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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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战场上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 离开老家参加国民党的时候,我只有15岁。我自小住在湖北省石首市高陵镇茅草街,与湖南常德相隔不到120公里。到了1941年,那里的房子大都被炸得稀烂,很多人没有饭吃没有地方住。我家的房子也被日本人烧毁了。大街小巷到处是横幅,写着“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口号。年纪轻的人,一听到招兵的消息,就像狗崽一样奔去了。 那时石首所属地区的国民党师长姓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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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7月的一天,宋庆龄、贺龙、黄继光的母亲等人作为第三次赴朝慰问团来到我所在的炮兵部队,给大家作报告。散会后,宋妈妈与我们见面,他握着我的手说,你们辛苦了。那时候我一激动,脱口而出:“不辛苦,还没有长沙会战辛苦!”忽然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贺龙元帅看我害怕的样子,说,小弟别害怕,有宋妈妈为你做主。这下我不说也不行了。我抬头看看宋妈妈和贺龙元帅,他们笑了。我便放下心来,说:42年我参加国军103军新兵卫国部队,炮兵连少尉排长,在第四次长沙会战中负伤转业。宋妈妈说,小弟,你是抗日英雄。
1956年,我因为战斗表现突出,被推荐加入中国共产党,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并被提升为代理排长。但不久后,因为环境恶劣,阵地火药味、烟雾蔓延,加上缺少水源,我的伤口溃烂,住进了医院。1957年4月我转业回到老家,在茅草街镇人民公社任职,1960年被打为右派,没有了工作,开始到处拉板车。
我一生参加了挺多战争,从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和我一起参战的人大都不在了,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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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中旬,SACOM、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及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发表“香港上市企业内地血汗工场报告”,张茵的玖龙纸业被推上风口浪尖 广东省东莞市麻涌镇大盛村是珠三角里最常见不过的小村庄。一座座现代化的工厂拔地而起,取代了昔日的农田。邮局、农信社、超市、手机城等这些内地县城才会有的东西在这里都不稀奇。 村庄里到处都是“一线天”式的“握手楼”,墙上贴满了“新房,一室一厅280,带网线”的小广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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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天朔最大的不幸,可能就在于此:虽然他从来不是一个一線明星,但他是个爱当“大哥”的明星。他毁于自己嚣张的个性:毫无保留地让法律注意到他的名字,毫无悬念地将所有谴责的目光引到自己身上;也毁于这个社会的某些局部,越来越崇尚用暴力解决问题 今年6月,臧天朔43岁的“东北朋友”吕长春进入了警方视野,据说,臧天朔从此被警方监控。 而后发生的事情,就像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警匪片。 今年9月,网上曾出现一
《传承者》是北京卫视推出的一档真人秀节目,以展示传统文化为特色。该节目播出时,请到了“最不可能当真人秀节目嘉宾的人”之一的陈道明担任点评嘉宾。而一向儒雅的陈道明,却在节目中“发了怒”,“发怒”原因是有几位青年评论员对几十个来自山西农村孩子所表演的稷山高台花鼓评价不高。 看了完整的视频,笔者感觉用“发怒”来形容陈道明的发言并不合适,他更多的是一种焦虑。这位以儒雅著称的演员,在发声时还是淡化了感性情
1958年10月,河南省宝丰县响应党中央关于全民炼钢的号召,在全县掀起大炼钢铁的运动,农民在土高炉群旁敲碎矿石 “挂甲屯20号,吴家花园?不认识。”从毗邻的承泽园一路走来,连走街串巷的背水小伙,听到这地址也是一头雾水。 “你打听它干嘛?那里是彭德怀故居,现在不许参观。”终于,一位六十开外的老人知情,老花镜片后的双眼闪烁着疑惑与防备。 吴家花园位于北京北五环小巷深处,镶嵌镂花金边的灰色大门紧闭
风暴下的心灵早熟 1977年6月13日,北京医院地下室,备受折磨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章乃器辞世。 或许是父子间的心灵感应,“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而身陷囹圄的章立凡,梦见父亲“熟睡在床上一动不动”,“我担心他已停止了呼吸。他枕下有3张白纸,我抽出了其中的一张,上面竟一个字也没有”。后来,母亲到监狱探视章立凡,印证了这一噩耗。 章乃器,1957年与章伯钧、储安平和罗隆基并列为中国“四大右派
中国有一种很神奇的拥抱变化的能力 讲座一开始,CCTV新大楼的设计者、德国籍建筑师奥雷·舍人就好像知道观众要质疑他什么,放起了应对的幻灯片。 这里是2006年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观众质疑:你们作为一个前卫的思想进步的建筑师事务所,为什么要给一个政党的宣传机器设计这样风格夸张、尺寸庞大的建筑?这是奥雷·舍人常被问的。西方人倾向认为,权力集中的国家,通常应该有着保守的建筑语言,至少是恒定的、控制的
“中国人口问题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不会造成人口失控。如果还是抱着总量问题不放,不看趋势,不试点,不行动,时光在流逝,历史将来会提出拷问,而我们都是当事人。” 顾宝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于2004年、2009年与多位人口学者、社会学家两度联名上书中央,建议调整现行生育政策,“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严格控制多胎的条件下,有计划地逐步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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