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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份子钱真的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小意思”吗？变了味的份子钱怎样回归人情本质？
每到秋冬季节，民间红白事也多起来，很多人开始为份子钱这种人情负担所困扰，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请客送礼、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人情腐败”现象在党员领导干部中得到了明显遏制。但在一些地方，普通人之间人情往来的“价码”仍在一路走高，份子钱的金额越来越大。
民间份子钱真的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小意思”吗？变了味的份子钱怎样回归人情本质？
水涨船高，“套中人’不堪重负
“强大的朋友圈，谁在银行工作啊，帮我贷点款算了！”
去年国庆长假里，在省直某单位工作的小孙在微信朋友圈发出了这样一条信息，配图则是桌子上的一摞请帖的图片，和几张电子版请帖的截图。
已经工作4年、尚未结婚的小孙，以前从来没想到，小小的份子钱，竟让自己犯起了难。
2016年国庆长假，同事、同学、朋友们一场接一场的结婚喜宴，让小孙难以招架。“国庆7天，随了6笔份子钱，近3000元出去了，我一个月工资才4000来元啊。”小孙无奈地摇摇头。“我工作时间不长，收入不高，一个人在石家庄租房住，每月攒不下几个钱。国庆节回老家，给父母买点儿礼品，和要好的朋友们聚聚，再加上这些份子钱，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够啊，真是入不敷出。”
更让小孙苦恼的是，这种“黄金周婚宴连发”的情况对他来说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我这个年纪，正是同龄的朋友、同事、同学们的结婚高峰期。这几年来，“五一”、中秋、“十一”、春节……凡是节日，都会有扎堆结婚的情况，最集中的时候甚至一个中午要参加两三个婚礼，不管人能不能赶到，份子钱从来没少出过，哪年都得随出去俩仨月的工资，也就清明节不用随份子了。”小孙苦笑。
和小孙有类似遭遇的，还有大学毕业不久、在保定某企业工作的刘丽敏。“十一”长假期间，因为工作原因，刘丽敏只能休息4天，平时工作紧张的她本想好好休息休息，却因朋友、同学结婚，一连参加了4场婚礼。
“现在的惯例，关系再普通的也得随200元吧，关系稍好点的就得300元、500元，说得上要好的就得1000元——随少了面子上也过不去啊。”刘丽敏告诉记者。
份子钱，已经成为许多人，尤其是进入职场不久的年轻人的“甜蜜负担”。不过，因份子钱感到“压力山大”的，不止是年轻人。对于一些工作多年但收入不高的中年工薪阶层来说，近年来明显攀升的份子钱，也让他们有些吃不消。
“我们一家4口人，我和妻子都是普通职工，月薪加起来不过5000元出头。我媳妇长期有病，大儿子在外地企业上班，小儿子还在上学。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上有老、下有小，日子本就不算宽裕，以前谁家办红白事随个份子觉得是尽个心，可现在一家人每年还得往外搭上近万元的份子钱，不是个小数目啊。”保定市某建筑公司职工郑远有些无奈，
“我这个岁数，正是随礼的高峰期。亲戚、同事、朋友家的小孩结婚，甚至孩子关系好的同学朋友结婚，我们都得去随。这几年又加上了考学、搬新家、小孩过满月等名目，几乎每个月都有这样那样的事情，推都没法推。”郑远告诉记者，前几年随礼一般也就是50元、100元，可这几年却明显越来越高。
“收入水平跟一二线城市还有挺大差距，可随礼却奔着人家那水平去了。现在普通老百姓在酒店摆几桌标准也不低，礼金少了确实也拿不出手，怎么也得200元起步。”郑远说。
没增进感情，却惹了麻烦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日前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52.5%的人经常“随份子”，但仅7.6%的人“支持”这一行为。
记者采访中也发现，对份子钱，“人人提起皱眉头，遇事却无可奈何”，是受访者们的普遍心态。
“别人给发来了通知，请喝喜酒，哪怕就是过去仅仅在一个酒桌上吃过一次饭的，也不好拒绝，只能硬着头皮去。拒绝了就等于不给对方面子，就等于不讲人情。为了几百块钱得罪人，实在不值。”在某市事业单位工作的王威告诉记者，八项规定出台以来，很多领导干部在婚丧嫁娶方面有所改变，但在一些普通工作人员之间，“人情往來”仍显得颇为微妙。
在保定工作的刘文元夫妻俩脾气好、为人和气，在单位都是出了名的“老好人”。谁家办事请客也少不了他们，在随份子方面，他们从来也“不甘落后”。
“只要有人给发了喜帖或者带了消息，我们肯定都到场，实在到不了的，份子也得随到。在份子金额方面，我们一般就高不就低，宁可自己省着点，也不能让人家挑我们的不是。”刘文元说，“这都是必要的社会交往，而且我们一直这么做，也是怕回头自己家过红白事时冷场。我们份子随到了，自己家有事儿的时候，人家自然会来，那才显得有面子”。
“我国总体上还是人情社会，而份子钱在人情社会里具有深厚的传统。在农耕时代，因为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比较落后，婚丧嫁娶、盖房考学这些大事，仅靠一家一户难以完成，亲朋好友通过送份子钱，帮助这户人家渡过难关，这其实是一种原始的互济互助的形式。到了现代社会，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份子钱的互助功能渐渐消失了，转而成为维系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社交的一种方式。在人情关系更加紧密的三四线城市或者县城，这种情况就更加突出。”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黎明认为。
因为承载着人情往来的“重任”，人们普遍对份子钱难以拒绝。而随着份子钱的连年上涨，“这次在份子钱上吃的亏，下次一定要找机会收回来”的心态正愈发明显。久而久之，社会中很多人明明感觉被份子钱“绑架”了，却难以在这种“循环”中“独善其身”，更有甚者，有时甚至会引起朋友、同事之间的误会和矛盾。
“薛洁啊，你怎么变成这样的人了？”一天晚上，高中同学小娜在电话里劈头盖脸的质问，把刚刚考上省直公务员的薛洁问蒙了。
“还没等我明白怎么回事，急性子的小娜继续‘开炮’：‘我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一点表示都没有？人没来就算了，份子你都不随。你以前也不是这样的人啊，难怪咱班同学聚会的时候，大家都说你考上公务员进了大机关，就不把我们这些留在县里的同学放在眼里了。你心里还有我这个老同学吗？’”薛洁至今提起同学的质问还觉得委屈。 经过一番了解，薛洁才弄清事情的原委：原来，薛洁委托帮忙随礼的那位同学因为粗心，在随礼时忘了给她报名字，这才让小娜误以为她没有随礼。
听完薛洁的解释，小娜终于在电话那头长舒了一口气：“哦，你随礼了呀！哎呀真不好意思，都是误会。我就说你不会忘记老同学的嘛！”
“感觉份子钱已经变成了一个沉重的标签，以此来衡量感情、衡量人品，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愉悦感突然变了味道。多年同学情分、朋友情分和能数得过来的钱放在一个天平的两边，真的是让人心里五味杂陈。”事情虽然解释清楚了，薛洁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
更有甚者，因为一点份子钱，闹到朋友反目。
26岁的王轩从邯郸某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当地工作。和王轩一起留在邯郸的还有他的一位室友。因为忙于工作，毕业后很长时间里，双方联系并不多。
后来，王轩和其他同学们得知了室友即将结婚的消息。因为条件都不宽裕，王轩和其他同学商议，最后决定每人出200元“意思一下”。
“在婚礼前一天，我同学突然又打来电话，一再告诉我他结婚的酒店怎么走、具体怎么坐车。本来我还觉得他挺细心的，结果最后他突然冒出一句‘我家亲戚多，要面子，咱们这儿的风俗又不适合给单数，你带800元钱就行’。就这么明着要，这是请客还是要钱啊？”谈起当时的情景，王轩至今仍是一脸难以理解的表情。
“虽然当时心里很不高兴，但出于面子，我还是给随了800元。但没想到的是，我结婚给他打电话，他居然说有事儿来不了，份子钱的事儿一个字没提……”就这样，王轩删除了该同学所有联系方式。两个原本关系不错的同学，成了陌路人。
有学者表示，看似简单的红包往来背后，其实反映了某些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复杂微妙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心态。“河北还远远不是国内‘份子文化’最盛的地方。在个别地方，与收入水平不成正比的高额份子钱居然和气候、经济发展势头一样，被大学生列为不愿回生源地工作的理由之一，这是不能不引入深思的。”黎明表示。
破除面子观念，倡导社会新风
不久前，在石家庄工作的王星和几位在北京的同学一道去广东某地参加大学同学张鸿俊的婚宴，却遇上了“令人尴尬”的情况：婚宴现场，当王星和几位同学把红包交给张鸿俊的时候，对方竟然只摸一下便把红包塞还给了他们。
“难道是嫌钱太少，人家看不上？”王星一行满脸疑惑。
“这是本地的风俗习惯，摸过红包就等于接了你的礼。”经新郎、新娘一再说明之后，王星他们才释怀，安心收回红包，开心入席。
“说实在的，从河北、北京赶到广东，路费的开销比份子钱还多，是因为大学时关系实在很要好，所以再远也愿意赶来捧场。谁想到他们那里居然不收礼金一一真是第一次听到这种风俗。”惊讶之余，王星特意向当地人打听了这种风俗的由来。
原来，当地喜宴不收红包已成为近年来的新风尚。事实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广东佛山的顺德、南海等地就已形成了喜宴不收份子钱的习惯。如今，很多人在办喜事发请柬时，会事先在请柬上注明“勿带礼金”。“大约从2004年开始，不管是婚宴、寿宴、满月酒都不收礼金了。”
“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婚宴，感到心里对新人的祝愿都特别真诚。这样的风俗确实更有利于保持朴素的人际关系。”王星至今回忆起同学的婚礼都觉得十分暖心。
“近几年，随着中央出台一系列规定，份子钱背后的‘人情腐败’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遏制。但这些规定主要是针对党员干部，要让份子钱回归其人情本质，还是要依靠社会风气的引导，让新风尚代替旧风俗。”黎明表示。
事实上，在份子钱一路狂飙的背后，不乏各种商业利益在幕后推波助澜。许多受访者表示，现在婚宴动辄上千元一桌，席间往往还有专业婚庆人员安排布置的各种节目，让自己心里总觉得“不多随点份子说不过去”。
“在我们村，喜宴就上八道菜，这规矩是我立下的。32年来，我帮村里办了一百多次喜宴，菜谱换了一轮又一轮，菜品越来越高档实惠，可不管谁家办事，一定只上八道菜，不多不少正合适，既让村民们吃饱吃好，又不浪费。”邢台开发区火炬街道办事处南小吕村村民史同兴告诉记者。
自1984年史同兴这位“兼职大厨”坚持义务为乡亲们筹备喜宴起至今，他几乎帮全村所有人家的喜宴“掂过大勺”，给当地村民和睦相处、勤俭节约带了个好头，“八道菜的喜宴”也成了南小呂村的一大特色。
“喜宴的成本控制住了，攀比心下去了，份子钱也就管住了。随礼随礼，随的真真正正是个‘喜气儿’，是个人情。近些年来，我们村的份子钱基本还保持着50元的标准，只有关系特别近的才会酌情多随一点。大家伙既增进了感情，也没有太大负担，更不容易产生各种误会和矛盾，我觉得挺好。”史同兴笑着说，
随着社会风气的改变，一些身处“红色炸弹高爆区”的年轻人，已经开始尝试用更有自己这一代人特色的方式来化解、替代份子钱的负担。
在石家庄工作的刘萌2015年结婚，大学室友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送红包，而是代之以一件特殊的礼物——一条三个室友在不同工作地反复商量、设计，分头亲手编织，最后合而为一的手织毛线床罩。因为刘萌是大学寝室中最早结婚的一个，她的婚礼也成了其余三个姐妹的“模版”，大家都约好将来都用亲手做的礼物代替红包。
近年来，在部分年轻人中，一种“红包欠条”也逐渐开始流行起来。它其实就是一张简单的红色卡纸，上面一般写有一些祝福语，最后则加一句“此欠条价值×××元，等我结婚时作抵价券使用，可凭本条参加本人宴会”之类的说明。
2015年的国庆节，在保定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李岚收到远在沈阳的大学同学宋涛的结婚请帖。因为两人关系很要好，李岚觉得无论如何要亲自去参加婚礼。“我刚参加工作，每个月收入只有3000元出头，花800元买了车票以后，手头钱己所剩不多。思来想去，我在送给他的红包里塞进了一张欠条，上面写着‘新婚快乐！手头有点紧，红包先欠着，等哥们儿发达了，补你一个大的’。”李岚回忆说，两人的关系事后并未受到影响，虽然远隔千里，但联系一直很密切，仍然是无话不谈的好哥们儿。
2016年“十一黄金周”李岚结婚，宋涛应邀而至，也送上了红包，而红包里包的，是两张纸条，一张是当年李岚写给宋涛的欠条，另一张是宋涛写给李岚的，除了祝福的话，上面还有“抵销啦”三个大字，还画了一张快乐的笑脸。
“这样一来，谁也没因为份子钱给对方造成经济上的负担，关系反而更亲近了。”李岚笑着说。
每到秋冬季节，民间红白事也多起来，很多人开始为份子钱这种人情负担所困扰，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请客送礼、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人情腐败”现象在党员领导干部中得到了明显遏制。但在一些地方，普通人之间人情往来的“价码”仍在一路走高，份子钱的金额越来越大。
民间份子钱真的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小意思”吗？变了味的份子钱怎样回归人情本质？
水涨船高，“套中人’不堪重负
“强大的朋友圈，谁在银行工作啊，帮我贷点款算了！”
去年国庆长假里，在省直某单位工作的小孙在微信朋友圈发出了这样一条信息，配图则是桌子上的一摞请帖的图片，和几张电子版请帖的截图。
已经工作4年、尚未结婚的小孙，以前从来没想到，小小的份子钱，竟让自己犯起了难。
2016年国庆长假，同事、同学、朋友们一场接一场的结婚喜宴，让小孙难以招架。“国庆7天，随了6笔份子钱，近3000元出去了，我一个月工资才4000来元啊。”小孙无奈地摇摇头。“我工作时间不长，收入不高，一个人在石家庄租房住，每月攒不下几个钱。国庆节回老家，给父母买点儿礼品，和要好的朋友们聚聚，再加上这些份子钱，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够啊，真是入不敷出。”
更让小孙苦恼的是，这种“黄金周婚宴连发”的情况对他来说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我这个年纪，正是同龄的朋友、同事、同学们的结婚高峰期。这几年来，“五一”、中秋、“十一”、春节……凡是节日，都会有扎堆结婚的情况，最集中的时候甚至一个中午要参加两三个婚礼，不管人能不能赶到，份子钱从来没少出过，哪年都得随出去俩仨月的工资，也就清明节不用随份子了。”小孙苦笑。
和小孙有类似遭遇的，还有大学毕业不久、在保定某企业工作的刘丽敏。“十一”长假期间，因为工作原因，刘丽敏只能休息4天，平时工作紧张的她本想好好休息休息，却因朋友、同学结婚，一连参加了4场婚礼。
“现在的惯例，关系再普通的也得随200元吧，关系稍好点的就得300元、500元，说得上要好的就得1000元——随少了面子上也过不去啊。”刘丽敏告诉记者。
份子钱，已经成为许多人，尤其是进入职场不久的年轻人的“甜蜜负担”。不过，因份子钱感到“压力山大”的，不止是年轻人。对于一些工作多年但收入不高的中年工薪阶层来说，近年来明显攀升的份子钱，也让他们有些吃不消。
“我们一家4口人，我和妻子都是普通职工，月薪加起来不过5000元出头。我媳妇长期有病，大儿子在外地企业上班，小儿子还在上学。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上有老、下有小，日子本就不算宽裕，以前谁家办红白事随个份子觉得是尽个心，可现在一家人每年还得往外搭上近万元的份子钱，不是个小数目啊。”保定市某建筑公司职工郑远有些无奈，
“我这个岁数，正是随礼的高峰期。亲戚、同事、朋友家的小孩结婚，甚至孩子关系好的同学朋友结婚，我们都得去随。这几年又加上了考学、搬新家、小孩过满月等名目，几乎每个月都有这样那样的事情，推都没法推。”郑远告诉记者，前几年随礼一般也就是50元、100元，可这几年却明显越来越高。
“收入水平跟一二线城市还有挺大差距，可随礼却奔着人家那水平去了。现在普通老百姓在酒店摆几桌标准也不低，礼金少了确实也拿不出手，怎么也得200元起步。”郑远说。
没增进感情，却惹了麻烦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日前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52.5%的人经常“随份子”，但仅7.6%的人“支持”这一行为。
记者采访中也发现，对份子钱，“人人提起皱眉头，遇事却无可奈何”，是受访者们的普遍心态。
“别人给发来了通知，请喝喜酒，哪怕就是过去仅仅在一个酒桌上吃过一次饭的，也不好拒绝，只能硬着头皮去。拒绝了就等于不给对方面子，就等于不讲人情。为了几百块钱得罪人，实在不值。”在某市事业单位工作的王威告诉记者，八项规定出台以来，很多领导干部在婚丧嫁娶方面有所改变，但在一些普通工作人员之间，“人情往來”仍显得颇为微妙。
在保定工作的刘文元夫妻俩脾气好、为人和气，在单位都是出了名的“老好人”。谁家办事请客也少不了他们，在随份子方面，他们从来也“不甘落后”。
“只要有人给发了喜帖或者带了消息，我们肯定都到场，实在到不了的，份子也得随到。在份子金额方面，我们一般就高不就低，宁可自己省着点，也不能让人家挑我们的不是。”刘文元说，“这都是必要的社会交往，而且我们一直这么做，也是怕回头自己家过红白事时冷场。我们份子随到了，自己家有事儿的时候，人家自然会来，那才显得有面子”。
“我国总体上还是人情社会，而份子钱在人情社会里具有深厚的传统。在农耕时代，因为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比较落后，婚丧嫁娶、盖房考学这些大事，仅靠一家一户难以完成，亲朋好友通过送份子钱，帮助这户人家渡过难关，这其实是一种原始的互济互助的形式。到了现代社会，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份子钱的互助功能渐渐消失了，转而成为维系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社交的一种方式。在人情关系更加紧密的三四线城市或者县城，这种情况就更加突出。”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黎明认为。
因为承载着人情往来的“重任”，人们普遍对份子钱难以拒绝。而随着份子钱的连年上涨，“这次在份子钱上吃的亏，下次一定要找机会收回来”的心态正愈发明显。久而久之，社会中很多人明明感觉被份子钱“绑架”了，却难以在这种“循环”中“独善其身”，更有甚者，有时甚至会引起朋友、同事之间的误会和矛盾。
“薛洁啊，你怎么变成这样的人了？”一天晚上，高中同学小娜在电话里劈头盖脸的质问，把刚刚考上省直公务员的薛洁问蒙了。
“还没等我明白怎么回事，急性子的小娜继续‘开炮’：‘我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一点表示都没有？人没来就算了，份子你都不随。你以前也不是这样的人啊，难怪咱班同学聚会的时候，大家都说你考上公务员进了大机关，就不把我们这些留在县里的同学放在眼里了。你心里还有我这个老同学吗？’”薛洁至今提起同学的质问还觉得委屈。 经过一番了解，薛洁才弄清事情的原委：原来，薛洁委托帮忙随礼的那位同学因为粗心，在随礼时忘了给她报名字，这才让小娜误以为她没有随礼。
听完薛洁的解释，小娜终于在电话那头长舒了一口气：“哦，你随礼了呀！哎呀真不好意思，都是误会。我就说你不会忘记老同学的嘛！”
“感觉份子钱已经变成了一个沉重的标签，以此来衡量感情、衡量人品，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愉悦感突然变了味道。多年同学情分、朋友情分和能数得过来的钱放在一个天平的两边，真的是让人心里五味杂陈。”事情虽然解释清楚了，薛洁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
更有甚者，因为一点份子钱，闹到朋友反目。
26岁的王轩从邯郸某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当地工作。和王轩一起留在邯郸的还有他的一位室友。因为忙于工作，毕业后很长时间里，双方联系并不多。
后来，王轩和其他同学们得知了室友即将结婚的消息。因为条件都不宽裕，王轩和其他同学商议，最后决定每人出200元“意思一下”。
“在婚礼前一天，我同学突然又打来电话，一再告诉我他结婚的酒店怎么走、具体怎么坐车。本来我还觉得他挺细心的，结果最后他突然冒出一句‘我家亲戚多，要面子，咱们这儿的风俗又不适合给单数，你带800元钱就行’。就这么明着要，这是请客还是要钱啊？”谈起当时的情景，王轩至今仍是一脸难以理解的表情。
“虽然当时心里很不高兴，但出于面子，我还是给随了800元。但没想到的是，我结婚给他打电话，他居然说有事儿来不了，份子钱的事儿一个字没提……”就这样，王轩删除了该同学所有联系方式。两个原本关系不错的同学，成了陌路人。
有学者表示，看似简单的红包往来背后，其实反映了某些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复杂微妙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心态。“河北还远远不是国内‘份子文化’最盛的地方。在个别地方，与收入水平不成正比的高额份子钱居然和气候、经济发展势头一样，被大学生列为不愿回生源地工作的理由之一，这是不能不引入深思的。”黎明表示。
破除面子观念，倡导社会新风
不久前，在石家庄工作的王星和几位在北京的同学一道去广东某地参加大学同学张鸿俊的婚宴，却遇上了“令人尴尬”的情况：婚宴现场，当王星和几位同学把红包交给张鸿俊的时候，对方竟然只摸一下便把红包塞还给了他们。
“难道是嫌钱太少，人家看不上？”王星一行满脸疑惑。
“这是本地的风俗习惯，摸过红包就等于接了你的礼。”经新郎、新娘一再说明之后，王星他们才释怀，安心收回红包，开心入席。
“说实在的，从河北、北京赶到广东，路费的开销比份子钱还多，是因为大学时关系实在很要好，所以再远也愿意赶来捧场。谁想到他们那里居然不收礼金一一真是第一次听到这种风俗。”惊讶之余，王星特意向当地人打听了这种风俗的由来。
原来，当地喜宴不收红包已成为近年来的新风尚。事实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广东佛山的顺德、南海等地就已形成了喜宴不收份子钱的习惯。如今，很多人在办喜事发请柬时，会事先在请柬上注明“勿带礼金”。“大约从2004年开始，不管是婚宴、寿宴、满月酒都不收礼金了。”
“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婚宴，感到心里对新人的祝愿都特别真诚。这样的风俗确实更有利于保持朴素的人际关系。”王星至今回忆起同学的婚礼都觉得十分暖心。
“近几年，随着中央出台一系列规定，份子钱背后的‘人情腐败’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遏制。但这些规定主要是针对党员干部，要让份子钱回归其人情本质，还是要依靠社会风气的引导，让新风尚代替旧风俗。”黎明表示。
事实上，在份子钱一路狂飙的背后，不乏各种商业利益在幕后推波助澜。许多受访者表示，现在婚宴动辄上千元一桌，席间往往还有专业婚庆人员安排布置的各种节目，让自己心里总觉得“不多随点份子说不过去”。
“在我们村，喜宴就上八道菜，这规矩是我立下的。32年来，我帮村里办了一百多次喜宴，菜谱换了一轮又一轮，菜品越来越高档实惠，可不管谁家办事，一定只上八道菜，不多不少正合适，既让村民们吃饱吃好，又不浪费。”邢台开发区火炬街道办事处南小吕村村民史同兴告诉记者。
自1984年史同兴这位“兼职大厨”坚持义务为乡亲们筹备喜宴起至今，他几乎帮全村所有人家的喜宴“掂过大勺”，给当地村民和睦相处、勤俭节约带了个好头，“八道菜的喜宴”也成了南小呂村的一大特色。
“喜宴的成本控制住了，攀比心下去了，份子钱也就管住了。随礼随礼，随的真真正正是个‘喜气儿’，是个人情。近些年来，我们村的份子钱基本还保持着50元的标准，只有关系特别近的才会酌情多随一点。大家伙既增进了感情，也没有太大负担，更不容易产生各种误会和矛盾，我觉得挺好。”史同兴笑着说，
随着社会风气的改变，一些身处“红色炸弹高爆区”的年轻人，已经开始尝试用更有自己这一代人特色的方式来化解、替代份子钱的负担。
在石家庄工作的刘萌2015年结婚，大学室友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送红包，而是代之以一件特殊的礼物——一条三个室友在不同工作地反复商量、设计，分头亲手编织，最后合而为一的手织毛线床罩。因为刘萌是大学寝室中最早结婚的一个，她的婚礼也成了其余三个姐妹的“模版”，大家都约好将来都用亲手做的礼物代替红包。
近年来，在部分年轻人中，一种“红包欠条”也逐渐开始流行起来。它其实就是一张简单的红色卡纸，上面一般写有一些祝福语，最后则加一句“此欠条价值×××元，等我结婚时作抵价券使用，可凭本条参加本人宴会”之类的说明。
2015年的国庆节，在保定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李岚收到远在沈阳的大学同学宋涛的结婚请帖。因为两人关系很要好，李岚觉得无论如何要亲自去参加婚礼。“我刚参加工作，每个月收入只有3000元出头，花800元买了车票以后，手头钱己所剩不多。思来想去，我在送给他的红包里塞进了一张欠条，上面写着‘新婚快乐！手头有点紧，红包先欠着，等哥们儿发达了，补你一个大的’。”李岚回忆说，两人的关系事后并未受到影响，虽然远隔千里，但联系一直很密切，仍然是无话不谈的好哥们儿。
2016年“十一黄金周”李岚结婚，宋涛应邀而至，也送上了红包，而红包里包的，是两张纸条，一张是当年李岚写给宋涛的欠条，另一张是宋涛写给李岚的，除了祝福的话，上面还有“抵销啦”三个大字，还画了一张快乐的笑脸。
“这样一来，谁也没因为份子钱给对方造成经济上的负担，关系反而更亲近了。”李岚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