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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13日军进攻上海后，刘鸿生于1938年6月离开上海去香港，最后到达大后方。但他仍将其企业集团的大部分资金和设备留在了沦陷区和租界。这些企业与日本占领当局的关系基本是处于一种“有限合作”的状态，除了在战时初期的短时间内对日方坚拒合作之外，越到后来，各企业与日方的关系越是紧密，并在火柴业和毛纺织业上与日本的“国策公司”进行了“合资”，基本上是通过“一部分的合作”来换取“另一部分的独立”，经济利益已超越政治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