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9日，星期五，晴，未见雾霾，-4°到5°。在北京西客站对面的一家快餐店，坐了8小时57分钟火车的秦锋（化名）要了一碗牛肉面，“就是每次都吃的那种。”他对服务员说。
　　“7个半月，四七二十八，也就是二十多次吧。”从5月2日撤离丽都酒店之后，他几乎每周都来北京，提前四五天订票时，会把回程票、下次再来的票都买好。
　　在早上8点钟的光景里，他声音洪亮，拐着呼和浩特市民说起普通话时偶尔在句尾上扬的语调：“我也是挺有信心的，对我来说。我要是没有信心，也许一个月来一次。”
　　正在拖地的店员被他的演讲吸引，停下手里的活计，回头问同事：“那架飞机，M（H）370，还没找到？”
　　空荡荡的餐馆，一起陷入沉默。

“不好意思，我只梦到过一次”

　　“我母亲今年……3月8号的时候是70岁，她是3月21号生日，到现在应该算71岁了。”每次说到母亲，姜辉都会小心翼翼，说上一句，就立刻把话题岔开：“说到我母亲年龄这个，到现在马航登记的初期报告上，我母亲年龄还写的是62岁。……而且这还不是一开始发生的事，是5月份我们离开丽都的时候，到这个时候基本资料还是错误的……”
　　3月份刚出事时，一位香港无线的记者问姜辉，“这几天消息这么混乱，你是愿意一下知道确定的消息，还是像现在这样来回来去地不确定呢？”姜辉说自己无法回答，“可能这样也挺好，还给我一个希望。”
　　一个月后，他给这位记者发了一条消息，说，“我能回答你当时的问题了。如果让我选的话，我选前者。”
　　那时候的他，每天的生活是抱着电视，“看所有的台”。十几天后关掉电视，坐在床上、桌前，“琢磨”。
　　“我活到41岁了，就是在那段时间知道‘折磨’这个词的含义了。”
　　跟很多家属一样，从那时开始，姜辉几乎不参加朋友们的聚会，以前的社交都中断。他不跟朋友们提自家的事，朋友们怕他伤心，连微信群都另开了一个，原先的“部落”里，几乎没人再发言。
　　姜辉只向一位朋友说起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乘客名单上公布的年龄与母亲不符，他心存侥幸觉得可能是重名，便打电话给外交部的朋友，想让对方帮忙查一下护照号对应的到底是不是自己的母亲。
　　“查护照这个事情，也很残忍。就是说你得自己证明……”哥们的电话拨通了，姜辉一句完整的话也没说出来，挤出两个字“等等”，又过了好半天，又挤出3个字“发短信”，挂断。朋友很快短信回复，证实了。
　　“反正当时给我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自己把我们家人、把我母亲按到了飞机上。”
　　回到家，姜辉把原先饭桌上摆着的照片都收起来，换上无根无源的装饰画。他要在自己的头脑里拦一道警戒线。每天熬到很晚，达到一躺下就昏睡的地步，“没有再胡思乱想的机会。”
　　但人总是要做梦的。
　　“不好意思，我只做过一次。但那次那个梦……如果说梦要是反的话，我还挺喜欢这个梦的，不知道这个梦是正着还是反着的。”作为家属中经常充当代表角色的北京人姜辉，“表达”这件事，从来难不倒他。当有消息传出，“40位家属领了马方5万美金的提前补偿”时，认为签署协议就意味着承认亲人已死亡的家属们表达了愤怒和不相信。他们在最重要的一个微信群（实名重要信息群，每个家庭只能有一位代表。重大事情决策时，家庭代表们投票表决，每个家庭根据各自的乘客数量，有相应的票数，但只能有一人代表出面来投票）里表决过，24小时内，有128票“不领”。中国乘客一共有154名。
　　他们要求马航公开这40人的名单，对方以“隐私”为由拒绝。姜辉说，那么，你给我开具一份书面材料，证明我没有领。其他家属也效仿。最终对方承认，“40”这个数据有问题。
　　6月11日，370失联96天。家属们查到马航在北京市里有一处办公地点，便自发前去。写字楼下，至少停着4辆警车。大楼需要刷卡进入，姜辉一个人冲在前面跟前台交涉，其他家属站在玻璃门外。我想听听他说了什么，被一个既没有穿警服又没有佩戴物业标识的男人把住肩膀，直接扭转，推出门外。
　　姜辉带着北京人特有的“傲”和“爱管事”的姿态，加上一股债主般浑不吝的气势，被围在一群人中间。像堂吉诃德。
　　“对这个事情我实在是琢磨不透了。我已经没有脑力和精力再去思考这个问题了。现在我只能是说争取到我们应有的权益，争取到我们家属的知情权，优先知情权。”他事后对我说。他是学通讯的，他很明白，卫星的7组握手数据大概已经将飞机的下落，宣告在南印度洋。但他对数据公布不及时表示不满，对完整性存疑，进而怀疑它的真实性。况且除此之外，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飞机的命运。

　　“像他们说的，（我就是）鸵鸟把脑袋扎土里了。没有任何证据之前，我不再相信任何人，我都不再相信人活还是死了，我都不相信……我要的是证据。（你要论证）1 1，你把1拿出来，你不用告诉我1 1等于几，我自己算1 1等于几，你把两个1给我拿出来就可以了，就是这样。”
　　6月11日那天的行动成果不大。物业的工作人员拒绝放行，只同意电联马航的人。一位女工作人员下楼来，隔着门禁，看见外面黑压压的人头，惊慌失措，转头就跑。
　　张永利的女儿在飞机上。他被记者围着，“这没人管我们就去雍和宫上香去。” 　　一位穿花裙子的女孩，是马来西亚人，男朋友是中国人，在北京工作。她举着iPad，上面是她坚持不懈搜索到的各种结果。
　　“我去求签，没有一个是下签。我问菩萨：是不是在海里？菩萨说，没有在海里。我问菩萨：是不是飞机没油了？菩萨说还有很多油。”
　　60岁的戴淑琴，妹妹一家五口都在飞机上。事发后她一直睡在地上，因为觉得妹妹在受苦，自己不能享福。
　　5月份，姜辉和哥哥是家属里最后离开丽都的。马方宣布那里的家属协助中心5月8日关闭，但5月2日，有关方面就开始遣散家属。姜家兄弟连赖带自掏腰包，愣是住到了预定时间5月8日。他心里不服，也想着要开一场新闻发布会。
　　“我在5月份的时候，离开丽都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如果我这一辈子能把飞机真相真的要能找出来，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就值了。”
　　他抽万宝路的一款烟。每叼起一根，先在过滤嘴那咬一下，嘎嘣一声，好像一颗糖豆碎在里面。烟抽起来清清凉凉的，“糖豆”是薄荷。在丽都的时候，家属委员会开会，姜辉的烟抽完了，旁边的人递给他这种烟，他觉得嗓子好受多了，但吃起方便面来才发现，嘴巴是苦的。
　　“王冠一，Steven，就是当时我们媒体的发言人。那个胖子。”他这样说起递给他烟抽的人。王冠一已经很少参加家属们每周去顺义空港（马来西亚方面和中国外交部联合设立的370家属服务平台，地处顺义空港物流园）的行动，也排斥有些家属24/7不停表达的负面情绪。他觉得这些都没有意义，生活毕竟要继续。
　　“你梦见什么了呢？”我把姜辉岔走的话题给转了回来。
　　“我梦见他们确实不在了。我梦见了出事的现场。”他说。

“没有‘感同身受’这个词”

　　程利平和王爱玲（化名）面对面坐着，靠着窗子。餐桌上摆着两个菜，黄豆煸肥肠、手撕包菜。
　　这是顺义空港物流园里毗邻家属服务平台办公楼的一家餐厅。程利平每次来几乎都点这道黄豆的下饭菜。她是一名造型师，给赵薇和其他明星化过妆，有自己的百度百科词条：“她的设计多为随性创意，从古典仕女图与传统戏曲行头中汲取灵感，特别是女性角色的设计，古朴典雅又融合了现代人的审美。”王爱玲是北京顺义人，父母还在郊县生活，她工作日在市里上班，做销售，周五到空港这待会儿，晚上顺路回父母家。她们的丈夫在飞机上。
　　看到程利平点的菜，王爱玲说：“程姐还在这找到了爱吃的菜。”
　　程：黄豆对女人好。包菜大白菜洋葱这些东西多吃。
　　王：那我就（从我妈家）拿点黄豆。我家没有地，都租给人家了。（人家种的）成片的黄豆，割完了之后地上还有好多，我妈就去捡了一大袋，特别多。我可以泡着炒点，正好冬天没有菜。
　　程：冬天怎么没菜，不是跟夏天一样嘛，啥菜都有。
　　王：可能是冬天要花钱买，夏天就不用买了。人家知道我家没种，夏天给的就够吃。我妈夏天的时候种了两架豆角，就没打药，用开水焯熟了，放到冰箱底下冻上。
　　程：哦，对我们来说，冬天夏天都是一样。菜都是要买的。
　　她们的话题跟所有女人凑到一起时谈论的一样——买菜做饭照顾孩子研究包包。稍微有点不同的是，她们最关心的是飞机。饭间，餐厅领班突然喊：“你们吃饭去楼上吃。我再说一遍，去楼上吃。”程利平吓了一跳。我看了看，确定领班叫的是服务员。
　　“我就说嘛，她能这么说乘客吗？”
　　程没有意识到口误。生活里很多更重要的事情，她都已经记不起来了，比如儿子的暑假是怎么过的。作为一个以装扮为职业的女性，她现在不化妆，皮肤变得很差，通身裹一件样子普通的肉粉色棉袄。儿子跟她说“想吃鱼”已经一周了，她一直没心情去买。开车时，她要戴上新配的眼镜，因为哭泣让她视力下降。她看清了前车的尾号，说，你看，995，“救救我”;还有尾灯，亮起来的时候，像两把指向中心的枪。
　　程表扬了王“上次做的蛋糕看上去很成功”，王开始兴奋讲述制作过程：打发蛋黄，边打边放白糖，分三次放，再放一点盐，放油，放面粉，打发蛋清成白奶油状，直到倒过来不会掉下来的地步。
　　“面包机是3月2号买的，刚做了两三次。他3月8号就出事了。我老想着他回来我就不老去上班了，就去学烘焙。”在不厌其烦地说完制作过程后，王爱玲说。她的丈夫3月2日出差，头天晚上，俩人去超市买了一周要用的食品和日用品。此后，她再没有去过那家超市，当时兑换奖品而积攒的印花还在家里躺着，“活动早就结束了。”前两天，她才带儿子去买鞋，发现会员卡已经不能识别，店员说，“超过3个月，就不能用了。”
　　儿子上周生病了，死活不肯吃药。
　　“我一开始老纠结：不希望他长大。等爸爸回来了，让他这个事没有印象。从这次，我突然决定：快长大吧，生病就可以吃药了。”王说。
　　程有两个儿子。大儿子6岁，上一年级，从没有跟妈妈谈论爸爸的事。但有一次老师有事想打电话给家长，小大人儿说，爸爸出差了，没在家，别给他打电话。
　　小儿子两岁。程利平有时会问他：“儿子，爸爸能回来吗？”他说：爸爸过年就回来，爸爸能回来。程利平觉得小孩子说话最灵验，听着就高兴。
　　程的老公鞠坤是位武术指导，袁和平的徒弟，参与制作过《一代宗师》等电影作品。在马来西亚出差拍摄美剧《马可波罗》，程利平去陪他。中途鞠坤回国办事，准备4天后就回去，让程在大马等他。3月12日的返程票再也没有等来它的乘客。
　　小儿子现在也不提爸爸了，只是每每看到飞机就会喊，“妈妈妈妈，飞机到了，飞机！我要变成奥特曼，找爸爸。”
　　程利平至今也没想明白，孩子为什么知道是飞机的事。她从来没跟他说过。这些日子，她还是时不时地给老公发微信，说燕郊的房子她给装修好了，租出去贴补家用，等他回来要是喜欢，就重新装修，搬过去住。
　　他们以前的生活目标是努力赚钱买大别墅，鞠坤想通过“人才计划”落户香港，把孩子送过去读书，两口子就出去旅行。以前的生活简单到有点“不食人间烟火”，就是家和化妆间两点一线，闲下来了就听演员们聊聊天。出事之后，她感觉自己“像一个孩子，刚走进社会”。 　　现在的程利平只想着，老公回来了，她就做一块年糕，黏上去就再不下来。她在微博上表达心情，赵薇、章子怡等明星都转发过，以前也会有数以千计的网友来评论鼓励。随着时间推移，评论变得“星星点点”。
　　“有的人甚至跟我说：你改嫁吧。……他可能出于好心，让我走出来，但是这个话……没有‘感同身受’这个词，所有的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你是感觉挺痛苦挺难受的，但你感觉不到到底有多痛苦，到底是怎么难受。”她看着窗外，在空港空旷人稀的场地上，她会突然指着一个背影说，“好像我老公”;走在街上，她会想着，老公会从对面走来。
　　9个月，戏都拍完了。《马可波罗》第一季第二集结束字幕：“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