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音乐节对于一座城的社会功能，不仅体现在经济效能上，也体现在精神引领上
“地表好像在震动，太‘躁’了！”在南京就读研究生的杨杰（化名）在2017年太湖迷笛音乐节现场发了条朋友圈，照片上是他和一位新结识的朋友笑容灿烂的合影：“明年迷笛再约起来。”
迷笛音乐节是北京迷笛音乐学校于2000年创办的中国第一个原创音乐节，也是目前国内最知名的音乐节品牌之一。
对中国乐迷来说，每年5月和10月都会迎来盛大的节日，大大小小的音乐节吸引着他们呼朋引伴、精心打扮，奔赴到各个城市的音乐节现场。
道略音乐产业研究院的数据表明，2012年全国共有89场音乐节，2017年5月的战绩已经达到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一，音乐节的蔓延之势不可谓不迅猛。
为何全国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向音乐节抛出橄榄枝？音乐节对于一个城市以及那里的人们到底有着怎样的意义？
显然，青年人已成为当下文娱消费的主力军，他们每年对音乐节的朝圣，正不断推动城市文化空间的塑造与拓展。
“一個城市有音乐节，这个城市就会更有活力。”迷笛演出有限公司CEO单蔚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走出大城市，向全国蔓延
国内音乐节从十余年前开始起步，2007年以来数量逐年上涨，2016年突破了200场。除场次越来越多、观众规模稳定增长外，也涌现出了越来越多新的举办城市。
从城市的层级上来讲，音乐节在全国蔓延的脉络比较清晰。自2010年开始，音乐节逐渐走出北京和上海市场，向二三线城市下沉并渐入佳境。
越来越多的二三线城市向音乐节抛出了橄榄枝。道略音乐产业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16年二三线城市音乐节有115台，同比增长91.7%，2016年新增的63台音乐节中，有28台演出在二三线城市举办，占比为44.4%。
2016年9月，湖北省利川市腾龙洞景区举办了腾龙洞迷笛音乐节。适逢利川市建市30周年，对于当地政府来说，迷笛音乐节的入驻一方面能够作为景区营销拉动旅游产业增长，另一方面也是打造本地文化品牌的难得机遇，因此成为非常重要的助推项目。
“很多二三线城市此前没有太多文化项目，但又都有促进旅游和文化产业的需求，还有景区营销需求。”单蔚说，“所以音乐节的蔓延不只是企业诉求，也是各个城市的诉求。”
在二三线城市，新近出现的音乐节往往与当地大型活动相联合，设置其他艺术展示和休闲活动，以期带动地方特色旅游。比如在山东省滨州市阳信县举办的水韵梨香国际音乐节便和当地已举办28届的梨花会牵手，哈尔滨的夏季音乐节则常年和啤酒节共同举办。
从经济效益上讲，音乐演出市场的蓬勃，使得不少二三线城市将举办音乐节作为产业转型的路径。单蔚表示：“苏州有很多工业园区，但文化资源也要合理利用，音乐节是一个无烟环保的产业，其效益是长期的。”
一个背景是，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决定。而在2017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中，又首次将“音乐产业发展”列入“重大文化产业工程”中。
北京草莓音乐节上兴奋的观众
音乐节对于一座城的社会功能不仅体现在经济效能上。深圳国际爵士音乐节、明天音乐节的策划人滕斐将音乐节比作“烟火”：“打出来的时候能让远处的城市和人群知道那里在放烟火，通过烟火了解到这个城市的幸福程度。”
“城市的主角不是房子和汽车，而应该是人的生活和美的共存，否则压力巨大的城市生活会使人失去方向。”滕斐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这个意义上，音乐节对城市来说具有精神引领的作用。
当一座城市的居民在音乐节中感受城市，其文化归属感更浓，位于保定的大激店世界音乐节在活动现场设置了匠人手工艺展区、非遗展演等活动，迷笛音乐节则为各地的传统音乐设置舞台，以期介绍当地文化。
对一座城市陌生的外地观众、国际音乐人来说，音乐节是了解这座城市风貌的媒介。
自2002年第三届迷笛音乐节开始，日本资深音乐人足立拓男便经常游走于中国的音乐节现场进行演出和观察。如今，足立拓男对四川的火锅、张北的蒙古包如数家珍，甚至也看到了厦门和武汉交通设施的改变：“音乐节演出结束后，我常带着日本音乐人坐各地的公交车，去了解一座城市。”
通过音乐节打造城市品牌，在单蔚看来，张北是国内典型的案例：“最初谁知道张北？但做了这么多年音乐节，全国乐迷都知道了这里。世界上不少著名的音乐节都起步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最后我们提到那座城，就会想起这里的音乐节。”
“往南方开”
根据《瞭望东方周刊》的整理，国内音乐节另一个明显的蔓延趋势是“往南方开”。2017年5月的31场音乐节中，有21场在南方城市举办。
观察南方的前三甲战绩：上海和广东省各5场，江苏省3场，浙江省和四川省各2场。这佐证了单蔚的观点：“整体而言，沿海省市更多。”
南方城市为何能成为音乐节的重镇？
足立拓男认为，音乐节的举办城市要具备三个基本标准：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和环境到位、本地文化资源丰厚。
在这些方面，南方城市具有相对优势。单蔚举太湖迷笛的举办地苏州为例：“交通四通八达，对于外地乐迷来说便于高铁出行;本地具有很好的文化氛围，周围还有国学小镇，旅游资源丰厚。”
其实，要具备足立拓男所说的三个标准，必须有一定地域经济条件作支撑。豆瓣音乐主编许波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南方沿海地区的经济基础普遍优于北方，这也许是构成当今音乐节“南多北少”局面的决定性因素：“北方城市的活力和人们的可支配财产可能不如南方。” “当北方具有最大消费能力的北京市场明显萎缩后，把活动放到河北等地，又发现消费规模有限，政府的资金支持也有限。”许波说。
涉及音乐节的一个老话题是“审批不易”。北京虽为音乐节发祥地，但多位受访对象都对本刊记者表示，近年来要通过北京大型活动审批环节不是一件易事。于是，2017年5月北京举办的6场音乐节中，4场为规模较小的室内音乐节，1场在体育场举行，仅有长城跑音乐节确定为户外音乐节。
在和安全管理部门打交道的过程中，单蔚发现，重要的是彼此持续沟通、交流经验。在迷笛音乐节进驻太湖边的四年里，迷笛团队和苏州市公安局十分明确“安全第一”的共识，2017年单蔚将一本刚刚翻译出版的《英国大型活动管理指南》分享给管理部门，其中根据不同的场地、人数细化了1000多条活动管理标准。
“很多应对措施可能主管部门也没有想到。所以主办方要和主管部门互相传递信息，整合经验，二者都有必要走出‘管理与被管理’的误区，因为安全问题不仅是政府要考虑的，也关系到企业成败。”单蔚说。
也有业内人士分析，北方尤其是西北，有望成为未来音乐节国庆档期的重点市场。
根据国家旅游局2016年发布的数据，西北丝路沿线省份游客及旅游收入增长都超过20%，超过全國多数省份，受“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影响，西北旅游线路渐渐成为国庆旅游热点线路，在沿途城市举办音乐节，是增长红利的巨大机遇。
不同的城市需求不同
举办音乐节，还要考虑不同城市的不同需求。
一方面，在移动互联网和数字音乐兴起的时代，音乐市场的地域壁垒正逐渐消融，任何城市都有大量的音乐爱好者，尤以大学生为主力，其在音乐品类上的选择也具有多元化特质。
另一方面，不同城市又的确具有一些鲜明的地方音乐资源。
孕育出“迷笛”“草莓”两大音乐节品牌的北京，可谓音乐节的发祥地，活跃着大量的摇滚乐队、乐迷;武汉曾在20世纪90年代孕育了一批朋克乐队;成都和丽江近年来已是城市民谣的“灵感之城”;西安聚合了大批具有西北本地特色的独立音乐人……
由此，音乐节进驻不同城市时要结合本地音乐资源。单蔚提供了迷笛音乐节的经验：“我们在各个城市落地时，除了迷笛品牌模式的复制性，也比较注重各地的乐队资源，让这些乐队在自己的家乡演出。”
不同城市的文化脉络，也使得它们具有一定的主要音乐品类爱好，形成了独特音乐性格，从而培育了垂直类音乐节土壤。
上海是最典型的例子。近代的商业文明发展、开埠以来国际文化的涌入，让上海从20世纪起就具有鲜明的“布尔乔亚”式文化爱好特征，也让这里成为如今爵士音乐节的大本营。
上海市静安区的金字招牌之一就是开办已逾12年的爵士春天音乐节。静安区作为百乐门文化发祥地，曾诞生上海第一支爵士乐队，多元化和国际化的文化氛围让静安区意识到，轻柔温和、洋气十足的爵士音乐节完全适合在此落地。
以静安寺商圈为主的爵士音乐节户外演出，充分利用了南京西路公园、广场、高端商厦的地域优势，既让市民感受了音乐魅力与休闲的乐趣，又带动了节日期间沿街商业的繁荣。
爵士春天音乐节的现场是春风、草地，“老人、孩子将爵士当作轻音乐、伴奏乐来听，很有序。”静安区文化局相关负责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从演奏者到观众，“都呈现出和谐温柔的状态，体现了静安的文明素质和修养。”
一种生活方式
伴随市场化的历练，如今许多音乐节团队已经具备了愈发专业化的经营意识，这种意识部分体现在多元模式与概念创新上。
如今，音乐节正在向打造“全新生活方式”的方向迈进，一个例子是，越来越多的音乐节都把创意市集作为了标配。
早在2013年音乐节市场渐渐抬头时，国家音乐产业基地厦门园区负责人陈小桐曾表示：“很多城市举办音乐节都弄成了‘晚会’，形式死板，没有互动。”他认为音乐节除音乐外，“更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态度，可以加入时下流行的动漫、健身、美食等。”
上海的简单生活节将文创与音乐相结合，它倡导一种时尚又务实的生活方式。简单生活节创始人张培仁曾表示：“创意本身也可以是一个节，不一定以音乐为主。”
2017年的“上海超级草莓”和网易云音乐合作，在市集上售卖独家定制的野餐垫、雨衣、毛巾等周边产品。据悉，摩登天空还有意在未来创办独立创意市集品牌Strawberry Market。
5月18日到21日，由豆瓣主办的潮潮音乐周，和豆瓣一贯“小而美”的风格相一致，采用室内形式。在三层的场地“糖果”内，二层空间被打造成容纳40余个摊位的创意市集，同时举办各类电子音乐相关的沙龙讲座。
“城市生活是具有多元化特质的，城市人在日常生活中想找到有音乐的环境进行社交，音乐节就成为一种新的城市生活方式，无论是类别还是形式上，都将体现这种多元性。”许波说。
基于对音乐节人群体验的重视，配套设施的齐备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杨杰在大学本科期间就曾参加过迷笛音乐节。“迷笛的现场是热烈的，充满汗味儿的。”他对本刊记者说，“不过那时迷笛的现场体验做得比较粗糙豪放，我们一般要做好吃苦和满身泥泞的准备，现在体验明显更好了，比较贴心、人性化。”
这是迷笛音乐节入驻苏州吴江区七都镇太湖边的第四年，除了露营区扩大了3倍、充电处和休息处更多外，还设置了更多移动卫生间，并增加女性卫生间数量。
在2017年春节前，新增设的露营区还是一个以前遗留下的马场，春季到来之前，迷笛团队将硬化地面重新铺设草坪，撒下草籽，5月到来时草已经长了起来。与此同时，露营区的上下水设施、淋浴房和卫生间建设也已做好。
“今年的太湖迷笛已经越来越接近我们心中音乐节理想的样子。”单蔚说，“从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商业合作伙伴、参与的艺人到现场观众，都和我们一起齐心合力地创造了我们共同追求的氛围和体验。”
不能靠“一夜经济”
虽然音乐节在各地城市政府的支持下大有遍地开花之势，不过单蔚觉得，从最初的京沪转到二三线城市来，音乐节也面临着地域性壁垒。
这种壁垒更多是从品牌赞助的角度而言。二三线城市虽然也有本地品牌参与音乐节赞助，但一些著名品牌公司往往驻扎在一线城市，对于规模较小的二三线市场最初会持观望态度，而配合音乐节商业赞助的工作人员对二三线城市也较为缺乏经验。
这意味着音乐节必须在一座城市开拓出市场，树立长期的口碑，方能吸引更多一线城市著名品牌的资金投入。
目前，迷笛音乐节已经和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达成了14年的战略协议，将原格林乡村公园改造为太湖迷笛营。
长期扎根的另一好处是，主办方和政府主管部门的合作更为默契。连续两年以50%速度增长的观众人次，以及零事故的成绩，让迷笛与苏州之间有了更高的信任度。
另外，由主办方直接经营场地，也使得音乐节现场营地的设施设备筹办效率更高。“免去了一些审批环节和不定性因素，在与主管部门沟通后，就能很快办好。”单蔚说，像铺设草坪这种事需要演出前几个月就做好，如果是首次和当地政府合作，审批过程就不短，等着手做时可能就来不及了。
除企业和政府长期合作的形式外，也有文创园区长期打造本地音乐节品牌的案例。
深圳华侨城文化创意产业园2017年已是第四次举办明天音乐节，深圳华侨城文化创意产业园副总经理张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深圳不是旅游型城市，但城市文化是非常包容的，园区主办音乐节的定位不是赚钱，而是为了孵化和培育园区的创作和艺术氛围。”
如今的音乐节市场，不乏想赚快钱的拼盘式音乐节，但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一个城市的音乐节品牌绝非“一夜经济”所能塑造。
“重要的是建设一个文化品牌。现在有很多搅局者，‘明年北上广，后年全中国’，太可笑。”爵士上海音乐节、爵士春天音乐节创办人任宇清对本刊记者说，“资本推动下产生了虚火，当音乐节变成大拼盘，这还是音乐节吗？”
“地表好像在震动，太‘躁’了！”在南京就读研究生的杨杰（化名）在2017年太湖迷笛音乐节现场发了条朋友圈，照片上是他和一位新结识的朋友笑容灿烂的合影：“明年迷笛再约起来。”
迷笛音乐节是北京迷笛音乐学校于2000年创办的中国第一个原创音乐节，也是目前国内最知名的音乐节品牌之一。
对中国乐迷来说，每年5月和10月都会迎来盛大的节日，大大小小的音乐节吸引着他们呼朋引伴、精心打扮，奔赴到各个城市的音乐节现场。
道略音乐产业研究院的数据表明，2012年全国共有89场音乐节，2017年5月的战绩已经达到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一，音乐节的蔓延之势不可谓不迅猛。
为何全国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向音乐节抛出橄榄枝？音乐节对于一个城市以及那里的人们到底有着怎样的意义？
显然，青年人已成为当下文娱消费的主力军，他们每年对音乐节的朝圣，正不断推动城市文化空间的塑造与拓展。
“一個城市有音乐节，这个城市就会更有活力。”迷笛演出有限公司CEO单蔚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走出大城市，向全国蔓延
国内音乐节从十余年前开始起步，2007年以来数量逐年上涨，2016年突破了200场。除场次越来越多、观众规模稳定增长外，也涌现出了越来越多新的举办城市。
从城市的层级上来讲，音乐节在全国蔓延的脉络比较清晰。自2010年开始，音乐节逐渐走出北京和上海市场，向二三线城市下沉并渐入佳境。
越来越多的二三线城市向音乐节抛出了橄榄枝。道略音乐产业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16年二三线城市音乐节有115台，同比增长91.7%，2016年新增的63台音乐节中，有28台演出在二三线城市举办，占比为44.4%。
2016年9月，湖北省利川市腾龙洞景区举办了腾龙洞迷笛音乐节。适逢利川市建市30周年，对于当地政府来说，迷笛音乐节的入驻一方面能够作为景区营销拉动旅游产业增长，另一方面也是打造本地文化品牌的难得机遇，因此成为非常重要的助推项目。
“很多二三线城市此前没有太多文化项目，但又都有促进旅游和文化产业的需求，还有景区营销需求。”单蔚说，“所以音乐节的蔓延不只是企业诉求，也是各个城市的诉求。”
在二三线城市，新近出现的音乐节往往与当地大型活动相联合，设置其他艺术展示和休闲活动，以期带动地方特色旅游。比如在山东省滨州市阳信县举办的水韵梨香国际音乐节便和当地已举办28届的梨花会牵手，哈尔滨的夏季音乐节则常年和啤酒节共同举办。
从经济效益上讲，音乐演出市场的蓬勃，使得不少二三线城市将举办音乐节作为产业转型的路径。单蔚表示：“苏州有很多工业园区，但文化资源也要合理利用，音乐节是一个无烟环保的产业，其效益是长期的。”
一个背景是，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决定。而在2017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中，又首次将“音乐产业发展”列入“重大文化产业工程”中。
音乐节对于一座城的社会功能不仅体现在经济效能上。深圳国际爵士音乐节、明天音乐节的策划人滕斐将音乐节比作“烟火”：“打出来的时候能让远处的城市和人群知道那里在放烟火，通过烟火了解到这个城市的幸福程度。”
“城市的主角不是房子和汽车，而应该是人的生活和美的共存，否则压力巨大的城市生活会使人失去方向。”滕斐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这个意义上，音乐节对城市来说具有精神引领的作用。
当一座城市的居民在音乐节中感受城市，其文化归属感更浓，位于保定的大激店世界音乐节在活动现场设置了匠人手工艺展区、非遗展演等活动，迷笛音乐节则为各地的传统音乐设置舞台，以期介绍当地文化。
对一座城市陌生的外地观众、国际音乐人来说，音乐节是了解这座城市风貌的媒介。
自2002年第三届迷笛音乐节开始，日本资深音乐人足立拓男便经常游走于中国的音乐节现场进行演出和观察。如今，足立拓男对四川的火锅、张北的蒙古包如数家珍，甚至也看到了厦门和武汉交通设施的改变：“音乐节演出结束后，我常带着日本音乐人坐各地的公交车，去了解一座城市。”
通过音乐节打造城市品牌，在单蔚看来，张北是国内典型的案例：“最初谁知道张北？但做了这么多年音乐节，全国乐迷都知道了这里。世界上不少著名的音乐节都起步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最后我们提到那座城，就会想起这里的音乐节。”
“往南方开”
根据《瞭望东方周刊》的整理，国内音乐节另一个明显的蔓延趋势是“往南方开”。2017年5月的31场音乐节中，有21场在南方城市举办。
观察南方的前三甲战绩：上海和广东省各5场，江苏省3场，浙江省和四川省各2场。这佐证了单蔚的观点：“整体而言，沿海省市更多。”
南方城市为何能成为音乐节的重镇？
足立拓男认为，音乐节的举办城市要具备三个基本标准：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和环境到位、本地文化资源丰厚。
在这些方面，南方城市具有相对优势。单蔚举太湖迷笛的举办地苏州为例：“交通四通八达，对于外地乐迷来说便于高铁出行;本地具有很好的文化氛围，周围还有国学小镇，旅游资源丰厚。”
其实，要具备足立拓男所说的三个标准，必须有一定地域经济条件作支撑。豆瓣音乐主编许波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南方沿海地区的经济基础普遍优于北方，这也许是构成当今音乐节“南多北少”局面的决定性因素：“北方城市的活力和人们的可支配财产可能不如南方。” “当北方具有最大消费能力的北京市场明显萎缩后，把活动放到河北等地，又发现消费规模有限，政府的资金支持也有限。”许波说。
涉及音乐节的一个老话题是“审批不易”。北京虽为音乐节发祥地，但多位受访对象都对本刊记者表示，近年来要通过北京大型活动审批环节不是一件易事。于是，2017年5月北京举办的6场音乐节中，4场为规模较小的室内音乐节，1场在体育场举行，仅有长城跑音乐节确定为户外音乐节。
在和安全管理部门打交道的过程中，单蔚发现，重要的是彼此持续沟通、交流经验。在迷笛音乐节进驻太湖边的四年里，迷笛团队和苏州市公安局十分明确“安全第一”的共识，2017年单蔚将一本刚刚翻译出版的《英国大型活动管理指南》分享给管理部门，其中根据不同的场地、人数细化了1000多条活动管理标准。
“很多应对措施可能主管部门也没有想到。所以主办方要和主管部门互相传递信息，整合经验，二者都有必要走出‘管理与被管理’的误区，因为安全问题不仅是政府要考虑的，也关系到企业成败。”单蔚说。
也有业内人士分析，北方尤其是西北，有望成为未来音乐节国庆档期的重点市场。
根据国家旅游局2016年发布的数据，西北丝路沿线省份游客及旅游收入增长都超过20%，超过全國多数省份，受“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影响，西北旅游线路渐渐成为国庆旅游热点线路，在沿途城市举办音乐节，是增长红利的巨大机遇。
不同的城市需求不同
举办音乐节，还要考虑不同城市的不同需求。
一方面，在移动互联网和数字音乐兴起的时代，音乐市场的地域壁垒正逐渐消融，任何城市都有大量的音乐爱好者，尤以大学生为主力，其在音乐品类上的选择也具有多元化特质。
另一方面，不同城市又的确具有一些鲜明的地方音乐资源。
孕育出“迷笛”“草莓”两大音乐节品牌的北京，可谓音乐节的发祥地，活跃着大量的摇滚乐队、乐迷;武汉曾在20世纪90年代孕育了一批朋克乐队;成都和丽江近年来已是城市民谣的“灵感之城”;西安聚合了大批具有西北本地特色的独立音乐人……
由此，音乐节进驻不同城市时要结合本地音乐资源。单蔚提供了迷笛音乐节的经验：“我们在各个城市落地时，除了迷笛品牌模式的复制性，也比较注重各地的乐队资源，让这些乐队在自己的家乡演出。”
不同城市的文化脉络，也使得它们具有一定的主要音乐品类爱好，形成了独特音乐性格，从而培育了垂直类音乐节土壤。
上海是最典型的例子。近代的商业文明发展、开埠以来国际文化的涌入，让上海从20世纪起就具有鲜明的“布尔乔亚”式文化爱好特征，也让这里成为如今爵士音乐节的大本营。
上海市静安区的金字招牌之一就是开办已逾12年的爵士春天音乐节。静安区作为百乐门文化发祥地，曾诞生上海第一支爵士乐队，多元化和国际化的文化氛围让静安区意识到，轻柔温和、洋气十足的爵士音乐节完全适合在此落地。
以静安寺商圈为主的爵士音乐节户外演出，充分利用了南京西路公园、广场、高端商厦的地域优势，既让市民感受了音乐魅力与休闲的乐趣，又带动了节日期间沿街商业的繁荣。
爵士春天音乐节的现场是春风、草地，“老人、孩子将爵士当作轻音乐、伴奏乐来听，很有序。”静安区文化局相关负责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从演奏者到观众，“都呈现出和谐温柔的状态，体现了静安的文明素质和修养。”
一种生活方式
伴随市场化的历练，如今许多音乐节团队已经具备了愈发专业化的经营意识，这种意识部分体现在多元模式与概念创新上。
如今，音乐节正在向打造“全新生活方式”的方向迈进，一个例子是，越来越多的音乐节都把创意市集作为了标配。
早在2013年音乐节市场渐渐抬头时，国家音乐产业基地厦门园区负责人陈小桐曾表示：“很多城市举办音乐节都弄成了‘晚会’，形式死板，没有互动。”他认为音乐节除音乐外，“更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态度，可以加入时下流行的动漫、健身、美食等。”
上海的简单生活节将文创与音乐相结合，它倡导一种时尚又务实的生活方式。简单生活节创始人张培仁曾表示：“创意本身也可以是一个节，不一定以音乐为主。”
2017年的“上海超级草莓”和网易云音乐合作，在市集上售卖独家定制的野餐垫、雨衣、毛巾等周边产品。据悉，摩登天空还有意在未来创办独立创意市集品牌Strawberry Market。
5月18日到21日，由豆瓣主办的潮潮音乐周，和豆瓣一贯“小而美”的风格相一致，采用室内形式。在三层的场地“糖果”内，二层空间被打造成容纳40余个摊位的创意市集，同时举办各类电子音乐相关的沙龙讲座。
“城市生活是具有多元化特质的，城市人在日常生活中想找到有音乐的环境进行社交，音乐节就成为一种新的城市生活方式，无论是类别还是形式上，都将体现这种多元性。”许波说。
基于对音乐节人群体验的重视，配套设施的齐备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杨杰在大学本科期间就曾参加过迷笛音乐节。“迷笛的现场是热烈的，充满汗味儿的。”他对本刊记者说，“不过那时迷笛的现场体验做得比较粗糙豪放，我们一般要做好吃苦和满身泥泞的准备，现在体验明显更好了，比较贴心、人性化。”
这是迷笛音乐节入驻苏州吴江区七都镇太湖边的第四年，除了露营区扩大了3倍、充电处和休息处更多外，还设置了更多移动卫生间，并增加女性卫生间数量。
在2017年春节前，新增设的露营区还是一个以前遗留下的马场，春季到来之前，迷笛团队将硬化地面重新铺设草坪，撒下草籽，5月到来时草已经长了起来。与此同时，露营区的上下水设施、淋浴房和卫生间建设也已做好。
“今年的太湖迷笛已经越来越接近我们心中音乐节理想的样子。”单蔚说，“从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商业合作伙伴、参与的艺人到现场观众，都和我们一起齐心合力地创造了我们共同追求的氛围和体验。”
不能靠“一夜经济”
虽然音乐节在各地城市政府的支持下大有遍地开花之势，不过单蔚觉得，从最初的京沪转到二三线城市来，音乐节也面临着地域性壁垒。
这种壁垒更多是从品牌赞助的角度而言。二三线城市虽然也有本地品牌参与音乐节赞助，但一些著名品牌公司往往驻扎在一线城市，对于规模较小的二三线市场最初会持观望态度，而配合音乐节商业赞助的工作人员对二三线城市也较为缺乏经验。
这意味着音乐节必须在一座城市开拓出市场，树立长期的口碑，方能吸引更多一线城市著名品牌的资金投入。
目前，迷笛音乐节已经和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达成了14年的战略协议，将原格林乡村公园改造为太湖迷笛营。
长期扎根的另一好处是，主办方和政府主管部门的合作更为默契。连续两年以50%速度增长的观众人次，以及零事故的成绩，让迷笛与苏州之间有了更高的信任度。
另外，由主办方直接经营场地，也使得音乐节现场营地的设施设备筹办效率更高。“免去了一些审批环节和不定性因素，在与主管部门沟通后，就能很快办好。”单蔚说，像铺设草坪这种事需要演出前几个月就做好，如果是首次和当地政府合作，审批过程就不短，等着手做时可能就来不及了。
除企业和政府长期合作的形式外，也有文创园区长期打造本地音乐节品牌的案例。
深圳华侨城文化创意产业园2017年已是第四次举办明天音乐节，深圳华侨城文化创意产业园副总经理张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深圳不是旅游型城市，但城市文化是非常包容的，园区主办音乐节的定位不是赚钱，而是为了孵化和培育园区的创作和艺术氛围。”
如今的音乐节市场，不乏想赚快钱的拼盘式音乐节，但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一个城市的音乐节品牌绝非“一夜经济”所能塑造。
“重要的是建设一个文化品牌。现在有很多搅局者，‘明年北上广，后年全中国’，太可笑。”爵士上海音乐节、爵士春天音乐节创办人任宇清对本刊记者说，“资本推动下产生了虚火，当音乐节变成大拼盘，这还是音乐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