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自尊心特强，他一生都在全力护卫着这份尊严，同各种敌对势力斗争了一生。鲁迅的心灵也格外敏感，种种世态人情，都会波及他的感情，甚至造成伤害。自尊而敏感的性格，使鲁迅成为现代中国最痛苦的灵魂，也使他的人生总是动荡不安。但鲁迅的自尊，不是出于个人名利得失上的自尊，而是建立在人格的尊严乃至民族的尊严基础上的自尊。他的敏感不是那种自我封闭式的神经过敏，而是一个“赤子”“眼里揉不得沙子”的那种爱憎分明。在同各种反动势力的斗争中，他的自尊和敏感转化成一种非凡的勇气和智慧。但在同友人和同道的共事相处中，他的过分敏感与多疑，就难免与周围的环境和有些人发生误解甚至冲突。他对社会、人生认识得越尖锐、越深刻，就使他自尊的性格越表现出一种执拗的不妥协性。因此，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人就认为鲁迅“多疑”、“脾气大”、“爱骂人”。鲁迅自己也剖析说：“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还说“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敏感、多疑、尖刻，这确实是鲁迅全部性格中的一个侧面，鲁迅正是依凭这种性格，敏锐地洞察到了国民精神中的种种劣根性，感受到了许多人包括他的一些朋友在内的阴暗面乃至潜意识，他同这些丑陋的东西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又深深感受到了鲁迅人格的高洁和性格的可贵。《藤野先生》是记叙鲁迅在日本留学——从东京到仙台的一段生活，鲁迅的多疑和敏感就表现得十分突出。就是这种特殊的性格，使他痛切地感受到人格的屈辱、民族的悲哀以及一些中国留学生的麻木，从而促使他作出了“弃医从文”的人生选择。
　　 从17岁到21岁，鲁迅都在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和路矿学堂读书，他在总结这四年的经历时说：“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国外去。”于是，为了民族的“维新”，为了自己的“学问”，鲁迅开始了长达7年的日本留学生涯。最初在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和普通科学知识，为以后升入高等专门学校打基础。两年时间过去了，但鲁迅自己却产生了深深地失望感。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一个“无非是”表达了鲁迅对东京的不满意、不满足和一种厌倦感。他热切的求学渴望化作了泡影。他为什么感到失望呢？原因有二：一是当时日本，国力逐渐强盛，独霸东亚的野心日益膨胀，又刚刚在甲午海战中打败了中国的北洋水师，全国上下弥漫着一种鄙视中国人的风气。鲁迅此时去日本，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种种歧视和轻蔑，他几次走在东京的大街上，就受到过日本少年的辱骂。自尊自重的鲁迅怎能不感受到这种氛围，怎能不产生屈辱和激愤呢？二是一些中国留学生对他的刺激。日本人蔑视中国人，那是因为人家比你强大，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而我们的许多留学生，少心没肺，不仅不从日本人的轻蔑中吸取自我鞭策的动力，反而以自我的种种乖行，不断地证明着自己是“劣等民族”。譬如在上野公园的樱花树下，“成群结队”的留学生沉醉在“异国风光”中，那条让鲁迅厌恶的长辫子，既不肯剪掉，又羞于展示，便让它或盘于学生帽中“形成一座富士山”，或解散开来挽在头顶“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忸怩作态，孤芳自赏。其浑浑噩噩、“乐不思蜀”，让鲁迅感到愤慨、悲哀。还有中国留学生会馆的情景，一到傍晚，洋房里咚咚作响的跳舞声，满屋的“烟尘斗乱”，更让鲁迅不堪忍受。
　　 当时，就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来说，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求学救国”的使命，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始终在进行着，鲁迅更是经常“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多方探求“新知识”，热情投身“新运动”。学业之余和革命之外，逛逛公园和跳跳舞，本是正当的活动，但敏感的鲁迅，却从一些留学生的表现中感受到他们的不思进取和耽于玩乐，只为镀金及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这与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愿、一心要寻求救国救民革命真理的精神追求，相去何其遥远，二者又是怎样的水火不容！于是，鲁迅不堪忍受，决心“到别的地方去看看”。
　　 他从热闹的东京来到偏远的仙台，进入医学专科学校学习。以鲁迅的想象，离开东京就不会看到那些令人厌恶的“清国留学生”，做到“眼不见心静”，这一点他是办到了。他一定还会想到，离开东京这个政治、文化中心，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轻蔑会淡薄一些。但这后一点他是达不到的，因为当时在日本人的性格中，有一种极端自大的成分，而且上下一心，对中华民族的蔑视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民族情绪。一个“弱国”游子的心灵是多么敏感啊！你看鲁迅，在从东京到仙台的旅途中，两个站名就在他心中激起了层层涟漪。一个叫“日暮里”的站名，让鲁迅沉吟不已，“日暮里”译成白话就是“太阳沉没的地方”吗？日本这样强大，为什么偏偏要起个这样不祥的地名呢？这起名的人是怎样想的呢？这让鲁迅感到惊奇难解，许多年之后还没有忘却。“水户”呢？是明末思想家、反清志士朱舜水的客死之地，他想到这位仁人志士的悲壮事迹，真是激情潮涌，他还中途专门下车，瞻仰了这位先烈的遗址。总之，鲁迅的敏感，都是与他的忧国忧民、爱国感情联系在一起的。
　　 仙台在鲁迅的印象中是复杂的。他承认这个偏远的市镇社会氛围毕竟比东京好一些，医专学校校方及一些日本同学对他是友好的，这总还是一个讲学问、讲文明的地方。但也有一些日本学生依然抱着民族优越感看待鲁迅，让他耿耿于怀。鲁迅在仙台受到优待，譬如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关照他的住宿和伙食，班长还亲自到他下榻的客店了解他的生活。这种真诚的关心，鲁迅认为是“物以稀为贵”的缘故，他是这里唯一的中国留学生，并联想到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福建的芦荟拉到北京，就变得格外金贵起来一样。他并不完全信任日本人，他的理解中带有一种疑惑。而对仙台两家客店生活上的不适，蚊子的叮咬和芋梗汤的难喝，他是格外的记忆犹深。一个人在心理上不能适应环境，在生活上就更容易挑剔了。
　　 真正让鲁迅忍无可忍的是“漏题风波”和“看电影事件”。在学年考试中，鲁迅的成绩名列前中游，这让争强好胜的学生会干事心里不服，他托辞检查鲁迅的课堂笔记，又写匿名信侮辱鲁迅是预先得知了先生的“漏题”。事情自然水落石出，流言不攻自破。但却引起了鲁迅极大的愤怒，他不仅仅认为这是对他人格的侮辱，更是对民族尊严的无视。他悲愤的呼喊：“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是低能儿，分数在60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紧接着是看电影一事，银幕上日军的残忍，中国看客的麻木，教室里日本学生的拍掌欢呼，真让在场的鲁迅五内俱焚、悲从中来。倘若在场的是一个心态平和、思想中庸的中国留学生，他会感到悲痛乃至警策自己，但断不会因此而改变自己的人生选择。可刚直、敏感的鲁迅，却再也不能忍受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于是他毅然做出了中途退学、“弃医从文”的人生选择。
　　 在这样一种环境和背景下，鲁迅真正感受和认识到了藤野先生的伟大。关于鲁迅和藤野先生的师生关系，藤野有一篇回忆录，尽管往事模糊，记叙亦简单，但其内容该是真实可靠的。他说他曾经学过汉文，因此“尊敬中国的先贤，同时总存着应该看重中国人的心情，所以这在周君就以为是特别亲切和难得了罢”。“我授完课了就留着给周君看笔记，改正添补他听错了的错处”。至于最后的分别、赠送纪念照片等，藤野先生都记不得了。他说：鲁迅“把我景仰为唯一的恩师，但说到我……仅仅给他看看笔记，我自己也觉得奇妙”。按照藤野的说法，他与鲁迅的交往不多，相处也短，因为鲁迅是学生中唯一的外国留学生，所以多一点关注、改正过课堂笔记而已。客观地讲，二人的师生关系并不见得有多么深厚。真正让鲁迅受到感动的是什么呢？就是藤野先生对中国文化和民族的尊重，对中国人包括留学生感情的理解。他对鲁迅的关心和教诲，都源于这一种思想感情。这种胸怀和境界，对大学教授的藤野来说，是一种固有的修养，但在鲁迅那里，却觉得“特别亲切和难得”。因为从东京到仙台，鲁迅满眼看到的是日本人的傲气和蔑视，而中国的留学生也是一副“洋奴”嘴脸。
　　 藤野先生只是仙台医专的一位普通教授，他不仅具有一个知识分子的人间情怀和人道主义，而且有一种深厚的学术良知和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他痴迷于自己的专业，耐心的教授包括鲁迅在内的每一位学生，就是希望把新的医学不仅在日本推广而且传播到中国去。他给鲁迅添改笔记，纠正鲁迅解剖图上的错误，关心鲁迅的解剖的实习，处处体现了他治学的严谨和在教学上的认真负责、严格要求，还有对学生的真诚关爱。因此鲁迅把他尊为恩师，“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
　　 即使是在这样一位恩师面前，鲁迅也常常流露出他的敏感来。譬如藤野先生一开始上课，就讲述解剖学在日本的发达历史，鲁迅就敏感的想到：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再如藤野先生问道中国女人裹脚的问题时，鲁迅就觉得“很为难”。为什么“为难”？因为裹脚是中国的一种野蛮习俗，鲁迅向来深恶痛绝。1903年日本大阪曾举办过一个博览会，就把中国人的缠足列入野蛮人类馆进行展出。藤野先生本来作为一个科学问题与鲁迅探讨的，但民族自尊心极强的鲁迅，立刻就有一种受辱的感觉，而又难以启齿，所以觉得很为难。在这些地方，鲁迅是太过敏感和多疑了，但这又恰恰反映了鲁迅的性格和骨气。
　　
　　彭乐群，语文教师，现居江西湖口。本文编校：秦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