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英国《金融时报》撰稿人钱眼太太(Mrs. Moneypenny)
　　译者/何黎
　　
　　伦敦并不总是一个安全的城市。前几天我回办公室，发现我的自行车没在平时放的位置——锁在正门外的路标杆上。我立刻认定它被人偷了。
　　至于为什么会有人偷我的自行车，我百思不得其解。这辆车已有8个年头，是我从日本带回来的“纪念品”。当时我在上班前总要骑车送成本中心2号去上学，因此车前有个车筐，车后有个儿童座椅（它被改成了第二个车筐——这些日本人真够聪明的）。车上还贴了一个日本警方的标签，这是日本法律所要求的，但在这里却毫无用处。
　　它上一次消失是在皇家汽车俱乐部(Royal Automobile Club)的门外，当时警察认定它威胁到了沿帕尔摩街 (Pall Mall)（注：http://www.visitlondon.com/fl/cn/maps/westminster.html）进行的女王陛下登基50周年(Golden Jubilee)的庆典游行，因此把它挪走了。他们也没留张便条，幸亏皇家汽车俱乐部的门房给了我一个建议，我才沿途“追踪”，直至查林十字街(Charing Cross)待领所才发现它的踪迹。在支付了相当一笔现金之后，它终于物归原主。我曾撰文表示愤慨——怎么可能有人认为我的自行车威胁安全？——但之后一位读者提醒我，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曾因一枚安放在自行车上的炸弹而痛失一名首席执行官（当时他坐在一辆防弹奔驰轿车中；20公斤的炸弹藏在一个书包里，丢在一辆停着的自行车上）。
　　一提到德意志银行，我就不禁想到该行英俊潇洒、充满魅力的全球市场业务总裁安舒贾恩(Anshu Jain)，我在1月份举行的年度最佳银行(Bank of the Year)颁奖典礼上与他偶遇（要说“结识”就太过了）。因为那次活动，我至今还留着一个花瓶作为纪念品（汤姆森金融公司(Thomson Financial) 和活动赞助商、葛斯维纳饭店(Grosvenor House Hotel)以及活动经办公司之间似乎并不清楚谁是花瓶的主人，所有也没人让我归还）。但我没能拿到贾恩的照片，所以也就没法在办公桌上摆一张（我是想用它来替换桌上现有的东西，包括PRN和CSTL的股价走势图——可别问我为什么）。当我在专栏中谈到，我想得到一张贾恩的照片放在桌上后，我高兴地看到，《金融时报》刊登了一篇对他的长篇访谈，并配了一张大特写。不过我不喜欢那张照片，我更偏爱登在报头上的那张，但它又太小了。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不像其他人那样，在书桌上放几张成本中心1号、2号和3号的照片，抑或甚至放一张钱眼先生的照片。我们工作的办公室是开放式的，布局类似交易大厅，因此空间非常宝贵，同时我也不需要有人提醒我他们长什么样。另外，让我在办公室扮演一位溺爱孩子的母亲，也多少不合我的性格，因为别人都知道，我把成本中心1号和2号外包给寄宿学校了。
　　上周，我设法将成本中心3号也外包出去了，让他到瓦勒迪泽尔体验了一次滑雪之旅。在我看来，全家利用期中假去瓦勒迪泽尔滑雪，甚至比寄宿学校还贵，因此我们是不会去的。不过，当另一家人询问是否能带3号同行时，我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我用飞行里程积分为他订了机票。随后，当那家人的父亲让秘书和我联系，告诉我他们将3号“升级”到商务舱时，我意识到我们不属于同一阶层。如果说这个信息还不够明确，当我终于腾出时间，致电询问3号表现怎样时，我又犯了一个错误：我问他们，3号是否每天都高兴地去滑雪学校。实际上他没去滑雪学校，而是和这家同是7岁的孩子一起接受私人教练的辅导。他们偶尔与家长（也有私人教练）共进午餐。现在回头想想，我很惊讶，他们怎么才坐商务舱呢？
　　我的事业或许还算成功，但目前我们家还没富到能坐商务舱去日内瓦度假，或聘用全天的私人滑雪教练。我也没富到每5分钟就能买辆新的自行车，甚至每隔7年买一辆也不行。
　　为了查出是谁弄走了我的自行车，我让我的私人助理致电当地自治会，甚至警方。我对她说，犯罪嫌疑人甚至拿走了笨重的车锁（他们可能不得不使用钢锯来锯断车锁）。
　　我想就在此时，我的助理问我，我最后一次用自行车是什么时候。由于记不清确切的时间，我翻看起以前的日记，我想起来，几天前我曾骑车到邦德街地铁站，搭乘前往金丝雀码头的火车。
　　然后，我想起来了。那天我没回邦德街，而是去河滨马路与某人共进午餐。这也就意味着，我的自行车并没有被盗，而是安安稳稳地锁在邦德街地铁站附近的一个路灯柱上。第二天早上，我在那里找回了我的自行车。或许，伦敦要比我想像得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