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用基因编辑这把“剪刀”圆了植物科学家一个梦——终于可以实现植物基因定点突变。            分子育种领域的学者们有了这把﹃剪刀﹄更是如虎添翼，大大缩短了育種的时间周期。
　　因采用基因编辑技术改进重要农作物的科研成果，高彩霞在植物基因编辑领域有很大的话语权，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会议她都在被邀请者之列。面对光环和荣誉，高彩霞很平静。“可能我们走得比别人快一点，成绩好像比别人好一点，这个荣誉就给我们了。” 2014年度朱李月华优秀教师奖、2015年度杜邦青年教授奖……高彩霞认为，“这些都没有用，不会真正改变什么。” 她拒绝“成功的女科学家”这个标签，“在领域里被国际同行认可，才有用。”
　　她拿打乒乓球来举例，“你得清楚你处在什么位置，种子选手是不会因为一次失败而动摇的。科研也是如此，如果国际同行们，提起这个领域就要提起你，说明你工作做得好，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认可。”显然她看重的是科学工作上的突破，科学界的认可。
　　高彩霞有火一般的性格和行动力。她勤奋认真，高效率地完成着每天的工作。采访当天，学生有一篇论文要投稿，高彩霞帮着学生做第N次修改，她腰不太好，是站着修改的。她对着两个大屏幕，一个看学生论文，一个看以前提出的修改意见，手在来回滑动鼠标，遇到重点还会停下来飞快地记录在草稿纸上。她修改得非常细，“格式要做成方块状，竖起来看。内容上要把重点列出来，语言再精简下。你先把图表和语言改好，再拿来给我。” 学生离开后，她快速处理了几个邮件，又抬起头跟记者说，“不好意思，你接着问。”
　　她给学生自由和发挥的空间，每位学生的勤奋和聪慧她都看在眼里，“我觉得他们自己的努力多过我的指导，他们有些基础实验比我做得还要好。”这样的学生让高彩霞骄傲，“团队能出成果，可能是我们稍微快一点，学生更努力些。非得说的话，可能我们更敏锐些吧。”在高彩霞的整个成长过程中，她一直在适应变化。10岁时，她跟着父母从辽宁调到甘肃“支边”，就在甘肃扎根了。上大学时，高彩霞本想学医，但被分配到了农学专业。她说：“我对农学不了解，但我坚信：只要干这一行，就要尽力而为。”1997-1998年高彩霞去丹麦罗斯基勒市的丹农种子公司（DLF）科研部读博士后。当时刚好有一个牧草分子生物学方向的课题，她便再次转换了研究方向。在丹麦的12年里，她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突破——完成了对几种性状的基因改造，包括控制重要草种的开花时间等，也成长为科研部的Research Scientist。
　　DLF的研究总监克劳斯·尼尔森（Klaus Nielsen）说，“她能在显微镜下看到其他人都看不到的东西。” 但欧洲对基因改造作物的怀疑让她对自己的工作能否走出实验室感到悲观。高彩霞考虑到父母年迈需要照顾，也希望孩子在祖国文化环境下成长，在2009年年底选择了回国。她是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入选者，先在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植物细胞与染色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后因研究需要，转向了植物基因组编辑和遗传转化技术的研究。
　　高彩霞将研究方向的转变视为很正常的现象。“都是紧密相连的领域，人总是不断调整的嘛。”
　　对于自己现在做的事儿，高彩霞觉得 “有意思”“有意义”。泰国香米有香味，而中国东北大米虽然品质很好，却没有香味，能不能用基因编辑技术创建出有香味的东北大米？她试了，一年就成功了，很多单位都在和她合作，希望能将这一技术推广。白粉病是小麦的重要病害之一，能不能用基因组编辑技术攻克难关？她和合作伙伴试了，获得具有广谱抗白粉病的品种。这些科研成果都让她开心兴奋。
　　高彩霞性格中有很大的宽和成分，这种宽和决定了她“比较能容忍别人，也比较能宽容自己，能化解对自己不利的事情”。她经常跟学生说，“当你觉得不公平时，你就多想想对方的优点，至少不会折磨自己了。”退一步说，当所有的好处都聚在你身上时，也不一定是件好事儿。
　　因为不把自己看得太重，高彩霞活得更洒脱，因为宽和从容，高彩霞更懂得如何欣赏生活。她说自己是个快乐的人，“我看到好的结果就很高兴，哪怕是非常非常小的结果，我也很高兴。”她从不给自己设立一个“必须要怎样”的目标，因为她明白，“凭空求不来，有这个精力去求，还不如专心把科研做好，把学生带好。”而到那个时候，属于你的自然会属于你。
　　已过不惑之年的她，觉得未来对自己而言还是个未知数。她设想自己“如果有一天对科研没了兴趣，我不会赖在这个位置上，否则就把学生耽误了，哪怕去幼儿园当阿姨，到农村去干点什么都是有可能的”。
　　她有一对上初中的可爱女儿，办公室里放了很多她和女儿们到世界各地游玩的照片。提起家庭和孩子，高彩霞满脸的甜蜜。受丹麦十几年生活的影响，她跟同样在中科院工作的丈夫达成了共识：让女儿们随心所欲地成长，发展她们的兴趣爱好，未来无论从事什么行业，只要喜欢就好。
　　来源|微信公众号“科苑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