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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透过王安石的早年交游，可以发现：一是他基于“太原王氏”后裔的宗法情结，常与王令、王回、王晳、王曙王益柔父子等同姓交往，主动吸纳同宗“家学”系统中的“春秋”养分；二是他任职地方，在政治边缘地带以中下级官员身份，广接孙觉、常秩、丁宝臣等“春秋学人”。日经磨砺，他基本建成一种“反正”宋初主流“春秋学”（以孙复为代表）的“王氏春秋学”。不过，由于缺失政治、知识和话语策略的综合支撑，“王氏春秋学”对于后起的“断烂朝报”“黜《春秋》”等政治谣传，皆不能形成有力防卫、抗辩和强势反击，以至于真实的“王氏春秋学史”也终被埋没无踪。
关键词：宋学；政治哲学；《春秋》；王安石；安全策略；经学
中图分类号：K244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6）03-0071-08
在王安石（1021—1086）与“春秋学”的关系上，《宋史》依托宋人周麟之《春秋经解·跋》等私家说法，终以官方正史的形式坐实了王安石的“断烂朝报说”——“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真相是否如此，自梁启超《王荆公传·荆公之学术》作出专论始，学界已考辨如流。今人甚至于认为它“特指其弟子陆佃、龚原对《春秋》的注释，而非孔子删抒之《春秋》”[1]；还有学者从宋代“春秋学史”的角度为王安石作解释说：“这并不意味着贬经，恰恰反映的是他的尊经思想。”[2]不过，基于“宋学”视野，考究王安石建构“春秋学”的交游策略，仍旧是透过“王安石的生活时代”，复现“王氏春秋学”内在理路、为学次第、思想造就和学术命运的有效补充。
一“太原王氏”情结：同宗与家学
王安石《送王彦鲁》诗云：“北客怜同姓，南流感似人。相分岂相忘，临路更情亲。”[3]（P467）南北物候之别、人情之殊，感触良多，不自觉中，他的家族观念潜滋暗长。《先大人述》等文，屡言源出太原王氏，后为唐代七大著姓之一[3]（P293）。藉此因缘，关注同姓宗族，是其交游特点①
。
现整理发现，此份“太原王氏”情結，对于“王氏春秋学”的成长，贡献甚多。
1.“吾党”王令及其家族变史
清代四库馆臣总括古论，作有小传曰：“（王）令，元城人，幼随其叔祖乙居广陵，遂为广陵人。初字钦美，后黄莘字之曰逢原。少不检，既而折节力学，王安石以妻吴氏之妹妻之，年二十八卒……王安石于人少许可，而最重令。同时胜流如刘敞等，并推服之。”[4]（P3 976）二人既是姻亲又是学友。
王令（1032—1059）《寄介甫》云：“天门廉陛郁巍巍，势利宁无澹泊讥？岂与跖徒争有道，盍思吾党自言归。古人踽踽今何取，天下滔滔昔已非。终见乘桴去沧海，好留余地许相依。”[5]（卷15）清人何文涣论此诗曰：“当日朝政国势，未为甚失。措辞乃尔，大是背逆。诗句恶劣，又无论矣。”[6]（卷1）今日观之，何氏显然乱扣帽子。因为面对“势利”横流的滔滔天下，王令“背逆”的倒不是刚建成的赵宋“朝政”，他只是延长了学术嗅觉，在“唐宋转型”之当口，发觉汉唐儒学之不足。于是，就想组织一帮“吾党”，志同道合地乘桴而去，做个澹泊的隐士，好在失道的主流学术之外，为真儒留置一片坚守古道的“余地”罢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与江南“投藏蔀隐者”满执中、满建中、黄莘等人[5]（卷6《书怀寄黄任道满子权》、卷22《送黄莘任道赴扬学序》）过从款密。所以，个人的“学统”关怀，远在“政统”考虑之上。
正是有了此种可贵的自觉，二王常常论及士人的为学之志。王安石《与王逢原书》曰：“或以为君子之学汲汲以忧世者，惑也。惑于此而进退之行不得于孔子者，有之矣……世有能喻知命之说，而不能重进退者，有矣，由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也……今世既无朋友相告戒之道，而言亦未可必用，大抵见教者，欲使安石同乎俗、合乎世耳，非足下教我，尚何望于他人，切无所惜也。”[5]（附录）可知，早年王安石的确幸运：在那一片“同乎俗、合乎世”的滔滔声教中，仅只有王令的“告戒”，让他时刻清醒地将“道尊于势”的先儒教旨，植入初萌的“君子之学”，并终能与“汲汲以忧世”的赵宋第一代“春秋学”，保持着距离。《思王逢原》（1060）又曰：“自吾失逢原，触事辄愁思。岂独为故人，抚心良自悲。我善孰相我？孰知我瑕疵？我思谁能谋？我语听者谁？”[3]（P381）王令英年早逝，对于他建构“春秋学”所需的价值取向、知识储备、意义选择、话语系统等，皆是损失。
王安石熟知元城王氏，他在《右领军卫将军致仕王君（乙）墓志铭》（1057）中说：“其望在太原，而实家大名之元城……余尝为君僚，而与其子越石同年进士也……宋兴百年，大定于太宗，至真宗内外富矣。内外自是遂务以无为养息天下。朝廷所尚贤良进士，而将相大臣之世用。君方慨然怀古人趋赴功业之意，欲起贫贱，不势左右，而以其辩智当人主。众圆独方，用非其时，卒以不合。呜呼，甚可悲也！”[7]（卷98）据《直斋书录解题》称，王安石“同年友”王越石撰《射议》1卷，共7条，对《春秋》“大夫不藏甲”之义，研究独到。
所以，从家族史来看，元城王氏一门3代，叔祖王乙（980—1052）以武功入官，但随着“崇文”风尚的深入，起家模式不得不转向“斯文”之道；代换之际，先后生发“进士王越石”和“隐士王令”这两股新象。如果说，上一代“用非其时，卒以不合”的悲剧命运，警醒了王越石，让他重研“藏甲”义理，脱去家统中的“武道”精神，转而将自己的“春秋学”融入主流，成功实现“尚贤良进士”的时俗需求，那么，作为第3代家族精英，隐士王令的发展策略，显然已经抛弃了刚刚开创的“进士”范式。王令一方面终结了“趋赴功业之意”的政治诉求，另一方面又重新续接“众圆独方”的主体性精神，将整个家族后来的智慧，从国家之域引入江湖社会，总体上就以一种不合作的新态度，实现了宋代地方家族的社会转型。所以，宋初一部元城王氏家族变动史，已将主流“春秋学”及其士人选择的多样性，以不同的交往范式，纤悉具详地呈现给了王安石：叔祖是自己的“同僚”，叔父是自己的“同年友”，但能成为“同道”者，却是“折节力学”的第3代新人。 2.“无悔于雄”的王回
王平（975—1047）乃太原王氏嫡传，“举进士时，已能力学自立，以经术游于江淮之南，为学者所归。”[7]（卷98）《尚书都官员外郎侍御史王公墓碣铭》其子王回、王向、王同、王固，皆以文称。其中，王回（字深父，1023—1065）中进士科后，任亳州卫真县主簿，未一岁弃官，遂终身不仕；有文集20卷，入《宋史·儒林传》[8]（卷432）。曾巩（1019—1083）为其文集作序，云：“当先王之迹熄，六艺残缺，道术衰微，天下学者无所折衷，深父于是时奋然独起，因先王之遗文以求其意，得之于心，行之于己，其动止语默必考于法度，而穷达得丧不易其志也。”[9]（P198）其人其事其学，秉守“自立”的父风，“奋然独起”，游走江湖，知行合一，穷困不易，皆不可能是宋初主流“春秋学”的合法构成。
王安石在京师得识王回[9]（P248），后经中介，亦与王令相识[7]（卷72），《与王深甫书》“三王”由此结盟。王回迁居颍州，与寓颍的“春秋大师”刘敞（撰《春秋传》15卷、《春秋权衡》17卷、《春秋意林》2卷、《春秋文权》5卷、《春秋说例》1卷），往来频繁[10]（P313）。特别是，“坠简残经众矣，可胜数哉！唯是刘原甫、王深甫，每以为恨”[11]（P17）。二人力主古典文献学，治经旨趣略同，估计就是当时交接的收获。王平归葬汝阴，王回又与长于春秋学的常秩，多有交流[3]（P54）。
王安石《答龚深父书》（1064）说：“……言之于深父何病？扬雄亦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不修廉隅以侥[徼]名当世，故某以谓深父于为雄，几可以无悔。扬雄者，自孟轲以来未有及之者，但后世士大夫多不能深考之尔。孟轲圣人也，贤人则其行不皆合于圣人，特其智足以知圣人而已。故某以谓，深父其知能知轲，其于为雄几可以无悔。扬雄之仕，合于孔子无不可之义，奈何欲非之乎？若以深父不仕为过于雄，则自雄以来能不仕者多矣，岂皆能过于雄乎？若以深父之不仕为与雄异，则孟子称禹、稷、颜回同道，深父之于为雄，其以强学力行之所至，仕不仕特其所遭义命之不同，未可以議于此。深父，吾友也，言其美尤不敢略，亦不敢诬……”[3]（P65）此番有关仕隐的讨论，连同上面曾巩的序文，看似都在帮好友澄清事实，以便扭转士界舆论。实质上，王、曾二人通过设置“孟子→扬雄→王回”这么一个近乎“道统式”的儒学传承链条，力争重新确定王回的学术地位。
近人章太炎论汉代春秋学史指出：“董仲舒以阴阳定法令，垂则博士，神人大巫也。使学者人人碎义逃难，苟得利禄而不识远略……故扬雄变之以《法言》。”[12]（P444）换言之，扬雄著成《法言》，从炙手可热的董氏“公羊学”手中，拯救了汉代“春秋学”。有了这一参照就发现，“深父其知能知轲”，已然是“智足以知圣人”的“贤人”；且自圣人孟子以降，达到这一境界的，就只有汉代扬雄和北宋王回两人。所以，王回的真贡献，就是在“天下学者无所折衷”的年代里，做了一件与扬雄功劳相当的大事——拯救“春秋学”。
3.王晳：破主流“春秋学”之干将
四库馆臣说王晳（字微之）自称太原王姓大宗之后，天禧间为翰林学士，但始末不可考[4]（P692）。王应麟云：“至和中，（王）晳撰《春秋通义》十二卷，据三《传》注疏及啖、赵之学其说通者，附经文之下，阙者用己意释之。又《异义》十二卷，《皇纲论》五卷二十三篇。”[13]（P800）王[SX（B-*5][HT7，5]析[]曰[SX）][HT]专治《春秋》，成就不凡。同时，在治经方法和经学地位上，四库馆臣进一步指出，王晳“皆发明夫子笔削之旨，而考辨三《传》及啖助、赵匡之得失，其言多明白平易，无穿凿附会之习。”结果，既“足破孙复等有贬无褒之说”，“亦足破孙复等尽废三《传》之说，在宋人《春秋》解中可谓不失古义。”[4]（P693）很明显，王晳发挥己能，上接孔子“笔削之旨”，同时综合春秋三《传》，“观书每得一义，如得一真珠船”[14]（P20），坚守古学古义，救弊于斯，俨然就是“破孙”的新“春秋学”代表人物。
至和元年（1054），王安石以殿中丞除群牧判官；初次入京任职，王安石、王[SX（B-*5][HT7，5]析[]曰[SX）][HT]二人即定交。日后大江南北，藉此同宗之缘，多有唱和。《临川文集》共载此类诗作18首（较《王安石全集》收集齐全），显是“王氏春秋学”的重要组成。其《次韵酬微之赠池纸并诗》云：“嗟予文章非世用，画镂空尔縻冰脂。挥毫才足记姓字，窃学又耻从师宜。”[3]（P352）对王晳的归依之志，明见笔端。又《和微之林亭》云：“未敢许君轻去国，不应如我漫为郎。中园日涉非无趣，保此千钟慰北堂。”[3]（P426）面对王晳的督学之严、期许之重，当时还未能成型的“王氏春秋学”，无奈之余，只得以养亲保家婉谢。特别是，《和王微之登高斋》总论其学，曰：“念君少壮辍游衍，发挥《春秋》名《玉杯》。书成不得断国论，但此空语传八垓。”[3]（P343）在他看来，王晳一方面以《春秋》立言著世，重新标榜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篇》中的“性论”问题，丰富了“宋学”的主题，另一方面，其人自珍自重，从不兜售和献媚于朝廷，脱尽了董氏春秋“断国论”的功利气，但那些未能为世所用的“空语”，依旧流播学界。这样一种学术取向及为学风格，显然让王安石印象深刻。
4.王曙、王益柔父子
其先太原王氏，乃“文中子”王通（580—617）之弟“东皋子”王绩（585—644）的嫡传。河南王氏世居河、汾，通家大儒，藏书丰富。王曙（字晦叔，963—1034）“幼得先君所聚书读之，至《周官》、《春秋》，尤极其义。故为文章必本制度，临政长于断事，虽天性通悟，发为事业，迹其源流，盖有助焉。”一生著有“《两汉诏义》40卷、《周书音训》12卷、《唐书备问》3卷、《郡牧故事》6卷、《庄子指归》2篇、《列子指归》1篇”[15]（P9-15）。可见，他本诸家学，著述精博，已实得王氏家学通经致用之精髓。 王安石《读唐书》曰：“志士无时亦少成，中才随世就功名。并、汾诸子何为者，坐与文皇立太平。”[3]（P562-563）同宗先辈王通、王绩兄弟，隋唐之际以“圣学”收揽天下功业，的确令其神往。其学问及后人的秉续之作，整体积累为一种家族式的“文献集成”，想必自然尽在“王氏春秋学”的视野之中。
其子王益柔（字胜之，1015—1086），自少力学，博通群书，为终篇阅读《资治通鉴》的第一人[8]（卷286）。《王曙传》仁宗朝，用父荫，官至殿中丞，除集贤校理。但其人为官抗直尚气，喜论天下事。尝坐苏舜钦（1008—1048）奏邸狱，被黜，监复州酒。又因雅有文学，累迁知制诰，兼直学士院，后以秘书监出知外郡[16]（P360）。王安石《和王胜之雪霁借马入省》（1055）曰：“君家洛阳名实大，谈笑枯槁回春柔。平生意气故应在，白发未敢相寻求。”[3]（P345）王益柔家学深远，但“由学入政”之路坎坷艰涩，“宦难”重重。对此，王安石予以援助、慰藉之时，依旧激励同宗，切不能因政俗之需而丢弃了为学的气节。
另外，王安石任职鄞县期间（1046—1050），“四明五先生”（杨适、杜醇、王致、楼郁、王说）中的楼郁（？—1078），曾大肆摹印太原王家所藏的《春秋繁露》，以资于浙东学人[17]（P3-4）。就早期“王学”与“四明之学”的交游来看[3]（P45），知县事的王安石，亦断然不会置身“家学”事外。
二地方衙署之便：以舒州通判为主
初到舒州，王安石《到舒次韵答平甫》（1051）曰：“行问啬夫多不记，坐论公瑾少能谈。只愁地僻无宾客，旧学从谁得指南？”[3]（P437）穷漂西境，原本以为求学无友，后来却发现此域犹不缺才高之士。所以，藉此衙署之便，亦宦亦学，也不断增进了“王氏春秋学”。
1.主《谷梁》的“孙觉春秋学”
王安石《别孙莘老》云：“逢原未熟我，已与子相知。自吾得逢原，知子更不疑。”[3]（P365）二人相识尤早于王令。孙觉（字莘老，1028—1090）乃宋初“三先生”胡瑗（993—1059）高弟，著有《春秋经社》6卷、《春秋经解》（又名《春秋学纂》）15卷。《宋元学案》载：“（黄）百家谨案，先生《春秋经解》多主《谷梁》之说，而参以《左氏》、《公羊》及汉唐诸家之说，义有未安者，则补以所闻于安定及己之所悟，晁公武称其议论最精。”[18]（P44）可见，其学同样规模三《传》，力主发挥汉唐古义，近于王晳，与第一代“春秋学”舍《传》求《经》的治学作风大异。
王安石撰成“三经新义”（《周礼新义》《尚书新义》《诗经新义》）之后，原本想基于早期的“王氏春秋学”，再解《春秋》，顺势去发展出一个“四经新义”，但最终还是敬重了自己早年江南的学术盟友——“孙觉春秋学”的成就，断然放弃了念头[18]（P44）。这也说明，“湖学”传人孙觉新解《春秋》，既渊源正统，又别出己意，很有新发展[19]。所以，早期“王学”视为同路不说，即便是到了“王学”的官学化发展阶段——“荆公新学”时期[20]，王安石还是坚持了原来的学术态度，不再另作新论，以免蛇足。
2.强调立德之旨的常秩
常秩（字夷甫，1019—1077）著《春秋学》数十卷，自许甚高[8]（《常秩传》卷329）。特别是，对主流学者孙复及其《春秋尊王发微》，多持异议。在他看来，孙复远离古人忠恕之道，过分强调霸王之利，完全就是一种“失之于刻”的“商鞅之法”，与两汉以《春秋》大义决狱的做法，如出一辙[21]（P1 571）。所以，救弊之方，理当在宋代“春秋学”中重建君子立德之旨。可知，常氏“反正”主流的学术立场，也极其明显。
常秩平居里巷20余年，与王安石好友中的当朝隐士孙侔（1019—1084）、王令齐名，“在野”色彩浓郁。嘉祐中，欧阳修以颍州教授荐之于朝，除国子监直讲，后又以为大理评事，知长葛县，皆不赴。王安石将其比之为颜回（前521—前481）[5]。附录《先生遗事》但常秩晚年入仕一事，屡遭恶讽——“笑杀汝阴常处士，十年骑马听朝鸡”[22]（P228）。因是之故，他个人终未入《宋史·隐逸传》。尤其是，传言鼎沸，讥其希风执政王安石不喜《春秋》之意，入朝后就绝口不提自己的“春秋学”，甚至于“匿其书不出”——“倚阁”之說，不胫而走[23]（P174）。
不过，验之王、常二人学术发展轨迹自知，昔日在舒的“王氏春秋学”与“常氏春秋学”，在反正宋初“春秋学”这一点上，同为呼息，互为援助，皆强调要以立德本旨纠正“外王”之偏。但在王安石执政之日，“王学”已经发展到官学化的“荆公新学”阶段，虽然它同样强调“外王”之道，看似与早期的“王氏春秋学”一脉相承，但学术取舍和资源构成已然大异：此时王安石力治《周官》，“春秋”之论，自然淡出视野[24]。
常秩死后，王安石《宝文阁待制常公墓表》（1077）云：“公学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闻也，信其义而已。官之而不事，召之而不赴……自周道微，观学者所取舍，大抵时所好也。违俗而适己，独行而特起。呜呼！公贤远矣。”[3]（P654）并未贬损其人其学，反而犹在标举“常氏春秋学”，体现了不阿时好、“学不期言”“违俗适己”的真本色。
3.“宦学之师”丁宝臣
初任扬州，王安石与丁宝臣（字元珍，1010—1067）同事。《祭丁元珍学士文》曰：“我初闭门，屈首书诗。一出涉世，茫无所知。援挈覆护，免于阽危。雍培浸灌，使有华滋。微吾元珍，我始弗殖……”[3]（P628）《寄丁中允》（1048）又云：“始我与夫子，得官同一州。相逢皆偶然，情义乃绸缪。我于人事疏，而子久已修。磨詟以成我，德大不可酬。”[3]（P372）《司封员外郎秘阁校理丁君墓志铭》（1068）中，还将这位“辅我以仁义”的扬州僚友，尊为“循吏”。铭文赞曰：“文于辞为达，行于德为充。道于古为可，命于今为穷。”[3]（P676）可见，丁氏实乃开启王安石的“宦学之师”，在建构“王氏春秋学”所需的文章、道义、德性、政令等方面，皆着痕迹。 [8]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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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Anshi’s Construction Policy for “Chunqiu Learning” Friendship
YANG Tian-bao，CHEN Peng-qi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Science，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Nanning 530006，China）
Abstract：
Through Wang Anshi’s early intercourse we can find： one is based on his “Wang Taiyuan”， the descendants of patriarchal complex，often with Wang Ling，Wang Hui，Wang Xi，Wang Shu Wang Yi and his son and other soft surname exchanges，the initiative to attract clan “family learning” system “Chunqiu” nutrients； second；is the place where he worked in the political fringe to the lower-level official capacity and wide access Sun Jue，often rank，Dingbao Chen and other “Chunqiu scholars”.He basically built a kind of “Anyway”，early Song mainstream “Chunqiu school” （with Sun Fu represented） of “Wang Chunqiu school”.However，due to the lack of a comprehensive political support，knowledge and discourse strategies，“Wang Spring School” can not stop newcomer’s bad newspaper，dismissing Chunqiu and other political rumors，and can not form a strong defense，so that the real “History of Wang’s Chunqiu” also eventually was buried without a trace.
Key words：
Song science；political philosophy；Chunqiu；Wang Anshi；security policy；classics
（责任编辑
书华）
透过王安石的早年交游，可以发现：一是他基于“太原王氏”后裔的宗法情结，常与王令、王回、王晳、王曙王益柔父子等同姓交往，主动吸纳同宗“家学”系统中的“春秋”养分；二是他任职地方，在政治边缘地带以中下级官员身份，广接孙觉、常秩、丁宝臣等“春秋学人”。日经磨砺，他基本建成一种“反正”宋初主流“春秋学”（以孙复为代表）的“王氏春秋学”。不过，由于缺失政治、知识和话语策略的综合支撑，“王氏春秋学”对于后起的“断烂朝报”“黜《春秋》”等政治谣传，皆不能形成有力防卫、抗辩和强势反击，以至于真实的“王氏春秋学史”也终被埋没无踪。
关键词：宋学；政治哲学；《春秋》；王安石；安全策略；经学
中图分类号：K24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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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6-0448（2016）03-0071-08
在王安石（1021—1086）与“春秋学”的关系上，《宋史》依托宋人周麟之《春秋经解·跋》等私家说法，终以官方正史的形式坐实了王安石的“断烂朝报说”——“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真相是否如此，自梁启超《王荆公传·荆公之学术》作出专论始，学界已考辨如流。今人甚至于认为它“特指其弟子陆佃、龚原对《春秋》的注释，而非孔子删抒之《春秋》”[1]；还有学者从宋代“春秋学史”的角度为王安石作解释说：“这并不意味着贬经，恰恰反映的是他的尊经思想。”[2]不过，基于“宋学”视野，考究王安石建构“春秋学”的交游策略，仍旧是透过“王安石的生活时代”，复现“王氏春秋学”内在理路、为学次第、思想造就和学术命运的有效补充。
一“太原王氏”情结：同宗与家学
王安石《送王彦鲁》诗云：“北客怜同姓，南流感似人。相分岂相忘，临路更情亲。”[3]（P467）南北物候之别、人情之殊，感触良多，不自觉中，他的家族观念潜滋暗长。《先大人述》等文，屡言源出太原王氏，后为唐代七大著姓之一[3]（P293）。藉此因缘，关注同姓宗族，是其交游特点①
。
现整理发现，此份“太原王氏”情結，对于“王氏春秋学”的成长，贡献甚多。
1.“吾党”王令及其家族变史
清代四库馆臣总括古论，作有小传曰：“（王）令，元城人，幼随其叔祖乙居广陵，遂为广陵人。初字钦美，后黄莘字之曰逢原。少不检，既而折节力学，王安石以妻吴氏之妹妻之，年二十八卒……王安石于人少许可，而最重令。同时胜流如刘敞等，并推服之。”[4]（P3 976）二人既是姻亲又是学友。
王令（1032—1059）《寄介甫》云：“天门廉陛郁巍巍，势利宁无澹泊讥？岂与跖徒争有道，盍思吾党自言归。古人踽踽今何取，天下滔滔昔已非。终见乘桴去沧海，好留余地许相依。”[5]（卷15）清人何文涣论此诗曰：“当日朝政国势，未为甚失。措辞乃尔，大是背逆。诗句恶劣，又无论矣。”[6]（卷1）今日观之，何氏显然乱扣帽子。因为面对“势利”横流的滔滔天下，王令“背逆”的倒不是刚建成的赵宋“朝政”，他只是延长了学术嗅觉，在“唐宋转型”之当口，发觉汉唐儒学之不足。于是，就想组织一帮“吾党”，志同道合地乘桴而去，做个澹泊的隐士，好在失道的主流学术之外，为真儒留置一片坚守古道的“余地”罢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与江南“投藏蔀隐者”满执中、满建中、黄莘等人[5]（卷6《书怀寄黄任道满子权》、卷22《送黄莘任道赴扬学序》）过从款密。所以，个人的“学统”关怀，远在“政统”考虑之上。
正是有了此种可贵的自觉，二王常常论及士人的为学之志。王安石《与王逢原书》曰：“或以为君子之学汲汲以忧世者，惑也。惑于此而进退之行不得于孔子者，有之矣……世有能喻知命之说，而不能重进退者，有矣，由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也……今世既无朋友相告戒之道，而言亦未可必用，大抵见教者，欲使安石同乎俗、合乎世耳，非足下教我，尚何望于他人，切无所惜也。”[5]（附录）可知，早年王安石的确幸运：在那一片“同乎俗、合乎世”的滔滔声教中，仅只有王令的“告戒”，让他时刻清醒地将“道尊于势”的先儒教旨，植入初萌的“君子之学”，并终能与“汲汲以忧世”的赵宋第一代“春秋学”，保持着距离。《思王逢原》（1060）又曰：“自吾失逢原，触事辄愁思。岂独为故人，抚心良自悲。我善孰相我？孰知我瑕疵？我思谁能谋？我语听者谁？”[3]（P381）王令英年早逝，对于他建构“春秋学”所需的价值取向、知识储备、意义选择、话语系统等，皆是损失。
王安石熟知元城王氏，他在《右领军卫将军致仕王君（乙）墓志铭》（1057）中说：“其望在太原，而实家大名之元城……余尝为君僚，而与其子越石同年进士也……宋兴百年，大定于太宗，至真宗内外富矣。内外自是遂务以无为养息天下。朝廷所尚贤良进士，而将相大臣之世用。君方慨然怀古人趋赴功业之意，欲起贫贱，不势左右，而以其辩智当人主。众圆独方，用非其时，卒以不合。呜呼，甚可悲也！”[7]（卷98）据《直斋书录解题》称，王安石“同年友”王越石撰《射议》1卷，共7条，对《春秋》“大夫不藏甲”之义，研究独到。
所以，从家族史来看，元城王氏一门3代，叔祖王乙（980—1052）以武功入官，但随着“崇文”风尚的深入，起家模式不得不转向“斯文”之道；代换之际，先后生发“进士王越石”和“隐士王令”这两股新象。如果说，上一代“用非其时，卒以不合”的悲剧命运，警醒了王越石，让他重研“藏甲”义理，脱去家统中的“武道”精神，转而将自己的“春秋学”融入主流，成功实现“尚贤良进士”的时俗需求，那么，作为第3代家族精英，隐士王令的发展策略，显然已经抛弃了刚刚开创的“进士”范式。王令一方面终结了“趋赴功业之意”的政治诉求，另一方面又重新续接“众圆独方”的主体性精神，将整个家族后来的智慧，从国家之域引入江湖社会，总体上就以一种不合作的新态度，实现了宋代地方家族的社会转型。所以，宋初一部元城王氏家族变动史，已将主流“春秋学”及其士人选择的多样性，以不同的交往范式，纤悉具详地呈现给了王安石：叔祖是自己的“同僚”，叔父是自己的“同年友”，但能成为“同道”者，却是“折节力学”的第3代新人。 2.“无悔于雄”的王回
王平（975—1047）乃太原王氏嫡传，“举进士时，已能力学自立，以经术游于江淮之南，为学者所归。”[7]（卷98）《尚书都官员外郎侍御史王公墓碣铭》其子王回、王向、王同、王固，皆以文称。其中，王回（字深父，1023—1065）中进士科后，任亳州卫真县主簿，未一岁弃官，遂终身不仕；有文集20卷，入《宋史·儒林传》[8]（卷432）。曾巩（1019—1083）为其文集作序，云：“当先王之迹熄，六艺残缺，道术衰微，天下学者无所折衷，深父于是时奋然独起，因先王之遗文以求其意，得之于心，行之于己，其动止语默必考于法度，而穷达得丧不易其志也。”[9]（P198）其人其事其学，秉守“自立”的父风，“奋然独起”，游走江湖，知行合一，穷困不易，皆不可能是宋初主流“春秋学”的合法构成。
王安石在京师得识王回[9]（P248），后经中介，亦与王令相识[7]（卷72），《与王深甫书》“三王”由此结盟。王回迁居颍州，与寓颍的“春秋大师”刘敞（撰《春秋传》15卷、《春秋权衡》17卷、《春秋意林》2卷、《春秋文权》5卷、《春秋说例》1卷），往来频繁[10]（P313）。特别是，“坠简残经众矣，可胜数哉！唯是刘原甫、王深甫，每以为恨”[11]（P17）。二人力主古典文献学，治经旨趣略同，估计就是当时交接的收获。王平归葬汝阴，王回又与长于春秋学的常秩，多有交流[3]（P54）。
王安石《答龚深父书》（1064）说：“……言之于深父何病？扬雄亦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不修廉隅以侥[徼]名当世，故某以谓深父于为雄，几可以无悔。扬雄者，自孟轲以来未有及之者，但后世士大夫多不能深考之尔。孟轲圣人也，贤人则其行不皆合于圣人，特其智足以知圣人而已。故某以谓，深父其知能知轲，其于为雄几可以无悔。扬雄之仕，合于孔子无不可之义，奈何欲非之乎？若以深父不仕为过于雄，则自雄以来能不仕者多矣，岂皆能过于雄乎？若以深父之不仕为与雄异，则孟子称禹、稷、颜回同道，深父之于为雄，其以强学力行之所至，仕不仕特其所遭义命之不同，未可以議于此。深父，吾友也，言其美尤不敢略，亦不敢诬……”[3]（P65）此番有关仕隐的讨论，连同上面曾巩的序文，看似都在帮好友澄清事实，以便扭转士界舆论。实质上，王、曾二人通过设置“孟子→扬雄→王回”这么一个近乎“道统式”的儒学传承链条，力争重新确定王回的学术地位。
近人章太炎论汉代春秋学史指出：“董仲舒以阴阳定法令，垂则博士，神人大巫也。使学者人人碎义逃难，苟得利禄而不识远略……故扬雄变之以《法言》。”[12]（P444）换言之，扬雄著成《法言》，从炙手可热的董氏“公羊学”手中，拯救了汉代“春秋学”。有了这一参照就发现，“深父其知能知轲”，已然是“智足以知圣人”的“贤人”；且自圣人孟子以降，达到这一境界的，就只有汉代扬雄和北宋王回两人。所以，王回的真贡献，就是在“天下学者无所折衷”的年代里，做了一件与扬雄功劳相当的大事——拯救“春秋学”。
3.王晳：破主流“春秋学”之干将
四库馆臣说王晳（字微之）自称太原王姓大宗之后，天禧间为翰林学士，但始末不可考[4]（P692）。王应麟云：“至和中，（王）晳撰《春秋通义》十二卷，据三《传》注疏及啖、赵之学其说通者，附经文之下，阙者用己意释之。又《异义》十二卷，《皇纲论》五卷二十三篇。”[13]（P800）王[SX（B-*5][HT7，5]析[]曰[SX）][HT]专治《春秋》，成就不凡。同时，在治经方法和经学地位上，四库馆臣进一步指出，王晳“皆发明夫子笔削之旨，而考辨三《传》及啖助、赵匡之得失，其言多明白平易，无穿凿附会之习。”结果，既“足破孙复等有贬无褒之说”，“亦足破孙复等尽废三《传》之说，在宋人《春秋》解中可谓不失古义。”[4]（P693）很明显，王晳发挥己能，上接孔子“笔削之旨”，同时综合春秋三《传》，“观书每得一义，如得一真珠船”[14]（P20），坚守古学古义，救弊于斯，俨然就是“破孙”的新“春秋学”代表人物。
至和元年（1054），王安石以殿中丞除群牧判官；初次入京任职，王安石、王[SX（B-*5][HT7，5]析[]曰[SX）][HT]二人即定交。日后大江南北，藉此同宗之缘，多有唱和。《临川文集》共载此类诗作18首（较《王安石全集》收集齐全），显是“王氏春秋学”的重要组成。其《次韵酬微之赠池纸并诗》云：“嗟予文章非世用，画镂空尔縻冰脂。挥毫才足记姓字，窃学又耻从师宜。”[3]（P352）对王晳的归依之志，明见笔端。又《和微之林亭》云：“未敢许君轻去国，不应如我漫为郎。中园日涉非无趣，保此千钟慰北堂。”[3]（P426）面对王晳的督学之严、期许之重，当时还未能成型的“王氏春秋学”，无奈之余，只得以养亲保家婉谢。特别是，《和王微之登高斋》总论其学，曰：“念君少壮辍游衍，发挥《春秋》名《玉杯》。书成不得断国论，但此空语传八垓。”[3]（P343）在他看来，王晳一方面以《春秋》立言著世，重新标榜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篇》中的“性论”问题，丰富了“宋学”的主题，另一方面，其人自珍自重，从不兜售和献媚于朝廷，脱尽了董氏春秋“断国论”的功利气，但那些未能为世所用的“空语”，依旧流播学界。这样一种学术取向及为学风格，显然让王安石印象深刻。
4.王曙、王益柔父子
其先太原王氏，乃“文中子”王通（580—617）之弟“东皋子”王绩（585—644）的嫡传。河南王氏世居河、汾，通家大儒，藏书丰富。王曙（字晦叔，963—1034）“幼得先君所聚书读之，至《周官》、《春秋》，尤极其义。故为文章必本制度，临政长于断事，虽天性通悟，发为事业，迹其源流，盖有助焉。”一生著有“《两汉诏义》40卷、《周书音训》12卷、《唐书备问》3卷、《郡牧故事》6卷、《庄子指归》2篇、《列子指归》1篇”[15]（P9-15）。可见，他本诸家学，著述精博，已实得王氏家学通经致用之精髓。 王安石《读唐书》曰：“志士无时亦少成，中才随世就功名。并、汾诸子何为者，坐与文皇立太平。”[3]（P562-563）同宗先辈王通、王绩兄弟，隋唐之际以“圣学”收揽天下功业，的确令其神往。其学问及后人的秉续之作，整体积累为一种家族式的“文献集成”，想必自然尽在“王氏春秋学”的视野之中。
其子王益柔（字胜之，1015—1086），自少力学，博通群书，为终篇阅读《资治通鉴》的第一人[8]（卷286）。《王曙传》仁宗朝，用父荫，官至殿中丞，除集贤校理。但其人为官抗直尚气，喜论天下事。尝坐苏舜钦（1008—1048）奏邸狱，被黜，监复州酒。又因雅有文学，累迁知制诰，兼直学士院，后以秘书监出知外郡[16]（P360）。王安石《和王胜之雪霁借马入省》（1055）曰：“君家洛阳名实大，谈笑枯槁回春柔。平生意气故应在，白发未敢相寻求。”[3]（P345）王益柔家学深远，但“由学入政”之路坎坷艰涩，“宦难”重重。对此，王安石予以援助、慰藉之时，依旧激励同宗，切不能因政俗之需而丢弃了为学的气节。
另外，王安石任职鄞县期间（1046—1050），“四明五先生”（杨适、杜醇、王致、楼郁、王说）中的楼郁（？—1078），曾大肆摹印太原王家所藏的《春秋繁露》，以资于浙东学人[17]（P3-4）。就早期“王学”与“四明之学”的交游来看[3]（P45），知县事的王安石，亦断然不会置身“家学”事外。
二地方衙署之便：以舒州通判为主
初到舒州，王安石《到舒次韵答平甫》（1051）曰：“行问啬夫多不记，坐论公瑾少能谈。只愁地僻无宾客，旧学从谁得指南？”[3]（P437）穷漂西境，原本以为求学无友，后来却发现此域犹不缺才高之士。所以，藉此衙署之便，亦宦亦学，也不断增进了“王氏春秋学”。
1.主《谷梁》的“孙觉春秋学”
王安石《别孙莘老》云：“逢原未熟我，已与子相知。自吾得逢原，知子更不疑。”[3]（P365）二人相识尤早于王令。孙觉（字莘老，1028—1090）乃宋初“三先生”胡瑗（993—1059）高弟，著有《春秋经社》6卷、《春秋经解》（又名《春秋学纂》）15卷。《宋元学案》载：“（黄）百家谨案，先生《春秋经解》多主《谷梁》之说，而参以《左氏》、《公羊》及汉唐诸家之说，义有未安者，则补以所闻于安定及己之所悟，晁公武称其议论最精。”[18]（P44）可见，其学同样规模三《传》，力主发挥汉唐古义，近于王晳，与第一代“春秋学”舍《传》求《经》的治学作风大异。
王安石撰成“三经新义”（《周礼新义》《尚书新义》《诗经新义》）之后，原本想基于早期的“王氏春秋学”，再解《春秋》，顺势去发展出一个“四经新义”，但最终还是敬重了自己早年江南的学术盟友——“孙觉春秋学”的成就，断然放弃了念头[18]（P44）。这也说明，“湖学”传人孙觉新解《春秋》，既渊源正统，又别出己意，很有新发展[19]。所以，早期“王学”视为同路不说，即便是到了“王学”的官学化发展阶段——“荆公新学”时期[20]，王安石还是坚持了原来的学术态度，不再另作新论，以免蛇足。
2.强调立德之旨的常秩
常秩（字夷甫，1019—1077）著《春秋学》数十卷，自许甚高[8]（《常秩传》卷329）。特别是，对主流学者孙复及其《春秋尊王发微》，多持异议。在他看来，孙复远离古人忠恕之道，过分强调霸王之利，完全就是一种“失之于刻”的“商鞅之法”，与两汉以《春秋》大义决狱的做法，如出一辙[21]（P1 571）。所以，救弊之方，理当在宋代“春秋学”中重建君子立德之旨。可知，常氏“反正”主流的学术立场，也极其明显。
常秩平居里巷20余年，与王安石好友中的当朝隐士孙侔（1019—1084）、王令齐名，“在野”色彩浓郁。嘉祐中，欧阳修以颍州教授荐之于朝，除国子监直讲，后又以为大理评事，知长葛县，皆不赴。王安石将其比之为颜回（前521—前481）[5]。附录《先生遗事》但常秩晚年入仕一事，屡遭恶讽——“笑杀汝阴常处士，十年骑马听朝鸡”[22]（P228）。因是之故，他个人终未入《宋史·隐逸传》。尤其是，传言鼎沸，讥其希风执政王安石不喜《春秋》之意，入朝后就绝口不提自己的“春秋学”，甚至于“匿其书不出”——“倚阁”之說，不胫而走[23]（P174）。
不过，验之王、常二人学术发展轨迹自知，昔日在舒的“王氏春秋学”与“常氏春秋学”，在反正宋初“春秋学”这一点上，同为呼息，互为援助，皆强调要以立德本旨纠正“外王”之偏。但在王安石执政之日，“王学”已经发展到官学化的“荆公新学”阶段，虽然它同样强调“外王”之道，看似与早期的“王氏春秋学”一脉相承，但学术取舍和资源构成已然大异：此时王安石力治《周官》，“春秋”之论，自然淡出视野[24]。
常秩死后，王安石《宝文阁待制常公墓表》（1077）云：“公学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闻也，信其义而已。官之而不事，召之而不赴……自周道微，观学者所取舍，大抵时所好也。违俗而适己，独行而特起。呜呼！公贤远矣。”[3]（P654）并未贬损其人其学，反而犹在标举“常氏春秋学”，体现了不阿时好、“学不期言”“违俗适己”的真本色。
3.“宦学之师”丁宝臣
初任扬州，王安石与丁宝臣（字元珍，1010—1067）同事。《祭丁元珍学士文》曰：“我初闭门，屈首书诗。一出涉世，茫无所知。援挈覆护，免于阽危。雍培浸灌，使有华滋。微吾元珍，我始弗殖……”[3]（P628）《寄丁中允》（1048）又云：“始我与夫子，得官同一州。相逢皆偶然，情义乃绸缪。我于人事疏，而子久已修。磨詟以成我，德大不可酬。”[3]（P372）《司封员外郎秘阁校理丁君墓志铭》（1068）中，还将这位“辅我以仁义”的扬州僚友，尊为“循吏”。铭文赞曰：“文于辞为达，行于德为充。道于古为可，命于今为穷。”[3]（P676）可见，丁氏实乃开启王安石的“宦学之师”，在建构“王氏春秋学”所需的文章、道义、德性、政令等方面，皆着痕迹。 [8]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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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Anshi’s Construction Policy for “Chunqiu Learning” Friendship
YANG Tian-bao，CHEN Peng-qi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Science，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Nanning 530006，China）
Abstract：
Through Wang Anshi’s early intercourse we can find： one is based on his “Wang Taiyuan”， the descendants of patriarchal complex，often with Wang Ling，Wang Hui，Wang Xi，Wang Shu Wang Yi and his son and other soft surname exchanges，the initiative to attract clan “family learning” system “Chunqiu” nutrients； second；is the place where he worked in the political fringe to the lower-level official capacity and wide access Sun Jue，often rank，Dingbao Chen and other “Chunqiu scholars”.He basically built a kind of “Anyway”，early Song mainstream “Chunqiu school” （with Sun Fu represented） of “Wang Chunqiu school”.However，due to the lack of a comprehensive political support，knowledge and discourse strategies，“Wang Spring School” can not stop newcomer’s bad newspaper，dismissing Chunqiu and other political rumors，and can not form a strong defense，so that the real “History of Wang’s Chunqiu” also eventually was buried without a trace.
Key words：
Song science；political philosophy；Chunqiu；Wang Anshi；security policy；classics
（责任编辑
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