花点时间学习历史科学，做到历史的实证科学研究方法和理论的逻辑思维方法的结合，达到历史的和逻辑的统一。”这些理论方法的提出，对于规范党史、新中国史的编研工作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二，在指导党史、新中国史工作包括编写党史、新中国史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也适时提出相应的要求，从而有助于规范全国党史、新中国史工作的开展。1994年11月，胡绳在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上提出：“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包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和以后党史的目的，是论证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路线在总体上的正确性，同时也是论证在中国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难性。”这其实也是要求各地做好党史、新中国史的综合研究，回答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所面临的理论问题。此外，对于一些党史、新中国史中的重要内容，对于出版物的审定等，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据龚育之回忆，以前党史的出版均由中央批准，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國共产党的七十年》的出版，都是经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批准，是以“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名义出版的，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出来的党史书稿审定的现行的模式。其实，在编写、审定党史、新中国史书籍的过程中，无疑也有助于规范党史、新中国史编写。
其三，经典党史、新中国史著作的成功出版，为全国各地类似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可供遵循的范本。1991年10月8日，胡乔木抱病出席《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座谈会。胡乔木在会上指出：“这两本书的成功，表明我们的学术界、理论界有工作能力，还可以同样写出更多的好书来。”这说明，经典马克思主义党史著作的成功出版，为此后的编研工作提供了范本，有助于进一步开展相应工作。2010年7月，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在《光明日报》撰文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这3部大书，如同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一样，将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镇室之作。确实，这些典范之作具有重要的垂范作用，对规范党史编研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样，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成员个人著述的出版也具有这种意义。
（三）对党史、新中国史中的诸多问题进行拨乱反正，为党史、新中国史的编研、教育提供了学术支持。胡乔木要求党史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因此，他在指导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等大型党史书籍时，要求要把这些问题写清楚。据沙健孙回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对于像古田会议的背景、中央苏区肃清‘AB团’、‘社会民主党’和富田事变、百团大战、延安审干和‘抢救’运动、1947年土地会议、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抗战胜利前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等等这样一些有争议的、比较敏感的问题”，胡乔木都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书中最终对这些史实予以了澄清，有些还是胡乔木亲自加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后，有论者指出此书“最大特色是对近年国内外有关著作中多次涉及并有种种误传的几个党史上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客观的论述和公允的评价”。
除在编写党史著作的过程中对一些史实予以还原外，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还对一些党史人物、事件进行了澄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实事求是的重要原则。1985年春，《瞿秋白文集》编辑组长温济泽代表文集编辑组向胡乔木汇报工作情况，指出：“过去我们对瞿秋白这样一位探讨中国革命理论和革命道路的先行者似乎重视不够，评价不足，应该重新作出实事求是的公正的评价。”胡乔木表示同意，并报告了中共中央党史工作小组。6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瞿秋白就义50周年纪念会，杨尚昆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重要讲话。讲话中说：“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这表明中央对瞿秋白的历史进行了拨乱反正，这也有助于此后的学术研究和历史书写的开展。此外，在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中，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也鼓励开展实事求是的研究工作，从而纠正了此前在党史、新中国史叙述中的一些错误，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实事求是的原则，又有助于推动党史、新中国史编研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当代中国史研究》编辑
（责任编辑：刘 捷）
1982年，中共中央党史工作小组成立。在近20年里，小组成员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断完善自我，发挥各自所长，在集体领导下又各有分工，为党史、新中国史的编研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在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支持和指导下，党史、新中国史的经典著作顺利出版，全国党史、新中国史编研工作有序推进;党史、新中国史工作的地位不断提升，工作日益规范，一些重要的史实也得到了澄清，从而最终推动党史、新中国史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关键词]
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党史、新中国史;马克思主义史学
[中图分类号] D2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1）03-0025-10
随着中共党史研究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党史研究愈加成熟，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对中共党史史学史及史学理论展开讨论。有研究发现，改革开放的开启使得党史研究逐渐向学术化回归，这既得益于大的社会环境，得益于各学术研究机构（学术共同体）的努力，但更与中共中央的大力支持有直接关系，其中，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功不可没。然而，目前却鲜有研究论及这一小组，一些叙述对其名称与存在的时间也多存抵牾。事实上，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不但对党史工作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新中国史工作同样如此，其在组建之初就提出要加强党史、新中国史的编研工作，并开展了具体工作、提供了相应指导。有鉴于此，本文根据当事人文集、传记、回忆录等各类资料，对这一机构的名称及时间、成员构成及分工、所开展的工作、影响等方面展开讨论，揭示其在党史、新中国史工作中的重要意义。
一、名实之间：从中共中央党史工作小组到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
在既有叙述中，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有时也被称为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还有时候被称为中共中央党史工作小组，那么，三者究竟有多大的区别？是否像一些研究者叙述的那样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此外，这个机构存在了多长时间，其成员组成及分工如何，目前也并不清楚。因此，有必要对其名称、存在的时间、成员组成等进行梳理，以厘定相关史实。
（一）名称及时间：对中共中央党史工作小组与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史实的考订。2014年出版的《胡乔木传》中写道：“1982年4月離任（作者注：指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一职）后，作为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仍然指导该室和全国的党史研究。”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似乎成立于1982年，名称也是如此。但事实上，在对这个小组进行叙述时，既有中共中央党史工作小组，也有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还有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在时间上既有明确的划分，但更多时候还是笼统叙述。久而久之，这就造成了时间的模糊性和名称的混乱。这些既有叙述也是建立在包括当事人叙述的相应材料之上。1991年，胡乔木在撰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题记时提道：“在1988年8月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同样，薄一波也几次提到“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其中，1991年4月，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的前言中也提道，这本书的写作得到了“中央和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关心、指导”。这些亲历者的叙述都是可靠的材料支撑，但问题在于为何会造成这种现象，因此，需要回到历史现场对这种现象的形成做一番梳理。
不难发现，关于这个小组名称的差异主要在于“工作”二字，而其差异的关键就在于何时出现变化。与此同时，还需特别注意的是，这些叙述并未提及这个小组结束的时间。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龚育之在《党史札记》中两次对这个小组的历史有所回顾，其内容大致相当。在《关于党史教科书的审定》一文中，他提道：“1982年成立的党史工作小组于1988年3月改为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杨尚昆为组长，胡乔木、薄一波为副组长。”《我所知道的陆定一》一文则提道：“1982年2月成立党史工作小组，1988年3月改为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副组长胡乔木、薄一波，副组长后来又相继加上了邓力群、胡绳。再后来如何变化、现在情况如何，已经不清楚了。”结合前文，可以肯定的是，中共中央党史工作小组成立于1982年，而1988年3月改为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也可以基本肯定，但“再后来如何变化、现在情况如何”则需要进一步考察。
之所以可以基本肯定在1988年3月改为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除前文所提供的证据外，也还有其他证据。2007年薄一波去世后，《人民日报》刊登其生平，提道：“1988年3月，薄一波同志任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 从当时组织机构的调整工作中也可以找到证据。“1988年中央直属机构改革。8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组成新的中央党史研究室。1989年1月，中央书记处同意，党史研究室是直属中共中央的党史研究机构和党史工作部门，仍为正部级事业单位，实行主任负责制。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进行党史研究、编写党史、编辑、出版重要党史书刊……”让人疑惑的是，在1988年3月以后，为何薄一波、胡乔木等亲历者会给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加上“工作”二字，称之为“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笔者以为，这应该是其多年来在中共中央党史工作小组工作的习惯使然。
那么，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又是何时结束的呢？从目前所披露的资料来看，这个小组并未正式撤销，但有一个逐渐交接工作的过程。有研究发现，“党的十四大后，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新一轮的中共中央机构调整启动”，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作为“党中央12个议事协调性委员会和领导小组”之一被保留，其“具体事务由中央党史研究室承担”。1994年10月，中央直属机构再次进行机构改革，明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任务之一就包括“承担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具体事务，为中共中央解决有关党史的问题提供资料和意见，完成中共中央交办的党史方面的工作”。此后，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活动不断减少，至2001年后，便不再活动。据当代中国研究所原所长李力安回忆：“2001年初，当代所的体制有所变化，由初建时期直接隶属中央党史领导小组领导，行政事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代管，转而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这也进一步印证了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工作的结束。 （二）成员组成及分工。从1982年2月开始，从中共中央党史工作小组到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从胡乔木、薄一波、杨尚昆到后来新增的邓力群、胡绳，这个小组一直强调团结协作，共同做好党史、新中国史工作。在一些重大会议上，这些成员均会出席。如1990年3月8日至13日，薄一波、胡乔木、杨尚昆均出席了经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批准召开的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座谈会，并就党史工作提出了建议和期望。此外，在处理一些重要工作、在涉及个人回忆录等相关著述的编撰时，彼此也会不断交流、请益，力求工作万无一失。“1991年6月26日，胡乔木给党中央写报告，提出成立编写组写《回忆毛泽东》一书的计划。”“这个报告是写给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杨尚昆、薄一波、邓力群转报总书记江泽民、中办。”
在党史工作中，胡乔木理论功底强、学识渊博，故一直在这个小组中承担着重要的工作。据杨尚昆回忆：“党史、国史、军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我都同他商讨，求得合乎实际的认识，作出适当的处理。”《胡乔木传》对胡乔木做如下评价：“自1951年发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以后，胡乔木即以中共党史专家著称……可以说，从事和指导中共党史研究、编撰和宣传，是他毕生的事业，成为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胡乔木在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委员时为自己填写的学术职务，用的是四个字：‘党史学者’”。可见，胡乔木为党史工作的全身心付出。作为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一员，胡乔木既要做宏观上的指导，又做了大量细致性的工作。据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沙健孙回忆：“仅就我1986年底到研究室工作以后的情况来说，他找室的领导班子集体或单独找我个人谈党史工作，就不下二十次;每次谈话，他都提出有关党史工作的若干重要问题，并且常常发表一些独到的精辟的见解。”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党史工作机构外，胡乔木还十分注意加强新中国史工作。据杨尚昆回忆：“1990年夏天，他又同我和一波同志商量，把开展国史研究提上日程，向中央提议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请力群同志指导，一方面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即新中国史，以下不再一一注明——作者注），一方面为将来建立国史馆做准备。”由此可见，胡乔木在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中所承担的重任。
1994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胡绳增补为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承担了小组工作中的重要任务。其实，胡乔木1992年9月去世后，胡绳就已经肩负起党史工作的重担，接过了胡乔木此前的任务，在成为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后，这种角色更为明显。
1990年，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筹建当代中国研究所，此后，邓力群增补为小组副组长，主要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工作。“在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和邓力群指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门新学科从此进入了一个创立并逐步发展的新阶段。”其中，邓力群以建设当代中国研究所为中心，快马加鞭开展起新中国史工作。据李力安回忆：“力群同志投入精力最多的还是当代所的科研工作，也就是国史研究工作。在他亲自拟定的1991年工作计划中，制订了‘边建所，边开展研究工作’的指导方针。在这一精神的指引下，他一边领导建立、健全所内业务机构和制度建设工作，一边有计划地开展国史研究工作。”确实，在增补为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后，邓力群就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国史工作中。1990年12月1日至4日，当代中国研究所在西安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在研讨会上，邓力群就国史研究和编纂工作的意义、指导思想、研究范围和具体要求等问题发表了讲话。”此后，他更是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国史的编研工作中，为这项事业呕心沥血。
二、以史为鉴：党史、新中国史编研工作的有序开展
中共中央党史工作小组成立之初便注意到要加强党史、新中国史研究，并着手编写党史、新中国史史书。与此同时，从中共中央党史工作小组到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一直强调对党史、新中国史编研工作的指导，从而为党史、新中国史工作的良好开展奠定了基础。
（一）编写党史、新中国史，开展党史、新中国史研究。
1.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后修订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一直尝试写一本完整的党史史书，但终未进行。1980年1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胡乔木任主任。到任不久，他就提出编写一部大型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任务。 胡乔木凭借深厚的党史理论功底和所积累的大量写作经验，为这本书的编写提供了很好的指导。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黨史领导小组也对此书的写作给予了高度关注和支持。正如此书在正式出版的后记中所写：“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关心本书的编写，小组副组长胡乔木同志审阅过部分书稿，并就党史编写原则和书稿内容多次给予指导。”《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成功出版，奠定了中共党史历史书写的重要范本，为此后的党的史书编撰打下了基础。据《人民日报》1991年6月24日报道：“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出版部门近几年积极编写出版有关新书。据不完全统计，这方面的选题目前已超过300种，从今年初开始陆续与读者见面。在这批新书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引人注目。党史党建方面的研究专著、丛书中，最突出的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它的出版，将向读者提供一个具有权威性的中共党史版本。”
《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即《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同年稍晚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也与前者一样，成为党史史书上的双峰，为此后的党史书写提供了范本。当《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刚出版时，就有学者指出：“如果可以把195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看作是中国共产党建国执政后中共党史学的开创之作，那么1991年问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则以其同样意义而成为新时期党史学的良好开端。”截至2012年，“这部著作在国内发行近800万册，是迄今为止发行量最大的党史著作，对推动党史教学、研究和宣传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从编写到出版也同样凝聚着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心血。 1990年3月8日至13日，在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上，薄一波、杨尚昆等先后提出要尽快写出一部完整的党史。所谓完整，即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当时的党史。不过，编写一部时间跨度大、内容丰富的党史著作，这对于编写者来说无疑是一项严峻的挑战。为此，胡乔木把这项工作抓得很紧。会后，胡乔木“立刻布置党史研究室草拟出一份写作《七十年》的提纲。4月20日，他看了提纲后说：对历史要有一个观察点，发表评论要有个思路……1990年8月27日，胡乔木又邀几个人来谈《七十年》这部书，邓力群、胡绳都参加了”。在确定提纲后，由胡绳统领此书的编写工作。1991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开会讨论此书，参加的有杨尚昆、胡乔木、邓力群、胡绳。胡绳在会上详细地报告了此书的“编写经过、一些重要问题是怎样处理的、存在的不足”，“他报告时，胡乔木作了多次插话，主要是讲一些人和重要事件如何表述。报告完后，邓力群、杨尚昆先后发言，对这本书作了肯定。胡乔木接着提出：我现在虽然写封信都很困难，但我愿意为这本书写个题记，表示对这本书负责”。1991年9月7日，《人民日报》第4版刊登了胡乔木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撰写的题记。胡乔木在题记中对此书撰写的前后经过予以记叙，表示“它正好是大家盼望已久的一部中等篇幅的内容比较完善而完整的党史”。
1991年8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10月8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座谈会。会上，胡乔木指出：“这两部书的成功，同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指导、督促和关心分不开。”
2.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1978年1月11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制订科研计划和规划的动员会上指出：“现代历史，我们已经有了鸦片战争以后的，民国以后的，以至五四以来的历史研究，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现在还没有着手认真地进行研究，要赶快着手研究。”如前所述，开展新中国史研究，编写新中国史，也成为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一项重要工作。1990年12月，邓力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上指出：“编纂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广大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迫切任务。”他进一步要求：“广大理论工作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大力收集和整理有关的各种文献、资料和信息，联系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编纂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由此可见，邓力群对编写、研究新中国史的迫切性、必要性和可操作性都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解答。此后，当代中国研究所也将编写新中国史作为重要任务。2012年国庆前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顺利出版。此时，“力群同志已卧病在床，身边同志将样书送给他，他将书稿贴在脸颊上，反复抚摸，潸然泪下。其情其景，令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由此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的编写始终是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一项重要工作，更是中共中央交付的一项光荣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的正式出版，也标志着党史、新中国史编研工作双星闪耀，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3.撰写回忆录等著述。作为党和国家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成员通过多种方式撰写了自己的回忆录等著述，将亲身经历传之后世。而这项工作，既与他们个人的辛勤付出有直接关系，但同时也离不开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成员之间的互相帮助和支持。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的前言中回忆，他的这部书稿得到了“中央和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关心、指导”。确实，在薄一波撰写此书的过程中，邓力群等人也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1991年3月31日，薄一波在给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秘书长、薄一波著作编写组负责人陈威的信中便提道：“力群说改的地方，照改。我批注就不能一一说了。”这就说明，他们一人的回忆录撰写凝聚着整个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心血，这既反映了他们对党史、新中国史工作高度负责的态度，也说明他们对待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工作的一丝不苟。这在其他回忆录中也有很明显地体现。经过他们的努力，在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大力支持下，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七十年奋斗与思考》等著作、胡乔木的遗著《回忆毛泽东》、杨尚昆的《追忆领袖战友同志》等著作顺利出版。这些回忆性质的著作披露了大量史实，对一些历史事件的关键环节进行了钩沉，成为研究党史、新中国史必引的经典文献。
（二）指导党史、新中国史编研工作有序开展。在主持编写党史、新中国史著作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党史工作小组、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都强调对编写党史、新中国史的指导。一方面，要求各地征集资料，做好党史的编撰工作，另一方面，也要求开展好新中国史的编撰工作。尤其是在涉及重要议题、重大题材方面，更需要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进行把关、指导。
在党史编撰方面，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对党史编撰的具体工作提出了相应要求。其中，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这种指导还较为具体。例如，1984年12月11日，杨尚昆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革命烈士传》编委会召开的第三次编辑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为革命烈士立传意义重大，没有人物的活动就没有历史。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写传记，对立传的烈士作出公正的评价，既不能夸大他们的作用，也不能抹煞他们的功绩。”到20世纪90年代后，这种指导更为宏观而具有引领性，集中体现在几次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1990年3月8日，在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上，胡乔木等人都对党史编研工作提出了宏观而具体的指导意见。胡乔木强调：“对党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和研究工作要进一步深入、精密化，充分占有、利用一切可靠的史料，搞清历史真相和来龙去脉，写出内容翔实、有说服力、吸引力、战斗力的历史论著。”由此可见，胡乔木等人对党史编研工作求真务实的态度。
为进一步做好社会主义时期党史资料的征編和课题研究工作，此后几次全国党史工作会议均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和指导。1993年4月，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会议将“加强社会主义时期党史资料征编和专题研究工作”作为主要议题和此后党史部门的主要任务提了出来。同时，还制订了《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资料征集、编纂的第一批选题》。这个选题规划，包括全国性的选题28个，地方选题73个。 在听取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指示精神后，各地一方面对会议精神进行了传达和学习，另一方面也抓紧时间开展党史资料的征集、编研工作。例如，1990年4月24日，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郎冠英在北京市党史工作会议上传达了中央会议精神，并在会上确定将北京党史工作重点“由以征集、整理、编纂资料为主，转变到以研究为核心，把征集、整理、编纂、研究四个方面的工作融为一体”。在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关心、指导下，大批党史资料集、工具书、著作出版发行。例如，新中国成立前的18册《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以及《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等大型工具书的出版，均得到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重视和指导。
如前所述，在几次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均强调要加强对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编研，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党史和新中国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局面。对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编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新中国史的编研，而对新中国史的编研同样也是与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编研的互动。《当代中国》丛书的编写，便得到了中共中央党史工作小组的大力支持，邓力群出任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后，这项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还对新中国史的编研工作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和指导。1990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就此后的新中国史研究和编纂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设想和要求：“抓紧把《当代中国》丛书编好、出齐;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凡已出版《当代中国》丛书行业卷或地方卷的，应尽快开展国史有关专题或地方简史的研究和编纂;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各部门、各地区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配合国史研究和编纂任务，确定和承担一批研究项目及具体课题;由国家教委选定若干高等院校编写国史通用教材和有关参考资料，并拟议编写中等学校及初等學校使用的通用教材;请有关军事院校根据军队实际需要，进一步编好国史教材，以便在全军进行教育。”此后，新中国史的编研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也对这项工作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和指导。
除在召开的全国党史工作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工作会议上提出指导意见外，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还通过各类学术会议对党史、新中国史的研究提供具体指导。一方面，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针对党史人物研究提出了科学的指导意见。例如，1989年10月29日，胡乔木代表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参加李大钊研究学术讨论会，他在发言中高度评价了李大钊的丰功伟绩，同时还就党史人物研究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像李大钊这样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们的历史本身，就是党的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应当联系当时的历史环境对他们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作出客观的评价。我们越是实事求是地评价党史上的人物，越是如实地写出他们的思想、活动及其特点，我们的党史就越是真实、生动，越是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另一方面，就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史实等问题的研究，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也在不同的场合提出了殷切希望和具体指导。例如，薄一波在给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贺信中指出：“我国的史学家和理论工作者，在对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中，要特别重视对党的历史经验的研究和总结，写出史料翔实，立意新颖，无愧于我们时代的科学巨著。”这些科学的论断和实事求是的指导方法，既体现了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孜孜矻矻的工作作风，更体现了他们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党史、新中国史研究的踏实学风。
三、垂范后世：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对党史、新中国史工作的重要影响
从1982年到2001年，从中共中央党史工作小组到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这个小组成为中共中央在党史、新中国史工作中的重要助手。这个小组通过大量工作加强了对党史、新中国史工作的领导，既提升了党史、新中国史编研工作的地位，又有助于编研工作的规范，还对一些史实予以澄清，从而最终有力地推动了党史、新中国史编研工作不断向前发展。
（一）提升并巩固了党史、新中国史编研工作在党的工作中的重要地位，有助于贯彻中央各项精神。中共中央党史工作小组自成立之日起就代表中共中央负责党史工作，“人选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确定”，是中共中央在党史工作中的得力助手。这也可以从1982年5月2日，胡乔木在给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宦乡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胡乔木在信中指出：“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史》……请提出具体意见后直接写信给我和尚昆、一波同志（中央党史工作小组），不要写信给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那样就无人答复了。”从中共中央党史工作小组到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这个小组的角色和任务基本上没有变化，为中共中央做好在党史、新中国史领域的领导工作，对于提升党史、新中国史工作的地位具有重要作用，也有助于贯彻中央各项精神。
“胡乔木认为党史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党的其他思想工作一样，是为着支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因此，不能把党史工作看成是平静的、书斋里的事业，它是在思想斗争最前线的一项战斗性的工作。”因此，1990年3月，胡乔木在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上所提出的六条建议中，第一条便是“认清党史工作的战斗性”。在这次会议上，杨尚昆也提出：“希望各级党委要重视和加强对党史工作的领导。要注意培养一批年轻同志，使我们的党史工作兴旺发达。”对于新中国史的编研工作也同样如此。1990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上也强调：“开展当代中国史的研究，系统地深刻地总结中国人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一项重要的工作”，“这项工作与当前现实联系密切，可以为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历史借鉴，也可以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丰富生动的历史教材”。
针对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指示和要求，各地党史工作部门均予以高度重视，并将其落到实处。例如，1994年12月22日，时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务副书记的宋宝瑞在传达同年11月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精神时指出，“党中央和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要充分认识党史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各地要“切实加强对党史工作的领导”，“从本地实际出发，认真做好‘健全机构、稳定队伍、充实力量、提高素质’工作，认真改变个别地方重视不够，领导不力的状况”。 对于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工作，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给予高度评价，这无疑也进一步提高了党史、新中国史工作的地位，有利于更好地贯彻中央的各项精神。1994年11月21日，胡锦涛在出席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时发表讲话，指出：“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党史工作和对党的历史经验的研究，把它视为关系党的巩固、发展和人民事业取得胜利的一项重要工作。”“十多年来，在党中央、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和军队、地方许多老同志及各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各级党史部门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基本上完成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历史资料的征集和党史编纂的任务，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研究和编纂工作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二）有助于规范党史、新中国史编研工作，加强了党史、新中国史的综合研究。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对党史、新中国史的编研工作提出相应的要求，这也有助于规范党史、新中国史的编研工作，更有助于对党史、新中国史开展综合研究。
其一，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成员均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工作经验，对党史、新中国史的编研工作提出了相应的理论指导。前文已述及，胡乔木强调了党史工作的战斗性，他同时又强调了党史工作的科学性，从而形成了胡乔木关于党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对此，《胡乔木传》归纳为五点：“研究党史要注意四面八方”，“这样注意了四面八方写出来的党史，才能不只是一线一面，而是立体的”;“要详细地占有材料，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要搞清楚理论问题，通过党史表述这些理论”;“要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认识、评论和解释党史上的问题，作出从历史到逻辑的总结”;“要写得脉络清楚，生动感人，既有学术价值，又有阅读价值”。这些关于党史研究与书写的理论方法涵盖了党史编研工作的方方面面，在这之下又有一些具体展开，从而对开展党史编研工作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除胡乔木外，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其他成员也对党史、新中国史的编研工作提出了相应的理论指导。对于如何开展新中国史研究，邓力群指出：“研究和编纂国史，离不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文献资料的指导。新中国的历史是全面发展的历史，应当全面地研究，更要学习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方法论，掌握理论武器。同时，还要花点时间学习历史科学，做到历史的实证科学研究方法和理论的逻辑思维方法的结合，达到历史的和逻辑的统一。”这些理论方法的提出，对于规范党史、新中国史的编研工作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二，在指导党史、新中国史工作包括编写党史、新中国史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也适时提出相应的要求，从而有助于规范全国党史、新中国史工作的开展。1994年11月，胡绳在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上提出：“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包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和以后党史的目的，是论证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路线在总体上的正确性，同时也是论证在中国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难性。”这其实也是要求各地做好党史、新中国史的综合研究，回答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所面临的理论问题。此外，对于一些党史、新中国史中的重要内容，对于出版物的审定等，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据龚育之回忆，以前党史的出版均由中央批准，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國共产党的七十年》的出版，都是经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批准，是以“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名义出版的，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出来的党史书稿审定的现行的模式。其实，在编写、审定党史、新中国史书籍的过程中，无疑也有助于规范党史、新中国史编写。
其三，经典党史、新中国史著作的成功出版，为全国各地类似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可供遵循的范本。1991年10月8日，胡乔木抱病出席《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座谈会。胡乔木在会上指出：“这两本书的成功，表明我们的学术界、理论界有工作能力，还可以同样写出更多的好书来。”这说明，经典马克思主义党史著作的成功出版，为此后的编研工作提供了范本，有助于进一步开展相应工作。2010年7月，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在《光明日报》撰文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这3部大书，如同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一样，将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镇室之作。确实，这些典范之作具有重要的垂范作用，对规范党史编研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样，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成员个人著述的出版也具有这种意义。
（三）对党史、新中国史中的诸多问题进行拨乱反正，为党史、新中国史的编研、教育提供了学术支持。胡乔木要求党史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因此，他在指导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等大型党史书籍时，要求要把这些问题写清楚。据沙健孙回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对于像古田会议的背景、中央苏区肃清‘AB团’、‘社会民主党’和富田事变、百团大战、延安审干和‘抢救’运动、1947年土地会议、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抗战胜利前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等等这样一些有争议的、比较敏感的问题”，胡乔木都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书中最终对这些史实予以了澄清，有些还是胡乔木亲自加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后，有论者指出此书“最大特色是对近年国内外有关著作中多次涉及并有种种误传的几个党史上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客观的论述和公允的评价”。
除在编写党史著作的过程中对一些史实予以还原外，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还对一些党史人物、事件进行了澄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实事求是的重要原则。1985年春，《瞿秋白文集》编辑组长温济泽代表文集编辑组向胡乔木汇报工作情况，指出：“过去我们对瞿秋白这样一位探讨中国革命理论和革命道路的先行者似乎重视不够，评价不足，应该重新作出实事求是的公正的评价。”胡乔木表示同意，并报告了中共中央党史工作小组。6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瞿秋白就义50周年纪念会，杨尚昆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重要讲话。讲话中说：“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这表明中央对瞿秋白的历史进行了拨乱反正，这也有助于此后的学术研究和历史书写的开展。此外，在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中，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也鼓励开展实事求是的研究工作，从而纠正了此前在党史、新中国史叙述中的一些错误，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实事求是的原则，又有助于推动党史、新中国史编研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当代中国史研究》编辑
（责任编辑：刘 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