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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生雄才伟略，智识过人，无论军事、政治都有出奇的惊人之笔。穿越历史功过，透过纷扰红尘，不难发现，其实毛泽东一生也有过许多普通人的梦想。比如，他一生不灭并且演绎出了许多趣闻轶事的记者梦。
“科班出身”
毛泽东一生与新闻结缘，不少作品至今仍脍炙人口。2001年，新华社出版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新华社撰写的新闻作品》一书，收录了毛泽东的新闻作品58篇，篇篇都堪称新闻学的经典范文。
毛泽东在新闻领域独树一帜，除了他长年累月积淀的古文功底外，还得益于他“科班出身”的特殊阅历。
1918年秋，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经老师杨昌济的引荐，他在北大图书馆做起了书记员。当年10月，“北大新闻研究会”成立。在李大钊的建议下，毛泽东参加了这个研究会，开始了他的新闻学启蒙教育。
“北大新闻研究会”是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被称为“中国报业教育之发端”。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亲任会长，中国新闻教育的鼻祖徐宝璜任副会长兼导师。著名新闻人、《京报》总编辑邵飘萍也应邀授课，讲授报纸出版、新闻采访知识。毛泽东的同门学友中亦有谭平山、陈公博、罗章龙等诸多风云人物。
“新闻研究会”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新闻学之根本知识，新闻之采集、新闻之编辑、新闻之选题、新闻通讯法、新闻纸与通讯社之组织”，可以说是比较完整、系统的新闻学教育。也正是在这里，毛泽东接受了中西方新闻学基础理论教育，学习了现代传媒理念，初步掌握了采访写作、出版发行的“十八般武艺”。
此时，毛泽东还兼任北大图书馆书记员，负责分发管理报纸，这又为他提供了一个学习与消化理论知识的便利平台、一个接触新事物新思想的广阔天地。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肖东发认为：“毛泽东在‘新闻研究会’学习，在报刊阅览室工作，相得益彰。如果没有这个位置，他会失去大量研读新闻的机会。”
遗憾的是，因母亲病重，毛泽东只学习了3个半月便离校回乡侍母。但“新闻研究会”仍然认同他的学业，在1919年10月举行结业典礼时，为他颁发了乙等证书。
提笔就当主编
事业起点对人的成功起着重要作用。在新闻事业上，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也难以企及的高度，毛泽东却是一起步便达到了甚至远远超越了。
1919年7月，年仅26岁的毛泽东创办了湖南省学联刊物《湘江评论》，并亲自担任主编。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实务性的新闻实践，也是他新闻履历或称记者生涯的起点。
同年8月，《湘江评论》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9月中旬，毛泽东接手主编《新湖南》。
1923年，毛泽东与李达共同创办并主编湖南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1925年，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创办并主编了国共合作下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机关刊物《政治周报》，这是毛泽东亲自创办和主编的最后一个刊物。
在主编的位置上，毛泽东屡屡有大作问世。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号上，他撰写了创刊宣言及其他文章共20多篇。1920年，他又连续在《大公报》上发表《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赵女士的人格问题》《改革婚姻问题》等文章，并就轰动长沙城的新娘子赵五贞因反对包办婚姻在花轿内自杀事件展开分析，揭露封建社会的罪恶，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1923年，毛泽东在《新时代》上发表《外力、军阀与革命》，这是当时分量极重的一篇政论文章。在主编《政治周报》期间，他先后以“润” “之任” “毛泽东”为署名发表了大量文章和报道。此后，他于1926年3月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7年3月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名篇。另外，他还相继在《新青年》《女界钟》《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上发表文章数十篇，引起广泛关注。长沙《大公报》聘请他为“特约记者”时，连续3天刊登特别启事，云：“本报添约毛润之先生为馆外撰述员。”足见当时毛泽东在报界影响之大。
“首席记者”
毛泽东一生与新闻工作结缘60余年，被称为“新华社首席记者”和“级别最高的记者”。
1945年到1949年，是国共较量决胜的时期，也是毛泽东一生中为新华社撰写新闻最多的时期。因为最高指挥官的特殊地位，他掌握情况最全、知悉信息最快，加之掌控全盘、博古通今，因此他写起稿件来得心应手、气势磅礴，每每出手，都是旷世绝作。
据新华社老记者、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原代所长成一先生回忆，毛泽东写作十分勤奋，不仅速度快，而且准确、鲜明、生动，一天为新华社写两三篇稿件是常有的事。有一次，毛泽东写完稿件之后，不无得意地问旁边的新华社工作人员：“你们说谁是最好的新华社记者？”大家都露出了会心的微笑。自此以后，“首席记者”“最好的记者”和“级别最高的记者”等称谓在新闻界流传。
一笔退敌十万兵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舆论战史上，毛泽东用4篇新闻稿退敌十万兵的传奇故事，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
1948年10月，国民党军侦察判断，已被我军解放的石家庄和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西柏坡兵力有限。蒋介石立即飞赴北平，与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司令傅作义密谋，欲乘我冀中解放区兵力空虚，偷袭石家庄，袭扰西柏坡。党中央和毛泽东接到中共地下组织报告后分析认为，石家庄只有少量守城部队，我华北野战军主力即便日夜兼程，赶到保定也需4天。敌快速部队最多3天就可以到达石家庄。敌军一旦进击，石家庄处境艰险，西柏坡危若累卵。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毛泽东指示中央机关做好撤离准备，电令华北部队急速增援阻击敌人。与此同时，毛泽东接连发出4篇文章，展开舆论攻势。
10月25日，新华社和新华广播电台播发了毛泽东修改的第一篇消息稿：《动员一切力量歼灭可能向石家庄进扰之敌》，把蒋傅军欲偷袭石家庄的图谋公诸于众；27日，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第二篇新闻稿：《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29日，新华广播电台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第三篇新闻稿：《偷袭石家庄敌军行动迟缓》，将敌军的行动告诉人民群众，一是动员解放区军民同仇敌忾一致抗敌，二是告诉蒋傅，你们的行动我们了如指掌，已做好战斗准备，专等你们自投罗网；31日，新华社又播发述评：《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这4篇稿件将敌妄图偷袭石家庄的真实企图、具体部署讲得清清楚楚，字里行间透出千军万马严阵以待、誓歼来敌的气势和决心。 新闻稿播发后，立见成效。敌第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报告傅作义称：昨收听广播，得知对方对本军此次袭击石门行动，似有警惕。彼方既有所觉，必然预有准备，袭击恐难收效。傅作义收听广播后，也大为震惊，认为自己的作战意图已被识破，强行进攻胜算不大。加之他的南进部队沿途遭我军民的顽强阻击，行动迟滞，估计继续南进将更加凶险，因此退兵作罢。
“为人作嫁衣”
毛泽东作为党和军队乃至国家最高领袖，为了形势任务需要，屡屡“为人作嫁衣”，甘当幕后英雄。
上文提到的毛泽东“4篇新闻稿件击退蒋傅十万敌军”，除第一篇稿件由胡乔木起草、毛泽东修改外，其余3篇均为他自己亲自撰写，以新华社或新华广播电台的名义刊播。其他如《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以及《我军解放郑州》《北平解放》等难以数计的新闻稿件，也都以新华社或新华广播电台名义刊播。
抗美援朝期间，毛泽东4次撰写新闻稿。第一次是以新华社记者的署名写的战况评述，第三次是平壤解放的消息。这些中朝人民军队协同作战、顽强抗击并一举击溃强敌、胜利攻占平壤等重大的独家新闻，一经播出，震惊中外。这些稿件均以“本社朝鲜前线记者”的名义对外刊播。
1958年，党中央审时度势，做出了炮击金门的重大决策。此间，毛泽东先后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写作、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再告台湾同胞书》《三告台湾同胞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值得一提的是，据考证，这4篇文章(或称文件)，是毛泽东亲自撰写并播发的最后4篇文章。
以上只是几起比较典型的事例，事实上毛泽东亲自撰写或修改，并以他人名义刊播的稿件数不胜数。甚至在去世前，他还在为新华社修改稿件。
最后一篇新闻稿没有发表
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地方上层中的反动集团在国外敌对势力策动下，无视西藏广大同胞追求和平幸福的强烈渴求，大搞分裂祖国的活动。1959年3月10日，藏独分子公然撕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发动武装叛乱。为维护国家统一，驻西藏人民解放军坚决实施反击。
战火燃起后，世界各国和全国人民对西藏形势不明，猜测颇多。为统一国内人民思想，向世界传达西藏人民热爱和平、反对独立的愿望，毛泽东于1959年4月28日亲自撰写了《西藏人民群众拥护人民解放军平叛，亲如家人》一文。这篇消息思想深邃、立意深远，是一篇舆论战的经典范文。但此文尚未来得及刊播，形势即发生急剧变化，叛乱迅速平息，未予发表。
据新华社考证以及毛泽东新闻活动年表记载，这是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最后一篇新闻稿件。
1970年4月3日，毛泽东对“两报一刊”送审的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进行修改，做出批复。这是史料记载的毛泽东最后的实务性新闻实践活动。此后，一代伟人身体恶化较快，再无余力驰骋他一生挚爱的新闻舞台，直到1976年9月9日驾鹤西去。
为记者节题词
当记者是毛泽东自幼的梦想。走上革命道路后，他又用武装斗争和新闻宣传两支队伍，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因此，毛泽东对新闻从业者有着天然的好感和深厚的感情。他一生数十次接受记者专访，为百余家报刊题写报头、刊名及题词。最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曾为记者节题词。
在中央档案馆编纂、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毛泽东书法墨迹精选》第288、289通页上，有毛泽东浓墨题写的：“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下署“为记者节题 毛泽东”，上面没有标注日期。据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载，题写时间是“1946年9月1日”。
在朱德纪念馆里，珍藏着朱老总的一幅墨宝：“拿着笔杆，配合枪杆 朱德。”旁边记载，这是朱老总为记者节的题词，时间是“1946年9月1日”。
可见，当时毛主席和朱老总是同时为记者节题词的。他们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有据可查的仅有的为记者节题词的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的记者节是每年的11月8日，毛泽东为什么会在9月1日为记者节题词呢？原因是，从1934年到1949年长达16年时间里，我国的记者节就是9月1日。据载,1933年1月，国民党当局残忍杀害了江苏镇江《江声日报》主笔刘煜生。当时，全国新闻界群情激愤，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要求“开放言路、保障人权”。南京国民政府被迫于1933年9月1日发布了《切实保护新闻从业人员》的通令。为庆祝胜利，自1934年起，9月1日被新闻界倡议确定为记者节。
2000年8月1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中国记协，同意11月8日（中国记协的前身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成立日）为中国记者节。从此，新中国的新闻工作者有了自己的节日。○
题图 毛泽东与湘江评论
责任编辑 潘 瑀
“科班出身”
毛泽东一生与新闻结缘，不少作品至今仍脍炙人口。2001年，新华社出版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新华社撰写的新闻作品》一书，收录了毛泽东的新闻作品58篇，篇篇都堪称新闻学的经典范文。
毛泽东在新闻领域独树一帜，除了他长年累月积淀的古文功底外，还得益于他“科班出身”的特殊阅历。
1918年秋，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经老师杨昌济的引荐，他在北大图书馆做起了书记员。当年10月，“北大新闻研究会”成立。在李大钊的建议下，毛泽东参加了这个研究会，开始了他的新闻学启蒙教育。
“北大新闻研究会”是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被称为“中国报业教育之发端”。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亲任会长，中国新闻教育的鼻祖徐宝璜任副会长兼导师。著名新闻人、《京报》总编辑邵飘萍也应邀授课，讲授报纸出版、新闻采访知识。毛泽东的同门学友中亦有谭平山、陈公博、罗章龙等诸多风云人物。
“新闻研究会”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新闻学之根本知识，新闻之采集、新闻之编辑、新闻之选题、新闻通讯法、新闻纸与通讯社之组织”，可以说是比较完整、系统的新闻学教育。也正是在这里，毛泽东接受了中西方新闻学基础理论教育，学习了现代传媒理念，初步掌握了采访写作、出版发行的“十八般武艺”。
此时，毛泽东还兼任北大图书馆书记员，负责分发管理报纸，这又为他提供了一个学习与消化理论知识的便利平台、一个接触新事物新思想的广阔天地。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肖东发认为：“毛泽东在‘新闻研究会’学习，在报刊阅览室工作，相得益彰。如果没有这个位置，他会失去大量研读新闻的机会。”
遗憾的是，因母亲病重，毛泽东只学习了3个半月便离校回乡侍母。但“新闻研究会”仍然认同他的学业，在1919年10月举行结业典礼时，为他颁发了乙等证书。
提笔就当主编
事业起点对人的成功起着重要作用。在新闻事业上，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也难以企及的高度，毛泽东却是一起步便达到了甚至远远超越了。
1919年7月，年仅26岁的毛泽东创办了湖南省学联刊物《湘江评论》，并亲自担任主编。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实务性的新闻实践，也是他新闻履历或称记者生涯的起点。
同年8月，《湘江评论》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9月中旬，毛泽东接手主编《新湖南》。
1923年，毛泽东与李达共同创办并主编湖南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1925年，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创办并主编了国共合作下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机关刊物《政治周报》，这是毛泽东亲自创办和主编的最后一个刊物。
在主编的位置上，毛泽东屡屡有大作问世。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号上，他撰写了创刊宣言及其他文章共20多篇。1920年，他又连续在《大公报》上发表《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赵女士的人格问题》《改革婚姻问题》等文章，并就轰动长沙城的新娘子赵五贞因反对包办婚姻在花轿内自杀事件展开分析，揭露封建社会的罪恶，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1923年，毛泽东在《新时代》上发表《外力、军阀与革命》，这是当时分量极重的一篇政论文章。在主编《政治周报》期间，他先后以“润” “之任” “毛泽东”为署名发表了大量文章和报道。此后，他于1926年3月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7年3月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名篇。另外，他还相继在《新青年》《女界钟》《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上发表文章数十篇，引起广泛关注。长沙《大公报》聘请他为“特约记者”时，连续3天刊登特别启事，云：“本报添约毛润之先生为馆外撰述员。”足见当时毛泽东在报界影响之大。
“首席记者”
毛泽东一生与新闻工作结缘60余年，被称为“新华社首席记者”和“级别最高的记者”。
1945年到1949年，是国共较量决胜的时期，也是毛泽东一生中为新华社撰写新闻最多的时期。因为最高指挥官的特殊地位，他掌握情况最全、知悉信息最快，加之掌控全盘、博古通今，因此他写起稿件来得心应手、气势磅礴，每每出手，都是旷世绝作。
据新华社老记者、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原代所长成一先生回忆，毛泽东写作十分勤奋，不仅速度快，而且准确、鲜明、生动，一天为新华社写两三篇稿件是常有的事。有一次，毛泽东写完稿件之后，不无得意地问旁边的新华社工作人员：“你们说谁是最好的新华社记者？”大家都露出了会心的微笑。自此以后，“首席记者”“最好的记者”和“级别最高的记者”等称谓在新闻界流传。
一笔退敌十万兵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舆论战史上，毛泽东用4篇新闻稿退敌十万兵的传奇故事，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
1948年10月，国民党军侦察判断，已被我军解放的石家庄和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西柏坡兵力有限。蒋介石立即飞赴北平，与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司令傅作义密谋，欲乘我冀中解放区兵力空虚，偷袭石家庄，袭扰西柏坡。党中央和毛泽东接到中共地下组织报告后分析认为，石家庄只有少量守城部队，我华北野战军主力即便日夜兼程，赶到保定也需4天。敌快速部队最多3天就可以到达石家庄。敌军一旦进击，石家庄处境艰险，西柏坡危若累卵。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毛泽东指示中央机关做好撤离准备，电令华北部队急速增援阻击敌人。与此同时，毛泽东接连发出4篇文章，展开舆论攻势。
10月25日，新华社和新华广播电台播发了毛泽东修改的第一篇消息稿：《动员一切力量歼灭可能向石家庄进扰之敌》，把蒋傅军欲偷袭石家庄的图谋公诸于众；27日，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第二篇新闻稿：《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29日，新华广播电台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第三篇新闻稿：《偷袭石家庄敌军行动迟缓》，将敌军的行动告诉人民群众，一是动员解放区军民同仇敌忾一致抗敌，二是告诉蒋傅，你们的行动我们了如指掌，已做好战斗准备，专等你们自投罗网；31日，新华社又播发述评：《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这4篇稿件将敌妄图偷袭石家庄的真实企图、具体部署讲得清清楚楚，字里行间透出千军万马严阵以待、誓歼来敌的气势和决心。 新闻稿播发后，立见成效。敌第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报告傅作义称：昨收听广播，得知对方对本军此次袭击石门行动，似有警惕。彼方既有所觉，必然预有准备，袭击恐难收效。傅作义收听广播后，也大为震惊，认为自己的作战意图已被识破，强行进攻胜算不大。加之他的南进部队沿途遭我军民的顽强阻击，行动迟滞，估计继续南进将更加凶险，因此退兵作罢。
“为人作嫁衣”
毛泽东作为党和军队乃至国家最高领袖，为了形势任务需要，屡屡“为人作嫁衣”，甘当幕后英雄。
上文提到的毛泽东“4篇新闻稿件击退蒋傅十万敌军”，除第一篇稿件由胡乔木起草、毛泽东修改外，其余3篇均为他自己亲自撰写，以新华社或新华广播电台的名义刊播。其他如《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以及《我军解放郑州》《北平解放》等难以数计的新闻稿件，也都以新华社或新华广播电台名义刊播。
抗美援朝期间，毛泽东4次撰写新闻稿。第一次是以新华社记者的署名写的战况评述，第三次是平壤解放的消息。这些中朝人民军队协同作战、顽强抗击并一举击溃强敌、胜利攻占平壤等重大的独家新闻，一经播出，震惊中外。这些稿件均以“本社朝鲜前线记者”的名义对外刊播。
1958年，党中央审时度势，做出了炮击金门的重大决策。此间，毛泽东先后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写作、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再告台湾同胞书》《三告台湾同胞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值得一提的是，据考证，这4篇文章(或称文件)，是毛泽东亲自撰写并播发的最后4篇文章。
以上只是几起比较典型的事例，事实上毛泽东亲自撰写或修改，并以他人名义刊播的稿件数不胜数。甚至在去世前，他还在为新华社修改稿件。
最后一篇新闻稿没有发表
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地方上层中的反动集团在国外敌对势力策动下，无视西藏广大同胞追求和平幸福的强烈渴求，大搞分裂祖国的活动。1959年3月10日，藏独分子公然撕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发动武装叛乱。为维护国家统一，驻西藏人民解放军坚决实施反击。
战火燃起后，世界各国和全国人民对西藏形势不明，猜测颇多。为统一国内人民思想，向世界传达西藏人民热爱和平、反对独立的愿望，毛泽东于1959年4月28日亲自撰写了《西藏人民群众拥护人民解放军平叛，亲如家人》一文。这篇消息思想深邃、立意深远，是一篇舆论战的经典范文。但此文尚未来得及刊播，形势即发生急剧变化，叛乱迅速平息，未予发表。
据新华社考证以及毛泽东新闻活动年表记载，这是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最后一篇新闻稿件。
1970年4月3日，毛泽东对“两报一刊”送审的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进行修改，做出批复。这是史料记载的毛泽东最后的实务性新闻实践活动。此后，一代伟人身体恶化较快，再无余力驰骋他一生挚爱的新闻舞台，直到1976年9月9日驾鹤西去。
为记者节题词
当记者是毛泽东自幼的梦想。走上革命道路后，他又用武装斗争和新闻宣传两支队伍，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因此，毛泽东对新闻从业者有着天然的好感和深厚的感情。他一生数十次接受记者专访，为百余家报刊题写报头、刊名及题词。最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曾为记者节题词。
在中央档案馆编纂、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毛泽东书法墨迹精选》第288、289通页上，有毛泽东浓墨题写的：“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下署“为记者节题 毛泽东”，上面没有标注日期。据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载，题写时间是“1946年9月1日”。
在朱德纪念馆里，珍藏着朱老总的一幅墨宝：“拿着笔杆，配合枪杆 朱德。”旁边记载，这是朱老总为记者节的题词，时间是“1946年9月1日”。
可见，当时毛主席和朱老总是同时为记者节题词的。他们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有据可查的仅有的为记者节题词的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的记者节是每年的11月8日，毛泽东为什么会在9月1日为记者节题词呢？原因是，从1934年到1949年长达16年时间里，我国的记者节就是9月1日。据载,1933年1月，国民党当局残忍杀害了江苏镇江《江声日报》主笔刘煜生。当时，全国新闻界群情激愤，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要求“开放言路、保障人权”。南京国民政府被迫于1933年9月1日发布了《切实保护新闻从业人员》的通令。为庆祝胜利，自1934年起，9月1日被新闻界倡议确定为记者节。
2000年8月1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中国记协，同意11月8日（中国记协的前身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成立日）为中国记者节。从此，新中国的新闻工作者有了自己的节日。○
题图 毛泽东与湘江评论
责任编辑 潘 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