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中国的现代化，不少人把传统与现代性完全对立起来，视传统为一无是处。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本西方学者的著作：《中国的现代化》，却给我们描绘了另外一种情景：在古老的中国，在丰富的历史传统中，本来就存在许多有利于现代转变的因素。从国际环境来看，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中华文明一直居于东亚文明的核心地位，其所扮演的角色，集西方人在文化上无限景仰的古希腊罗马和作为现代欧洲文明中心而倍受倾慕的法兰西于一身。(21页)虽然如此，中国人并不完全排斥外来文化，曾经先后吸收了来自南亚的佛教文化和来自西亚的伊斯兰文化。还从美洲引入了重要的粮食作物甘薯和玉米。十七世纪中叶，随着基督教传教士的东来，欧洲自然科学亦传入中国。军事上，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前后，中国的军事实力仍然超过任何潜在敌国的力量。从政治结构来看，中国很早就具备了政治现代化的某些因素：两千多年间一直是一个赓续无间的概念明确的国家，国家统一的观念和中央集权的政治秩序是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的传统政治制度以集权制官僚机构为特征，它在许多方面具备了现代官僚制度运作的雏形，有效的文官制度较之贵族寡头政治在向以事功取人的现代官僚政治的转变中似应更为简单易行。(59页)从经济结构来看，前现代中国在土地和劳力市场上存在着的私人契约行为及官营经济的有限作用，使她与其他世界帝国区别开来，而与进入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联系在一起。
　　从社会情况看，中国的起点也是很高的。中国的人力资源丰富，阶级相对开放，科举制为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敞开了大门。农村小块土地占有方式盛行，小地主所有制连同租佃制形成一种没有鲜明等级差别的乡村环境，与欧洲过渡性的小农土地占有出现以前的贵族或农奴主的大庄园制形成鲜明对照。此外，中国地方社会还存在其他许多明显的现代特征。
　　最后，前现代中国的突出发展在教育上表现得也很明显。“除日本之外，就技术和社会价值对民众的渗透程度而言，没有任何一个前现代社会可与之相比拟。官档和私录的记载以及通讯联系皆依赖书面文字。教育在组织和内容两方面对成就、普及和理性的取向，受到普遍的重视。世俗化的学校教育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规范化的。”(242页)
　　然而，有着上述诸多现代化因素的中国，却迟迟未能踏上现代发展之路。答案究竟何在？这本书指出五个方面。
　　先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数千年中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由此而滋生了一种中国文化优越感和自视为万邦来朝的中央之国的世界秩序观。中国人长期以“无邻邦帝国”自居，对外关系不是多边的而是双边的，即册封与被册封、朝贡与受朝贡、天朝与蛮夷之间的等级秩序关系。这种世界观使中国人在面对强大的西方挑战之际缺乏应变的灵活性，加之政治结构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终于在一个世界历史巨变的关头，在短短时间内从文明强盛的巅峰一下子跌入落后挨打的深渊。
　　这里有必要提及一点，这就是：西方殖民者用强力打开中国的门户，迫使其放弃以老大帝国自居的世界秩序以后所建立的无非是一种民族压迫和剥削的秩序，而不是所谓传播国际平等观念。
　　在政治方面，虽然中国很早就具备了政治现代化的某些最“现代”的因素，但是
　　
　　“从一种重要意义上来说，可能正是中国政治理想本身的丰富性和完善性构成了它走向现代化的障碍，像扩大政府责任范围，或者为民众积极参与政治建立正规机制这样一些根本性的政治变革，在娘胎里就被旧政治秩序那种窒息一切的稳定性和伦理上的正当性给扼杀了。……谁能想象出并证明一定要进行改革呢？这个社会能产生哪些会呼吁进行深刻的制度变革的社会势力呢？在中国领导人不准备对中国政治进行彻底的改造，而仅仅小修小补之前，要设想历史自己能够走上缔造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康庄大道，而又不吸取西方演进的政治体系和观念所扩散出的特定因素和业已显示出来的优越之处，实在是匪夷所思。”(62页)
　　
　　对政治结构和政治观念方面的障碍可以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面的政治行为来分析，本书第三、九两章正是做了这样的分析。其中最使我感兴趣的，是作者对十八至十九世纪中国武装力量变化的描述。
　　从平定三藩之乱到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其间将近两百年里清朝政府没有遇到严重的挑战。在国家安全、稳定的另一面是军队的惊人腐败和变得毫无作用。十九世纪上半叶，持续不断的少数民族反抗和农民起义导致地方采取防卫措施，凭借地方士绅威望及资财武装起来的军事力量取代了无能的正规军和过去乡丁的作用，此即所谓“团练”。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组建了他的湘军，各省则纷纷效法。这些地方军队采用西式组织和技术，并以其所控制的口岸和商业为自己筹饷，形成一种新型的军事政治机器，从此开创了中国近百年地方主义、军阀主义横行的历史，本书作者称之为“中国政治的军事化演变”，它影响到所有参与政治活动的人。(91页)军阀统治破坏了国家的统一，从“洋务运动”开始的学习西方现代知识与技术的运动最终都成了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相互竞争的工具。作为后起现代化载体的国家及其统一的、长期的目标被远远置于一边了。国家分裂，军阀混战，国民日穷，国力日弱，帝国主义乘隙长驱直入。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现代化的课题似乎只剩一个，即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中央权威，其它任务几乎全部搁置，一九四九年以后还要围绕这一课题付出高昂的代价。上述这种以地方主义、军阀主义为特征的“中国政治的军事化”实在是迟滞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方面，中国以农为本的传统经济结构拥有充裕的劳动力，却没有足够的生产资料——土地，中国前现代经济主要依靠广泛可用的劳力而缓慢地增长，经济生活中专注于劳动力的密集使用而不是创新技术、发明机器。在经济相对稳定的环境下，中国社会缺少一种类似西方新教伦理的文化精神，官僚士大夫皓首穷经、因循守旧，普遍卑视工商业活动，直到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廉价商品打上门来时，统治集团中的许多顽固分子仍然一味反对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害怕采用现代技术会引起经济和社会失序。帝国主义打破了中国以自然经济为主的旧经济格局，取而代之的是外受列强掠夺、内部四分五裂、沿海与内陆严重脱节的另一种破败格局。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除去短时期曾经在夹缝中有所增长以外，长时期陷于停滞甚至倒退。
　　从社会来看，前现代中国人口增长居高不下，不多的一点剩余被急剧增加的人口消耗殆尽。中国社会分层的总体模式是包括官僚士大夫和商人在内的各阶层纷纷向地主靠拢，范围狭小的地方市场所造成的分工完全服从于农业的需要，中国社会的这种“农村导向”与一些成功的后来者如日本和俄国的日益加强的城市导向明显区别。从社会组织状况看，中国社会中占压倒优势的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组织，在国家和家庭、宗族之间的公开组织极少。社会只看重家庭和宗教的联系，偌大一个中国看上去更像一个千千万万独立王国式的家族的堆积，缺少社会整合、社会动员的因素。前现代中国的这种社会状况至今在许多农村地区留有清楚的痕迹。
　　最后来看教育。前现代中国教育的目的是用儒家的伦理道德教化民众，价值取向是尊孔读经以求取功名。这种教育禁锢了受教育者的思想，也窒息了曾经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数学、医学、天文、地理诸领域的研究，甚至政治、经济、军事等学科的研究，使之不能成为系统的科学。“结果，留给二十世纪的，就谈不上有什么科学知识和方法论，只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个口号是汉学在反对所谓宋儒空洞玄学的斗争中形成起来的。这也就是说，科学价值来自人类思想上的冲突，而不是来自自然科学，中国人的学问恰巧就集中在人的思想冲突领域内。”(260页)
　　需要指出的是，在早熟的“现代”因素与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因素之间并没有截然区分的界限，有些因素兼具积极与消极双重作用，有些早熟的现代因素发展到后来反而成为现代化的障碍。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的冲击和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影响下被动展开的，在这种环境下，有一些很好的历史传统因素被破坏了。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狂潮席卷了一切，使“中国本来可以怎样怎样”之类的命题成了无稽之谈。为了说明中国现代化的模式和特点，除了横向地考察五个方面的因素，还需纵向地观察中国现代化的具体历史进程。在本书的架构中，这两种考察是揉合在一起的。
　　本书第二部分标题为“二十世纪的转变”，这个转变以一九O五年为标志，“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因为一九○五年被废除的科举制度“曾充当过传统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的枢纽。”(335页)但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启动以后却走了相当长时间的弯路，帝国主义侵略和地方主义、军阀主义的泛滥造成国家四分五裂，转移了对现代化的注意力，反对外来入侵和寻求统一与稳定成为中国在本世纪上半叶的主题。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不仅没有取得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而且社会日趋分裂，教育的变革亦支离破碎。正是基于此，作者对一九四九年中国在共产党人领导下的重新统一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本书开宗明义指出了自己的研究方法，是把现代知识的空前增长视为历史的原动力。从这里又引申出两条原则：第一，认为现代化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国内转变；第二，认为一国的发展水平不能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或其他体制上的规范来衡量。作者称这两条原则使现代化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方法划清了界限。(见本书17页)但我以为，马克思主义并不排斥这两条原则。两原则之一强调内部因素的决定作用，之二反对单纯以生产关系为标准衡量发展水平，应当说是两条非常重要的原则。本书的缺点在于，由于内容太多，要交代的历史事件太多，五个方面齐头并进，线头太多，容易使人摸不着头脑。亨廷顿在其《发展的目标》(载于《理解政治发展》一九八七英文版)中批评了西方现代化研究诸流派中的“相容理论”，认为这种理论把现代化的各个分进程联为一体、“所有好事情会一齐来”，或者视某一特定目标为带动其它目标的“火车头”，而未看到现代化诸目标如经济增长与政治现代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不了解必须在诸目标中做出选择并采取缓和矛盾冲突的政策，因而没有真实描绘出五十年代以来第三世界的发展变化。这个批评对于本书恐怕也是适用的。中国的现代化不能摆脱现代化的诸目标和分进程之间矛盾冲突的痛苦，如何选择最稳妥、最少弯路的发展模式，解决经济增长(效益)与公平分配、增长与自由、政治民主与社会稳定等等发展目标之间的矛盾，是亟待研究探讨的重大理论课题。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于燕园
　　
　　(《中国的现代化》，［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国家社科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二月第一版，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