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改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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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小说与电影,两种媒介,便有两种审美体验。小说《1980年代的爱情》融入作者深刻的个人体验,力图探讨精神创伤的本质;对电影技法的借鉴,使文本具有强烈画面感。而电影则淡化了苦难批判,文化记忆被遮蔽而不是敞开,采取散文化的叙事策略建構起了关于80年代的“异托邦”。
  关键词:1980年代的爱情 野夫 霍建起 改编 跨媒介
  从小说到电影的跨媒介叙事,不同的艺术符号并置,产生不同的文本诠释,也引发了关于文学改编成电影的伦理探讨。野夫的小说《1980年代的爱情》在2015年由霍建起执导改编,作者在《代跋》敞开心扉:他是要追忆那一代人的纯真,不再有的青春过往、伤痛遗憾。那种克制成全而又纯洁神圣的情感,足以成为一代人隐秘的骄傲。导演霍建起镜头下的爱情故事,平静、温婉和淡雅,将唯美发挥到了极致。两种媒介,便有两种审美体验。小说融入作者深刻的个人体验,力图探讨精神创伤的本质;对电影技法的借鉴,使文本具有强烈画面感。而电影则淡化了苦难批判,文化记忆被遮蔽而不是敞开,采取散文化的叙事策略建构起了关于80年代的“异托邦”。
  一、1980年代的“爱情”与“意识形态”
  杰弗里·亚历山大在《文化创伤与集体认同》中提到:“当个人和群体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并无可逆转地改变他们的未来,文学创伤就发生了。” ①1980年代,是混乱、模糊、自由、冲动又压抑的时期。在一场场“左倾”右倾的政治清洗中幸存下来的人们,开始走向新生道路,充满各种思想的可能性。在思想解放潮流中摸索,被遮蔽的话语逐渐复活,被压抑的人性得以回归,义无反顾却又彷徨犹豫。关雨波和成丽雯的爱情就处于这一时期的语境中,爱情作为人性的部分是那一代人的精神缩影。
  大学毕业的关雨波被分回故乡,进行为期一年的基层锻炼。生活的落差使他郁闷聊赖,却重逢了初恋情人成丽雯。从故乡到都市,从80年代跨过90年代,开启了一段跌跌撞撞找寻爱情、失落爱情的宿命之途。对雨波心生情愫的丽雯为什么断然拒绝这份感情?小说写道:“我读书虽然没你多,内心也还点着灯火。你要是瞻前顾后婆婆妈妈的不能让我高看,那我以后也不想再见到你,你走吧。”丽雯不想乡里唯一的大学生雨波放弃理想。更重要的是,政治运动的伤痕如魅影随形,带给丽雯的不但是“完全不愿去谈论政治”,而且不能想象有另一种开放的生活——“暗藏反骨”的雨波在大学朗诵长诗而差点被处分。命运是如此吊诡,两人的命运背景置换了,“‘文革’中,我的父亲被监管。‘文革’后,她的父亲被监管……组织似乎无所不在,而且看似以最大的善意,站在我父亲的立场上,要来干预我和丽雯的交往。” ②价值立场的模糊和混乱,造成了人物的爱情抉择始终脱离不了“意识形态”的左右。就像书记说的“小成嘛,人还是不错的,但她家庭背景太复杂,她的父亲在我乡属于监管对象,这会影响你的政治前途的。”正是因为站在雨波的“前途”上着想,丽雯含泪送走了雨波,虽然后来两人重逢,还是选择放逐个人的爱情——“只是我们今生都已错过,一切从70年代就已被注定了……”爱情在那个时代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爱情与意识形态同质同构,一种“悖谬的和谐”甄别着个人/集体、世俗/理想、主流/支流的二元关系。爱情为意识形态添加了罗曼蒂克色彩,而在意识形态的强势话语下,又不得不作出让步。但是当爱情不再承载意识形态之后,它的审美魅力也随之消失,归于平庸。
  相比之下,电影遮蔽了来自爱情/意识形态、爱情/理想、爱情/革命、个人/集体的镜像反光,意识形态的失语使爱情的主题去深度,在镜头语言所幻化的美感中爱情平庸化了。电影对小说的剧情进行了修正,横跨在两人之间最关键的阻隔被简化为笼统的理想拼搏。在影片第41分钟,两人在中秋夜下倾谈,丽雯诉说了一段往事:爸爸作为桥梁工程师,为了妈妈留在了公母寨,晚年却沦为编斗笠的闲人。“就算你懂我爸的牺牲,可是你懂我妈的歉疚吗?”两代人的命运在这里重叠了,丽雯不愿重蹈覆辙,让雨波牺牲理想而碌碌无为。电影还添加了小雅的戏份,临走时,小雅问丽雯是否喜欢雨波,丽雯回答,乡里人的喜欢和你们是不一样的。城乡之间的距离,是两种人生的错位,这使丽雯始终确信城市优越感写在脸上的小雅才是雨波最好的选择。后来再拒绝雨波,也是因为“你是一个男人,必须重新站立去创造,去打拼一份属于自己的未来”,不想拖累雨波的发展。因此,导致两人爱情悲剧的原因被简化甚至美化了,不再是“革命加恋爱”的两难,女性成为男性理想前途的“绊脚石”,爱情失去了历史反思和政治弊端的所指,演变为“才子落难,佳人搭救”的俗套模式。
  二、文字与影像的跨媒介叙事
  (一)小说对电影技法的借鉴
  小说的展开,就如雨波所说的那样“像电影胶片那样一格一格地回放”,充分借鉴了电影技法。运用电影剧本中的跳跃、切换、拉伸手法,不仅加快了叙事节奏,还调动读者的视觉、听觉和触觉,整合成内心的画面视像。这无疑增加了文本的画面感,在时间的延宕,空间的共鸣下再回溯这段美丽又哀愁的往事。在开篇,作者就速写了一个典型的镜头场景:
  “80年代初,山中的乡镇公路像是结绳记事的麻索,疙疙瘩瘩地蜿蜒在山谷之间。一辆三十八座的旧客车,近乎是一个浑身叮当作响的货郎,费力而又间歇着行走在那山路上。下坡的尽头,是一棵古树,古树的后面隐约看见一些瓦脊——通常这就是一个街口,街身则埋伏在那些曲折的土坡岩石之后。”
  随着语言符号的线性排列,景物快速流动:公路——山谷——客车——古树——瓦脊——土坡岩石,由远及近,犹如摇拉摄像机镜头,从远景、中景再到近景,带领读者“居高临下”纵览全景,再一步步走进寨子,了解其中的生活情景。显示了作品的视觉和距离问题,从而才开始接下来的故事。小说还大量使用通感描摹,具有强烈的画面感。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字里行间流露出古典意蕴。例如:
  “山寨的黄昏袅娜在吊脚楼的炊烟中,山水那一刻都显得若即若离。有人在对面河岸牧牛,唱着粗野的山歌自得其乐,似乎自足于他那不远家中的柴灶氤氲。那一年的深山,荒远的寂寞和稀有的太平,好似残唐晚明的一丝余烬,还在人间嘹亮几处暖意。”   这是雨波到下街向丽雯告别之前的一段景色描摹,具有丰富的视觉性意像:山寨、黄昏、吊脚楼、炊烟、柴灶等,意像与意像的叠加构成了一幅乡寨山水晚景图。在静谧的山水人家中,有粗野的山歌缭绕,动静结合。视听通感的运用营造了暖意绵延的田园氛围,亦反衬雨波即将告别时孤寂无奈的心绪。小说还直接把場景和插曲拼接,进行“假设性”的现场演绎,比如:
  “一切都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仪式,但这样的礼仪之中,却又蕴含着千百年来的古道人情。终于轮到丽雯开口唱了,我急忙竖起耳朵,第一次听她那接近山歌的温婉歌喉——
  高山砍树劈成柴,
  石头烧出石灰来。
  将妹真心点着火,
  烧成灰土露出白……”
  在描写土家族哭嫁之礼的时候,作者直接写进几段“歌声”,将“声音”直接转换成叙事成分,成为作品展演情境的重要手段。场景和歌声的嫁接使文本弥漫着民俗风情。新娘的出嫁和丽雯的孤单并置,哀乐互文,衬托了丽雯的人物性格和悲剧命运。在同学聚会和跳丧的场景上,作者也使用了这种电影脚本的“插曲”技法。
  此外,人物的对话作为小说叙述的主要动力,细腻地表达了人物的内心情感活动:
  “终于走到了供销社门前。我驻足,看着她月光下泛波的眼睛说:明早如果客车来,我就赶车走了!她不敢正视我的灼灼眼睛,低头说,那……我,明天就不送你了!我忽然悲从中来,有些哽咽地说:那……就此小别吧,也许,也许就是长别了……在这一刻,雯似乎突然意识到她将从此错过这一切。”
  在镜头感语言的自由切换下,作者的视点不断地在雨波和丽雯之间跳跃,犹如电影蒙太奇巧妙的剪辑:一幕缠绵的离别场景,两人的动作、神态和语言传递出难言苦衷和依依不舍。
  (二)电影的散文化叙事策略
  小说作为一种体裁,具备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三者在张力中互相平衡;但电影将文本散文诗化,淡化人物和情节,突出环境描摹,追求一种美轮美奂的画面效果,营造唯美古典的意境。这与导演的风格有密切联系,霍建起的影片善于运用散文化的叙事方法,让一组组镜头又如散文诗般自如流动,节奏舒缓悠长,创造出从容和缓的情调韵味。人物关系设置单纯,大量使用长拍镜头,情节散淡,节奏舒缓,伴随着悠远怀旧的乡土气息,传递了一种惘然淡泊的情绪基调:可谓既哀而不伤又温馨优雅。③
  首先是人物和情节的淡化,整部电影并没有激烈的戏剧性冲突。比如丽雯劝诫雨波坚持理想、丽雯父亲和雨波的探讨、丽雯和雨波的离别与重逢等,这些在小说里都得到细致渲染和描摹的情节,都有可能在电影里被进一步细致刻画和演绎,可以让人物站出来更多地展示自己,导演一般不会轻易错过这些有情趣、有看点的演示故事的机会。但在这部电影里,人物始终压抑了自己的演示冲动,强烈的情感激荡消融在幽谧空灵的自然中。因此,更多时候是一帧帧俯拍镜头,人事发生在广阔宁静的田园风景中,天边的烟云笼罩了简淡的思绪,在广镜里不知飘往何处。从而故事由远及近,由景及人,情景交融,具有天、地、人合一的民族古典文化底蕴。再者,电影的基调以碧绿、靛蓝、淡黄的偏冷色彩为主,光影比例调和,色相跨度小,构成了整一冲淡的画面空间,避免突兀的视觉刺激。最后,电影还插入许多“闲笔”,注重风俗掌故、民间传说的呈现,例如小说中哭嫁、跳丧的民俗性情节在电影中反而没有从简,而是得到有效的场面铺排。电影里,有许多不构成主线情节的闲置镜头:有时是河边一个捕捞的渔夫,山上一群讨糖吃的孩子,还有一畦畦碧绿的茶田,蹲坐在芦苇丛的水牛……仿佛时光的静止。这些平凡而琐碎、悠然而恬淡的“闲笔”,都可以看作是像散文的絮语化、闲适化。
  三、文化创伤的表征
  80年代依然是一个由政治教条主导的年代,关于“真理”仍处于莫衷一是的状态中,各种价值判断还阴晴不定。处在这样的社会政治语境中,价值观的失衡是丽雯拒绝爱情的主因。然而从小说到电影,原作具有某种深度,改编却从原作退却,主动降格为一种空泛化的普世性价值,与原作凸显“文革”苦难、精神重生关联不大。④159由于小说是语符线性的排列组合,能引起悠远的想象和深刻的思考。对电影技法的借鉴不仅触发读者在阅读中的知觉体验,还增加改编成电影的可能性。另外,语符对创伤的直接指涉印证了种种修辞和意识形态的吊诡,作者并不回避对政治意识形态的介入,借人物之口一再质疑了苦难的历史,那些造成不可磨灭的创伤记忆:“原本是一场针对官僚体制的斗争,后来一旦变成群众运动,便会酿成普遍的灾难。这,也许便是我们那一代人的悲剧。”从而再现了80年代的历史语境,引起爱情/政治悲剧的无限反思。
  而导演把1980年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和精神难题,浪漫为另一境界的审美异托邦。电影的本体就是剪辑的技术,追求画面所幻化而成的美感,以视觉性为终极目的。因而在改编的考虑中,不符合美观、看点等取向的部分都可删减。如今,大众走进电影院更多是为了寻求视觉快感体验,在短暂的观影过程中,深刻而吃力的思考显得不合时宜。电影一方面难以从自身的角度,深入“中国问题”与“中国经验”,提炼出特殊的思想观点;另一方面,也拒绝了文学的支持,陷入自我中心主义但同时也是自我孤立的困境。④164这部影片采用散文化叙事策略,贴合小说文本的叙事笔法,延续导演一贯的风格,制造了关于80年代的“异托邦”,从而取得作者、导演、市场和受众的最大公约数。然而感性的电影叙事放弃苛求苦难的缘由和本质,对于创伤记忆的表达是苍白无力的。与人们的怀旧复古期待合谋,爱情的定语“1980年代”反而成为当下市场感性化消费的异域空间。改编后的爱情故事,放在任何时代语境中都是普遍的。“1980年代”所独有的惶恐和挣扎,由文革遗留下来的个人与集体话语的悖谬,思想解放潮流中的激荡与不安,在电影里被悬置了。电影的指涉无疑是模糊的,淡化乃至过滤了更深刻的历史和政治反思。放弃追问那个时代的精神伤痕,1980年代的爱情变成空洞的消费能指,因而也是对80年代最深刻的误解,“改编”也就成了一个与历史现实和解的动作。
  注释
  ① 段吉方.创伤与记忆——文化记忆的历史表征与美学再现[J].河南社会科学,2015(9):20-24.
  ② 野夫.1980年代的爱情[M].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以下对此文的引用均来自此书,不再一一注释.
  ③ 刘云.霍建起诗意电影论[D].河南师范大学,2009:14.
  ④ 陈林侠.当下中国电影的改编问题与文化竞争力——兼及电影与文学的关系[J].中州学刊,2015(6).
  参考文献
  [1] 野夫.1980 年代的爱情[M].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
  [2] 王莉.革命·理想·人性——1980年代小说中的爱情意识形态[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5(3).
  [3] 刘云.霍建起诗意电影论[D].河南师范大学,2009.
  [4] 段吉方.创伤与记忆——文化记忆的历史表征与美学再现革命[J].河南社会科学,2015(9).
  [5] 陈林侠.当下中国电影的改编问题与文化竞争力——兼及电影与文学的关系[J].中州学刊2015(6).
  [6] 福柯.另类空间[J].世界哲学,2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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