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3年入学的广州中山医学院六年制大学生.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国家停止了高考,大学不再招生;66届至71届的6届大学生也都没有毕业分配,全部留在学校参加“文革”运动.直到1968年,高校开展“斗、批、改”,实行“复课闹革命”,68届以前的大学生才陆续毕业分配到农村或军垦农场去“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同时,又不经考试直接“推荐入学”了一批“工农兵学员”,推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也许是为了有别于那些“新大学生”,我们原来的在校生被称作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社会上把我们归为“旧教育制度的牺牲品,新教育制度的试验品,社会上的处理品”,在当时的社会分层里列入了“臭老九”的队伍(即那个年头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五类分子”,以及“文革”中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臭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排行“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