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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与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世界戏剧史上的两大巨擘，一位伫立在两大洋之间的美洲大陆上，另一位被敬奉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自从两位大师的作品问世至今，几乎一直都在吸引着人们关注的目光。奥尼尔，四次普利策奖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严肃戏剧的奠基人，超越了美洲大陆，在世界各地受到人们的热爱；易卜生，挪威文学的旗帜，现代戏剧之父，也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外的地方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当易卜生于1906年5月23日在挪威首都奥斯陆辞世的时候，或许对自己身后接踵而来的巨大声誉充满信心，因为他晚年回到挪威后就已经成了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偶像，当他进入酒吧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起立向他致敬；但是易卜生可能不会预料到在他谢世后不久，有一个名叫尤金·奥尼尔的年经人也走上了戏剧创作的舞台，并且通过努力一步步走向成功，最终竟然和他一起分享了戏剧的荣耀：易卜生更想不到的是，奥尼尔的成功竟然和他息息相关，这个年轻人在闯入易卜生的世界后不久就被“无情地”俘获，并最终成了现代戏剧之父在另一块大陆上的“知音”。
1890年夏天，萧伯纳在伦敦的圣·詹姆士酒店宣读了他的论文《易卜生主义的精华》，并于1891年出版了这本现代欧洲戏剧史上的著名理论著作。这为奥尼尔与易卜生这两个不甘于寂寞的灵魂于1905年的最初相遇埋下了伏笔。1905年的奥尼尔还在康涅狄格州的贝茨学校一边扮演合格学生的模样，穿戴得整整齐齐并且赢得父亲的赞誉，“尤金总是埋头于书本”；而另一边又在整日混迹于各种沙龙的哥哥吉米的引领下开始出入于百老汇。而此时的百老汇上演的大部分剧目都是哗众取宠的闹剧，是否是因为奥尼尔对这些闹剧的不满，使他要寻找理想中的戏剧形式，转而研读《易卜生主义的精华》，我们不得而知，但在这一年，萧怕纳的这本书在奥尼尔的生命中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年底，这本书上已经划满了横线，而这些横线都是令奥尼尔心悦诚服的。在这部包括前言和29篇论文在内的著作里，萧伯纳借助易卜生的作品以及自己对作品所做的分析，表达了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那就是对“真实”的渴望，对掩盖真相、粉饰现实的鞭挞。他这样表述他所看到的易卜生的真实：
凡是莎士比亚没有能做到的，易卜生都给了我们以满足。他不仅让我们看见自己，而且看见的是处于我们熟悉场面中的自己。他的台上人物的遭遇就是我们自己的遭遇。结果之一是：他的戏剧对我们来说远比莎士比亚的重要。结果之二是：他的剧本能够毫不留情地刺痛我们，也能够使我们充满兴奋的希望——希望能从虚幻想象的束缚之下逃出来——此外又使我们能够预见到将来要过更紧张、更活跃的生活。
这种“真实”在萧伯纳那里显得比莎士比亚的巧合、虚构和想象更加可贵，因为它更接近现世的生活。萧伯纳的这种理解真正把握住了易卜生主义的精髓所在。对真实生活的揭露一直是易卜生不懈的追求，是他创作的基石，也是最吸引萧伯纳的地方。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奥尼尔有一次在接受纽约《呼声》报记者采访谈到易卜生的时候也提出了与萧伯纳相似的看法“他的作品确实有些深奥，而且有时就像生活本身那样，令人感到枯燥乏味，然而却也极富于人情味，这是可以理解的。”来自生活本身的真实，是最高意义上的真实，虽然有时它可能缺乏戏剧性，因为生活有时就是平淡无奇。
奥尼尔在当时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本书对自己的将来会有多么重大的影响，只是成为他在辩论中的制胜法宝而已(奥尼尔在贝茨中学与人争论时总是要引用萧伯纳的话来驳倒对方)，但今天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次与《易卜生主义的精华》的相遇对懵懵懂懂的奥尼尔来说，无异于开启了一扇天窗，在这扇窗户里奥尼尔第一次看到了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的身影，而此后这个身影将一直萦绕在奥尼尔的心头。
1906-1907年为了悼念易卜生，美国百老汇上演了由著名女演员纳西莫娃主演的《玩偶之家》《海达·高布乐》和《建筑师》等剧。这一次直观的艺术冲击深深地打动了奥尼尔，萧伯纳笔下抽象含混的易卜生此时变得鲜活生动起来。年轻的奥尼尔对其戏剧的上演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不仅几乎看了所有的演出，而且对于《海达·高布乐》更是情有独钟，竟然连续看了10场，并且奥尼尔整年都在谈论易卜生。数年后诗人依然清晰地记得这次精神上的遭遇：“那次经历给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戏剧世界。它第一次给了我蕴藏真理的现代戏剧的概念。”从中不难看出这次对易卜生的直观感受在奥尼尔的戏剧道路上所起的作用。戏剧理论与舞台表演的双重冲击让年轻的奥尼尔对易卜生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和认可，但是能够让他情不自禁地把易卜生当成知己，甚至是精神上的导师则还需要后者内在气质对他的吸引，直到奥尼尔在易卜生的戏剧世界里看到自己超越时空的存在。
易卜生戏剧中表现的主题或者说表达的思想是和作者个人的生活经历与周遭的社会历史环境相契合的。诗人于1828年3月20日出生在当时挪威首都克里斯替阿尼遏南部封闭的小城斯基恩，当时的挪威虽然在1814年摆脱丹麦控制，但被迫与瑞典合并为“联合王国”，实际上受瑞典控制：易卜生仅仅过了8年的幸福时光，1836年父亲经营的木材生意破产，他便开始尝尽人生百味；1843年，年仅15岁的易卜生告别亲人到格利姆斯达药房当学徒以维持生计；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激发了挪威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热情，年轻的诗人为此热血沸腾；1864年普奥联军进攻丹麦，挪威拒不出兵导致丹麦失败，诗人怒而出走罗马和德累斯顿；1887年挪威成立了社会民主党，迈出了民族独立更坚实的一步；1891年在外漂泊了27年的诗人最终回到自己的祖国定居，1905年也就是诗人逝世前一年，挪威独立。从上面几个关键的时间点我们可以看出，诗人的一生是在挪威、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甚至整个欧洲的风云激荡中、在自己的祖国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度过的。早期弥漫着浪漫色彩的历史剧中对英雄的推崇，中期充满批评精神的社会问题剧中对挪威社会的无情揭露与嘲讽，后期神秘色彩渐浓的象征主义戏剧中对内心的剖析，都与易卜生的上述经历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氛围里，易卜生剧作中出现了几个最常见的主题：对自由的向往、“向高处走”的渴望和理想主义的慰藉甚至有些虚无的“乌托邦”思想。而对早期奥尼尔影响甚巨的易卜生剧作除了在百老汇上演的《玩偶之家》《海达·高布乐》和《建筑师》等剧外，还有他在1914年9月进入哈佛大学英语系第47班后研读的《布朗德》和《培尔·金特》，该班由能“帮助我们对将来怀抱希望”的乔治·皮尔斯-贝克教授执掌教鞭。在这几部剧作中，就有上述主题的集中体现。《玩偶之家》《建筑师》《布朗德》等剧作给予年轻奥尼尔的直接冲击就是主人公渴望超越自我、向自由的高处走的精神，那么这种精神为何能 在奥尼尔的精神世界里掀起波澜呢?
当奥尼尔于1888年10月16日在百老汇大街拐角处的小旅馆里降生时，他的母亲玛丽因为难产疼痛难忍，小气的父亲詹姆斯请来的庸医竟然用大量吗啡为其止痛，结果玛丽从此染上毒瘾，终生受此折磨。这件事情让奥尼尔从小就怀有深深的内疚，认为自己应该对母亲的毒瘾负责，这令他极度的精神苦闷。然而让奥尼尔苦闷和沮丧的并非只有此事。1907年奥尼尔从普林斯顿大学肄业，其中缘由众说纷纭，就连诗人自己的解释也前后矛盾，对于一名爱尔兰后裔，无法顺利完成学业让整个家庭都感到失落。接下来奥尼尔突然陷入情网，但是女方来自非基督教家庭，双方父母均不同意，可是年轻的奥尼尔并不愿受到任何的约束与限制。他在1909年10月2日与已经怀孕的凯思琳·詹金斯在新泽西州霍博肯城的“格瑞那格林”村秘密结婚。或许这桩没有得到双方父母同意的婚姻从开始就注定了忧伤的结局，新婚刚过两周奥尼尔便在父亲的安排下怀揣着发财梦前往洪都拉斯淘金。淘金路上几多坎坷，在那里不得不忍受蚊虫跳蚤的叮咬，不得不吃一成不变的炒饭，甚至有时要以蜥蜴、野猪为食，在和史蒂文斯夫妇一起度过了难熬的6个月后，奥尼尔对这片荒原彻底绝望。这一次艰辛的探险之旅以奥尼尔到美国驻洪都拉斯领事馆寻求帮助而落寞回国告终。在奥尼尔回到美国的前几周他的第一个儿子小尤金出世了，然而此时的他身无分文，只有抱着自己的儿子黯然流泪。接下来的一年多，失意的奥尼尔当水手、做船员，在四处漂泊中度过，最后对世界感到绝望的他想在吉米神父酒店里服用大量安眠药草草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似乎奥尼尔早已抛弃的上帝并没有同样地抛弃他，他被朋友们及时送到医院，抢救了过来。奥尾尔之所以摒弃了对上帝的信仰,是因为自责的他每天都在为深陷毒瘾的母亲向上帝祈祷，祈求万能的主治愈母亲的痛苦，但是他发现无论他多么虔诚，神依然无动于衷，他的母亲有苦依旧。于是他考试怀疑神的存在，并随之抛弃了基督。抛弃了主以后，奥尼尔出现了信仰的危机，他开始相信尼采“上帝死了”的说法，于是他对人生感到迷惘，以往能够找出究竟是什么神秘的力量在驾驭整个世界。1912年，奥尼尔在经历了自杀、离婚之后，又因肺结核必须要住院治疗。因为父亲的吝啬，奥尼尔开始被送进了条件极为简陋的康涅狄格州费尔菲德肺病疗养院，很多结核病人都在这里走完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一程。后来，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父亲终于答应把他转到条件较好的盖洛德农场疗养院，入院的时间是12月24曰。奥尼尔无奈地躺在疗养院里，充斥耳边的不是欢快的圣诞颂歌，而是撕心裂肺的咳嗽，在这样的情境中，奥尼尔的心境可想而知。幸运的是1913年6月3日，奥尼尔终于从盖洛德农场疗养院康复出来了，但是仅仅三天后，曾经把奥尼尔从死神手中救回来的朋友之一拜斯在奥尼尔曾经自杀未遂的地方——吉米神父酒店——跳楼自杀。我们可以想象，在经历了精神的苦闷、灵魂的无所归依、生命的四处飘零和肉体的难言之痛后，奥尼尔对于自由有了更深的体认和向往，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都寄希望于易卜生式的没有束缚和压抑的“高处”。其实，纵观奥尼尔凄苦的一生，他都在追求自由，有时是孤独的、偏执的自由，有时甚至要在迷梦或者痛楚中完成自我精神的卓绝。奥尼尔虽然有过至高的荣誉，但他的灵魂始终是孤独的。他笔下的人物几乎都生活在对未来的白日梦和威土忌酒中，而他自己却是在对过去的无限怀念，也是在对过去的白日梦和威士忌酒中度过。最终他的儿女和他的妻子都与他绝交，加上晚年的疾病，他就像一根在风雨之中飘摇的残烛，随时都有因为心力交瘁而熄灭的危险。除了他的剧作，没有任何人，任何事物能够真正进入他的灵魂深处，即使是陪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的卡罗塔。或许他没有精力为他躁动的心埋单，如果他再年轻二十岁或者十岁，那么他依然会向别的女人寻求他所需要的一种爱，而这种爱是无法固定的，是一种因具有诗人抑郁气质而产生的一种无归属感导致的非持久的爱，就像他的居住地一样，无论他生活的环境多么优美多么适宜，他都不可能长久地待在一个地方。他的心灵需要新鲜，需要尝试不同的境域，所以他一生到处漂泊，无以为家。他始终是一个流浪水手，他注定要扬帆启航，向着不知名的辽阔的海域义无反顾地前行。
易卜生在《布朗德》等剧作中表现出的对理想主义的执着甚至对“乌托邦”的精神依赖也让奥尼尔沉醉，因为奥尼尔是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他的儿子小尤金曾说：“表面看上去，我父亲对人生的看法是悲观的，可内里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理想主义，有一种要使世界合乎愿望的梦想……父亲不仅是我生平所了解的一个最敏感的人，而且是古往今来具有最崇高的理想主义的人。”奥尼尔不但和易卜生一样崇尚理想主义，而且他的理想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易卜生的“乌托邦”，1922年，奥尼尔在接受《美国人》杂志采访时说：“我们所能赢得的每一个胜利，永远也不可能是我们所梦想的胜利。问题在于，生活本身是毫无意义的。是梦想鼓舞着我们奋斗不息，努力不息，生活不息!所谓实现梦想，在占有这一狭义上讲，只是一种失去了活力的终结。能够完全实现的梦想，是不值得梦想的。梦想的境界越高，完全实现的可能性就愈小。但是你不应该认为既然这是一条真理，便说我们应该只梦想那种容易实现的梦想。如果一个人所追求的是一个永远也达不到的目标，这无异于预先给自己安排了失败的结局。但是他的奋斗便是他的成功!他便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意义：如果一个人的生活目标能够达到一定的高度，如果能为了具有崇高的价值的未来而和自己的内心的以及外界的敌对力量进行斗争，那么他的生活也就有了意义。这样的人物必定是悲剧性的。但是，在我看来，他绝不是令人沮丧的，而是令人振奋的!”“能够完全实现的梦想，是不值得梦想的”，这就是易卜生式的理想主义，而这段话的后半部分俨然就是在说布朗德。奥尼尔就是美国的布朗德!他们都具有这种古希腊悲剧英雄的精神，明知自己的理想无法最终实现，自己的命运已被神注定，但依然要去奋斗，尽管最终会失败，他们在奋斗与失败的过程中实现自我，就像诗人在1921年2月13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中说的一样“人在无望的奋斗中得到希望，这是莫大的精神安慰，他比任何人都更接近星空彩虹。”
奥尼尔与易卜生不但因为都追求近乎绝对的理想主义而在内在气质上存在相通性，而且他们不同的生活经历产生的相似的生命体验让这种相通性更具有了可信性。童年的易卜生过得是丰裕的生活，不但父亲的木材生意蒸蒸日上，家中常常高朋满座，而且他的两个叔叔更不简单，一个是斯基恩市市长，一个是地方法官，所以整个家族属于上流社会，在这种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易卜生自然有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但是父亲破产后，境遇急转直下，易卜生不但经历了一段物质匮乏以致当学徒以维持生计的困 顿生活，更重要的是遭受了精神上的冷落。因此他有一种对财富的向往和维持自己“精神贵族”的心理需要，海达、布朗德等就属于这种精神贵族，就像翻译家潘家洵先生所言：“‘海达·高布乐’这剧本指出了‘精神贵族’的精神破产”，而培尔·金特对世界的追逐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易卜生的心理。同样，奥尼尔不但在年轻时生活困顿，时常需要靠父亲微薄的资助过活，而且对于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人来说，更需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但是“忧郁的爱尔兰人’在美国不受当地人欢迎，并且作为专职饰演通俗人物基督山伯爵的父亲也无法给奥尼尔带来精神上的优越感。同样的切肤体验，让两位诗人在很小的时候就不约而同地把自己高贵的精神寄放在戏剧中：易卜生的父亲破产后，原来的高朋满座变成了现在的门可罗雀，所以小易卜生经常和弟妹们在家里演戏，以逃避外界的冷遇，他最拿手的就是和弟弟演“腹语戏”，一个说，一个演，非常类似于中国的双簧;奥尼尔也是如此，在没有决定成为剧作家之前，他经常在父亲的戏里跑龙套，这也为他后来的剧本创作和舞台指导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年轻时与戏剧结缘，令两位诗人的内在世界更为接近，也让后来者对前贤有了更多的内在认同感。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两者对海的依恋。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与北美洲都濒临大海，或许是温润的海风刺激了诗人的灵感。易卜生“从小便喜欢站在海岸边欣赏海景，倾听海浪的细语和吼声”，敏感细腻的易卜生在面对或柔美或雄阔的浩瀚无垠的大海时，又找到了一个诗意的想象空间，并且把这种想象内化到他的很多作品里。
做过水手和船员的奥尼尔与海的关系则更为直接和密切。1910年6月，奥尼尔以一名水手的身份，与一艘驶往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名为“查尔斯·拉辛”的三桅帆船签订了合同，此次航行耗时65天，奥尼尔干的是洗甲板、接缆绳等粗活，吃的是鳗鱼干、硬饼干等难以下咽的食物；在阿根廷游荡了大半年后，终于在1911年3月份和一艘名为“伊卡利斯”号的英国货船签约，做了水手，并得以返回纽约；同年7月奥尼尔又在驶往英国南安普顿的客轮上当了一个月的一等水手；8月，乘坐北大西洋轮船公司的“费域”号轮船返抵纽约。奥尼尔不但亲历过大海，而且他的一生在精神上都不曾离开过大海，他曾经提到过“我愿生活在雾中”，“我是雾的鬼魂，而雾又是大海的鬼魂。”这些经历无论在创作上还是在生活上都给奥尼尔以极大的影响，他的海上历程以及与水手的友谊是他终生都引以为豪的，甚至在凄楚的晚年成为他唯一的精神
寄托。奥尼尔也把自己对海的体验内浸到他的许多创作中，比如几乎所有早期的剧作。虽然二者对大海的感情不同，易卜生更多地体现了大海的无穷魅力，对她有一种神秘的向往，而奥尼尔把她当作表现“背后不可知命运”的最佳途径，是一种又爱又恨、想抛弃又无法割舍的情怀，但是这种对大海相近的内在迷恋让这两位诗人更容易产生精神上的吸引。
1890年夏天，萧伯纳在伦敦的圣·詹姆士酒店宣读了他的论文《易卜生主义的精华》，并于1891年出版了这本现代欧洲戏剧史上的著名理论著作。这为奥尼尔与易卜生这两个不甘于寂寞的灵魂于1905年的最初相遇埋下了伏笔。1905年的奥尼尔还在康涅狄格州的贝茨学校一边扮演合格学生的模样，穿戴得整整齐齐并且赢得父亲的赞誉，“尤金总是埋头于书本”；而另一边又在整日混迹于各种沙龙的哥哥吉米的引领下开始出入于百老汇。而此时的百老汇上演的大部分剧目都是哗众取宠的闹剧，是否是因为奥尼尔对这些闹剧的不满，使他要寻找理想中的戏剧形式，转而研读《易卜生主义的精华》，我们不得而知，但在这一年，萧怕纳的这本书在奥尼尔的生命中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年底，这本书上已经划满了横线，而这些横线都是令奥尼尔心悦诚服的。在这部包括前言和29篇论文在内的著作里，萧伯纳借助易卜生的作品以及自己对作品所做的分析，表达了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那就是对“真实”的渴望，对掩盖真相、粉饰现实的鞭挞。他这样表述他所看到的易卜生的真实：
凡是莎士比亚没有能做到的，易卜生都给了我们以满足。他不仅让我们看见自己，而且看见的是处于我们熟悉场面中的自己。他的台上人物的遭遇就是我们自己的遭遇。结果之一是：他的戏剧对我们来说远比莎士比亚的重要。结果之二是：他的剧本能够毫不留情地刺痛我们，也能够使我们充满兴奋的希望——希望能从虚幻想象的束缚之下逃出来——此外又使我们能够预见到将来要过更紧张、更活跃的生活。
这种“真实”在萧伯纳那里显得比莎士比亚的巧合、虚构和想象更加可贵，因为它更接近现世的生活。萧伯纳的这种理解真正把握住了易卜生主义的精髓所在。对真实生活的揭露一直是易卜生不懈的追求，是他创作的基石，也是最吸引萧伯纳的地方。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奥尼尔有一次在接受纽约《呼声》报记者采访谈到易卜生的时候也提出了与萧伯纳相似的看法“他的作品确实有些深奥，而且有时就像生活本身那样，令人感到枯燥乏味，然而却也极富于人情味，这是可以理解的。”来自生活本身的真实，是最高意义上的真实，虽然有时它可能缺乏戏剧性，因为生活有时就是平淡无奇。
奥尼尔在当时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本书对自己的将来会有多么重大的影响，只是成为他在辩论中的制胜法宝而已(奥尼尔在贝茨中学与人争论时总是要引用萧伯纳的话来驳倒对方)，但今天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次与《易卜生主义的精华》的相遇对懵懵懂懂的奥尼尔来说，无异于开启了一扇天窗，在这扇窗户里奥尼尔第一次看到了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的身影，而此后这个身影将一直萦绕在奥尼尔的心头。
1906-1907年为了悼念易卜生，美国百老汇上演了由著名女演员纳西莫娃主演的《玩偶之家》《海达·高布乐》和《建筑师》等剧。这一次直观的艺术冲击深深地打动了奥尼尔，萧伯纳笔下抽象含混的易卜生此时变得鲜活生动起来。年轻的奥尼尔对其戏剧的上演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不仅几乎看了所有的演出，而且对于《海达·高布乐》更是情有独钟，竟然连续看了10场，并且奥尼尔整年都在谈论易卜生。数年后诗人依然清晰地记得这次精神上的遭遇：“那次经历给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戏剧世界。它第一次给了我蕴藏真理的现代戏剧的概念。”从中不难看出这次对易卜生的直观感受在奥尼尔的戏剧道路上所起的作用。戏剧理论与舞台表演的双重冲击让年轻的奥尼尔对易卜生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和认可，但是能够让他情不自禁地把易卜生当成知己，甚至是精神上的导师则还需要后者内在气质对他的吸引，直到奥尼尔在易卜生的戏剧世界里看到自己超越时空的存在。
易卜生戏剧中表现的主题或者说表达的思想是和作者个人的生活经历与周遭的社会历史环境相契合的。诗人于1828年3月20日出生在当时挪威首都克里斯替阿尼遏南部封闭的小城斯基恩，当时的挪威虽然在1814年摆脱丹麦控制，但被迫与瑞典合并为“联合王国”，实际上受瑞典控制：易卜生仅仅过了8年的幸福时光，1836年父亲经营的木材生意破产，他便开始尝尽人生百味；1843年，年仅15岁的易卜生告别亲人到格利姆斯达药房当学徒以维持生计；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激发了挪威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热情，年轻的诗人为此热血沸腾；1864年普奥联军进攻丹麦，挪威拒不出兵导致丹麦失败，诗人怒而出走罗马和德累斯顿；1887年挪威成立了社会民主党，迈出了民族独立更坚实的一步；1891年在外漂泊了27年的诗人最终回到自己的祖国定居，1905年也就是诗人逝世前一年，挪威独立。从上面几个关键的时间点我们可以看出，诗人的一生是在挪威、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甚至整个欧洲的风云激荡中、在自己的祖国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度过的。早期弥漫着浪漫色彩的历史剧中对英雄的推崇，中期充满批评精神的社会问题剧中对挪威社会的无情揭露与嘲讽，后期神秘色彩渐浓的象征主义戏剧中对内心的剖析，都与易卜生的上述经历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氛围里，易卜生剧作中出现了几个最常见的主题：对自由的向往、“向高处走”的渴望和理想主义的慰藉甚至有些虚无的“乌托邦”思想。而对早期奥尼尔影响甚巨的易卜生剧作除了在百老汇上演的《玩偶之家》《海达·高布乐》和《建筑师》等剧外，还有他在1914年9月进入哈佛大学英语系第47班后研读的《布朗德》和《培尔·金特》，该班由能“帮助我们对将来怀抱希望”的乔治·皮尔斯-贝克教授执掌教鞭。在这几部剧作中，就有上述主题的集中体现。《玩偶之家》《建筑师》《布朗德》等剧作给予年轻奥尼尔的直接冲击就是主人公渴望超越自我、向自由的高处走的精神，那么这种精神为何能 在奥尼尔的精神世界里掀起波澜呢?
当奥尼尔于1888年10月16日在百老汇大街拐角处的小旅馆里降生时，他的母亲玛丽因为难产疼痛难忍，小气的父亲詹姆斯请来的庸医竟然用大量吗啡为其止痛，结果玛丽从此染上毒瘾，终生受此折磨。这件事情让奥尼尔从小就怀有深深的内疚，认为自己应该对母亲的毒瘾负责，这令他极度的精神苦闷。然而让奥尼尔苦闷和沮丧的并非只有此事。1907年奥尼尔从普林斯顿大学肄业，其中缘由众说纷纭，就连诗人自己的解释也前后矛盾，对于一名爱尔兰后裔，无法顺利完成学业让整个家庭都感到失落。接下来奥尼尔突然陷入情网，但是女方来自非基督教家庭，双方父母均不同意，可是年轻的奥尼尔并不愿受到任何的约束与限制。他在1909年10月2日与已经怀孕的凯思琳·詹金斯在新泽西州霍博肯城的“格瑞那格林”村秘密结婚。或许这桩没有得到双方父母同意的婚姻从开始就注定了忧伤的结局，新婚刚过两周奥尼尔便在父亲的安排下怀揣着发财梦前往洪都拉斯淘金。淘金路上几多坎坷，在那里不得不忍受蚊虫跳蚤的叮咬，不得不吃一成不变的炒饭，甚至有时要以蜥蜴、野猪为食，在和史蒂文斯夫妇一起度过了难熬的6个月后，奥尼尔对这片荒原彻底绝望。这一次艰辛的探险之旅以奥尼尔到美国驻洪都拉斯领事馆寻求帮助而落寞回国告终。在奥尼尔回到美国的前几周他的第一个儿子小尤金出世了，然而此时的他身无分文，只有抱着自己的儿子黯然流泪。接下来的一年多，失意的奥尼尔当水手、做船员，在四处漂泊中度过，最后对世界感到绝望的他想在吉米神父酒店里服用大量安眠药草草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似乎奥尼尔早已抛弃的上帝并没有同样地抛弃他，他被朋友们及时送到医院，抢救了过来。奥尾尔之所以摒弃了对上帝的信仰,是因为自责的他每天都在为深陷毒瘾的母亲向上帝祈祷，祈求万能的主治愈母亲的痛苦，但是他发现无论他多么虔诚，神依然无动于衷，他的母亲有苦依旧。于是他考试怀疑神的存在，并随之抛弃了基督。抛弃了主以后，奥尼尔出现了信仰的危机，他开始相信尼采“上帝死了”的说法，于是他对人生感到迷惘，以往能够找出究竟是什么神秘的力量在驾驭整个世界。1912年，奥尼尔在经历了自杀、离婚之后，又因肺结核必须要住院治疗。因为父亲的吝啬，奥尼尔开始被送进了条件极为简陋的康涅狄格州费尔菲德肺病疗养院，很多结核病人都在这里走完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一程。后来，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父亲终于答应把他转到条件较好的盖洛德农场疗养院，入院的时间是12月24曰。奥尼尔无奈地躺在疗养院里，充斥耳边的不是欢快的圣诞颂歌，而是撕心裂肺的咳嗽，在这样的情境中，奥尼尔的心境可想而知。幸运的是1913年6月3日，奥尼尔终于从盖洛德农场疗养院康复出来了，但是仅仅三天后，曾经把奥尼尔从死神手中救回来的朋友之一拜斯在奥尼尔曾经自杀未遂的地方——吉米神父酒店——跳楼自杀。我们可以想象，在经历了精神的苦闷、灵魂的无所归依、生命的四处飘零和肉体的难言之痛后，奥尼尔对于自由有了更深的体认和向往，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都寄希望于易卜生式的没有束缚和压抑的“高处”。其实，纵观奥尼尔凄苦的一生，他都在追求自由，有时是孤独的、偏执的自由，有时甚至要在迷梦或者痛楚中完成自我精神的卓绝。奥尼尔虽然有过至高的荣誉，但他的灵魂始终是孤独的。他笔下的人物几乎都生活在对未来的白日梦和威土忌酒中，而他自己却是在对过去的无限怀念，也是在对过去的白日梦和威士忌酒中度过。最终他的儿女和他的妻子都与他绝交，加上晚年的疾病，他就像一根在风雨之中飘摇的残烛，随时都有因为心力交瘁而熄灭的危险。除了他的剧作，没有任何人，任何事物能够真正进入他的灵魂深处，即使是陪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的卡罗塔。或许他没有精力为他躁动的心埋单，如果他再年轻二十岁或者十岁，那么他依然会向别的女人寻求他所需要的一种爱，而这种爱是无法固定的，是一种因具有诗人抑郁气质而产生的一种无归属感导致的非持久的爱，就像他的居住地一样，无论他生活的环境多么优美多么适宜，他都不可能长久地待在一个地方。他的心灵需要新鲜，需要尝试不同的境域，所以他一生到处漂泊，无以为家。他始终是一个流浪水手，他注定要扬帆启航，向着不知名的辽阔的海域义无反顾地前行。
易卜生在《布朗德》等剧作中表现出的对理想主义的执着甚至对“乌托邦”的精神依赖也让奥尼尔沉醉，因为奥尼尔是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他的儿子小尤金曾说：“表面看上去，我父亲对人生的看法是悲观的，可内里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理想主义，有一种要使世界合乎愿望的梦想……父亲不仅是我生平所了解的一个最敏感的人，而且是古往今来具有最崇高的理想主义的人。”奥尼尔不但和易卜生一样崇尚理想主义，而且他的理想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易卜生的“乌托邦”，1922年，奥尼尔在接受《美国人》杂志采访时说：“我们所能赢得的每一个胜利，永远也不可能是我们所梦想的胜利。问题在于，生活本身是毫无意义的。是梦想鼓舞着我们奋斗不息，努力不息，生活不息!所谓实现梦想，在占有这一狭义上讲，只是一种失去了活力的终结。能够完全实现的梦想，是不值得梦想的。梦想的境界越高，完全实现的可能性就愈小。但是你不应该认为既然这是一条真理，便说我们应该只梦想那种容易实现的梦想。如果一个人所追求的是一个永远也达不到的目标，这无异于预先给自己安排了失败的结局。但是他的奋斗便是他的成功!他便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意义：如果一个人的生活目标能够达到一定的高度，如果能为了具有崇高的价值的未来而和自己的内心的以及外界的敌对力量进行斗争，那么他的生活也就有了意义。这样的人物必定是悲剧性的。但是，在我看来，他绝不是令人沮丧的，而是令人振奋的!”“能够完全实现的梦想，是不值得梦想的”，这就是易卜生式的理想主义，而这段话的后半部分俨然就是在说布朗德。奥尼尔就是美国的布朗德!他们都具有这种古希腊悲剧英雄的精神，明知自己的理想无法最终实现，自己的命运已被神注定，但依然要去奋斗，尽管最终会失败，他们在奋斗与失败的过程中实现自我，就像诗人在1921年2月13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中说的一样“人在无望的奋斗中得到希望，这是莫大的精神安慰，他比任何人都更接近星空彩虹。”
奥尼尔与易卜生不但因为都追求近乎绝对的理想主义而在内在气质上存在相通性，而且他们不同的生活经历产生的相似的生命体验让这种相通性更具有了可信性。童年的易卜生过得是丰裕的生活，不但父亲的木材生意蒸蒸日上，家中常常高朋满座，而且他的两个叔叔更不简单，一个是斯基恩市市长，一个是地方法官，所以整个家族属于上流社会，在这种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易卜生自然有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但是父亲破产后，境遇急转直下，易卜生不但经历了一段物质匮乏以致当学徒以维持生计的困 顿生活，更重要的是遭受了精神上的冷落。因此他有一种对财富的向往和维持自己“精神贵族”的心理需要，海达、布朗德等就属于这种精神贵族，就像翻译家潘家洵先生所言：“‘海达·高布乐’这剧本指出了‘精神贵族’的精神破产”，而培尔·金特对世界的追逐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易卜生的心理。同样，奥尼尔不但在年轻时生活困顿，时常需要靠父亲微薄的资助过活，而且对于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人来说，更需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但是“忧郁的爱尔兰人’在美国不受当地人欢迎，并且作为专职饰演通俗人物基督山伯爵的父亲也无法给奥尼尔带来精神上的优越感。同样的切肤体验，让两位诗人在很小的时候就不约而同地把自己高贵的精神寄放在戏剧中：易卜生的父亲破产后，原来的高朋满座变成了现在的门可罗雀，所以小易卜生经常和弟妹们在家里演戏，以逃避外界的冷遇，他最拿手的就是和弟弟演“腹语戏”，一个说，一个演，非常类似于中国的双簧;奥尼尔也是如此，在没有决定成为剧作家之前，他经常在父亲的戏里跑龙套，这也为他后来的剧本创作和舞台指导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年轻时与戏剧结缘，令两位诗人的内在世界更为接近，也让后来者对前贤有了更多的内在认同感。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两者对海的依恋。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与北美洲都濒临大海，或许是温润的海风刺激了诗人的灵感。易卜生“从小便喜欢站在海岸边欣赏海景，倾听海浪的细语和吼声”，敏感细腻的易卜生在面对或柔美或雄阔的浩瀚无垠的大海时，又找到了一个诗意的想象空间，并且把这种想象内化到他的很多作品里。
做过水手和船员的奥尼尔与海的关系则更为直接和密切。1910年6月，奥尼尔以一名水手的身份，与一艘驶往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名为“查尔斯·拉辛”的三桅帆船签订了合同，此次航行耗时65天，奥尼尔干的是洗甲板、接缆绳等粗活，吃的是鳗鱼干、硬饼干等难以下咽的食物；在阿根廷游荡了大半年后，终于在1911年3月份和一艘名为“伊卡利斯”号的英国货船签约，做了水手，并得以返回纽约；同年7月奥尼尔又在驶往英国南安普顿的客轮上当了一个月的一等水手；8月，乘坐北大西洋轮船公司的“费域”号轮船返抵纽约。奥尼尔不但亲历过大海，而且他的一生在精神上都不曾离开过大海，他曾经提到过“我愿生活在雾中”，“我是雾的鬼魂，而雾又是大海的鬼魂。”这些经历无论在创作上还是在生活上都给奥尼尔以极大的影响，他的海上历程以及与水手的友谊是他终生都引以为豪的，甚至在凄楚的晚年成为他唯一的精神
寄托。奥尼尔也把自己对海的体验内浸到他的许多创作中，比如几乎所有早期的剧作。虽然二者对大海的感情不同，易卜生更多地体现了大海的无穷魅力，对她有一种神秘的向往，而奥尼尔把她当作表现“背后不可知命运”的最佳途径，是一种又爱又恨、想抛弃又无法割舍的情怀，但是这种对大海相近的内在迷恋让这两位诗人更容易产生精神上的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