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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卢汉（1990-），男，安徽安庆市人，中共四川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2013级研究生。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是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所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首次提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简言之，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体现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也遭遇了一些问题，而面对这些问题，有很多值得我们总结的深刻教训。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教训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及其发展历程
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注意到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主要是针对党内那种不顾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情况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同志认为要做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要让马克思主义取得民族形式，又要按照中国的特点来运用马克思主义。
2003年12月26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继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2]
2011年6月20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党建研讨会上指出：“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与时俱进的历史进程启示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一定要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正确处理坚持和发展、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辩证统一关系；一定要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和创造；一定要以宽广的眼光密切观察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积极借鉴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一定要坚持不懈地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党员干部头脑，不断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3]
胡锦涛同志和习近平同志在这里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主要是强调理论创新的重要性。理论创新是社会变革的先导。科学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我们党要与时俱进地推进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创新，用科学的思想理论来武装全党，来指导我们的实践。
二、中共历史上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遭遇的一些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简言之，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体现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4]中共历史上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也曾遭遇一些问题。
第一，脱离中国实际，照抄照搬苏联经验而使中国革命蒙受损失。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获得巨大成功，“以俄为师”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一种思潮和实践。而“城市中心论”的革命模式在中国也得到宣传与推广。中国早期的革命者在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问题上经历了诸多曲折。中共党内有很多革命人士没有从中国革命具体的实际出发，照抄照搬苏联经验，使得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地认为该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革命形势仍在继续高涨，反对退却，要求继续进攻，命令少数共产党员和群众去执行毫无胜利希望的武装暴动。这种“左”倾盲动主义，给党造成了许多损失。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片面夸大国内统治阶级的危机，过高估计革命力量的发展，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幻想能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种“左”倾错误使各地红军和根据地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提出要尽快夺取包括中心城市在内的一个或几个主要省份的首先胜利；宣称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内的影响长达四年之久，给我们党、我们的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
以上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出现的三次“左”倾错误，这些错误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当时党内的某些领导同志并没有弄清楚我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情况，贸然照抄照搬苏联的革命经验，使得我国的革命事业遭受巨大损失。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解曾经出现过偏差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挫折。
马克思在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共产主义社会的阶段性做了一些思考。他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后来列宁将这两个阶段分别称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或者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是相当高的。
1956年底我国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手工业的改造后，基本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还是比较低的。因此，该时的我国与马克思所论述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是不同的，我国实际上是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建设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然而当时我们的党中央并没有全面、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在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大跃进”运动使得我国国民经济的比例严重失调，极大地影响到了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 “大跃进”运动之所以发生主要是由于我们当时的党中央对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没有深刻的认识，没有充分认识到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长期性。故在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给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三、中共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值得总结的深刻教训
第一，我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要深刻地把握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不深刻地把握中国的实际情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很难顺利进行。那么我们如何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呢？这得要靠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曾经指出：“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发言权。”[5]那么，如何进行调查研究呢？现代社会有很多调查研究方法可以运用，包括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我们可以运用社会统计的相关技术来帮助我们对调查所获得的资料进行分析；我们也可以访谈的方式来进行调查，对所获得的资料进行定性分析；我们可以选择个案调查，也可以选择典型调查。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关键在于调查研究。
第二，我们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首先，我们应该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认真地理解和把握他们的思想观点。“因为只有通过学习原著，才能知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到底是怎样表述他们自己的观点、阐述他们的思想的，才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去理解这些经典作家思想和观点的深刻内涵，同时也才能使我们能够识破那些教条主义者和假马克思主义者面目，不被他们的假马克思主义面孔所吓倒。”[6]
其次，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来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这是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未来社会的历史发展趋势时曾经提过“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科学论断，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是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无法容纳其生产力的发展，故必须要有新的生产关系即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来论述未来社会的。
1956年底我国完成了三大改造，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此时我国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还是比较低的，实行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制度并不能很好地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或者说一定程度，一定范围的私有制的存在是有利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适应并且极大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并依据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作出的正确决策。
第三，我们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推进理论创新。我们要敢于解放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我们当前正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世界在变化，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不断推进，人民群众的实践在不断发展，这些都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地推进我们的理论创新工作。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将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践经验及时地上升为理论，从而指导我们新的实践。
我们的思想理论要有实践性，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实际中所遇到的问题，更好地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思想理论要具有前瞻性，可以预测未来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的思想理论也要具有过程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理论成果，而这些理论成果之间是一脉相承的，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2]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3年12月27日.
[3]习近平：《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党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6月21日.
[4]周治滨，郭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论—总论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6页.
[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
[6]周治滨，郭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论—总论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版，第217页.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是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所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首次提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简言之，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体现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也遭遇了一些问题，而面对这些问题，有很多值得我们总结的深刻教训。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教训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及其发展历程
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注意到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主要是针对党内那种不顾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情况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同志认为要做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要让马克思主义取得民族形式，又要按照中国的特点来运用马克思主义。
2003年12月26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继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2]
2011年6月20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党建研讨会上指出：“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与时俱进的历史进程启示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一定要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正确处理坚持和发展、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辩证统一关系；一定要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和创造；一定要以宽广的眼光密切观察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积极借鉴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一定要坚持不懈地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党员干部头脑，不断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3]
胡锦涛同志和习近平同志在这里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主要是强调理论创新的重要性。理论创新是社会变革的先导。科学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我们党要与时俱进地推进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创新，用科学的思想理论来武装全党，来指导我们的实践。
二、中共历史上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遭遇的一些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简言之，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体现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4]中共历史上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也曾遭遇一些问题。
第一，脱离中国实际，照抄照搬苏联经验而使中国革命蒙受损失。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获得巨大成功，“以俄为师”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一种思潮和实践。而“城市中心论”的革命模式在中国也得到宣传与推广。中国早期的革命者在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问题上经历了诸多曲折。中共党内有很多革命人士没有从中国革命具体的实际出发，照抄照搬苏联经验，使得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地认为该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革命形势仍在继续高涨，反对退却，要求继续进攻，命令少数共产党员和群众去执行毫无胜利希望的武装暴动。这种“左”倾盲动主义，给党造成了许多损失。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片面夸大国内统治阶级的危机，过高估计革命力量的发展，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幻想能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种“左”倾错误使各地红军和根据地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提出要尽快夺取包括中心城市在内的一个或几个主要省份的首先胜利；宣称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内的影响长达四年之久，给我们党、我们的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
以上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出现的三次“左”倾错误，这些错误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当时党内的某些领导同志并没有弄清楚我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情况，贸然照抄照搬苏联的革命经验，使得我国的革命事业遭受巨大损失。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解曾经出现过偏差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挫折。
马克思在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共产主义社会的阶段性做了一些思考。他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后来列宁将这两个阶段分别称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或者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是相当高的。
1956年底我国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手工业的改造后，基本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还是比较低的。因此，该时的我国与马克思所论述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是不同的，我国实际上是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建设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然而当时我们的党中央并没有全面、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在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大跃进”运动使得我国国民经济的比例严重失调，极大地影响到了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 “大跃进”运动之所以发生主要是由于我们当时的党中央对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没有深刻的认识，没有充分认识到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长期性。故在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给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三、中共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值得总结的深刻教训
第一，我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要深刻地把握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不深刻地把握中国的实际情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很难顺利进行。那么我们如何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呢？这得要靠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曾经指出：“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发言权。”[5]那么，如何进行调查研究呢？现代社会有很多调查研究方法可以运用，包括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我们可以运用社会统计的相关技术来帮助我们对调查所获得的资料进行分析；我们也可以访谈的方式来进行调查，对所获得的资料进行定性分析；我们可以选择个案调查，也可以选择典型调查。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关键在于调查研究。
第二，我们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首先，我们应该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认真地理解和把握他们的思想观点。“因为只有通过学习原著，才能知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到底是怎样表述他们自己的观点、阐述他们的思想的，才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去理解这些经典作家思想和观点的深刻内涵，同时也才能使我们能够识破那些教条主义者和假马克思主义者面目，不被他们的假马克思主义面孔所吓倒。”[6]
其次，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来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这是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未来社会的历史发展趋势时曾经提过“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科学论断，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是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无法容纳其生产力的发展，故必须要有新的生产关系即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来论述未来社会的。
1956年底我国完成了三大改造，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此时我国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还是比较低的，实行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制度并不能很好地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或者说一定程度，一定范围的私有制的存在是有利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适应并且极大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并依据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作出的正确决策。
第三，我们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推进理论创新。我们要敢于解放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我们当前正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世界在变化，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不断推进，人民群众的实践在不断发展，这些都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地推进我们的理论创新工作。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将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践经验及时地上升为理论，从而指导我们新的实践。
我们的思想理论要有实践性，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实际中所遇到的问题，更好地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思想理论要具有前瞻性，可以预测未来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的思想理论也要具有过程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理论成果，而这些理论成果之间是一脉相承的，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2]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3年12月27日.
[3]习近平：《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党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6月21日.
[4]周治滨，郭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论—总论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6页.
[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
[6]周治滨，郭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论—总论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版，第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