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谊和语言中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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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福柯和布朗肖之间保持了一种特殊的友谊,二人从未谋面却互相引为知己。这种友谊与他们对语言的理解密切相关:语言不是对物的指代,语言有着自身的独立性;语言的意义不在于言说,而在于沉默;语言不是向存在的聚拢,而是向“外界思想”的发散;等等。
  关键词:法国哲学;福柯;布朗肖;语言;“外界思想”
  作者简介:汪民安,男,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当代法国哲学、批评理论等研究。
  中图分类号:B565.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2-0015-08
  福柯和布朗肖见过一次吗?对于 福柯来说,答案是否定的。对于布朗肖 来说,答案则是肯定的。1968年五月风暴期间,福柯和布朗肖在索邦大学的校园内相遇了。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日子里,陌生人之间的讨论并不突兀。布朗肖认出了已经大名鼎鼎的福柯,并和他讲过几句话。但是,福柯并不知道同他讲话的这个人就是他的偶像布朗肖。尽管布朗肖名声显赫,但二战以后几乎从未抛头露面。他只通过写作的方式在场。除了他的著作,人们对他一无所知。只是在五月风暴期间,他才唯一一次以匿名者的身份出现在公开场合。福柯当然不会认出他来。布朗肖不接受记者采访,不暴露自己的照片,也不参加学术会议,甚至也极少同自己的朋友(包括最好的朋友列维纳斯)见面,他和朋友的交往方式就是不间断地写信。他过着隐居而隔绝的生活,就像他一再在他的书中所表达的那样,他赋予了沉默、孤独和距离以独特的价值。不和人面对面说话,布朗肖就采取尼采的方式,自己和自己热烈地谈话,一个孤独者和他的影子在说话。他常常在书中自问自答,自己和自己进行“无限的交谈”。到他2003年去世之前,人们并不清楚,这个被称为法国20世纪最著名的失踪者,到底是否还在人世。
  在20世纪50年代,福柯读过布朗肖的大量著作。布朗肖成为福柯最迷恋的作者之一。福柯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多次毫不掩饰地表达对布朗肖的敬意。福柯曾对他的朋友说,他年轻的时候,梦想成为布朗肖。他在文中大量引用布朗肖的话,仿照布朗肖的风格。福柯在《知识考古学》后面所采用的自问自答的方式就是对布朗肖的模仿和致敬。布朗肖、巴塔耶、克罗索夫斯基,这三个人同时是哲学家和作家,他们也是福柯五六十年代迷恋的三个作者。正是他们决定性地把福柯引向了尼采。“对我来说,尼采、巴塔耶、布朗肖、克罗索夫斯基是逃离哲学的途径。巴塔耶的狂暴,布朗肖既诱人又恼人的甜蜜,克罗索夫斯基的螺旋,这些都是从哲学出发,把哲学带入游戏和疑问,从哲学中出来,再回到哲学中去。”[1](P92)他们都打破了哲学和非哲学的界线——这也正是福柯的风格。不过,福柯和他们并不来往。福柯只是在罗兰·巴特的引荐下同克罗索夫斯基见面并建立了牢靠的友谊。而巴塔耶1962年就过早地去世,隐居者布朗肖则从不见人。对福柯来说,他也愿意保持着对布朗肖的神秘崇拜。或许,保持距离,正是他们之间的内在默契。有一次,一个朋友邀请福柯同布朗肖共进晚餐,被福柯婉言谢绝了:他只通过读他的文章来认识他和理解他。两人刻意地不见面。但是,用布朗肖的说法,他们“都惦念着对方”。
  福柯是通过萨特的文章发现布朗肖的,但是,他很快就站在布朗肖的一边来反对萨特。如果说,萨特是六十年代法国思想界的太阳,而隐匿的布朗肖则是思想界的暗夜。但神秘的布朗肖是如何发现福柯的?经过一个出版界朋友的推荐,布朗肖看到了福柯尚未出版的博士论文《古典时代的疯癫史》的手稿,就对这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大为赞赏。在其博士论文出版后,布朗肖最早写了热情洋溢的评论文章。福柯1984年去世之后,布朗肖写了《我想象中的米歇尔·福柯》,对福柯的所有重要著作,对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做了全面的评价——显然,他在持续地阅读和关注福柯。为什么是想象中的米歇尔·福柯?就是因为从未谋面。这是一种从未见面的保持距离的友谊。何谓保持距离的友谊?布朗肖做了这样的解释:
  我们必须以一种陌生人的关系迎接他们,他们也以这种关系迎接我们,我们之间相互形同路人。友谊,这种没有依靠、没有故事情节的关系,然而所有生命的朴实都进入其中,这种友谊以通过对共同未知的承认的方式进行,因此它不允许我们谈论我们的朋友,我们只能与他们对话,不能把他们作为我们谈话(论文)的话题,即使在理解活动之中,他们对我们言说也始终维持一种无限的距离,哪怕关系再为要好,这种距离是一种根本的分离,在这个基础上,那分离遂成为一种联系。这种分离不是拒绝交谈知心话语(这是多么俗气,哪怕只是想想),而就是存在我和那个称为朋友的人之间的这种距离,一种纯净的距离,衡量着我们之间的关系,这种阻隔让我永远不会有权力去利用他,或者是利用我对他的认识(即便是去赞扬他),然而,这并不会阻止交流,而是在这种差异之中,有时是在语言的沉默中我们走到了一起。[2](P152)
  这是布朗肖独特的友谊观。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友谊总是同分享和共存联系起来。友谊就是要共同生活。(罗兰·巴特曾经在法兰西学院的一年课程中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如何共同生活?)如果长时间不来往,友谊就渐趋熄灭。友谊正是在共享中得以持久和维护:共同享受美好的时光,共同享受彼此之间的快乐和福音,正是在这种分享中,友谊得以深化。而蒙田还不满足于共享这个概念。对他来说,真正的友谊不仅是分享和相互理解,而是两个人灵魂的完全交流,真正的朋友其内心深处是一模一样的,两个灵魂复合在一起毫无差异。此刻,朋友之间不存在所谓的感激、义务和责任。因为好的朋友就如同一个人,一个人不过是另外一个人的影像,他们之间达成了彻底的重叠。也就是说,完全没有距离。蒙田说:“我这里要说的友谊,则是两颗心灵叠合,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浑然成为一体,令二者联结起来的纽带已消隐其中,再也无从辨认。”[3](P206)因此,“他们间所有的一切,包括意志、思想、观点、财产、妻子、儿女、荣誉和生命,都是共同拥有的。他们行动一致,依据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他们是一个灵魂占据两个躯体,所以他们之间不能给予或得到任何东西”[3](P206)。   我们看到,布朗肖是对这种漫长而根深蒂固的友谊观念的一个拒绝,他扭转了友谊讨论的方向:友谊不是无限地接近。相反,友谊就是不见面,就是保持距离,就是对距离和差异的刻意维护,就是朋友之间的沉默以对。或许,正是因为有这种差异和沉默,友谊才会更加纯净,朋友之间的友谊纽带不会成为羁绊,或者说,朋友之间不存在着纽带,“分离遂成为一种联系”。
  而福柯对沉默和友谊的关系也有一种特殊的感受,在一次访谈中,他说:
  某些沉默带有强烈的敌意,另一些沉默却意味着深切的友谊、崇敬甚至爱情。我深深地记得制片人丹尼尔·施密特造访我时的情景。我们才聊了几分钟,就不知怎的突然发现彼此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接下来我们从下午三点钟一直待到午夜。我们喝酒,猛烈地抽烟,还吃了丰盛的晚餐。在整整十小时中,我们说的话一共不超过二十分钟。从那时起,我们之间开始了漫长的友谊。这是我第一次在沉默中同别人发生友情。[1](P1)
  或许,在布朗肖和福柯之间发生的就是这类友谊:不见面,保持纯净的距离,没有世俗的任何污染,从而让朋友处在绝对的自由状态。与此同时,以写作和阅读的方式,关注对方,评论对方,和对方彼此交流。这种友谊不存在“私交”。这就是布朗肖所说的“知识友谊”。但是,这种友谊从不轻易地说出来,这种友谊需要以沉默的方式来维护,对这种友谊的言说和宣称,不是对它的肯定,而是对它的损耗。朋友,只有在朋友永远地离开的时候,只有在朋友永远听不到朋友这个称呼的时候,才可以被宣称。也正是在福柯永远无法倾听的时候,布朗肖才开始公开地宣示这种友谊:是的,福柯是他的朋友。“友谊是许诺在身后赠给福柯的礼物。它超越于强烈情感之外,超越于思索的问题之外,超越于生命危险之外……我坚信,不管处境多么尴尬,我仍然忠实于这一份知识友谊。福柯的逝世令我悲痛不已,但它却允许我今天向他宣示这份友谊。”[4](P33-34)尽管福柯不能向布朗肖宣称这种友谊了——两个朋友,总是有一个人要先走的,总有一个人不能向另外一个人公开地宣示友谊,但是我们仍旧可以想象福柯会认同布朗肖的做法。因为,在罗兰·巴特逝世后,福柯在他的追悼致辞中所表达的对友谊的看法,同布朗肖所说的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也是在巴特去世后,福柯才宣示这种友谊。福柯说,罗兰·巴特“20多年不懈的努力获得了社会的公认,并具有独创性的重要研究成果,这使我无需借助我与他的友谊……请允许我在今天下午披露这唯一的友谊。这种友谊与它所痛恨的死亡至少在寡言少语上是相似的”[5](P110-111)。同样,友谊只能在死后披露;友谊只发生在沉默寡言之中;友谊不是任何务实的工具。这不就是布朗肖对逝去的福柯所说的吗?
  布朗肖在他的这篇纪念文章的最后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朋友啊,世上是没有朋友的。”通常,这是一个令人奇怪的矛盾修辞:怎么能称呼一个人为朋友,怎么能对着一个朋友的面,但同时又对他说世上根本就没有朋友呢?但是,在布朗肖这里,这句话完全没有任何的悖论——是的,世上已经没有福柯这个朋友了。所以,现在,我可以称他为我的朋友。这是“没有私交”的朋友,沉默的朋友,是纯粹的“知识友谊”。
  这种生前从未宣称的也从未见面 的“知识友谊”,对福柯来说,到底意味 着什么?这就是布朗肖的“外界思想”(the thought of outside)。什么是“外界思想”?
  在福柯看来,这种外界思想的核心是:“语言的存在随着主体的消失而自为地出现。”[6](P30)语言和主体的关系就是这种思想的关注对象。语言不再是主体说出来的。“说话的主体不是话语(什么控制着它,什么用它去主张和判断,又是什么通过设计好的有效的语法形式借助于它时不时地自我表述)负责任的发出者,而是一个非存在,在其空无中,语言的无尽之流在不间断地持续。”[6](P30)主体正是在语言中解散,它消失在语言的地平线后。这个趋势的隐秘开端是萨德和荷尔德林。他们针对的对象是康德和黑格尔的内在化思想。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尼采、马拉美、阿尔托一直到巴塔耶、克罗索夫斯基和布朗肖,他们推进了这一外在思想。对于布朗肖来说,他不仅是这一思想的推进者和见证者,他就是这一思想本身。但是,用语言来使得主体消失,绝不是布朗肖的唯一工作,或者说,有诸多人通过语言来宣布主体的消失。用福柯的话说:“主体消失在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是一个被欢呼的经验。”[6](P30)
  而布朗肖又怎样以他自己的方式通过语言来消除主体呢?布朗肖最醒目的方式是将沉默引入到语言中,他反复地谈论语言和沉默的关系:“在这种话语中,世间在退却,目的已全无;在这种话语中,世间保持沉默;人在自身各种操劳、图谋和活动中最终不再是那种说话的东西。在诗歌的话语中表达了人保持沉默这个事实。”语言不是证实人的存在,不是人的发声,不是人的显赫在场的标志,恰好相反,语言表明了人的沉默和缺席。人正是通过语言而不存在,而不会讲话。因此,“诗歌的话语不再是某个人的话语:在这种话语中,没有人在说话,而在说话的并非人,但是好像只有话语在自言自语。语言便显示出它的全部重要性;语言成为本质的东西;语言作为本质的东西在说话,因此,赋予诗人的话语可称为本质的话语。这首先意味着词语由于具有首创性,不应用来指某物,也不应让任何人来说话,而是,词语在其自身有自己的目的”[7](P23)。这就是词语和语言的本体论。词在自我做主,它斩断了和主体的关联,而变成了一种纯语言,在诗歌中,这样一种纯语言得以体现;在诗歌中,这种词语回到了其本质;在诗歌中,词语获得了纯粹的有尊严的存在感;在诗歌中,词再也不是对事物的反映,而是要消灭事物,它唯一的反映就是词,它唯一剩下的就是词的无声的本质。而诗歌中最后的剩余之物,这最后的词,这所有词的基础的词,当一切都停滞和消失时,它就像是“潜在的火花”,突然显示为“闪电的瞬间”和“闪电的爆发”。这就是诗的高潮。由于诗滞留于这一刻,它也是诗的全部,但是,它置身于这一高潮,也意味着诗的解体,它在完成的同时,也在消失。它在闪电的瞬间耗尽并且摧毁了诗和作品,也正是这闪电的瞬间,这语言的战栗,它显示的是一切可见物的碎片化,是非存在,是虚空,它使得作品变得不可能,使作品永远无法抵达一个终点,无法获得一个稳定的形象,作品处在持续的解体和耗散中,也就是持续地处在向外部的流变中。这种写作的语言,就“是那种永不停歇,永无止境的喃喃之声,倘若人们终于想要让人听到自己的声音,就必须要它沉默”[7](P31)。这也正是福柯在《词与物》中所说的:“词静静地小心翼翼地淀积在空白的纸面上,在那里,它既无声响又无对话者,在那里,它要讲的全部东西仅仅是它自身,它要做的全部事情仅仅是在自己的存在的光芒中闪烁不定。”[8](P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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