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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生命同根同源的意义上来说，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的生命创造。在蒙古族神话自然观中就内蕴着这种质朴的尊崇自然、爱护生命的原始生存领会。与心无敬畏的现代工业文明自然观相比较，蒙古族神话自然观具有自身独到的生态伦理意蕴。它与当代生态伦理学所倡导的两个极其鲜明的品格：实践性和信仰性有着惊人的契合之处。当代生态伦理学的价值理想和践行目标，可以说越来越表现出强烈的实践性和信仰性的特征。
【关键词】蒙古族;神话自然观;生态伦理学
【作者】包桂芹，内蒙古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通辽 ，028043
【中图分类号】B82-05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5）05-0152-005
“ALL LIVES SHARE THE SAME ROOT AND ORIGIN”，
THE MONGOLIAN MYTHOLOGICAL VIEW OF
NATURE： NEW PRESPECTIVE OF CONSTRUCTING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ETHICS
Bao Guiqin
Abstract： In the sense of “all lives share the same root and origin”， human being itself is a natural creation of life. The Mongolian mythological view of nature contains this plain， original survival comprehension of respecting nature and loving live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view of nature of mod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e.g. no fear in human mind， the Mongolian mythological view of nature has its own unique ecological ethics idea. It fits amazingly to the two distinct characters advocated by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ethics： practicality and faith. The value of the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ethics ideal and the target of practice can be regarded as showing a stronger and stronger characteristic of practicality and faith.
Key Words： the Mongolian; mythological view of nature; ecological ethics
一、蒙古族神话自然观研究的问题域
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作为现代社会权力的资本运作体系，为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提供永无止境的欲求动力，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和精神双方面的支撑条件，从而强有力地推动着现代社会的运转，“滋润”着人类群体的物质文化生活。反过来，人类借助科学技术手段对大自然宣战，不断取得“辉煌”战果，为资本的运转提供科学技术支撑。可是，同样让人们忧心忡忡的是，在当代技术逻辑、资本逻辑双重制约之下，一方面，人类已陷入资源、环境、生态等自然危机之中;另一方面，科学的实证化、功利化趋势日益加深所导致的实证主义、功利主义，预示着科学愈来愈技术化、工具化、手段化，愈来愈淡出其对生活的意义、价值的探寻和追问。“单纯注重事实的科学，造就单纯注重事实的人。”[1] 16当代人生活目标的功利性，导致“我们今天的栖居也由于劳作而备受折磨，由于趋功逐利而不得安宁，由于娱乐和消遣活动而迷迷惑惑。”[2] 196归根结底，在以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作为衡量社会文明的主导范式中，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和经济增长（GDP）始终是衡量一切的主要尺度，从而不可避免地滋生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价值观和评价准则。不论是对于以基督教文化为背景的西方社会，还是对于以传统家族伦理文化为背景的中国社会来说，物质利益最大化都势必遮蔽和占有人类的精神领地，人类本真的生活目的及对人生意义、人生价值的追求都将变得无足轻重、可有可无，代之以急功近利、玩世不恭的道德态度和喧嚣、躁郁的审美趣味。可是，如果人类剪断了与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放弃了广阔的精神家园，那么，人类就会失去思想和文化的想象力，失去美感，失去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能力和幸福感。
人类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支点上思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应该有一种怎样的终极关怀和心灵感悟？答案无疑是：要克服把自然当作任人宰割的对象，克服人与自然对立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要构建超越实证主义、功利主义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人与自然“生命同根同源”的生存价值观。而要建构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人与自然“生命同根同源”的生存价值观的前提是什么？这些问题正是蒙古族神话自然观所内蕴的生态伦理主题。探研并借鉴蒙古族神话自然观中的合理内核是构建当代生态伦理学的宝贵资源。而当代生态伦理学的价值理想和践行目标，就是致力于通过影响、改变人自身的内心世界和不利于自然和环境资源良性循环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使人类适应自然、珍爱自然并与之保持和谐。应该说人类行为、生活方式的改变将取决于人的内心的认知、情感和观念、意志，取决于那种能够辩证地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人的心灵感受。这种心灵感受将化为热爱生命和保护自然环境的自觉意识和行为动力。对蒙古族神话自然观当代价值的挖掘和研究可以提供能够根本改变人的内心世界、行为和生活方式的心灵感悟，并产生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强大的行为动力和自觉意识。 二、蒙古族“生命同根同源”的神话自然观
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蒙古族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伦理之道源于古老的万物有灵论。万物有灵的观点是原始先民对世界最原始素朴的认识。在古代先民眼里，整个世界、宇宙万物皆有生命和灵魂，不论是动植物，还是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风雨雷电等自然物都同人类一样具有意识、意志和愿望。蒙古先民崇拜日月并认为日月能给他们带来吉祥幸福、合乐安康，“出帐南向，对日跪拜，奠酒于地，以酹……天体之行。”[3]30“其择日行，则视月盈亏以为进止。”[4]12-13除此之外，他们崇拜星辰，特别是北斗星，经常以酸马奶或一些动物来祭祀。他们崇拜与化生万物有关的天地，在萨满教的颂词中，把天称作慈爱的父亲，把地称作善良的母亲，认为天地如父母，能给予世间万物以生命。他们崇拜与天地有关的山川河流。崇拜某一座山，就不能破坏神山上的花草树木;崇拜河流，就不能污染河流，禁止在河流里洗手、洗衣物或便溺。他们崇拜火，认为火是圣洁的象征，所以禁止向火中投掷不洁之物，禁止用刀触火，禁止从火上跨越，凡违反此禁忌的种种行为都被认为是对火神的最大的冒犯和不敬。正是基于“万事万物都是有灵魂的”这样一个对世界的基本认识，原始先民们衍生出了对自然的敬畏、崇拜之情。那么，我们是否应如人们惯常所评论的那样，认为万物有灵论仅仅是因为古代先民认识外界世界和破解自然奥秘的能力低下而产生的愚昧观念，还是兼有生命伦理意义的自然观？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还应从蒙古族先民亘古相传的神话传说中寻找答案：
自古老人口头传下来的故事传说，世上（所有动物）原来有三部分，有水族、土族、木族，到后来成了虫族、飞禽类、走兽类和人类四部分。那时，走兽类、人类和飞禽类互知其语言，然而后来（人类）产生了坏心。人类特别有智慧，要伤害走兽，走兽与人分离了。人们听了鸟类在树上的鸟语，知其意思，按鸟说的意思到新的地方后，果然像鸟说的那样，有大树林和河水。因此，听了鸟语还可以找到有水果的地方摘吃，再以后，连鸟语也听不懂了，据说鸟语也逐年变了。而人类的语言也因水土不同而产生变化，这语言变化的根源是人们有了坏心眼，说话互相背着[5]113。
这篇自古年老人口头传下来的神话，一直没有名称。阿尔丁夫教授称之为《分离神话》。从《分离神话》可以推断，首先，虫族、飞禽类、走兽类和人类四部分都是由水族、土族、木族变成的，这说明他们有着共同的生命起源。因而，在生命同根同源的意义上，人类与自然万物本来就是平等的，没有孰轻孰重、主次之分。人类和自然万物和谐相处、不分你我、互帮互助，较为亲密地生活在一起，且彼此都通晓对方的话语。《分离神话》表达的是童年时期的人类对自身还没有从自然界分离出来时的模糊记忆，或者表达的是人兽不分时的自然观。其次，当人类发展到特别有智慧以后，产生了觊觎自然、僭越自然的“坏”心眼，要伤害人之外的其他野兽。人类拥有了智慧，对走兽类的语言及其习性了如指掌的人类是极为有利的，而对被伤害的野兽来说是极为不利的了。所以，原来同人类关系密切的走兽类，为了自身的安全，便不得不同人类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了。
可见，万物有灵论并不完全是由于先民认识能力低下而产生的愚昧观念，它还是兼有生命伦理意义的自然观：在生命同根同源的意义上，人类与自然万物本来都是大自然的造物，没有主次优劣之分。就如卡西尔描述的那样，“原始人并不认为自己处在自然等级中一个独一无二的特权地位上。所有生命形式都有亲族关系似乎是神话思维的一个普遍预设。”[6]104因而，从古老的万物有灵论出发，尊重自然、敬畏生命是可以理解的，恰如僭越自然、践踏生命是不可以理解的一样。神话被原始先民看作是真实的表述，是一种历史的事实。神话最初叙述的是处于童年的人类在远古时期与自然不分你我、浑然一体的关系，表达的是人类依赖自然、崇尚自然的最素朴的情感。这种情感借助把有生命的自然物和非生命的自然物联系在一起的神话形式宣泄出来，述说着人类不断寻觅自身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不竭的生命动力。当然，这里已经包含着认识自然、影响自然的含义。神话的源起与人类认识自然、影响自然所进行的生存活动是须臾不可分开的。马克思就曾说过，任何神话都是以想象和借助想象来征服自然力，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征服，神话也就消失了。蒙古族《分离神话》所表达的思想也在于此。它时刻提醒我们，人类之初是与万物同根的，都是大自然的不朽杰作，且彼此都是心灵相通、语言相契合的。因而世间万物都有存在的根据，没有可以互相残害的理由。
那么，为什么人类会逐渐忘记自己和自然的生命同根同源的关系而最终会走到与自然分离、对峙的地步呢？人与自然分离，是人之为人顶天立地的标识抑或是人类陷入危机的症候？近代以来经历过数次科技革命洗礼的西方社会对此更有一番深刻的感受。同样是在叙说人与其他生灵（玫瑰、天鹅、林中小鹿）的原初关系，德国近代诗人荷尔德林，在把植物和动物作了比较之后，道出了人类生活的辩证法——即人类语言的双重性：语言是最危险的财富。荷尔德林说：“但人居于蓬屋茅舍，自惭形秽，以粗布裹体，从此更真挚也更细心地，人保存精神，一如女巫保持天神的火焰;这就是人的理智。因此人便更肆意专断，类似于诸神，被赋予颐指气使和完成大业的更高权能;因此人被赋予语言，那最危险的财富，人借语言创造、毁灭、沉沦，并且向永生之物返回，向主宰和母亲返回，人借语言见证其本质——人已受惠于你，领教于你，最神性的东西，那守护一切的爱。”[7]38对此，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也深有体会道：“人的所作所为俨然是语言的构成者和主宰，而实际上，语言才是人的主人。一旦这种支配关系颠倒过来，人便想出一些奇怪的诡计。”[2]199同样，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也道出了神话与启蒙纠缠的双重辩证法：是神话开启了启蒙的无尽里程。“因为神话在述说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启迪着人类的心智，不断唤醒着人类沉睡的精神。”[8]5启蒙理性不断摆脱蒙昧、无知，最终演变为无所不能、雄霸天下的上帝。自然遭到了无情的践踏。当我们沉浸在对自然的胜利当中而欢呼雀跃、欣喜若狂之时，自然反过来又会报复我们（恩格斯）。启蒙精神、人类理性如果不及时反躬自问、检审自身，重新考虑人与自然的生命依存关系，最终会造成新的恐怖神话，戕害自然、戕害我们人类自身。 三、构建当代生态伦理学的新视角
我们从原始先民叙述的神话当中所领会到的人与自然生命同根同源的生存理念，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学理基础。人与自然生命同根同源的生存理念，超越了以往从功利主义的目的出发去认识、利用、驾驭自然资源的解释原则。原始初民的神话幻想以及人类战胜蒙昧的启蒙精神都源起于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生活实践当中，两者的纠缠、变换揭示着人类现实生活世界本身的悖论。人类启蒙精神从起源上来讲是对神话的扬弃、是透过神话的不确定性、迷乱性和神秘性而找寻其明晰性、确定性的本质，是对生命奥秘及其意义的不断探究，是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可是这种寻觅却导致了自然的祛魅，导致了敬畏生命意识的毁灭。人类最终找寻到的只是人类自身都无法抗拒的一种僭越自然、践踏生命、无限支配世界的“作为主人精神”的欲望。结果，人类越来越远离其赖以生存的生活世界的根基，越来越远离养育他的自然母亲的怀抱。而蒙古族神话却时时告诫我们，自然是不可僭越的，生命意识是不可丢弃的。我们没有理由去剥夺地球上其他生命存在的权利，我们有义务、有责任、有能力去维护其他生命存在的权利。如果彻底剥离原始世界的生命情怀和人与自然生命同根的理念，去构建当代生态伦理学，无论如何都是难以想象的。
首先，古代蒙古祖先创造的游牧文明，不仅与游牧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同时也与游牧人所处的自然环境以及游牧人从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神话中的崇尚自然、敬畏生命的意识、理念所形成的历久弥新的历史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这就是说，人与自然的关系原初就是一种水乳交融、天人一体的历史的动态的相互适应、可供体验并加以爱护的和谐关系，不能从剥夺与被剥夺、利用与被利用的功利主义目的出发去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历史也充分佐证了这一点。那就是，有什么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民族的文化理念，就会造就什么样的人类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反过来，有什么样的人类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就会造就什么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民族的文化理念。古代流传下来的阴山岩画、巴丹吉林沙漠岩画都在述说着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在古代，这里是蓝天绿草、牛肥马壮、羊儿遍地跑的牧场，是北方狩猎游牧人世代栖息、繁衍种族、赖以生存的天堂草原，更是北方狩猎游牧人热爱自然、敬重生命的真实写照。从巴丹吉林沙漠岩画、阴山岩画、苏尼特岩画等几万幅岩画中可以看到大量的野生动物种群和各种家畜。有些动物种群如今已经极其稀少甚至绝迹，如世界上最珍贵的大角鹿、鸵鸟、单峰驼、大象、猛犸象等欧洲岩画中没有的物种[9]125。诚然，除了自然地理环境变迁因素导致物种灭绝之外，人类因各种贪欲而导致的永无止境的纷争、掠夺、杀戮、占有和不合理开发曾给游牧人的文明以毁灭性的打击。这都足以表明，狩猎游牧人与自然生物融为一体，和谐共处，相互扶持的生态理念是当代生态伦理学最需借鉴、推广和弘扬的先进的生态价值观，也是狩猎游牧人成为我们亚洲最早的环境保护主义者的重要原因之一[9]125。游牧人不仅创造了古老而悠久的游牧文明，也适时保护了作为生命依托的自然，更烘托出游牧人的不贪婪、善节制、勤经营、常流动的本质特征。不断地迁徙和流动就是对脆弱贫瘠且干旱少雨的高寒草原地带最好的一种保护方式。而这种流动的游牧方式在蒙古族游牧民族的许多神话故事当中也多有体现。例如，当蒙古族孩童问及自己的母亲为什么常常赶着畜群长途迁徙、不断轮换牧场的时候，孩子的母亲就会这样讲解：如果我们总在一个地方生活放牧，那么大地母亲额图根的身体就会疼痛，血液就会凝固，只有我们不断地迁徙游动，大地母亲的血脉才能不断流动，使它浑身轻松舒畅，草场才能丰茂翠绿。原始先民由于在原始思维中常常会不自觉地、由衷地笃信自然万物有生命、有神性，并且认为生命、神性不可随意冒犯亵渎，只可敬仰信奉并加以呵护，否则会导致灾难降临。结果，生命、神性意识自然而然地成为约束古代先民日常生活行为方式的尺度，亦即古代先民是以生命、神性来度量自身、约束自身。就如海德格尔所言：“神性乃是人借以度量他在大地之上、天空之下的栖居的尺度。惟当人以此方式测度他的栖居，他才能按其本质而存在。”[2]205也正因如此，原始先民留给了我们一个尊奉自然、崇敬、呵护生命的意义世界，而使宇宙自然事物万千气象、生机盎然。
其次，从生命同根同源的意义上来说，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的生命创造，在蒙古族神话自然观中就内蕴着这种质朴的原始生存领会。与无敬畏之心、为一己之利而随意践踏自然的现代功利主义自然观截然相反，蒙古族神话自然观具有自身独到的生态伦理意蕴。它与当代生态伦理学所倡导的两个极其鲜明的品格：实践性和信仰性有着惊人的契合之处。当代生态伦理学的价值理想和践行目标可以说越来越表现出强烈的实践性和信仰性的特征，即它总是试图从激发和培育人们的内心信仰和强烈地诉诸实践来达到对人们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发生某种卓有成效的实质性的影响，而不是像以往人们所以为的传统生态伦理学那样只是诉诸形成干巴巴、冷冰冰的学问、律令，或只是为了满足对某种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当代生态伦理学需要参与者身体力行、知行合一，需要参与者某种精神和理念、感情和意志的完全投入，并转化为最终的实践探索，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也正是因为当代生态伦理学不是单纯为了满足人类好奇心和求知欲而形成的知识体系，而是因为当代人类生存环境的急剧恶化和资源的严重枯竭而催逼出来的一种学说，所以对于真正从人类的生存困境出发而致力于并努力践行这门学问的人来说，它不会单纯沉醉于一种获得知识的喜悦和心灵震撼的抒发，它更注重研究这门学问所带来的一种对于当下与未来的焦虑和为人类的明天，无论结果怎样都想做点什么的渴望。于是，它会诉诸一种源于现实生活世界的强有力的精神信念的支撑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态伦理也就会成为一种担当责任意识，首先是信念的支撑，然后是行动的担当。
综上所述，蒙古族神话自然观和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的重要启示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存发展、繁荣昌盛，既取决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但更重要的还取决于其生存发展的方式、理念。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多少文明在优越的自然环境中孕育而生，但终究又会因自身的种种趋功逐利、盲目跟风、心无敬畏、蔑视生命、践踏自然（神灵）等不良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使得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日渐衰退而导致文明退化甚至消失。因而，蒙古族神话自然观和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的当代价值，在于古代先民的“敬畏自然、敬重生命”的“人与自然生命同根”的原始生存领会不能因为现代文明和科学技术的不断推进而被人们遗忘或弃绝。现代人类若想像海德格尔所描述的那样，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就不应无限制地借助自然科学技术，以主体性的思维方式去奴役、宰制自然，而应该时时铭记，生命、神性意识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够用来度量自身的尺度，是人之为人的根基。此尺度在海德格尔看来，在于“保持不可知的神作为神如何通过天空而显明的方式。”“这种显现乃是人借以度量自身的尺度。”“这是在一种采取中发生的，这种采取绝不是夺取自在的尺度，而是在保持倾听的专心觉知中取得尺度。”[2]207-208
自然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和生命之根，是哺育我们健康成长的摇篮。当我们人类又要借助科学技术工具和已有的文化知识去开发自然和实施重大的社会改造项目之前，人类最好应该重新审视自身，重新审视以往的认知、行为方式。应当充分利用、传承、弘扬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中的合理内核和先进理念，并贯彻到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去，如此势必会收到经济发展与有效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双重效果，从而走出一条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生态平衡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M]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马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M]孙周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3]多桑 多桑蒙古史：上册[M] 冯承钧，译 北京：中华书局，1962
[4] 彭大雅，徐筵黑鞑事略[M]王国维笺记本
[5] 阿尔丁夫蒙古和其他北方民族文史论丛[M] 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
[6]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7]马丁·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8] 包桂芹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研究[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1
[9] 孛尔只斤·吉尔格勒游牧文明史论[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李妍〕
【关键词】蒙古族;神话自然观;生态伦理学
【作者】包桂芹，内蒙古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通辽 ，028043
【中图分类号】B82-05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5）05-0152-005
“ALL LIVES SHARE THE SAME ROOT AND ORIGIN”，
THE MONGOLIAN MYTHOLOGICAL VIEW OF
NATURE： NEW PRESPECTIVE OF CONSTRUCTING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ETHICS
Bao Guiqin
Abstract： In the sense of “all lives share the same root and origin”， human being itself is a natural creation of life. The Mongolian mythological view of nature contains this plain， original survival comprehension of respecting nature and loving live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view of nature of mod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e.g. no fear in human mind， the Mongolian mythological view of nature has its own unique ecological ethics idea. It fits amazingly to the two distinct characters advocated by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ethics： practicality and faith. The value of the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ethics ideal and the target of practice can be regarded as showing a stronger and stronger characteristic of practicality and faith.
Key Words： the Mongolian; mythological view of nature; ecological ethics
一、蒙古族神话自然观研究的问题域
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作为现代社会权力的资本运作体系，为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提供永无止境的欲求动力，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和精神双方面的支撑条件，从而强有力地推动着现代社会的运转，“滋润”着人类群体的物质文化生活。反过来，人类借助科学技术手段对大自然宣战，不断取得“辉煌”战果，为资本的运转提供科学技术支撑。可是，同样让人们忧心忡忡的是，在当代技术逻辑、资本逻辑双重制约之下，一方面，人类已陷入资源、环境、生态等自然危机之中;另一方面，科学的实证化、功利化趋势日益加深所导致的实证主义、功利主义，预示着科学愈来愈技术化、工具化、手段化，愈来愈淡出其对生活的意义、价值的探寻和追问。“单纯注重事实的科学，造就单纯注重事实的人。”[1] 16当代人生活目标的功利性，导致“我们今天的栖居也由于劳作而备受折磨，由于趋功逐利而不得安宁，由于娱乐和消遣活动而迷迷惑惑。”[2] 196归根结底，在以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作为衡量社会文明的主导范式中，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和经济增长（GDP）始终是衡量一切的主要尺度，从而不可避免地滋生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价值观和评价准则。不论是对于以基督教文化为背景的西方社会，还是对于以传统家族伦理文化为背景的中国社会来说，物质利益最大化都势必遮蔽和占有人类的精神领地，人类本真的生活目的及对人生意义、人生价值的追求都将变得无足轻重、可有可无，代之以急功近利、玩世不恭的道德态度和喧嚣、躁郁的审美趣味。可是，如果人类剪断了与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放弃了广阔的精神家园，那么，人类就会失去思想和文化的想象力，失去美感，失去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能力和幸福感。
人类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支点上思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应该有一种怎样的终极关怀和心灵感悟？答案无疑是：要克服把自然当作任人宰割的对象，克服人与自然对立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要构建超越实证主义、功利主义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人与自然“生命同根同源”的生存价值观。而要建构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人与自然“生命同根同源”的生存价值观的前提是什么？这些问题正是蒙古族神话自然观所内蕴的生态伦理主题。探研并借鉴蒙古族神话自然观中的合理内核是构建当代生态伦理学的宝贵资源。而当代生态伦理学的价值理想和践行目标，就是致力于通过影响、改变人自身的内心世界和不利于自然和环境资源良性循环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使人类适应自然、珍爱自然并与之保持和谐。应该说人类行为、生活方式的改变将取决于人的内心的认知、情感和观念、意志，取决于那种能够辩证地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人的心灵感受。这种心灵感受将化为热爱生命和保护自然环境的自觉意识和行为动力。对蒙古族神话自然观当代价值的挖掘和研究可以提供能够根本改变人的内心世界、行为和生活方式的心灵感悟，并产生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强大的行为动力和自觉意识。 二、蒙古族“生命同根同源”的神话自然观
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蒙古族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伦理之道源于古老的万物有灵论。万物有灵的观点是原始先民对世界最原始素朴的认识。在古代先民眼里，整个世界、宇宙万物皆有生命和灵魂，不论是动植物，还是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风雨雷电等自然物都同人类一样具有意识、意志和愿望。蒙古先民崇拜日月并认为日月能给他们带来吉祥幸福、合乐安康，“出帐南向，对日跪拜，奠酒于地，以酹……天体之行。”[3]30“其择日行，则视月盈亏以为进止。”[4]12-13除此之外，他们崇拜星辰，特别是北斗星，经常以酸马奶或一些动物来祭祀。他们崇拜与化生万物有关的天地，在萨满教的颂词中，把天称作慈爱的父亲，把地称作善良的母亲，认为天地如父母，能给予世间万物以生命。他们崇拜与天地有关的山川河流。崇拜某一座山，就不能破坏神山上的花草树木;崇拜河流，就不能污染河流，禁止在河流里洗手、洗衣物或便溺。他们崇拜火，认为火是圣洁的象征，所以禁止向火中投掷不洁之物，禁止用刀触火，禁止从火上跨越，凡违反此禁忌的种种行为都被认为是对火神的最大的冒犯和不敬。正是基于“万事万物都是有灵魂的”这样一个对世界的基本认识，原始先民们衍生出了对自然的敬畏、崇拜之情。那么，我们是否应如人们惯常所评论的那样，认为万物有灵论仅仅是因为古代先民认识外界世界和破解自然奥秘的能力低下而产生的愚昧观念，还是兼有生命伦理意义的自然观？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还应从蒙古族先民亘古相传的神话传说中寻找答案：
自古老人口头传下来的故事传说，世上（所有动物）原来有三部分，有水族、土族、木族，到后来成了虫族、飞禽类、走兽类和人类四部分。那时，走兽类、人类和飞禽类互知其语言，然而后来（人类）产生了坏心。人类特别有智慧，要伤害走兽，走兽与人分离了。人们听了鸟类在树上的鸟语，知其意思，按鸟说的意思到新的地方后，果然像鸟说的那样，有大树林和河水。因此，听了鸟语还可以找到有水果的地方摘吃，再以后，连鸟语也听不懂了，据说鸟语也逐年变了。而人类的语言也因水土不同而产生变化，这语言变化的根源是人们有了坏心眼，说话互相背着[5]113。
这篇自古年老人口头传下来的神话，一直没有名称。阿尔丁夫教授称之为《分离神话》。从《分离神话》可以推断，首先，虫族、飞禽类、走兽类和人类四部分都是由水族、土族、木族变成的，这说明他们有着共同的生命起源。因而，在生命同根同源的意义上，人类与自然万物本来就是平等的，没有孰轻孰重、主次之分。人类和自然万物和谐相处、不分你我、互帮互助，较为亲密地生活在一起，且彼此都通晓对方的话语。《分离神话》表达的是童年时期的人类对自身还没有从自然界分离出来时的模糊记忆，或者表达的是人兽不分时的自然观。其次，当人类发展到特别有智慧以后，产生了觊觎自然、僭越自然的“坏”心眼，要伤害人之外的其他野兽。人类拥有了智慧，对走兽类的语言及其习性了如指掌的人类是极为有利的，而对被伤害的野兽来说是极为不利的了。所以，原来同人类关系密切的走兽类，为了自身的安全，便不得不同人类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了。
可见，万物有灵论并不完全是由于先民认识能力低下而产生的愚昧观念，它还是兼有生命伦理意义的自然观：在生命同根同源的意义上，人类与自然万物本来都是大自然的造物，没有主次优劣之分。就如卡西尔描述的那样，“原始人并不认为自己处在自然等级中一个独一无二的特权地位上。所有生命形式都有亲族关系似乎是神话思维的一个普遍预设。”[6]104因而，从古老的万物有灵论出发，尊重自然、敬畏生命是可以理解的，恰如僭越自然、践踏生命是不可以理解的一样。神话被原始先民看作是真实的表述，是一种历史的事实。神话最初叙述的是处于童年的人类在远古时期与自然不分你我、浑然一体的关系，表达的是人类依赖自然、崇尚自然的最素朴的情感。这种情感借助把有生命的自然物和非生命的自然物联系在一起的神话形式宣泄出来，述说着人类不断寻觅自身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不竭的生命动力。当然，这里已经包含着认识自然、影响自然的含义。神话的源起与人类认识自然、影响自然所进行的生存活动是须臾不可分开的。马克思就曾说过，任何神话都是以想象和借助想象来征服自然力，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征服，神话也就消失了。蒙古族《分离神话》所表达的思想也在于此。它时刻提醒我们，人类之初是与万物同根的，都是大自然的不朽杰作，且彼此都是心灵相通、语言相契合的。因而世间万物都有存在的根据，没有可以互相残害的理由。
那么，为什么人类会逐渐忘记自己和自然的生命同根同源的关系而最终会走到与自然分离、对峙的地步呢？人与自然分离，是人之为人顶天立地的标识抑或是人类陷入危机的症候？近代以来经历过数次科技革命洗礼的西方社会对此更有一番深刻的感受。同样是在叙说人与其他生灵（玫瑰、天鹅、林中小鹿）的原初关系，德国近代诗人荷尔德林，在把植物和动物作了比较之后，道出了人类生活的辩证法——即人类语言的双重性：语言是最危险的财富。荷尔德林说：“但人居于蓬屋茅舍，自惭形秽，以粗布裹体，从此更真挚也更细心地，人保存精神，一如女巫保持天神的火焰;这就是人的理智。因此人便更肆意专断，类似于诸神，被赋予颐指气使和完成大业的更高权能;因此人被赋予语言，那最危险的财富，人借语言创造、毁灭、沉沦，并且向永生之物返回，向主宰和母亲返回，人借语言见证其本质——人已受惠于你，领教于你，最神性的东西，那守护一切的爱。”[7]38对此，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也深有体会道：“人的所作所为俨然是语言的构成者和主宰，而实际上，语言才是人的主人。一旦这种支配关系颠倒过来，人便想出一些奇怪的诡计。”[2]199同样，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也道出了神话与启蒙纠缠的双重辩证法：是神话开启了启蒙的无尽里程。“因为神话在述说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启迪着人类的心智，不断唤醒着人类沉睡的精神。”[8]5启蒙理性不断摆脱蒙昧、无知，最终演变为无所不能、雄霸天下的上帝。自然遭到了无情的践踏。当我们沉浸在对自然的胜利当中而欢呼雀跃、欣喜若狂之时，自然反过来又会报复我们（恩格斯）。启蒙精神、人类理性如果不及时反躬自问、检审自身，重新考虑人与自然的生命依存关系，最终会造成新的恐怖神话，戕害自然、戕害我们人类自身。 三、构建当代生态伦理学的新视角
我们从原始先民叙述的神话当中所领会到的人与自然生命同根同源的生存理念，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学理基础。人与自然生命同根同源的生存理念，超越了以往从功利主义的目的出发去认识、利用、驾驭自然资源的解释原则。原始初民的神话幻想以及人类战胜蒙昧的启蒙精神都源起于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生活实践当中，两者的纠缠、变换揭示着人类现实生活世界本身的悖论。人类启蒙精神从起源上来讲是对神话的扬弃、是透过神话的不确定性、迷乱性和神秘性而找寻其明晰性、确定性的本质，是对生命奥秘及其意义的不断探究，是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可是这种寻觅却导致了自然的祛魅，导致了敬畏生命意识的毁灭。人类最终找寻到的只是人类自身都无法抗拒的一种僭越自然、践踏生命、无限支配世界的“作为主人精神”的欲望。结果，人类越来越远离其赖以生存的生活世界的根基，越来越远离养育他的自然母亲的怀抱。而蒙古族神话却时时告诫我们，自然是不可僭越的，生命意识是不可丢弃的。我们没有理由去剥夺地球上其他生命存在的权利，我们有义务、有责任、有能力去维护其他生命存在的权利。如果彻底剥离原始世界的生命情怀和人与自然生命同根的理念，去构建当代生态伦理学，无论如何都是难以想象的。
首先，古代蒙古祖先创造的游牧文明，不仅与游牧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同时也与游牧人所处的自然环境以及游牧人从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神话中的崇尚自然、敬畏生命的意识、理念所形成的历久弥新的历史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这就是说，人与自然的关系原初就是一种水乳交融、天人一体的历史的动态的相互适应、可供体验并加以爱护的和谐关系，不能从剥夺与被剥夺、利用与被利用的功利主义目的出发去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历史也充分佐证了这一点。那就是，有什么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民族的文化理念，就会造就什么样的人类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反过来，有什么样的人类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就会造就什么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民族的文化理念。古代流传下来的阴山岩画、巴丹吉林沙漠岩画都在述说着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在古代，这里是蓝天绿草、牛肥马壮、羊儿遍地跑的牧场，是北方狩猎游牧人世代栖息、繁衍种族、赖以生存的天堂草原，更是北方狩猎游牧人热爱自然、敬重生命的真实写照。从巴丹吉林沙漠岩画、阴山岩画、苏尼特岩画等几万幅岩画中可以看到大量的野生动物种群和各种家畜。有些动物种群如今已经极其稀少甚至绝迹，如世界上最珍贵的大角鹿、鸵鸟、单峰驼、大象、猛犸象等欧洲岩画中没有的物种[9]125。诚然，除了自然地理环境变迁因素导致物种灭绝之外，人类因各种贪欲而导致的永无止境的纷争、掠夺、杀戮、占有和不合理开发曾给游牧人的文明以毁灭性的打击。这都足以表明，狩猎游牧人与自然生物融为一体，和谐共处，相互扶持的生态理念是当代生态伦理学最需借鉴、推广和弘扬的先进的生态价值观，也是狩猎游牧人成为我们亚洲最早的环境保护主义者的重要原因之一[9]125。游牧人不仅创造了古老而悠久的游牧文明，也适时保护了作为生命依托的自然，更烘托出游牧人的不贪婪、善节制、勤经营、常流动的本质特征。不断地迁徙和流动就是对脆弱贫瘠且干旱少雨的高寒草原地带最好的一种保护方式。而这种流动的游牧方式在蒙古族游牧民族的许多神话故事当中也多有体现。例如，当蒙古族孩童问及自己的母亲为什么常常赶着畜群长途迁徙、不断轮换牧场的时候，孩子的母亲就会这样讲解：如果我们总在一个地方生活放牧，那么大地母亲额图根的身体就会疼痛，血液就会凝固，只有我们不断地迁徙游动，大地母亲的血脉才能不断流动，使它浑身轻松舒畅，草场才能丰茂翠绿。原始先民由于在原始思维中常常会不自觉地、由衷地笃信自然万物有生命、有神性，并且认为生命、神性不可随意冒犯亵渎，只可敬仰信奉并加以呵护，否则会导致灾难降临。结果，生命、神性意识自然而然地成为约束古代先民日常生活行为方式的尺度，亦即古代先民是以生命、神性来度量自身、约束自身。就如海德格尔所言：“神性乃是人借以度量他在大地之上、天空之下的栖居的尺度。惟当人以此方式测度他的栖居，他才能按其本质而存在。”[2]205也正因如此，原始先民留给了我们一个尊奉自然、崇敬、呵护生命的意义世界，而使宇宙自然事物万千气象、生机盎然。
其次，从生命同根同源的意义上来说，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的生命创造，在蒙古族神话自然观中就内蕴着这种质朴的原始生存领会。与无敬畏之心、为一己之利而随意践踏自然的现代功利主义自然观截然相反，蒙古族神话自然观具有自身独到的生态伦理意蕴。它与当代生态伦理学所倡导的两个极其鲜明的品格：实践性和信仰性有着惊人的契合之处。当代生态伦理学的价值理想和践行目标可以说越来越表现出强烈的实践性和信仰性的特征，即它总是试图从激发和培育人们的内心信仰和强烈地诉诸实践来达到对人们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发生某种卓有成效的实质性的影响，而不是像以往人们所以为的传统生态伦理学那样只是诉诸形成干巴巴、冷冰冰的学问、律令，或只是为了满足对某种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当代生态伦理学需要参与者身体力行、知行合一，需要参与者某种精神和理念、感情和意志的完全投入，并转化为最终的实践探索，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也正是因为当代生态伦理学不是单纯为了满足人类好奇心和求知欲而形成的知识体系，而是因为当代人类生存环境的急剧恶化和资源的严重枯竭而催逼出来的一种学说，所以对于真正从人类的生存困境出发而致力于并努力践行这门学问的人来说，它不会单纯沉醉于一种获得知识的喜悦和心灵震撼的抒发，它更注重研究这门学问所带来的一种对于当下与未来的焦虑和为人类的明天，无论结果怎样都想做点什么的渴望。于是，它会诉诸一种源于现实生活世界的强有力的精神信念的支撑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态伦理也就会成为一种担当责任意识，首先是信念的支撑，然后是行动的担当。
综上所述，蒙古族神话自然观和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的重要启示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存发展、繁荣昌盛，既取决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但更重要的还取决于其生存发展的方式、理念。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多少文明在优越的自然环境中孕育而生，但终究又会因自身的种种趋功逐利、盲目跟风、心无敬畏、蔑视生命、践踏自然（神灵）等不良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使得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日渐衰退而导致文明退化甚至消失。因而，蒙古族神话自然观和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的当代价值，在于古代先民的“敬畏自然、敬重生命”的“人与自然生命同根”的原始生存领会不能因为现代文明和科学技术的不断推进而被人们遗忘或弃绝。现代人类若想像海德格尔所描述的那样，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就不应无限制地借助自然科学技术，以主体性的思维方式去奴役、宰制自然，而应该时时铭记，生命、神性意识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够用来度量自身的尺度，是人之为人的根基。此尺度在海德格尔看来，在于“保持不可知的神作为神如何通过天空而显明的方式。”“这种显现乃是人借以度量自身的尺度。”“这是在一种采取中发生的，这种采取绝不是夺取自在的尺度，而是在保持倾听的专心觉知中取得尺度。”[2]207-208
自然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和生命之根，是哺育我们健康成长的摇篮。当我们人类又要借助科学技术工具和已有的文化知识去开发自然和实施重大的社会改造项目之前，人类最好应该重新审视自身，重新审视以往的认知、行为方式。应当充分利用、传承、弘扬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中的合理内核和先进理念，并贯彻到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去，如此势必会收到经济发展与有效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双重效果，从而走出一条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生态平衡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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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