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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敦煌文献P.2854《星流发愿文》为唐代敦煌归义军政权初期写本，用于观测到“星流变异”天象后举办佛教禳灾斋会时僧人祈愿宣诵。“星流变异”在中国传统星占中多预示凶兆，且在史籍中大都附会于国家政治军事时势。敦煌归义军政权初期受到来自唐王朝、周边吐蕃势力及西州回鹘等多方面的外部军事压力，张氏统治阶层内部也因权力斗争而暗流涌动。借助禳灾斋会这一形式，不仅可强化归义军辖下民众对张氏家族统治的认同感，亦可平抑政权内部斗争而潜藏的危机。
关键词：敦煌；归义军；星流；禳灾；斋会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09-0142-07
我国是东方天文学的发源地，①在距今6000余年的仰韶文化时期便已存在较为成熟的天文观测及天体信仰。②在我国传统术数文化③体系中，星占是最重要的学科之一，即通过对星象（星流变异）的占察（包括日占、月占、五星占、列宿占、流星占、客星占、彗星占及云气占等）④预言人间之事。《史记》及其后所有正史文献中都专门辟有“天文志”一类的专志用以引征军国大事。有唐一代，星占在理论与方法上进行了的重要创新，⑤社会上（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星占之风也十分盛行，以致唐代田园诗人王绩曾用“望气登重阁，占星上小楼”之句作为对当时知识分子形象的描述。⑥
在星占观念系统中，部分“星流变异”虽为祥瑞之兆，但绝大部分“星流变异”预示着君主忧、大臣死、边兵起、谋叛、旱灾、饥荒、盗贼等方面的危机。⑦所以，祈禳之法便一直与星占相伴而生。在唐代，举行佛教禳灾斋会是较常见的祈禳方式。如代宗时，“时以星变，羌虏入寇，内出仁王佛经两舆付资圣、西明二佛寺，置百尺高座讲之。及奴虏寇逼京畿，方罢讲”⑧；文宗时，“三月甲戌，以彗星见，命京师诸佛寺开《仁王经》道场”⑨等。将各方星宿与各地州郡一一对应投影的“分野”之法一直是星占理论的重要基础，但唐代传世典籍对地方藩镇应对危机星象时的禳灾活动却颇吝笔墨，使人难窥其详。
20世纪初发现的敦煌文献中，保存了1件记载唐代敦煌归义军政权初期为应对星象“危机”举办佛教禳灾斋会情形的文献——《星流发愿文》（即P.2854号敦煌文献所载20篇（正面17篇、背面3篇）斋会祈愿文中正面第10篇）。⑩《星流发愿文》虽幅制简短，却完整展现了禳灾斋会的各项重要信息。通过研究这些信息，不仅可以一窥唐代地方藩镇星占信仰及佛教禳灾斋会的面貌，还能从更广阔视角下审视“星流变异”现象通过禳灾活动与国家（或藩镇）政治军事时势间微妙的互动机制。
一、录文及断代
P.2854《星流发愿文》释录如下：
星流发愿文
夫诸佛兴悲，无缘普被，有情见异，感迹缘差。故使归向者福逐愿生，轻毁者祸从心起。
则知祸福自致，非圣爱憎者欤。厥今白帝届序之晨（辰），金风落叶之日，集四众于宝地，开五印之真文。日尽三朝，启嘉愿者有谁施之。则有我释门都统和尚爰及刺使（史）等倾为星流变异，虑恐不祥，竖福禳灾之所为也。今既福事廓被，胜善咸亨，先用上资梵释四王、龙天八部。惟愿威光炽盛、神力无疆，扫彗勃（孛）于天门，殄灾殃于地户。然后四方晏静，五稼丰登，疫瘴消除，普天安乐。摩诃般若，以用资熏，大众虔诚，一切普诵。B11
《星流发愿文》所展现的禳灾斋会信息十分完整。（1）举办斋会的原因：“星流变异，虑恐不祥”；（2）举办斋会的时间：秋季（“白帝届序之辰，金风落叶之日”）、连续三天（“日尽三朝……今既福事廓被”）；（3）斋会参加者及规模：“集四众于宝地”；（4）斋会组织者：“我释门都统和尚爰及刺史等”；（5）斋会祈愿对象：“诸佛”及“梵释四王、龙天八部”；（6）祈愿方式：诵经（“开五印之真文”）、行香（“以用资熏”）；（7）祈愿所望：“扫彗孛……殄灾殃……四方晏静，五稼丰登，疫瘴消除，普天安乐。”此外，还以佛教义理对“星流变异”出现的原因进行了解释：轻毁三宝、造作恶业（“归向者福逐愿生，轻毁者祸从心起。则知祸福自致，非圣爱憎者欤”）。
根据书体字迹特征判断，P.2854号敦煌文献正面17篇愿文当为同一书手同一时期抄写。对这些愿文中包含的时间信息进行考证，将有助于我们确定《星流发愿文》源本写作的时间。17篇愿文中出现的时间信息依次为：第1篇《国忌行香文》中“……河西节度使臣张议潮……”、第3篇《先圣皇帝远忌文》中“……河西节度使臣张议潮……”、第8篇《竖幢伞文》中“……当今大中皇帝……”、第9篇《转经画像祈愿文》中“……奉为尚书……”、第11篇《行城文》中“……当今大唐大中皇帝……河西节度吏部尚书……”、第12篇《礼佛发愿文》中“……大中皇帝……河西节度吏部尚书……”。
上述信息中三次提及的“大中”年号为唐宣宗李忱在位时所用（懿宗859年继位后延用1年），即847年至860年。两次提及的“张议潮”，大中五年（851）十一月被唐朝任命为首任归义军节度使、十一州观察使、检校吏部尚书；大中七年（853）其兄张议潭入长安（议潭子张淮深继任沙州刺史）；咸通二年（861）率军攻占凉州，因功转授检校司空；咸通八年（867）应召入长安授右神武统军兼司徒（河西军政委侄男张淮深。时张淮深遣使求节未获，遂自称河西节度），咸通十三年（872）病卒于长安。B12
P.2854号敦煌文献正面17篇愿文中并未提及张议潮“司空”一职。由此看来，推论《星流发愿文》源本写于张议潮任归义军节度使（大中五年）至转授检校司空（咸通二年）间当不会有太大出入。而《星流发愿文》中所称颂的功德主“刺史”，当为张议潮之兄张议潭或其侄张淮深。
二、“星流变异”对唐代国家政治军事时势的附会
敦煌文献中已知含有星占资料的文献共17件，即P.2512、敦博藏076V、P.3288、P.2536V、S.2669V、S.2729V、P.2610、P.2632、P.2941、S.5614、Дx01366V、P.3794、S.3326、P.2811、P.3589、P.3571V、S.5777。B13唐代李淳风（太宗、高宗朝时任太史令）所著《乙巳占》部分段落在敦煌文献中亦有抄本，且与今本差别不大，B14当为敦煌地区星占理论重要来源之一。 在唐代官修史籍中，以“星流变异”附会国家政治军事时势的现象十分普遍。以《新唐书》为例，其“天文志”中所载“星流变异”事件几乎都可应验国家政治军事时势。兹撷两例：
第一，陈硕真起义事。《新唐书·天文志》“星变”条载：“永徽三年十月，有流星贯北极。四年十月，睦州女子陈硕真反，婺州刺史崔义玄讨之，有星陨于贼营。”B15《开元占经·流星占》“流星犯北极十五”条云：“黄帝曰：‘使星色白，入北极，天下兵聚。一曰国有大变，若有称兵。’……焦延寿曰：‘流星入北辰，兵大起。’”B16《乙巳占》“流星占第四十”条云：“坠星之所，其下流血，破军杀将，为咎最深。”B17由此看来，流星与陈硕真谋反事间的“应验”关系为：永徽三年（652）观测到流星入北斗（“天下兵聚”、“国有大变”之兆），翌年发生陈硕真起义（预兆应验），剿乱过程中有陨石坠落敌营（“破军杀将”之兆）。但当我们观察高宗永徽年间史料时不难发现，睦州女子陈硕真以神仙身份用道教方式聚众，B18自永徽四年十月起事至十一月“陈硕真伏诛”，B19历时仅1月旋被剿灭，更像是星占中常出现的“盗贼起”或“聚众之事”，实难堪“天下兵聚”、“国有大变”之兆。“破军杀将”之兆的详情又是怎样的呢？《资治通鉴·唐纪十五》载永徽四年事：“硕真遣其党童文宝将四千人寇婺州，刺史崔义玄发兵拒之。民间讹言硕真有神，犯其兵者必灭族，士众凶惧。司功参军崔玄籍曰：‘起兵仗顺，犹且无成，况凭妖妄，其能久乎！’义玄以玄籍为前锋，自将州兵继之，至下淮戍，遇贼，与战。左右以楯蔽义玄，义玄曰：‘刺史避箭，人谁致死！’命撤之。于是士卒齐奋，贼众大溃，斩首数千级。听其馀众归首；进至睦州境，降者万计。”B20可见“破军杀将”之说应为崔义玄针对兵士畏惧陈硕真仙术所采取的励兵之法。B21
第二，光启年间藩镇攻掠事。《新唐书·天文志》“星变”条载：“光启二年九月，有大星陨于扬州府署延和阁前，声如雷，光炎烛地。十月壬戌，有星出于西方，色白，长一丈五尺，屈曲而陨。占曰：‘长庚也，下则流血。’三年五月，秦宗权拥兵于汴州北郊，昼有大星陨于其营，声如雷，是谓营头。其下破军杀将。”B22此段文字为发生在僖宗光启年间的三次陨石记录：其一，光启二年（886）九月流星陨落扬州；其二，光启二年十月“长庚”自西方而陨；其三，光启三年五月“营头”陨于秦宗权营。三次流星陨落皆为凶兆，但根据陨落表现之不同，“应验”亦有差别。落地后声光并现的扬州陨石，星占中称“天狗”，《开元占经·流星占》“流星名状一”条云：“巫咸曰：流星有光见面坠地，若不至地，望之有足，名曰天狗，所往之乡有战流血，其君失地，期不出三年灾应。又曰：大流星堕破如金散，而有音声，野雉尽呴，名曰天狗，其所之地必有战流血。”B23“天狗”所应为光启三年（887）扬州兵变事。是时，淮南节度使高骈割据东南七州，“（光启三年四月）甲子，淮南兵马使毕师铎陷扬州，执其节度使高骈。……五月甲戌，宣歙观察使秦彦入于扬州。……（九月）秦彦杀高骈。……（十月）秦宗权将孙儒寇扬州。十一月壬申，庐州刺史杨行密陷扬州，秦彦、毕师铎奔于孙儒。”B24经此反复，号“富甲天下”的运河名都扬州不仅“破军杀将”、“其君失地”，其地百姓亦有血城白地之灾。“长庚”即金星，又称太白、启明。关于“长庚”西出而陨之兆，司马迁所著《史记·天官书第五》云：“（太白）色白五芒，出蚤为月蚀，晚为天夭及彗星，将发其国。……出西为刑，举事右之背之，吉。”B25“长庚西陨”观测中未明示陨落之地，权按图索骥，不妨推其为杨行密在谋士袁袭建议下弃扬州、撤庐州、夺宣州之事。《新五代史·杨行密传》云：“（杨行密占领扬州后蔡州军阀秦宗权来攻）是时，城中仓廪空虚，饥民相杀而食，其夫妇、父子自相牵，就屠卖之，屠者刲剔如羊、豕。行密不能守，欲走。……行密欲走海陵，袭曰：‘海陵难守，而庐州吾旧治也，城廪完实，可为后图。’行密乃走庐州。……进围宣州，（赵）锽弃城走，追及杀之，行密遂入宣州。龙纪元年，唐拜行密宣州观察使。”B26若如是，“长庚西陨”虽为凶兆，但却有补救之法，即“举事右之背之，吉”。杨行密放弃左撤海陵的计划，右撤庐州以避秦宗权之攻，后成为十国时期吴国的实际开创者。所谓“营头”者，《开元占经·流星占》“流星昼行三”条云：“甘氏曰：星昼行名曰营首，营首所在，有流血滂沱，则天下不通。一日大旱，赤地千里。所谓昼行者，日未入也。”B27“营头”所应为光启三年蔡州割据势力秦宗权进攻汴州朱全忠兵败事。《资治通鉴·唐纪七十二》载光启三年事：“（五月）辛巳，全忠以四镇兵攻秦宗权于边孝村，大破之，斩首二万馀级；宗权宵遁，全忠追之，至阳武桥而还。……蔡人之守东都、河阳、许、汝、怀、郑、陕、虢者，闻宗权败，皆弃去。宗权发郑州，孙儒发河阳，皆屠灭其人，焚其庐舍而去，宗权之势自是稍衰。”B28此役中秦宗权战败，役后又发生了郑州、河阳屠城事件，实应“流血滂沱”之兆。是役，秦宗权已自称大齐皇帝，且兵力十倍于朱全忠，“营头”陨营之事，或与流星陨陈硕真营事相类，亦为朱全忠励兵之法。
前文已述，唐代历时近三百年，即便是对于流星这种每天都在发生的天象，也只有极少数被后朝录入史籍。由此看来，“应验”是否为“星流变异”观测记录选录史籍的前提呢？历代天文官员中不乏上究“星流变异”下度宫廷气象者——谏者依天而奏，闻者顺天而行，天、人间的“感应”通过中国封建伦理关系实现了美学上的平衡。历代史书中的“天文志”正是史家们对历史的注解。《星流发愿文》也具有这种意义。
孤悬西北的敦煌虽未卷入唐末之乱，但当某位敦煌僧人应禳灾斋会所需写作《星流发愿文》时（大中五年至咸通二年间），归义军政权正处于内忧外患积聚的局面。通过禳灾斋会正确解释“星流变异”所预示的征兆，对稳定敦煌民心、树立张氏“天命”威望等都具有重要意义。都统和尚与刺史竖福禳灾所祈愿的“扫彗孛……殄灾殃……四方晏静，五稼丰登，疫瘴消除，普天安乐”便成为一面镜子，映照出是时归义军政权所面临的时势。
三、归义军政权初期时势 B14今本《乙巳占》载“星流变异”占法共十卷百类。P.2536V、S.2669V、S.3326、P.2632号敦煌文献中皆抄写有《乙巳占》部分内容。据考，敦煌文献中所抄写的《乙巳占》内容与传世版本“几乎一样”，故可以《乙巳占》相关内容佐考敦煌地区星流变异占示情况。参见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学苑出版社，2001年，第47、56页。
B15《新唐书》卷三二《天文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842页。
B16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卷七四，岳麓书社，1994年，第795页。
B17《乙巳占》，第115页。
B18关于陈硕真聚众的方式，学界一般认为是道教。林梅村曾提出“祆教说”，王永平即撰文与之商榷。笔者查对相关史料及研究动态后，仍取“道教说”。参见林梅村：《从陈硕真起义看火祆教对唐代民间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2期；王永平：《论唐代民间道教对陈硕真起义的影响─—兼与林梅村同志商榷》，《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B19《新唐书》卷三《高宗纪》。
B20《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四年十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6282、6283页。
B21笔者在研究陈硕真起义相关史料时发现一宗趣事：永徽四年确有可令“天下兵聚”、“国有大变”之事，即房遗爱、高阳公主预谋以荆王李元景代高宗之未遂政变。其时恰为李淳风做太史令，记录转瞬即逝的流星天象似有所指。李淳风在其《乙巳占》中虽无“流星贯北极”为逆兆之语，但瞿昙氏《开元占经》此象所示皆为引用古人言语，非淳风所未闻。《乙巳占》中更有“流星……冬犯斗魁，大臣逆”、“流星……冲天皇大帝，人主有忧”之说。斗魁者，或为流星贯出所指；天皇大帝与北极紫微紧邻且暗，或亦为流星所贯。设若李淳风假托“流星贯北极”之兆密奏高宗（太史令密奏天象为历朝惯制）以坚定其除逆之心，房遗爱谋反案发似又多了一种解释。此论因暂无更明确证据，仅作一猜测。特留此注，以飨专攻高宗朝史同学研究。
B22《新唐书》卷三二《天文志》，第847页。
B23《开元占经》卷七一，第758页。
B24《新唐书》卷九《僖宗纪》。
B25《史记》卷二七《天官书第五》，中华书局，1963年，第1327页。
B26《新五代史》卷六一《杨行密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748、749页。
B27《开元占经》卷七四，第764页。
B28《资治通鉴》卷二五七僖宗光启三年五月条。
B29一说云丹为朗达玛之侄。参见扎西当知：《吐蕃末代赞普欧松赞身世辨》，《中国藏学》2009年第1期。
B30《新唐书》卷八《宣宗纪》载“（大中五年）十月，沙州人张义潮（张议潮）以瓜、沙、伊、肃、鄯、甘、河、西、兰、岷、廓十一州归于有司”；《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宣宗大中五年十月条亦载“张义潮（张议潮）发兵略定其旁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十州，遣其兄义泽（张议潭）奉十一州图籍入见，于是河、湟之地尽入于唐”，陆离、陆庆夫在考证张议潮史迹时认为，张氏并未控制河、渭、廓、鄯等州，“张议潭奉十一州图籍入见”为张氏与相关吐蕃势力同盟关系的体现。笔者从陆说。参见陆离、陆庆夫：《张议潮史迹新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1期。
B31《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宗纪》。
B32参见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179页。
B33冯培红：《关于归义军节度使官制的几个问题》，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四编》，三秦出版社，2009年，第183—215页。
B34参见P.2762+S.3329+S.1616+S.6973+S.1564《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
B35《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第三》，第914页。
B36参见冉永忠：《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部落制度与封建关系研究》，西藏民族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6—54页。
B37P.3551《药师琉璃光如来赞并序》载：“……则有清河张，敦煌郡大都督赐紫金鱼袋并万户侯。”《册府元龟》“外臣部·通好”亦载有：“沙州陷蕃后，有张氏世为州将。”参见《册府元龟》卷九八〇，第11354页。
B38P.3554《谨上河西道节度公德政及祥瑞五更转兼十二时序》云：“昔尚书曾赴逻娑（逻些），引道神人，祭水河边，龙兴紫盖，池现圣鸟，气运冲星，阵上回风，击添雷电。”
B39《全唐诗》卷二七“杂曲歌辞”，第381页。
B40《资治通鉴》卷二五〇懿宗咸通四年三月条。
B41《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
B42S.367《沙州伊州地志》载：“伊州……大中四年张议潮收复，因沙州卌户居之，羌龙杂处，约一千三百人。”
B43P.2962《张议潮变文》载：“敦煌城北一千里镇伊州城西有纳职县，其时回鹘及吐浑居住在彼，频来抄劫伊州，俘虏人物，侵夺畜牧，曾无暂安。仆射乃于大中十年六月六日亲统甲兵，诣彼击逐伐除。……我军大胜，匹骑不输，遂即收兵，即望沙州而返。”
B44《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
B45参见刘进宝：《敦煌归义军赋税制的特点》，《南京师大学报》2003年第4期；郝二旭：《唐五代敦煌农业专题研究——以敦煌写本文献为中心》，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85—110页。
B46齐陈骏、冯培红：《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对外商业贸易》，《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1期。
B47参见杨秀清：《张议潮出走与张淮深之死——张氏归义军内部矛盾新探》，《敦煌研究》1996年第4期。
B48《资治通鉴》卷二五〇僖宗咸通八年二月条。
B49根据对相关敦煌文献的考证，学界对张淮深之死是否系张淮鼎势力所为仍存异议，但基本认可张淮深之死系张氏家族内部权力斗争所致。参见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78—88页；邓文宽：《也谈张淮深之死》，《敦煌研究》1988年第1期；李永宁：《竖牛作孽君主见欺——也谈张淮深之死及唐末归义军执权者之更迭》，《敦煌研究》1986年第2期；昞麟：《张淮深之死疑案的研究》，《敦煌学辑刊》1993年第2期；钱伯泉：《为索勋篡权翻案》，《敦煌研究》1988年第1期；孙修身：《张淮深之死再议》，《西北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
B50《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二载八月条中称天宝年间“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B51藤枝晃著，刘豫川译：《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上、中、下），《长江文明》，2011年第1期；2012年第2期；2013年第1期。
B52参见孔令梅：《敦煌大族与佛教》，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31—163页；刘安志：《唐朝吐蕃占领沙州时期的敦煌大族》，《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
B53参见S.5835张议潮所抄《大乘稻杆经》尾题。
B54方立天：《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天津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
B55关于敦煌佛教信仰的民俗化及其表现，参见马德：《从敦煌看佛教的社会化》，《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4期；李正宇：《敦煌佛教研究的得失》，《南京师大学报》2008年第5期；李正宇：《8至11世纪敦煌僧人从政从军——敦煌世俗佛教系列研究之七》，《敦煌研究》2008年第1期；李正宇：《晚唐至北宋敦煌僧尼普听饮酒——敦煌世俗佛教系列研究之二》，《敦煌研究》2005年第3期。
关键词：敦煌；归义军；星流；禳灾；斋会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09-0142-07
我国是东方天文学的发源地，①在距今6000余年的仰韶文化时期便已存在较为成熟的天文观测及天体信仰。②在我国传统术数文化③体系中，星占是最重要的学科之一，即通过对星象（星流变异）的占察（包括日占、月占、五星占、列宿占、流星占、客星占、彗星占及云气占等）④预言人间之事。《史记》及其后所有正史文献中都专门辟有“天文志”一类的专志用以引征军国大事。有唐一代，星占在理论与方法上进行了的重要创新，⑤社会上（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星占之风也十分盛行，以致唐代田园诗人王绩曾用“望气登重阁，占星上小楼”之句作为对当时知识分子形象的描述。⑥
在星占观念系统中，部分“星流变异”虽为祥瑞之兆，但绝大部分“星流变异”预示着君主忧、大臣死、边兵起、谋叛、旱灾、饥荒、盗贼等方面的危机。⑦所以，祈禳之法便一直与星占相伴而生。在唐代，举行佛教禳灾斋会是较常见的祈禳方式。如代宗时，“时以星变，羌虏入寇，内出仁王佛经两舆付资圣、西明二佛寺，置百尺高座讲之。及奴虏寇逼京畿，方罢讲”⑧；文宗时，“三月甲戌，以彗星见，命京师诸佛寺开《仁王经》道场”⑨等。将各方星宿与各地州郡一一对应投影的“分野”之法一直是星占理论的重要基础，但唐代传世典籍对地方藩镇应对危机星象时的禳灾活动却颇吝笔墨，使人难窥其详。
20世纪初发现的敦煌文献中，保存了1件记载唐代敦煌归义军政权初期为应对星象“危机”举办佛教禳灾斋会情形的文献——《星流发愿文》（即P.2854号敦煌文献所载20篇（正面17篇、背面3篇）斋会祈愿文中正面第10篇）。⑩《星流发愿文》虽幅制简短，却完整展现了禳灾斋会的各项重要信息。通过研究这些信息，不仅可以一窥唐代地方藩镇星占信仰及佛教禳灾斋会的面貌，还能从更广阔视角下审视“星流变异”现象通过禳灾活动与国家（或藩镇）政治军事时势间微妙的互动机制。
一、录文及断代
P.2854《星流发愿文》释录如下：
星流发愿文
夫诸佛兴悲，无缘普被，有情见异，感迹缘差。故使归向者福逐愿生，轻毁者祸从心起。
则知祸福自致，非圣爱憎者欤。厥今白帝届序之晨（辰），金风落叶之日，集四众于宝地，开五印之真文。日尽三朝，启嘉愿者有谁施之。则有我释门都统和尚爰及刺使（史）等倾为星流变异，虑恐不祥，竖福禳灾之所为也。今既福事廓被，胜善咸亨，先用上资梵释四王、龙天八部。惟愿威光炽盛、神力无疆，扫彗勃（孛）于天门，殄灾殃于地户。然后四方晏静，五稼丰登，疫瘴消除，普天安乐。摩诃般若，以用资熏，大众虔诚，一切普诵。B11
《星流发愿文》所展现的禳灾斋会信息十分完整。（1）举办斋会的原因：“星流变异，虑恐不祥”；（2）举办斋会的时间：秋季（“白帝届序之辰，金风落叶之日”）、连续三天（“日尽三朝……今既福事廓被”）；（3）斋会参加者及规模：“集四众于宝地”；（4）斋会组织者：“我释门都统和尚爰及刺史等”；（5）斋会祈愿对象：“诸佛”及“梵释四王、龙天八部”；（6）祈愿方式：诵经（“开五印之真文”）、行香（“以用资熏”）；（7）祈愿所望：“扫彗孛……殄灾殃……四方晏静，五稼丰登，疫瘴消除，普天安乐。”此外，还以佛教义理对“星流变异”出现的原因进行了解释：轻毁三宝、造作恶业（“归向者福逐愿生，轻毁者祸从心起。则知祸福自致，非圣爱憎者欤”）。
根据书体字迹特征判断，P.2854号敦煌文献正面17篇愿文当为同一书手同一时期抄写。对这些愿文中包含的时间信息进行考证，将有助于我们确定《星流发愿文》源本写作的时间。17篇愿文中出现的时间信息依次为：第1篇《国忌行香文》中“……河西节度使臣张议潮……”、第3篇《先圣皇帝远忌文》中“……河西节度使臣张议潮……”、第8篇《竖幢伞文》中“……当今大中皇帝……”、第9篇《转经画像祈愿文》中“……奉为尚书……”、第11篇《行城文》中“……当今大唐大中皇帝……河西节度吏部尚书……”、第12篇《礼佛发愿文》中“……大中皇帝……河西节度吏部尚书……”。
上述信息中三次提及的“大中”年号为唐宣宗李忱在位时所用（懿宗859年继位后延用1年），即847年至860年。两次提及的“张议潮”，大中五年（851）十一月被唐朝任命为首任归义军节度使、十一州观察使、检校吏部尚书；大中七年（853）其兄张议潭入长安（议潭子张淮深继任沙州刺史）；咸通二年（861）率军攻占凉州，因功转授检校司空；咸通八年（867）应召入长安授右神武统军兼司徒（河西军政委侄男张淮深。时张淮深遣使求节未获，遂自称河西节度），咸通十三年（872）病卒于长安。B12
P.2854号敦煌文献正面17篇愿文中并未提及张议潮“司空”一职。由此看来，推论《星流发愿文》源本写于张议潮任归义军节度使（大中五年）至转授检校司空（咸通二年）间当不会有太大出入。而《星流发愿文》中所称颂的功德主“刺史”，当为张议潮之兄张议潭或其侄张淮深。
二、“星流变异”对唐代国家政治军事时势的附会
敦煌文献中已知含有星占资料的文献共17件，即P.2512、敦博藏076V、P.3288、P.2536V、S.2669V、S.2729V、P.2610、P.2632、P.2941、S.5614、Дx01366V、P.3794、S.3326、P.2811、P.3589、P.3571V、S.5777。B13唐代李淳风（太宗、高宗朝时任太史令）所著《乙巳占》部分段落在敦煌文献中亦有抄本，且与今本差别不大，B14当为敦煌地区星占理论重要来源之一。 在唐代官修史籍中，以“星流变异”附会国家政治军事时势的现象十分普遍。以《新唐书》为例，其“天文志”中所载“星流变异”事件几乎都可应验国家政治军事时势。兹撷两例：
第一，陈硕真起义事。《新唐书·天文志》“星变”条载：“永徽三年十月，有流星贯北极。四年十月，睦州女子陈硕真反，婺州刺史崔义玄讨之，有星陨于贼营。”B15《开元占经·流星占》“流星犯北极十五”条云：“黄帝曰：‘使星色白，入北极，天下兵聚。一曰国有大变，若有称兵。’……焦延寿曰：‘流星入北辰，兵大起。’”B16《乙巳占》“流星占第四十”条云：“坠星之所，其下流血，破军杀将，为咎最深。”B17由此看来，流星与陈硕真谋反事间的“应验”关系为：永徽三年（652）观测到流星入北斗（“天下兵聚”、“国有大变”之兆），翌年发生陈硕真起义（预兆应验），剿乱过程中有陨石坠落敌营（“破军杀将”之兆）。但当我们观察高宗永徽年间史料时不难发现，睦州女子陈硕真以神仙身份用道教方式聚众，B18自永徽四年十月起事至十一月“陈硕真伏诛”，B19历时仅1月旋被剿灭，更像是星占中常出现的“盗贼起”或“聚众之事”，实难堪“天下兵聚”、“国有大变”之兆。“破军杀将”之兆的详情又是怎样的呢？《资治通鉴·唐纪十五》载永徽四年事：“硕真遣其党童文宝将四千人寇婺州，刺史崔义玄发兵拒之。民间讹言硕真有神，犯其兵者必灭族，士众凶惧。司功参军崔玄籍曰：‘起兵仗顺，犹且无成，况凭妖妄，其能久乎！’义玄以玄籍为前锋，自将州兵继之，至下淮戍，遇贼，与战。左右以楯蔽义玄，义玄曰：‘刺史避箭，人谁致死！’命撤之。于是士卒齐奋，贼众大溃，斩首数千级。听其馀众归首；进至睦州境，降者万计。”B20可见“破军杀将”之说应为崔义玄针对兵士畏惧陈硕真仙术所采取的励兵之法。B21
第二，光启年间藩镇攻掠事。《新唐书·天文志》“星变”条载：“光启二年九月，有大星陨于扬州府署延和阁前，声如雷，光炎烛地。十月壬戌，有星出于西方，色白，长一丈五尺，屈曲而陨。占曰：‘长庚也，下则流血。’三年五月，秦宗权拥兵于汴州北郊，昼有大星陨于其营，声如雷，是谓营头。其下破军杀将。”B22此段文字为发生在僖宗光启年间的三次陨石记录：其一，光启二年（886）九月流星陨落扬州；其二，光启二年十月“长庚”自西方而陨；其三，光启三年五月“营头”陨于秦宗权营。三次流星陨落皆为凶兆，但根据陨落表现之不同，“应验”亦有差别。落地后声光并现的扬州陨石，星占中称“天狗”，《开元占经·流星占》“流星名状一”条云：“巫咸曰：流星有光见面坠地，若不至地，望之有足，名曰天狗，所往之乡有战流血，其君失地，期不出三年灾应。又曰：大流星堕破如金散，而有音声，野雉尽呴，名曰天狗，其所之地必有战流血。”B23“天狗”所应为光启三年（887）扬州兵变事。是时，淮南节度使高骈割据东南七州，“（光启三年四月）甲子，淮南兵马使毕师铎陷扬州，执其节度使高骈。……五月甲戌，宣歙观察使秦彦入于扬州。……（九月）秦彦杀高骈。……（十月）秦宗权将孙儒寇扬州。十一月壬申，庐州刺史杨行密陷扬州，秦彦、毕师铎奔于孙儒。”B24经此反复，号“富甲天下”的运河名都扬州不仅“破军杀将”、“其君失地”，其地百姓亦有血城白地之灾。“长庚”即金星，又称太白、启明。关于“长庚”西出而陨之兆，司马迁所著《史记·天官书第五》云：“（太白）色白五芒，出蚤为月蚀，晚为天夭及彗星，将发其国。……出西为刑，举事右之背之，吉。”B25“长庚西陨”观测中未明示陨落之地，权按图索骥，不妨推其为杨行密在谋士袁袭建议下弃扬州、撤庐州、夺宣州之事。《新五代史·杨行密传》云：“（杨行密占领扬州后蔡州军阀秦宗权来攻）是时，城中仓廪空虚，饥民相杀而食，其夫妇、父子自相牵，就屠卖之，屠者刲剔如羊、豕。行密不能守，欲走。……行密欲走海陵，袭曰：‘海陵难守，而庐州吾旧治也，城廪完实，可为后图。’行密乃走庐州。……进围宣州，（赵）锽弃城走，追及杀之，行密遂入宣州。龙纪元年，唐拜行密宣州观察使。”B26若如是，“长庚西陨”虽为凶兆，但却有补救之法，即“举事右之背之，吉”。杨行密放弃左撤海陵的计划，右撤庐州以避秦宗权之攻，后成为十国时期吴国的实际开创者。所谓“营头”者，《开元占经·流星占》“流星昼行三”条云：“甘氏曰：星昼行名曰营首，营首所在，有流血滂沱，则天下不通。一日大旱，赤地千里。所谓昼行者，日未入也。”B27“营头”所应为光启三年蔡州割据势力秦宗权进攻汴州朱全忠兵败事。《资治通鉴·唐纪七十二》载光启三年事：“（五月）辛巳，全忠以四镇兵攻秦宗权于边孝村，大破之，斩首二万馀级；宗权宵遁，全忠追之，至阳武桥而还。……蔡人之守东都、河阳、许、汝、怀、郑、陕、虢者，闻宗权败，皆弃去。宗权发郑州，孙儒发河阳，皆屠灭其人，焚其庐舍而去，宗权之势自是稍衰。”B28此役中秦宗权战败，役后又发生了郑州、河阳屠城事件，实应“流血滂沱”之兆。是役，秦宗权已自称大齐皇帝，且兵力十倍于朱全忠，“营头”陨营之事，或与流星陨陈硕真营事相类，亦为朱全忠励兵之法。
前文已述，唐代历时近三百年，即便是对于流星这种每天都在发生的天象，也只有极少数被后朝录入史籍。由此看来，“应验”是否为“星流变异”观测记录选录史籍的前提呢？历代天文官员中不乏上究“星流变异”下度宫廷气象者——谏者依天而奏，闻者顺天而行，天、人间的“感应”通过中国封建伦理关系实现了美学上的平衡。历代史书中的“天文志”正是史家们对历史的注解。《星流发愿文》也具有这种意义。
孤悬西北的敦煌虽未卷入唐末之乱，但当某位敦煌僧人应禳灾斋会所需写作《星流发愿文》时（大中五年至咸通二年间），归义军政权正处于内忧外患积聚的局面。通过禳灾斋会正确解释“星流变异”所预示的征兆，对稳定敦煌民心、树立张氏“天命”威望等都具有重要意义。都统和尚与刺史竖福禳灾所祈愿的“扫彗孛……殄灾殃……四方晏静，五稼丰登，疫瘴消除，普天安乐”便成为一面镜子，映照出是时归义军政权所面临的时势。
三、归义军政权初期时势 B14今本《乙巳占》载“星流变异”占法共十卷百类。P.2536V、S.2669V、S.3326、P.2632号敦煌文献中皆抄写有《乙巳占》部分内容。据考，敦煌文献中所抄写的《乙巳占》内容与传世版本“几乎一样”，故可以《乙巳占》相关内容佐考敦煌地区星流变异占示情况。参见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学苑出版社，2001年，第47、56页。
B15《新唐书》卷三二《天文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842页。
B16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卷七四，岳麓书社，1994年，第795页。
B17《乙巳占》，第115页。
B18关于陈硕真聚众的方式，学界一般认为是道教。林梅村曾提出“祆教说”，王永平即撰文与之商榷。笔者查对相关史料及研究动态后，仍取“道教说”。参见林梅村：《从陈硕真起义看火祆教对唐代民间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2期；王永平：《论唐代民间道教对陈硕真起义的影响─—兼与林梅村同志商榷》，《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B19《新唐书》卷三《高宗纪》。
B20《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四年十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6282、6283页。
B21笔者在研究陈硕真起义相关史料时发现一宗趣事：永徽四年确有可令“天下兵聚”、“国有大变”之事，即房遗爱、高阳公主预谋以荆王李元景代高宗之未遂政变。其时恰为李淳风做太史令，记录转瞬即逝的流星天象似有所指。李淳风在其《乙巳占》中虽无“流星贯北极”为逆兆之语，但瞿昙氏《开元占经》此象所示皆为引用古人言语，非淳风所未闻。《乙巳占》中更有“流星……冬犯斗魁，大臣逆”、“流星……冲天皇大帝，人主有忧”之说。斗魁者，或为流星贯出所指；天皇大帝与北极紫微紧邻且暗，或亦为流星所贯。设若李淳风假托“流星贯北极”之兆密奏高宗（太史令密奏天象为历朝惯制）以坚定其除逆之心，房遗爱谋反案发似又多了一种解释。此论因暂无更明确证据，仅作一猜测。特留此注，以飨专攻高宗朝史同学研究。
B22《新唐书》卷三二《天文志》，第847页。
B23《开元占经》卷七一，第758页。
B24《新唐书》卷九《僖宗纪》。
B25《史记》卷二七《天官书第五》，中华书局，1963年，第1327页。
B26《新五代史》卷六一《杨行密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748、749页。
B27《开元占经》卷七四，第764页。
B28《资治通鉴》卷二五七僖宗光启三年五月条。
B29一说云丹为朗达玛之侄。参见扎西当知：《吐蕃末代赞普欧松赞身世辨》，《中国藏学》2009年第1期。
B30《新唐书》卷八《宣宗纪》载“（大中五年）十月，沙州人张义潮（张议潮）以瓜、沙、伊、肃、鄯、甘、河、西、兰、岷、廓十一州归于有司”；《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宣宗大中五年十月条亦载“张义潮（张议潮）发兵略定其旁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十州，遣其兄义泽（张议潭）奉十一州图籍入见，于是河、湟之地尽入于唐”，陆离、陆庆夫在考证张议潮史迹时认为，张氏并未控制河、渭、廓、鄯等州，“张议潭奉十一州图籍入见”为张氏与相关吐蕃势力同盟关系的体现。笔者从陆说。参见陆离、陆庆夫：《张议潮史迹新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1期。
B31《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宗纪》。
B32参见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179页。
B33冯培红：《关于归义军节度使官制的几个问题》，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四编》，三秦出版社，2009年，第183—215页。
B34参见P.2762+S.3329+S.1616+S.6973+S.1564《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
B35《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第三》，第914页。
B36参见冉永忠：《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部落制度与封建关系研究》，西藏民族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6—54页。
B37P.3551《药师琉璃光如来赞并序》载：“……则有清河张，敦煌郡大都督赐紫金鱼袋并万户侯。”《册府元龟》“外臣部·通好”亦载有：“沙州陷蕃后，有张氏世为州将。”参见《册府元龟》卷九八〇，第11354页。
B38P.3554《谨上河西道节度公德政及祥瑞五更转兼十二时序》云：“昔尚书曾赴逻娑（逻些），引道神人，祭水河边，龙兴紫盖，池现圣鸟，气运冲星，阵上回风，击添雷电。”
B39《全唐诗》卷二七“杂曲歌辞”，第381页。
B40《资治通鉴》卷二五〇懿宗咸通四年三月条。
B41《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
B42S.367《沙州伊州地志》载：“伊州……大中四年张议潮收复，因沙州卌户居之，羌龙杂处，约一千三百人。”
B43P.2962《张议潮变文》载：“敦煌城北一千里镇伊州城西有纳职县，其时回鹘及吐浑居住在彼，频来抄劫伊州，俘虏人物，侵夺畜牧，曾无暂安。仆射乃于大中十年六月六日亲统甲兵，诣彼击逐伐除。……我军大胜，匹骑不输，遂即收兵，即望沙州而返。”
B44《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
B45参见刘进宝：《敦煌归义军赋税制的特点》，《南京师大学报》2003年第4期；郝二旭：《唐五代敦煌农业专题研究——以敦煌写本文献为中心》，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85—110页。
B46齐陈骏、冯培红：《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对外商业贸易》，《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1期。
B47参见杨秀清：《张议潮出走与张淮深之死——张氏归义军内部矛盾新探》，《敦煌研究》1996年第4期。
B48《资治通鉴》卷二五〇僖宗咸通八年二月条。
B49根据对相关敦煌文献的考证，学界对张淮深之死是否系张淮鼎势力所为仍存异议，但基本认可张淮深之死系张氏家族内部权力斗争所致。参见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78—88页；邓文宽：《也谈张淮深之死》，《敦煌研究》1988年第1期；李永宁：《竖牛作孽君主见欺——也谈张淮深之死及唐末归义军执权者之更迭》，《敦煌研究》1986年第2期；昞麟：《张淮深之死疑案的研究》，《敦煌学辑刊》1993年第2期；钱伯泉：《为索勋篡权翻案》，《敦煌研究》1988年第1期；孙修身：《张淮深之死再议》，《西北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
B50《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二载八月条中称天宝年间“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B51藤枝晃著，刘豫川译：《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上、中、下），《长江文明》，2011年第1期；2012年第2期；2013年第1期。
B52参见孔令梅：《敦煌大族与佛教》，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31—163页；刘安志：《唐朝吐蕃占领沙州时期的敦煌大族》，《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
B53参见S.5835张议潮所抄《大乘稻杆经》尾题。
B54方立天：《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天津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
B55关于敦煌佛教信仰的民俗化及其表现，参见马德：《从敦煌看佛教的社会化》，《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4期；李正宇：《敦煌佛教研究的得失》，《南京师大学报》2008年第5期；李正宇：《8至11世纪敦煌僧人从政从军——敦煌世俗佛教系列研究之七》，《敦煌研究》2008年第1期；李正宇：《晚唐至北宋敦煌僧尼普听饮酒——敦煌世俗佛教系列研究之二》，《敦煌研究》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