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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月前的夏天，世界上最著名的投资客乔治·索罗斯告诉人们，他决定结束近40年的对冲基金经理人生涯，不再为自己的客户们理财。
他的时代已经结束。1992年阻击英镑，1997年阻击泰铢，掀起亚洲金融风暴，令诸多政府心惊胆寒的传奇投机客，将很快被保尔森（John Paulson）、西蒙斯（James Simons）这些当今瞩目的“刺猬”所替代。
但索罗斯宣布，即使是跟他同时代的人们，也不曾真正了解过他。他说，读了他的书的人绝对赚不到钱，因为没有人能够知道真实的他。
在索罗斯近40年翻云覆雨的金融生涯中，有位中国人曾在他身边长达29年，并逐渐成为他信任的私人朋友，这就是索罗斯的中国顾问梁恒。
梁恒第一次见到索罗斯时，是在纽约，他刚30岁。这之前，他与自己的外籍妻子夏竹丽合著的《革命之子》出版，因涉及“文革”的个体经历，在美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一天，他接到出版社编辑的电话，说有一位美国商人想见他。
回忆起那次在法式餐厅的会面，梁恒觉得有几分狼狈：索罗斯戴着一副精致眼镜，头发灰白，和颜悦色，如同一位老教授；而还是留学生的梁恒脚穿一双绿胶鞋，背着黄挎包，上面绣着红色的毛泽东头像。
“所有的人都想要你的钱”
索罗斯约见素不相识的梁恒，是因为他了解到梁恒的“涉外婚姻”是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亲自批准的，从中，索罗斯嗅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信号。他邀请仍在校读书的梁恒出任自己的中国顾问。
那时，索罗斯已经成立量子基金，成绩斐然，但在华尔街还算不上“呼风唤雨”。
相识后的第一个圣诞节前夕，索罗斯夫妇请梁恒夫妇去看芭蕾舞，看完后一起吃晚餐。最后，侍者拿着账单过来的时候，梁恒本能掏出口袋里的钱，这让在座的其他三个人大为诧异，说，梁，和索罗斯吃饭，你怎么付钱呢？他太太甚至斥责他。反应过来的索罗斯，却微笑着说，让梁付吧，你知道吗？在华尔街从来没有任何人请我吃饭，这是第一次。
钱，永远是犹太后裔索罗斯绕不开的话题。索罗斯有个枕头，上面绣了一句话——“所有的人都想要你的钱”。这是他结婚时候收到的礼物，他特别喜欢，就留下来枕着睡觉。
“我埋单，索罗斯感觉我把他当做一个普通人，而不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梁恒回忆说。
很快，索罗斯金融一生的重要时刻就来到了。1985年的一天，索罗斯和梁恒一起外出，索罗斯面色凝重，心事重重，下楼后一句话没有说。到机场的时候，他突然说，梁，你给我多换点硬币来。他拿着硬币，找到机场大厅公用电话，然后打了一个很长时间的电话。
上飞机落座之后，索罗斯突然侧身对梁恒笑眯眯地说：“你知道吗？我刚才做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布局。”然后，就开始安静地读报。
在索罗斯的“发家史”中，这是关键的一刻。那个电话里，他布置买进了大量日元，而之后日元开始狂飙。这次出手，让索罗斯的基金公司成为世界上第一家净值突破10亿美元的对冲基金，奠定了他在华尔街的江湖地位。
索罗斯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投资活动，都会通过各种途径去深入了解这个地区，其中一个很另类的渠道就是文学作品。为了解日本市场，他甚至去学日语，阅读川端康成等人的作品；为了进入俄罗斯市场，他认真地读了从托尔斯泰到契诃夫的经典作品。
1986年，索罗斯成立了一个“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由梁恒负责主持。
为准备中国的这个基金会，梁恒给他上了很长时间的“中国课”。索罗斯读了几首李白、孟浩然、王维等人的诗后，摇了摇头说，这已经被翻译得索然无味了，我宁愿宁静地欣赏一幅中国山水画。
不过，索罗斯倒是对中国的哲学特别感兴趣。他说美国文化的核心是科技与金钱，而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历史、哲学和文学。他阅读了英文版本的《老子》、《庄子》等著作，特别喜欢王阳明，称赞他是“行动的哲学家”。
有时闲聊，他们谈到了流亡到美国的持不同政见者。索罗斯说，不自由才是持不同政见者的土壤。“你看看，索尔仁尼琴到了美国又有什么作為？在光明的地方，他是明灯也灭了。”
扣扳机的独裁者
很长一段时间里，梁恒都是在索罗斯家里的书房办公。当他第一次去索罗斯的办公室，就被那里的气氛震住了。
办公室里，熟悉的索罗斯似乎成了陌生人：眉头紧锁，面无表情，目光如箭，对属下说话都是命令的口吻。他对面前的人下达指令后，只扫了一眼梁恒，然后冷冷地说了一句：半小时后来找我。
梁恒再次来到办公室，索罗斯和他一起出了办公大楼。索罗斯忽然转身，主动招呼起梁恒来，瞬间，他又变成了那个面带微笑的索罗斯。办公室里那个如同独裁者一般，在冷酷经营自己王国的索罗斯不见了。
“你在办公室的样子太可怕了。”梁恒不满地说。他还不习惯于索罗斯的冷酷。
“我必须独裁行事，”索罗斯回答说，“一个好的决定，必须在十分钟之内执行。因为再过十分钟，这个决定也许就不再好了。”
众多有关索罗斯的著述中，阐述了索罗斯的投资理念，比如他著名的“盛衰循环论”等。这给人一种印象，就是索罗斯在作出一些重大决定的时候，都是极为理性的。但梁恒的观察，他更多用一种直觉来作决定。
“他的直觉应该属于艺术的范畴，不是科学，而是一种独特的创造力和激情冲动。”梁恒说。
作重大决定之前，他也会听取属下的意见，但他实行的是独裁，而不是民主集中制。在索罗斯的眼里，他认为官僚程序是“让做成的事变成做不成的艺术”。
而他就是一个扣扳机的人，什么时候扣扳机，多少子弹，他自己判断。
1992年阻击英镑，是索罗斯投机生涯中最经典的行为之一。在实施计划的时候，他问基金经理，你放了多少资金进去？对方回答说，20个亿。索罗斯问他：如果你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为什么只放那么点钱呢？
这句话后来成为华尔街的经典名言。因为这句话，那位经理把资金增加到了5倍，也就是100亿。接下来不长的时间里，索罗斯的公司猛赚20亿美元，他也被《经济学人》杂志惊呼为“打垮了英格兰银行的人”。
关于索罗斯和自己下属的关系，有一个著名的笑话。在飞机的头等舱，索罗斯旁边坐了个业界精英，两人聊得很开心。下飞机之前，索罗斯对他说，你明天到我公司当副总吧。那人就去了，结果上班还没两天，索罗斯就对他说：你不行，你可以离开了。“这是不近人情的冷酷。”梁恒说。
索罗斯刻意把自己的社交圈建立在工作之外，他从来不会让基金经理和交易员成为他的私人朋友。他家里的聚会不断，但是他请的都是政治家、哲学家、作家、诗人、艺术家。这些人也会经常换，索罗斯每个周末有不同的朋友，和他的赚钱游戏没有任何关系。
哲人与眼泪
“我26岁去美国，梦想是挣够50万美金就回英国去当哲学教授。但没想到，一踏入华尔街，就回不了头了。”索罗斯曾对梁恒谈到自己的梦想。
梁恒第一次到他书房的时候，惊奇地发现，他书桌上的几堆书并非金融名著，而是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罗素、波普尔等人的哲学书籍。索罗斯给梁恒推荐的书，正是自己导师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他对自己的定位是：金融家、慈善家、哲学家。索罗斯当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师从哲学大师卡尔·波普尔，从他第一篇文章《意识的负担》开始，他一直没有放弃过对哲学的研究，对开放社会的追求。“他对哲学的探究不是一个兴趣的爱好，而是一辈子追求的最高理想。”
20多年中，梁恒只看见索罗斯眼睛湿润过一次，正是为了波普尔。那是早餐的时候，索罗斯看报纸得知，他的哲学启蒙导师卡尔·波普尔去世了，他默默起身走到花园阴处的一个小亭子里，独坐了良久。
索罗斯的哲学思想，也建立在“开放社会”的基础上。他认为，客观世界是存在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去影响或改变世界，但由于人对现实的了解天生不完全，因此，犯错是人的天性，那些所谓客观规律是不真实的。如果人能有批判性思维，就可以避免少犯错误；同样，正因为社会不完美，人才有可能去改变它。
这个认识，跟他的投资理念以及慈善理念一脉相承。
据统计，在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开始捐款前，索罗斯的捐款金额多年蝉联第一，他自己说，在过去30年时间里，自己捐赠了80多亿美元，在全世界先后设立了30多个基金，这些基金都遵循着开放社会的原则。梁恒说，他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项目资助，“鼓励批判性思维和自由创新精神”。
最初，当梁恒拿着索罗斯的钱试图在中国设立基金会的时候，很多保守的人怀疑索罗斯是受中央情报局的指派。很多人不理解：一个美国大富豪，为何跑到中国来支持文化艺术事业？
这种指控，在后来欧洲出现“天鹅绒革命”的时候达到了顶峰。一批下台的领导人把这种“变天”很大部分的原因归罪于索罗斯。他们指责，正是索罗斯在这些国家的基金会，为民主选举推波助澜，幕后操纵了这场革命。对此，索罗斯多次出面辩解。
即使在美国本土，他同样是遭受攻击的对象。华尔街的一些人士指责说，索罗斯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直接受益者，可他却接二连三地发表专著，强烈地抨击让他发财的经济制度。
“索罗斯从来就不相信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左右金融市场，而且更反对所谓让市场本身去调整或修正自己的理论，他认为较好的市场经济，应该是自由市场加上政府调控。”梁恒说。
“专门攻击弱者”，这是索罗斯炒股遵循的森林法则。在投资领域，他从来不考虑道德。1997年阻击泰铢，掀起亚洲金融风暴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马来西亚等国家的货币贬值、工厂倒闭、银行破产、物价上涨，一片惨不忍睹的景象，这似乎也与他的慈善理念相悖。
“他在哪个国家投资，就不会在哪个国家做慈善事业。”梁恒说，“身为投资基金的经理，在市场为客户谋利不讲道德。但是在金融市场之外的社会，做慈善事业这属于个人的胸怀。”
在欧洲的一趟火车上，索罗斯曾遇到了一个吉普赛艺术团。这些人说，他们是得到索罗斯基金会的资助，去偏远山区为村民们演出的。索罗斯当时没做声，后来他说，“那天，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刻。”
婚姻等于交易
索罗斯的幸福，与他的事业、理想密切相关，家庭从来不是他的重点。
有一天，梁恒到索罗斯家里，突然发现索罗斯的妻子苏珊头发散乱，眼睛红肿。原来，索罗斯和她吵架，两人动起手来，苏珊被反锁进了浴室，在浴室里哭了一夜，“我只是劝他多花点时间陪小孩，他竟然说，是我要生小孩，是我的孩子，不是他的！”
后来，苏珊选择了离婚。当然，两人离婚还有别的原因，就是索罗斯有了别的女人。
索罗斯曾公开跟梁恒说：“我不会有固定的女友，我很开放，想和各种各样的女人交往。”甚至有专人负责给索罗斯找女友，他和这个所谓“女友”，可以只待一个晚上，也可以是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但不会更长久。
从26岁到了美国，凭借智慧与机遇成为对冲基金的“教父”，如此至尊地位的索罗斯，却是婚姻生活的失败者。“他的两次婚姻都是由太太主动提出的，他既不是一位好父亲，也不是一位好丈夫。”
索罗斯跟苏珊是二婚，据说在婚礼上索罗斯迟到了，原因是打网球忘记了时间；因为对年老的父亲不满，他甚至没有去医院陪父亲走完最后一程。
他很少有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难得在一起的时候，小儿子格瑞格里就拉着爸爸下棋，索罗斯下棋很认真，他从来没让儿子赢过。格瑞格里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哀求說，爸爸，你能不能让我赢一次啊？索罗斯说，不行，你必须要学会输。
很多鼎鼎大名的人物都乐于出席他周末举办的沙龙，但他几乎没有任何朋友。
他曾经的邻居也是一个富豪，索罗斯经常去他家的网球场打球。有一天，这位邻居突然自杀身亡。索罗斯告诉梁恒，就在邻居自杀的前天晚上，两人曾经一起聊天，邻居说自己要破产了，但索罗斯无动于衷。
“你没有帮他吗？”梁恒大叫。
索罗斯回答，他自己的事，他自己要去承担，要让他自己了断。
梁恒和妻子离婚后，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索罗斯。索罗斯并没有安慰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易。婚姻改变你们的命运，离婚还会再次改变你们的命运，这有什么不好？”对索罗斯而言，人与人的关系就是互利的交易，是一种相互有利的临时性结盟。
“索罗斯不喜欢看别人流泪，在他看来，伤心动情是不冷静的表现。”
索罗斯70岁生日的时候，他邀请了500位嘉宾出席了宴会。宴会前，索罗斯让嘉宾们欣赏了一个现场表演的音乐剧《吊死者》。整个剧充盈着鬼魅的气息，在结尾，钟声响起，12个木制的人体一一被悬吊起来，高大的幕布骤然垂落。
“多年以来，我认为自己就是上帝。我想做什么，也能做成。这种想法也让我害怕。于是我尽量让自己相信，我是上帝派来的使者。但到了70岁，这个幻想也破灭了。”他的个人生涯已经结束，剩下的就是在为死亡做准备。
庄园别墅的二楼，是索罗斯的书房。那里堆满了哲学书籍，还有巨大的地球仪和昏黄的台灯。夜晚，只有当他孑然一身时，他离上帝最近。
（本文部分细节参考梁恒《与索罗斯一起走过的日子》）
他的时代已经结束。1992年阻击英镑，1997年阻击泰铢，掀起亚洲金融风暴，令诸多政府心惊胆寒的传奇投机客，将很快被保尔森（John Paulson）、西蒙斯（James Simons）这些当今瞩目的“刺猬”所替代。
但索罗斯宣布，即使是跟他同时代的人们，也不曾真正了解过他。他说，读了他的书的人绝对赚不到钱，因为没有人能够知道真实的他。
在索罗斯近40年翻云覆雨的金融生涯中，有位中国人曾在他身边长达29年，并逐渐成为他信任的私人朋友，这就是索罗斯的中国顾问梁恒。
梁恒第一次见到索罗斯时，是在纽约，他刚30岁。这之前，他与自己的外籍妻子夏竹丽合著的《革命之子》出版，因涉及“文革”的个体经历，在美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一天，他接到出版社编辑的电话，说有一位美国商人想见他。
回忆起那次在法式餐厅的会面，梁恒觉得有几分狼狈：索罗斯戴着一副精致眼镜，头发灰白，和颜悦色，如同一位老教授；而还是留学生的梁恒脚穿一双绿胶鞋，背着黄挎包，上面绣着红色的毛泽东头像。
“所有的人都想要你的钱”
索罗斯约见素不相识的梁恒，是因为他了解到梁恒的“涉外婚姻”是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亲自批准的，从中，索罗斯嗅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信号。他邀请仍在校读书的梁恒出任自己的中国顾问。
那时，索罗斯已经成立量子基金，成绩斐然，但在华尔街还算不上“呼风唤雨”。
相识后的第一个圣诞节前夕，索罗斯夫妇请梁恒夫妇去看芭蕾舞，看完后一起吃晚餐。最后，侍者拿着账单过来的时候，梁恒本能掏出口袋里的钱，这让在座的其他三个人大为诧异，说，梁，和索罗斯吃饭，你怎么付钱呢？他太太甚至斥责他。反应过来的索罗斯，却微笑着说，让梁付吧，你知道吗？在华尔街从来没有任何人请我吃饭，这是第一次。
钱，永远是犹太后裔索罗斯绕不开的话题。索罗斯有个枕头，上面绣了一句话——“所有的人都想要你的钱”。这是他结婚时候收到的礼物，他特别喜欢，就留下来枕着睡觉。
“我埋单，索罗斯感觉我把他当做一个普通人，而不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梁恒回忆说。
很快，索罗斯金融一生的重要时刻就来到了。1985年的一天，索罗斯和梁恒一起外出，索罗斯面色凝重，心事重重，下楼后一句话没有说。到机场的时候，他突然说，梁，你给我多换点硬币来。他拿着硬币，找到机场大厅公用电话，然后打了一个很长时间的电话。
上飞机落座之后，索罗斯突然侧身对梁恒笑眯眯地说：“你知道吗？我刚才做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布局。”然后，就开始安静地读报。
在索罗斯的“发家史”中，这是关键的一刻。那个电话里，他布置买进了大量日元，而之后日元开始狂飙。这次出手，让索罗斯的基金公司成为世界上第一家净值突破10亿美元的对冲基金，奠定了他在华尔街的江湖地位。
索罗斯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投资活动，都会通过各种途径去深入了解这个地区，其中一个很另类的渠道就是文学作品。为了解日本市场，他甚至去学日语，阅读川端康成等人的作品；为了进入俄罗斯市场，他认真地读了从托尔斯泰到契诃夫的经典作品。
1986年，索罗斯成立了一个“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由梁恒负责主持。
为准备中国的这个基金会，梁恒给他上了很长时间的“中国课”。索罗斯读了几首李白、孟浩然、王维等人的诗后，摇了摇头说，这已经被翻译得索然无味了，我宁愿宁静地欣赏一幅中国山水画。
不过，索罗斯倒是对中国的哲学特别感兴趣。他说美国文化的核心是科技与金钱，而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历史、哲学和文学。他阅读了英文版本的《老子》、《庄子》等著作，特别喜欢王阳明，称赞他是“行动的哲学家”。
有时闲聊，他们谈到了流亡到美国的持不同政见者。索罗斯说，不自由才是持不同政见者的土壤。“你看看，索尔仁尼琴到了美国又有什么作為？在光明的地方，他是明灯也灭了。”
扣扳机的独裁者
很长一段时间里，梁恒都是在索罗斯家里的书房办公。当他第一次去索罗斯的办公室，就被那里的气氛震住了。
办公室里，熟悉的索罗斯似乎成了陌生人：眉头紧锁，面无表情，目光如箭，对属下说话都是命令的口吻。他对面前的人下达指令后，只扫了一眼梁恒，然后冷冷地说了一句：半小时后来找我。
梁恒再次来到办公室，索罗斯和他一起出了办公大楼。索罗斯忽然转身，主动招呼起梁恒来，瞬间，他又变成了那个面带微笑的索罗斯。办公室里那个如同独裁者一般，在冷酷经营自己王国的索罗斯不见了。
“你在办公室的样子太可怕了。”梁恒不满地说。他还不习惯于索罗斯的冷酷。
“我必须独裁行事，”索罗斯回答说，“一个好的决定，必须在十分钟之内执行。因为再过十分钟，这个决定也许就不再好了。”
众多有关索罗斯的著述中，阐述了索罗斯的投资理念，比如他著名的“盛衰循环论”等。这给人一种印象，就是索罗斯在作出一些重大决定的时候，都是极为理性的。但梁恒的观察，他更多用一种直觉来作决定。
“他的直觉应该属于艺术的范畴，不是科学，而是一种独特的创造力和激情冲动。”梁恒说。
作重大决定之前，他也会听取属下的意见，但他实行的是独裁，而不是民主集中制。在索罗斯的眼里，他认为官僚程序是“让做成的事变成做不成的艺术”。
而他就是一个扣扳机的人，什么时候扣扳机，多少子弹，他自己判断。
1992年阻击英镑，是索罗斯投机生涯中最经典的行为之一。在实施计划的时候，他问基金经理，你放了多少资金进去？对方回答说，20个亿。索罗斯问他：如果你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为什么只放那么点钱呢？
这句话后来成为华尔街的经典名言。因为这句话，那位经理把资金增加到了5倍，也就是100亿。接下来不长的时间里，索罗斯的公司猛赚20亿美元，他也被《经济学人》杂志惊呼为“打垮了英格兰银行的人”。
关于索罗斯和自己下属的关系，有一个著名的笑话。在飞机的头等舱，索罗斯旁边坐了个业界精英，两人聊得很开心。下飞机之前，索罗斯对他说，你明天到我公司当副总吧。那人就去了，结果上班还没两天，索罗斯就对他说：你不行，你可以离开了。“这是不近人情的冷酷。”梁恒说。
索罗斯刻意把自己的社交圈建立在工作之外，他从来不会让基金经理和交易员成为他的私人朋友。他家里的聚会不断，但是他请的都是政治家、哲学家、作家、诗人、艺术家。这些人也会经常换，索罗斯每个周末有不同的朋友，和他的赚钱游戏没有任何关系。
哲人与眼泪
“我26岁去美国，梦想是挣够50万美金就回英国去当哲学教授。但没想到，一踏入华尔街，就回不了头了。”索罗斯曾对梁恒谈到自己的梦想。
梁恒第一次到他书房的时候，惊奇地发现，他书桌上的几堆书并非金融名著，而是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罗素、波普尔等人的哲学书籍。索罗斯给梁恒推荐的书，正是自己导师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他对自己的定位是：金融家、慈善家、哲学家。索罗斯当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师从哲学大师卡尔·波普尔，从他第一篇文章《意识的负担》开始，他一直没有放弃过对哲学的研究，对开放社会的追求。“他对哲学的探究不是一个兴趣的爱好，而是一辈子追求的最高理想。”
20多年中，梁恒只看见索罗斯眼睛湿润过一次，正是为了波普尔。那是早餐的时候，索罗斯看报纸得知，他的哲学启蒙导师卡尔·波普尔去世了，他默默起身走到花园阴处的一个小亭子里，独坐了良久。
索罗斯的哲学思想，也建立在“开放社会”的基础上。他认为，客观世界是存在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去影响或改变世界，但由于人对现实的了解天生不完全，因此，犯错是人的天性，那些所谓客观规律是不真实的。如果人能有批判性思维，就可以避免少犯错误；同样，正因为社会不完美，人才有可能去改变它。
这个认识，跟他的投资理念以及慈善理念一脉相承。
据统计，在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开始捐款前，索罗斯的捐款金额多年蝉联第一，他自己说，在过去30年时间里，自己捐赠了80多亿美元，在全世界先后设立了30多个基金，这些基金都遵循着开放社会的原则。梁恒说，他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项目资助，“鼓励批判性思维和自由创新精神”。
最初，当梁恒拿着索罗斯的钱试图在中国设立基金会的时候，很多保守的人怀疑索罗斯是受中央情报局的指派。很多人不理解：一个美国大富豪，为何跑到中国来支持文化艺术事业？
这种指控，在后来欧洲出现“天鹅绒革命”的时候达到了顶峰。一批下台的领导人把这种“变天”很大部分的原因归罪于索罗斯。他们指责，正是索罗斯在这些国家的基金会，为民主选举推波助澜，幕后操纵了这场革命。对此，索罗斯多次出面辩解。
即使在美国本土，他同样是遭受攻击的对象。华尔街的一些人士指责说，索罗斯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直接受益者，可他却接二连三地发表专著，强烈地抨击让他发财的经济制度。
“索罗斯从来就不相信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左右金融市场，而且更反对所谓让市场本身去调整或修正自己的理论，他认为较好的市场经济，应该是自由市场加上政府调控。”梁恒说。
“专门攻击弱者”，这是索罗斯炒股遵循的森林法则。在投资领域，他从来不考虑道德。1997年阻击泰铢，掀起亚洲金融风暴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马来西亚等国家的货币贬值、工厂倒闭、银行破产、物价上涨，一片惨不忍睹的景象，这似乎也与他的慈善理念相悖。
“他在哪个国家投资，就不会在哪个国家做慈善事业。”梁恒说，“身为投资基金的经理，在市场为客户谋利不讲道德。但是在金融市场之外的社会，做慈善事业这属于个人的胸怀。”
在欧洲的一趟火车上，索罗斯曾遇到了一个吉普赛艺术团。这些人说，他们是得到索罗斯基金会的资助，去偏远山区为村民们演出的。索罗斯当时没做声，后来他说，“那天，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刻。”
婚姻等于交易
索罗斯的幸福，与他的事业、理想密切相关，家庭从来不是他的重点。
有一天，梁恒到索罗斯家里，突然发现索罗斯的妻子苏珊头发散乱，眼睛红肿。原来，索罗斯和她吵架，两人动起手来，苏珊被反锁进了浴室，在浴室里哭了一夜，“我只是劝他多花点时间陪小孩，他竟然说，是我要生小孩，是我的孩子，不是他的！”
后来，苏珊选择了离婚。当然，两人离婚还有别的原因，就是索罗斯有了别的女人。
索罗斯曾公开跟梁恒说：“我不会有固定的女友，我很开放，想和各种各样的女人交往。”甚至有专人负责给索罗斯找女友，他和这个所谓“女友”，可以只待一个晚上，也可以是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但不会更长久。
从26岁到了美国，凭借智慧与机遇成为对冲基金的“教父”，如此至尊地位的索罗斯，却是婚姻生活的失败者。“他的两次婚姻都是由太太主动提出的，他既不是一位好父亲，也不是一位好丈夫。”
索罗斯跟苏珊是二婚，据说在婚礼上索罗斯迟到了，原因是打网球忘记了时间；因为对年老的父亲不满，他甚至没有去医院陪父亲走完最后一程。
他很少有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难得在一起的时候，小儿子格瑞格里就拉着爸爸下棋，索罗斯下棋很认真，他从来没让儿子赢过。格瑞格里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哀求說，爸爸，你能不能让我赢一次啊？索罗斯说，不行，你必须要学会输。
很多鼎鼎大名的人物都乐于出席他周末举办的沙龙，但他几乎没有任何朋友。
他曾经的邻居也是一个富豪，索罗斯经常去他家的网球场打球。有一天，这位邻居突然自杀身亡。索罗斯告诉梁恒，就在邻居自杀的前天晚上，两人曾经一起聊天，邻居说自己要破产了，但索罗斯无动于衷。
“你没有帮他吗？”梁恒大叫。
索罗斯回答，他自己的事，他自己要去承担，要让他自己了断。
梁恒和妻子离婚后，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索罗斯。索罗斯并没有安慰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易。婚姻改变你们的命运，离婚还会再次改变你们的命运，这有什么不好？”对索罗斯而言，人与人的关系就是互利的交易，是一种相互有利的临时性结盟。
“索罗斯不喜欢看别人流泪，在他看来，伤心动情是不冷静的表现。”
索罗斯70岁生日的时候，他邀请了500位嘉宾出席了宴会。宴会前，索罗斯让嘉宾们欣赏了一个现场表演的音乐剧《吊死者》。整个剧充盈着鬼魅的气息，在结尾，钟声响起，12个木制的人体一一被悬吊起来，高大的幕布骤然垂落。
“多年以来，我认为自己就是上帝。我想做什么，也能做成。这种想法也让我害怕。于是我尽量让自己相信，我是上帝派来的使者。但到了70岁，这个幻想也破灭了。”他的个人生涯已经结束，剩下的就是在为死亡做准备。
庄园别墅的二楼，是索罗斯的书房。那里堆满了哲学书籍，还有巨大的地球仪和昏黄的台灯。夜晚，只有当他孑然一身时，他离上帝最近。
（本文部分细节参考梁恒《与索罗斯一起走过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