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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述了埃利亚斯视野下竞技体育中的情感。从竞技体育中情感的心理起源和社会起源入手，在埃利亚斯视野下，对竞技体育中的情感以铰链、模仿、暴力和规则4个关键词予以解读。个体到群体性的情感表现在情感唤起、情感释放、情感失控以及情感控制4个方面。在这一过程中，反映了文明的进程的需求。埃利亚斯开创了竞技体育领域里的情感研究，引发了诸多研究者的关注，这是其对体育社会学的贡献。
关键词：体育社会学；竞技体育情感；埃利亚斯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2）06-0046-05
作为为数不多的把研究触角深入到体育领域中的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文明进程思想深刻影响了体育社会学领域。埃利亚斯在探索社会纽带当中人类观念和感情的形成和表达时，最为有力[1]。这源于埃利亚斯对人类情感的敏锐把握，其对情感的研究，很好地解读了竞技体育中的情感现象。在他看来，竞技体育的社会控制和自我控制的对象是个体的自我情感，个体与社会这一命题，贯穿埃利亚斯研究始终，竞技体育作为个体与社会衔接载体，对于情感的表达和控制极有研究价值。
1 竞技体育中的埃利亚斯情感研究
在社会学研究中，对于情感的界定是一个复杂问题。涂尔干的集体表征、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埃利亚斯的文明进程理论，以及帕森斯主张的情感中立、米尔斯的情感管理、戈夫曼的戏剧理论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情感。早在20世纪30年代，埃利亚斯通过对欧洲中世纪以来，社交礼仪等情感行为的变化，形成了文明进程理论。
1966年世界杯足球赛，使埃利亚斯对先前竞技体育研究产生了新的看法，在此之前，他们（埃利亚斯、Eric Dunning）对足球研究已达7年。埃利亚斯的生活经历让人印象深刻，作为德国出身的犹太人，在二战期间，他的母亲被纳粹德国杀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长期流亡于英国，曾被英国政府视为“异己分子”遭到拘禁。可以说，纳粹德国带给他无限伤痛。战后，埃利亚斯长期客居英国。1966年足球世界杯，对于西德队的比赛，埃利亚斯很想西德输掉。不过，等到半决赛时，当西德队2︰1击败了苏联队，埃利亚斯却为西德队的胜利而激动不已，以至于说“德国人将此作为报复，因为他们在斯大林格勒的失败。”等到英格兰队与西德队在决赛相遇时，埃利亚斯更为激动。终场前30秒，西德队顽强地扳平了比分，埃利亚斯激动得无法观看加时赛。按照他原先设想，苏联和英国赢得比赛，或者更为确切地说，他本想西德输掉比赛。而等到西德队获胜或是有机会取胜时，埃利亚斯又非常希望西德队赢得比赛，他全然忘记了纳粹德国带给他的伤痛。埃利亚斯情感的变化引起了他和Eric Dunning （埃里克·邓恩）的兴趣。由此引发了他们对竞技体育中情感的广泛探讨。
埃利亚斯对竞技体育中的情感研究做了启蒙性的工作，随着引出了一系列的关注。其理论追随者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某一体育运动项目演化中文明化和去暴力化研究，如Kenneth G Sheard、Dominic Malcolm；在文明进程理论下的体育化和去体育化研究，如Maarten Van Bottenburg和Johan Heilbron、Eric Dunning；竞技体育中的情感研究，如Joe Maguire、John D Ferguso、Eric Dunning。在竞技体育领域，埃利亚斯与其追随者关注的乃是个体情感如何演化为群体情感。从情感释放到身体暴力行为的产生，从情感控制到规则的形成，所引发的文明化进程。在埃利亚斯看来，情感是自然层面与社会层面交织的产物。
2 竞技体育中的情感起源
在埃利亚斯理论视域下，社会情感形成是由个体情感作为基础的。如果不能够越过“个体”和“社会”这两个概念的彼此对立去思考问题，如果把这种对立性简单地看作是不言而喻的，那么，我们就会走上歧路[2]。埃利亚斯对个体情感的敏感使他意识到，竞技体育活动中个体与社会/群体的链接在于情感。比起许多其他休闲形式，在竞技体育中，个体与社会（群体）的身份极为重要。
考察历史形态下的身体活动以及竞技体育中情感展现，从早期的祭祀活动、生存技能知识（跑、跳、投等身体活动）的传授到后期形成的舞蹈等身体活动，表现出对神灵与自然的敬畏，在挑战自然过程中的情感积累和释放。作为竞技体育文明形态的源头，古希腊竞技体育运动多数为祭礼竞技，竞技体育的情感释放表现为对神的尊崇。不过，娱乐性在竞技体育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竞技体育中，自我展现欲望已经露头，且不断增强。古代奥林匹克祭神竞技会上的情感变化，便是突出例证。初始期的竞技会（还处于军事民主制时代）上，神在人们心目中占有极高的地位，优胜者常常把自己争得的荣誉献给诸神。但进入文明时代后，神的影响逐渐削弱。人们更多是为展现自己的才智而走上赛场。在后来的罗马帝国，这种自我展现的欲望表现得更为强烈[3]。神灵的产生是自然现象经人类思维的加工在现实中的映射，显示出个体以及集体情感的表达。敬畏神灵是敬畏自我情感映射，并通过祭祀等途径释放自我情感。严格意义上，骑士比武只是一项竞技活动。欧洲中世纪时期，骑士阶层建立了一套比武规则，用来驯化骑士，规范骑士比武时的暴力行为。然而，规则并没有减少骑士在嗜血拼杀时的暴力现象，宫廷社会对于骑士比武的狂热追求并不能很好约束骑士在比武过程的情感表达。此外，欧洲中世纪的宗教奴役身体的情感表达、宗教战争的思想禁锢，也促使了骑士阶层情感释放的无节制。暴力丛生，战事频繁。
竞技体育个体情感的心理起源在于，在竞技体育中，人类无法摆脱身体利用，个体能从竞技体育活动中（无论是从事还是观看）感知到身体存在。情感从释放到压抑再到控制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是对先前情感经验的继承与改造，并伴随着习俗、礼仪的形成。个体文明化的核心问题是情感的控制，文明发展的特点就在于更加严格、更加全面而又更加适度地控制情感[4]。探究体育活动中个体情感的心理起源，其发展过程中，敬畏和征服自然时代（狩猎、祭祀、舞蹈等）、征服兽类时代（各种动物比赛）以及征服自我时代（人与人的比赛），这种沿革承继是从精神到肉体再到精神的变化。身体的展现从神圣到世俗、从阶级区分到身体区分、从暴力到文明。 在个体逐步从自我情感表达向集体表达进发时，竞技体育情感的社会起源便逐渐建立起来。现代竞技体育起源于欧洲，并伴随着欧洲近代国家形成的进程。竞技体育从单纯的个体或是集体娱乐形态逐步演变与国家和民族文化或是文明形态休戚相关。在国家形成背景下，个体逐渐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念以及社会认知。对民族的强烈认同，反映在战争、竞争等最为直接情感流露方式上，对本族的支持和对外族的排斥。竞技体育往往介于战争和竞争两者之间，极易展现集体情感的表达，战场上无法分出输赢，便在赛场上一决高下。竞技体育提供了一种文明的手段，让不同民族和国家体验到除战争外的战争快感。社会群体之间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他们的情感方式和他们在调节情感时所依据的模式来互相区分的，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情感表现不尽相同，但通过竞技体育所引发的情感却是一致的，一旦遇到不公平的挑战，很容易突破社会群体的限制，不同阶层和地位的个体会走到一起。此时，个体情感的自然性表现远远大于社会性表现。因此，现代竞技体育能够引发战争——因足球判罚争议，引起两国战争，能够形成一个暴力群体——足球流氓，也就不足为奇了。
3 竞技体育中的情感解读
3.1 模仿——情感唤起
模仿是形态社会学（Figurational Sociology）在竞技体育研究中提及的一个关键词，埃利亚斯和其鼓吹者认为，竞技体育是一种象征性模仿。模仿背景下，情绪会着上不同的“颜色”，人们可以体验到强烈的没有运行风险与情感唤起连接的情感。
诸多研究者认为，竞技体育作为休闲活动，有着强烈的戏剧性。（如维加雷洛（Vigarello）、赫伊津哈Huizinga对竞技体育的论述），模仿成为重要品质。情感唤起需要诱发，但诱发途径却大相径庭。例如，电影和音乐中的情感唤起。当看到恐怖电影、悬疑电影，个体的情感表现会跟随电影情节的高低起伏呈现出来；当听到忧伤的曲目、令人亢奋不已的乐章，情感会紧随之变化。能够在这些休闲活动中进行情感唤起的前提在于对电影、戏剧、音乐语言的理解，且个体的社会意识以及自我经历决定了情感唤起的多少。这就决定了电影和音乐等途径只能限于仅有的群体来诱发情感。而竞技体育则不同，其诱发是通过身体活动。对于身体活动，个体有着天然的共鸣反映，群体性的限制并不强烈。此外，竞技体育和其他休闲形式会产生不同层次的紧张感以及自我认识的不同。但是，尽管它们之间会有不同，似乎能够共享这样结构——能够产生情感唤起的模仿功能。休闲活动的共同特点在于生理上能够情感唤起，社会上表现为个体情感和社会情感的交互。
模仿是一种生活认知经验的重现。个体和社会需要模仿，以此来表达情感，找寻共鸣。在一些模仿活动和事件中，例如观看演奏和体育与游戏——人们可以体验到，并在某些情况下（如业余性质的戏剧表演）能够表现出恐惧和欢笑、焦虑和兴高采烈、同情和反感，和许多其他的情绪。然而，在模仿的背景下，所有的情绪和情感连接是能够与现实生活调换的。情感唤起的水平高于常规化的日常活动，且表现出稳定。但是，在“危急情况”下会发生相反情况，情感唤起会失去自我控制，极易引发暴力性的行为。竞技体育具有强烈的模仿性，在于比赛是一种矛盾性的冲突，强烈的时空感、观众群体的无限制加入观看以及结局的不确定性。竞技体育规则化地营造了比赛双方，延续了征服自然时代、野兽时代以及工业时代的身体展现，无论是拳击、狩猎、还是赛车，借助了人类最为原始的语言形态——身体语言，能够引起共鸣。个体不一定需要理解比赛的规则，其社会意识和自我经历并不影响对身体语言的直观理解。
埃利亚斯认为，如果将体育赛场上的竞技运动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争斗做一番比较，其实也发生了类似的摹仿、转化。经过规则不断完善、自我约束不断加强等近现代的体育化（Sportlization），赛马、拳击或足球等竞技运动也具有一种摹仿性特征。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相互争斗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情感也有部分被带到了体育竞技的赛场，但是这些现实争斗的情感经验也发生了转化[5]。现代竞技体育常常反映出战争性质的模仿。这在有关竞技体育报道的新闻文本、比赛现场经常可以见到。战争模仿更容易唤起个体的情感。如比赛期间，不论是运动场还是看台上都充满了浓郁的战争气息。观众的呼喊如同战场上的厮杀声，夹杂着发起冲锋时的战鼓和号角声。在充满仇视和争斗的、火药味浓烈的气氛中，双方的队员和球迷竞相谩骂、诋毁、亵渎，并常常酿成失控的暴力事件[6]。很多体育运动源于战争，而又保留了战争中的斗争意识。体育运动在规则规范下成为情感限制的代理器，表现出对战争的模仿，战争成为游戏[7]。现代竞技体育融入了民族和国家意识形态，在赛场上模拟出战场的效应。把个体与社会情感表现映射在赛场上。
3.2 铰链——情感释放
在文明进程体系下，埃利亚斯重点关注了情感中个体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对这种相互关系的思考，促使埃利亚斯思考竞技体育的文明的进程。作为休闲活动形态，竞技体育能够释放个体情感，既体现了个体生物性的特征，又表现了社会发展对情感的不同要求，即连接个体生物性和社会性的是情感。埃利亚斯把此称之为“铰链”（the hinge），用以阐明生物变化和社会发展之间的连接[8]。铰链连接了个体情感的生物性和社会性。个体情感释放从生物性区间向社会性区间发展，不过，并不是无限地靠拢社会性区间，而是倾向于区间的动态平衡，即到达生物性与社会性相交区间。
在竞技体育中，这种发展更为明显和清晰。人类征服自然时代的竞技体育表现，作为学习生存技能的一种手段，生存意义远远大于休闲意义。纯粹的力量、速度、耐力等身体素质发展是生物性层面的展现，个体情感释放是动物性品质的延续。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竞技体育，无论是作为神圣休战协议下的战争行为继续，抑或是取悦统治阶级的娱乐活动，个体情感释放不仅仅展现在生物层面，对获胜者英雄般的认同、赐予其自由、艺术创作的介入、观看者从中得到的精神满足等等，展现了社会层面的价值。欧洲中世纪的竞技体育形态中，其混乱不堪的表现，乃是“铰链”直观的体现。如当时足球比赛以村庄为单位，没有场地、没有人数，几乎没有规则的限制，简直就是一场混战。比赛过程中，个体既充当欣赏者也是比赛参与者。村庄群体对立意识体现了情感释放的社会性，是在民族意识与国家未形成前的小群体内的情感展现。
关键词：体育社会学；竞技体育情感；埃利亚斯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2）06-0046-05
作为为数不多的把研究触角深入到体育领域中的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文明进程思想深刻影响了体育社会学领域。埃利亚斯在探索社会纽带当中人类观念和感情的形成和表达时，最为有力[1]。这源于埃利亚斯对人类情感的敏锐把握，其对情感的研究，很好地解读了竞技体育中的情感现象。在他看来，竞技体育的社会控制和自我控制的对象是个体的自我情感，个体与社会这一命题，贯穿埃利亚斯研究始终，竞技体育作为个体与社会衔接载体，对于情感的表达和控制极有研究价值。
1 竞技体育中的埃利亚斯情感研究
在社会学研究中，对于情感的界定是一个复杂问题。涂尔干的集体表征、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埃利亚斯的文明进程理论，以及帕森斯主张的情感中立、米尔斯的情感管理、戈夫曼的戏剧理论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情感。早在20世纪30年代，埃利亚斯通过对欧洲中世纪以来，社交礼仪等情感行为的变化，形成了文明进程理论。
1966年世界杯足球赛，使埃利亚斯对先前竞技体育研究产生了新的看法，在此之前，他们（埃利亚斯、Eric Dunning）对足球研究已达7年。埃利亚斯的生活经历让人印象深刻，作为德国出身的犹太人，在二战期间，他的母亲被纳粹德国杀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长期流亡于英国，曾被英国政府视为“异己分子”遭到拘禁。可以说，纳粹德国带给他无限伤痛。战后，埃利亚斯长期客居英国。1966年足球世界杯，对于西德队的比赛，埃利亚斯很想西德输掉。不过，等到半决赛时，当西德队2︰1击败了苏联队，埃利亚斯却为西德队的胜利而激动不已，以至于说“德国人将此作为报复，因为他们在斯大林格勒的失败。”等到英格兰队与西德队在决赛相遇时，埃利亚斯更为激动。终场前30秒，西德队顽强地扳平了比分，埃利亚斯激动得无法观看加时赛。按照他原先设想，苏联和英国赢得比赛，或者更为确切地说，他本想西德输掉比赛。而等到西德队获胜或是有机会取胜时，埃利亚斯又非常希望西德队赢得比赛，他全然忘记了纳粹德国带给他的伤痛。埃利亚斯情感的变化引起了他和Eric Dunning （埃里克·邓恩）的兴趣。由此引发了他们对竞技体育中情感的广泛探讨。
埃利亚斯对竞技体育中的情感研究做了启蒙性的工作，随着引出了一系列的关注。其理论追随者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某一体育运动项目演化中文明化和去暴力化研究，如Kenneth G Sheard、Dominic Malcolm；在文明进程理论下的体育化和去体育化研究，如Maarten Van Bottenburg和Johan Heilbron、Eric Dunning；竞技体育中的情感研究，如Joe Maguire、John D Ferguso、Eric Dunning。在竞技体育领域，埃利亚斯与其追随者关注的乃是个体情感如何演化为群体情感。从情感释放到身体暴力行为的产生，从情感控制到规则的形成，所引发的文明化进程。在埃利亚斯看来，情感是自然层面与社会层面交织的产物。
2 竞技体育中的情感起源
在埃利亚斯理论视域下，社会情感形成是由个体情感作为基础的。如果不能够越过“个体”和“社会”这两个概念的彼此对立去思考问题，如果把这种对立性简单地看作是不言而喻的，那么，我们就会走上歧路[2]。埃利亚斯对个体情感的敏感使他意识到，竞技体育活动中个体与社会/群体的链接在于情感。比起许多其他休闲形式，在竞技体育中，个体与社会（群体）的身份极为重要。
考察历史形态下的身体活动以及竞技体育中情感展现，从早期的祭祀活动、生存技能知识（跑、跳、投等身体活动）的传授到后期形成的舞蹈等身体活动，表现出对神灵与自然的敬畏，在挑战自然过程中的情感积累和释放。作为竞技体育文明形态的源头，古希腊竞技体育运动多数为祭礼竞技，竞技体育的情感释放表现为对神的尊崇。不过，娱乐性在竞技体育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竞技体育中，自我展现欲望已经露头，且不断增强。古代奥林匹克祭神竞技会上的情感变化，便是突出例证。初始期的竞技会（还处于军事民主制时代）上，神在人们心目中占有极高的地位，优胜者常常把自己争得的荣誉献给诸神。但进入文明时代后，神的影响逐渐削弱。人们更多是为展现自己的才智而走上赛场。在后来的罗马帝国，这种自我展现的欲望表现得更为强烈[3]。神灵的产生是自然现象经人类思维的加工在现实中的映射，显示出个体以及集体情感的表达。敬畏神灵是敬畏自我情感映射，并通过祭祀等途径释放自我情感。严格意义上，骑士比武只是一项竞技活动。欧洲中世纪时期，骑士阶层建立了一套比武规则，用来驯化骑士，规范骑士比武时的暴力行为。然而，规则并没有减少骑士在嗜血拼杀时的暴力现象，宫廷社会对于骑士比武的狂热追求并不能很好约束骑士在比武过程的情感表达。此外，欧洲中世纪的宗教奴役身体的情感表达、宗教战争的思想禁锢，也促使了骑士阶层情感释放的无节制。暴力丛生，战事频繁。
竞技体育个体情感的心理起源在于，在竞技体育中，人类无法摆脱身体利用，个体能从竞技体育活动中（无论是从事还是观看）感知到身体存在。情感从释放到压抑再到控制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是对先前情感经验的继承与改造，并伴随着习俗、礼仪的形成。个体文明化的核心问题是情感的控制，文明发展的特点就在于更加严格、更加全面而又更加适度地控制情感[4]。探究体育活动中个体情感的心理起源，其发展过程中，敬畏和征服自然时代（狩猎、祭祀、舞蹈等）、征服兽类时代（各种动物比赛）以及征服自我时代（人与人的比赛），这种沿革承继是从精神到肉体再到精神的变化。身体的展现从神圣到世俗、从阶级区分到身体区分、从暴力到文明。 在个体逐步从自我情感表达向集体表达进发时，竞技体育情感的社会起源便逐渐建立起来。现代竞技体育起源于欧洲，并伴随着欧洲近代国家形成的进程。竞技体育从单纯的个体或是集体娱乐形态逐步演变与国家和民族文化或是文明形态休戚相关。在国家形成背景下，个体逐渐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念以及社会认知。对民族的强烈认同，反映在战争、竞争等最为直接情感流露方式上，对本族的支持和对外族的排斥。竞技体育往往介于战争和竞争两者之间，极易展现集体情感的表达，战场上无法分出输赢，便在赛场上一决高下。竞技体育提供了一种文明的手段，让不同民族和国家体验到除战争外的战争快感。社会群体之间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他们的情感方式和他们在调节情感时所依据的模式来互相区分的，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情感表现不尽相同，但通过竞技体育所引发的情感却是一致的，一旦遇到不公平的挑战，很容易突破社会群体的限制，不同阶层和地位的个体会走到一起。此时，个体情感的自然性表现远远大于社会性表现。因此，现代竞技体育能够引发战争——因足球判罚争议，引起两国战争，能够形成一个暴力群体——足球流氓，也就不足为奇了。
3 竞技体育中的情感解读
3.1 模仿——情感唤起
模仿是形态社会学（Figurational Sociology）在竞技体育研究中提及的一个关键词，埃利亚斯和其鼓吹者认为，竞技体育是一种象征性模仿。模仿背景下，情绪会着上不同的“颜色”，人们可以体验到强烈的没有运行风险与情感唤起连接的情感。
诸多研究者认为，竞技体育作为休闲活动，有着强烈的戏剧性。（如维加雷洛（Vigarello）、赫伊津哈Huizinga对竞技体育的论述），模仿成为重要品质。情感唤起需要诱发，但诱发途径却大相径庭。例如，电影和音乐中的情感唤起。当看到恐怖电影、悬疑电影，个体的情感表现会跟随电影情节的高低起伏呈现出来；当听到忧伤的曲目、令人亢奋不已的乐章，情感会紧随之变化。能够在这些休闲活动中进行情感唤起的前提在于对电影、戏剧、音乐语言的理解，且个体的社会意识以及自我经历决定了情感唤起的多少。这就决定了电影和音乐等途径只能限于仅有的群体来诱发情感。而竞技体育则不同，其诱发是通过身体活动。对于身体活动，个体有着天然的共鸣反映，群体性的限制并不强烈。此外，竞技体育和其他休闲形式会产生不同层次的紧张感以及自我认识的不同。但是，尽管它们之间会有不同，似乎能够共享这样结构——能够产生情感唤起的模仿功能。休闲活动的共同特点在于生理上能够情感唤起，社会上表现为个体情感和社会情感的交互。
模仿是一种生活认知经验的重现。个体和社会需要模仿，以此来表达情感，找寻共鸣。在一些模仿活动和事件中，例如观看演奏和体育与游戏——人们可以体验到，并在某些情况下（如业余性质的戏剧表演）能够表现出恐惧和欢笑、焦虑和兴高采烈、同情和反感，和许多其他的情绪。然而，在模仿的背景下，所有的情绪和情感连接是能够与现实生活调换的。情感唤起的水平高于常规化的日常活动，且表现出稳定。但是，在“危急情况”下会发生相反情况，情感唤起会失去自我控制，极易引发暴力性的行为。竞技体育具有强烈的模仿性，在于比赛是一种矛盾性的冲突，强烈的时空感、观众群体的无限制加入观看以及结局的不确定性。竞技体育规则化地营造了比赛双方，延续了征服自然时代、野兽时代以及工业时代的身体展现，无论是拳击、狩猎、还是赛车，借助了人类最为原始的语言形态——身体语言，能够引起共鸣。个体不一定需要理解比赛的规则，其社会意识和自我经历并不影响对身体语言的直观理解。
埃利亚斯认为，如果将体育赛场上的竞技运动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争斗做一番比较，其实也发生了类似的摹仿、转化。经过规则不断完善、自我约束不断加强等近现代的体育化（Sportlization），赛马、拳击或足球等竞技运动也具有一种摹仿性特征。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相互争斗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情感也有部分被带到了体育竞技的赛场，但是这些现实争斗的情感经验也发生了转化[5]。现代竞技体育常常反映出战争性质的模仿。这在有关竞技体育报道的新闻文本、比赛现场经常可以见到。战争模仿更容易唤起个体的情感。如比赛期间，不论是运动场还是看台上都充满了浓郁的战争气息。观众的呼喊如同战场上的厮杀声，夹杂着发起冲锋时的战鼓和号角声。在充满仇视和争斗的、火药味浓烈的气氛中，双方的队员和球迷竞相谩骂、诋毁、亵渎，并常常酿成失控的暴力事件[6]。很多体育运动源于战争，而又保留了战争中的斗争意识。体育运动在规则规范下成为情感限制的代理器，表现出对战争的模仿，战争成为游戏[7]。现代竞技体育融入了民族和国家意识形态，在赛场上模拟出战场的效应。把个体与社会情感表现映射在赛场上。
3.2 铰链——情感释放
在文明进程体系下，埃利亚斯重点关注了情感中个体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对这种相互关系的思考，促使埃利亚斯思考竞技体育的文明的进程。作为休闲活动形态，竞技体育能够释放个体情感，既体现了个体生物性的特征，又表现了社会发展对情感的不同要求，即连接个体生物性和社会性的是情感。埃利亚斯把此称之为“铰链”（the hinge），用以阐明生物变化和社会发展之间的连接[8]。铰链连接了个体情感的生物性和社会性。个体情感释放从生物性区间向社会性区间发展，不过，并不是无限地靠拢社会性区间，而是倾向于区间的动态平衡，即到达生物性与社会性相交区间。
在竞技体育中，这种发展更为明显和清晰。人类征服自然时代的竞技体育表现，作为学习生存技能的一种手段，生存意义远远大于休闲意义。纯粹的力量、速度、耐力等身体素质发展是生物性层面的展现，个体情感释放是动物性品质的延续。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竞技体育，无论是作为神圣休战协议下的战争行为继续，抑或是取悦统治阶级的娱乐活动，个体情感释放不仅仅展现在生物层面，对获胜者英雄般的认同、赐予其自由、艺术创作的介入、观看者从中得到的精神满足等等，展现了社会层面的价值。欧洲中世纪的竞技体育形态中，其混乱不堪的表现，乃是“铰链”直观的体现。如当时足球比赛以村庄为单位，没有场地、没有人数，几乎没有规则的限制，简直就是一场混战。比赛过程中，个体既充当欣赏者也是比赛参与者。村庄群体对立意识体现了情感释放的社会性，是在民族意识与国家未形成前的小群体内的情感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