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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8岁的萧汉强，原地质矿产部南沙勘察办公室主任、国土资源部海洋办副主任，看到“海洋石油981”的消息总会心跳加速。
20年前，他曾向国务院提出在南沙勘探打井。如今，在强大的海洋装备支持下，这个愿望终于开始实现。
回顾并不漫长的中国海洋油气开发历史，一系列几乎未被国人知晓的装备，曾经奠定了中国人维护海洋权益的基础。
如今，以更坚定的高层决心为后盾，海洋工程装备正在为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贡献更多力量。
第一次探入外海海底
时间回到1977年底，“十年浩劫”接近尾声。原地质矿产部联合原石油工业部等，打算组织一次南沙勘查。
报告一度被批准，海洋调查船、测量船以及测量仪器准备齐全，正要出发，一封上级信件疾驰而至。
虽然已过去30多年，萧汉强仍然清晰记得这封信的内容：南沙即使有资源，我们也开采不了，建议不要去了。
此次勘查随即取消。
有关领导对装备缺乏信心，毕竟那是中国海洋工程装备刚刚起步的岁月。
新中国的海洋油气资源勘查长期是一张白纸，仅在1958年开展过一次海上地震试验。
当时以北京地质学院地球物理教研室教师刘光鼎为领队，中国科学院海洋所、地球物理研究所、地质部物探局、石油工业部及其石油科学研究所、北京地质学院等青年科学家，组成中国第一支海上地震队，借鉴陆地地球物理勘探方法，将炸药包投向大海，第一次记录下人工激发的地震波穿过海水、透过海底表层的反射信号，迈出了中国认识海洋深处的第一步。
到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公布了在中国东海的一系列勘查成果。高层领导由此意识到开发海洋工程装备的重要性。国务院最终决定改装、建造和进口钻井船各一条。
刘光鼎等人受命在上海参与成立“627工程”筹备组，即后来的上海海洋地质调查局，之后还成立了第三海洋地质调查大队，作为专业海上钻井队伍。
刘光鼎本人则任上海海洋地质调查局副总工程师。
这位地球物理学家、海洋能源开发专家、中科院院士向本刊记者回忆说，早期的海洋勘探、勘查十分困难。由于美国和苏联都对中国封锁，无法从国外购买先进仪器，只能自己想办法，比如把陆地地震仪改装为海洋用设备，“今天看水平确实很低，但总是一个创新、一个开始。”
最终，中国人决定用交通部提供的两条3000吨级旧货轮拼装成一条钻探船。
“就是将两条船平行，焊接钢板固定后，在中间架上一台陆地钻机，建成后叫‘勘探一号’。”萧汉强说，
1974年“勘探一号”正式服役，虽然只能在水深90米以内的海域工作，6年中还是在南黄海区域钻出7口油井。
特别是1974年6月，它在黄海开钻，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外海进行海洋钻探。
但是受到建造和设计水平的限制，该船平衡能力较差，无法承受稍大的风浪。加上服役不久船体就严重变形，以及受到腐蚀等问题的干扰，“勘探一号”很快就退役报废了。
用几千万美元认识南海
在这段时间，原国家计委也打算从国外引进海上钻井平台，经过调研国际市场后，得知每个平台价格约为四五千万美元。
通过华侨介绍，一个新加坡船厂老板答应帮助中国制造钻井平台，“他也没有技术，雇美国人帮他设计，还从世界市场上买了钻机。”
这个产品就是后来的“勘探二号”。
几千万美元的数额在当时的中国几乎难以想象，“当时的广交会上，一个用玉石雕刻的鸡蛋那么大的鸳鸯，才卖1美元。”萧汉强说，而当时粮食的价格只有七八分钱一斤，鸡蛋大约4分钱一个。
相对于拼装的“勘探一号”，由美国技术制造出来的“勘探二号”显然更加先进。这是一座自升式钻井装置，虽然作业水深仍然不超过100米，但已经可以在东海区域较大风浪的条件下作业，于1977年春末到达珠江口万山锚地开始服役。
此后两年，“勘探二号”一直在南海珠江口盆地作业，共钻井7口，并打出了珠江口盆地第一口工业油气井“珠海五井”。
在珠江口盆地的钻探，为后来中国与国外合作开发这一区域的谈判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1980年之后，“勘探二号”自南海北上，在东海开钻“龙井一井”。
当时在钻进过程中发现多个地层含有油气，但即将突破3500米时发生故障不得不结束。这也是中国在东海完成的第一口井，至今仍在工作。
1981年夏天，“勘探二号”完成井深4200多米的“龙井二井”，1983年完成井深4600多米的“平湖一井”，这是中国在东海油气勘探的第一个重大突破，奠定了平湖油气田的基础。它一直在东海服役，直到1992年退役。
壮志未酬的“勘探四号”
“如果我们自己有更好的钻探船，就可以更准确地评价海里的油气田。”萧汉强说，有了“勘探一号”和“勘探二号”的经验，中国决定自己建造钻井平台，也就是2.5代的半潜式钻井平台“勘探三号”。
经历约10年的努力后，该平台终于在1984年交付使用。在吸取“勘探一号”以及“勘探二号”的经验教训后，“勘探三号”当时达到国际上同类型半潛式钻井平台的水平，并拿到了中国船级社和美国船级社的入级证书。
在萧汉强眼里，造价1.5亿元人民币的“勘探三号”，不仅承担了到东海进一步勘探的任务，还为去南海勘探做好了准备。
为了进一步勘探开发海洋油气资源，上世纪90年代，原地质矿产部向国务院报告，希望购买更先进的钻井平台。
这份报告被批准，并获得超过10亿元人民币的经费。随后，上海海洋地质调查局向美国西方海洋有限公司购买了后被命名为“勘探四号”的半潜式钻井平台。
“勘探四号”由新加坡一家造船厂建造，自带助推器，工作水深达到600米。 据萧汉强介绍，购买“勘探四号”后，他们在南沙区域选好了井位，但一直没有得到开钻的批准。“从1995年往后我们变换了十几个井位，但一直没有获得批准。”
“勘探四号”于是一直停留在挪威海域，再后来划归中国石化集团用于出租经营。
如果从原地质矿产部在1970年开始筹备海上钻探算起，到2000年，其间30年的中国海上钻探，被业界称为“惨淡经营、艰苦创业”。
虽然钻井平台一度有所突破，但其他配套装备、船只几乎一片空白。
刘光鼎回忆说，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有一家美国企业将船开到珠江口推销仪器，中国的科研人员才发现差距巨大。
他曾到法国购买了一条正在维修的地震勘探船，也就是“奋斗七号”，“主要是看中了他们船上的设备仪器，包括地震检测仪器，包括炸药等，都拿来研究。”这条船买来后再去曾经勘查过的海域进行测量，数据差异巨大。
刘光鼎说，包括意识在内，很多基础的问题不解决，不仅影响油气勘探，甚至也会影响国防。
中国油气的出路在二次创业
2001年8月17日，刘光鼎给国务院领导写了一份关于中国油气资源第二次创业的报告。
这份报告的背景是：1993年成为石油进口国后，中国的石油消费年均递增6.7%，而同期国内石油生产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6%。
就在1993年，中国进口石油3000万吨，其后能源成为国家经济建设持续发展的瓶颈。
而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中国曾完成了油气资源的第一次创业，使原油年产量达1.67亿吨，天然气产量达241亿立方米，分别位居世界第五位和第十五位。
另一方面，虽然上世纪末预测的石油、天然气资源量都很大，其中石油940亿吨，却只探明了22%；天然气38万亿立方米，仅找到了7%。中国油气的出路在二次创业。
刘光鼎认为，除了陆上油气资源可以采用新理论，海洋将成为中国能源二次创业的基础。
此报告发出十天后，就得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的批示。
此后，一系列围绕深海开发的课题、项目在多个部委立项，包括为南海勘探定制的“海洋石油981”。
不过，在萧汉强看来，之所以造成目前周边国家掠夺南海资源、侵占南海岛屿、“小国欺负大国”的尴尬局面，原因首先仍是中国人海洋意识的淡薄，“没有充分认识到海洋对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
直接后果就是忽视海洋权益，当然也就忽视了海洋装备的发展，“包括当时一些系统内的干部，也认为我们国家根本顾不上这些事情。”萧汉强说。
刘光鼎耿耿于怀的则是，“文革”结束后，他曾给上级写信，认为虽然简陋、落后，但毕竟有了船和基本设备，可以到南沙、曾母暗沙去勘察，结果没有得到支持。
“如果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能挺近南海，进军东海，并堅持下来，今天肯定是另一番局面。”萧汉强说，“周边国家已经在南海开采了12亿吨以上的油气，那里有我们的资源。”
几十年后的今天，看到“海洋石油981”终于“钉”在西沙，萧汉强很欣慰。他说，这是几代人的梦想。
（本文参考了《海上钻探三十年》（《探矿工程》1999）等公开资料）
20年前，他曾向国务院提出在南沙勘探打井。如今，在强大的海洋装备支持下，这个愿望终于开始实现。
回顾并不漫长的中国海洋油气开发历史，一系列几乎未被国人知晓的装备，曾经奠定了中国人维护海洋权益的基础。
如今，以更坚定的高层决心为后盾，海洋工程装备正在为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贡献更多力量。
第一次探入外海海底
时间回到1977年底，“十年浩劫”接近尾声。原地质矿产部联合原石油工业部等，打算组织一次南沙勘查。
报告一度被批准，海洋调查船、测量船以及测量仪器准备齐全，正要出发，一封上级信件疾驰而至。
虽然已过去30多年，萧汉强仍然清晰记得这封信的内容：南沙即使有资源，我们也开采不了，建议不要去了。
此次勘查随即取消。
有关领导对装备缺乏信心，毕竟那是中国海洋工程装备刚刚起步的岁月。
新中国的海洋油气资源勘查长期是一张白纸，仅在1958年开展过一次海上地震试验。
当时以北京地质学院地球物理教研室教师刘光鼎为领队，中国科学院海洋所、地球物理研究所、地质部物探局、石油工业部及其石油科学研究所、北京地质学院等青年科学家，组成中国第一支海上地震队，借鉴陆地地球物理勘探方法，将炸药包投向大海，第一次记录下人工激发的地震波穿过海水、透过海底表层的反射信号，迈出了中国认识海洋深处的第一步。
到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公布了在中国东海的一系列勘查成果。高层领导由此意识到开发海洋工程装备的重要性。国务院最终决定改装、建造和进口钻井船各一条。
刘光鼎等人受命在上海参与成立“627工程”筹备组，即后来的上海海洋地质调查局，之后还成立了第三海洋地质调查大队，作为专业海上钻井队伍。
刘光鼎本人则任上海海洋地质调查局副总工程师。
这位地球物理学家、海洋能源开发专家、中科院院士向本刊记者回忆说，早期的海洋勘探、勘查十分困难。由于美国和苏联都对中国封锁，无法从国外购买先进仪器，只能自己想办法，比如把陆地地震仪改装为海洋用设备，“今天看水平确实很低，但总是一个创新、一个开始。”
最终，中国人决定用交通部提供的两条3000吨级旧货轮拼装成一条钻探船。
“就是将两条船平行，焊接钢板固定后，在中间架上一台陆地钻机，建成后叫‘勘探一号’。”萧汉强说，
1974年“勘探一号”正式服役，虽然只能在水深90米以内的海域工作，6年中还是在南黄海区域钻出7口油井。
特别是1974年6月，它在黄海开钻，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外海进行海洋钻探。
但是受到建造和设计水平的限制，该船平衡能力较差，无法承受稍大的风浪。加上服役不久船体就严重变形，以及受到腐蚀等问题的干扰，“勘探一号”很快就退役报废了。
用几千万美元认识南海
在这段时间，原国家计委也打算从国外引进海上钻井平台，经过调研国际市场后，得知每个平台价格约为四五千万美元。
通过华侨介绍，一个新加坡船厂老板答应帮助中国制造钻井平台，“他也没有技术，雇美国人帮他设计，还从世界市场上买了钻机。”
这个产品就是后来的“勘探二号”。
几千万美元的数额在当时的中国几乎难以想象，“当时的广交会上，一个用玉石雕刻的鸡蛋那么大的鸳鸯，才卖1美元。”萧汉强说，而当时粮食的价格只有七八分钱一斤，鸡蛋大约4分钱一个。
相对于拼装的“勘探一号”，由美国技术制造出来的“勘探二号”显然更加先进。这是一座自升式钻井装置，虽然作业水深仍然不超过100米，但已经可以在东海区域较大风浪的条件下作业，于1977年春末到达珠江口万山锚地开始服役。
此后两年，“勘探二号”一直在南海珠江口盆地作业，共钻井7口，并打出了珠江口盆地第一口工业油气井“珠海五井”。
在珠江口盆地的钻探，为后来中国与国外合作开发这一区域的谈判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1980年之后，“勘探二号”自南海北上，在东海开钻“龙井一井”。
当时在钻进过程中发现多个地层含有油气，但即将突破3500米时发生故障不得不结束。这也是中国在东海完成的第一口井，至今仍在工作。
1981年夏天，“勘探二号”完成井深4200多米的“龙井二井”，1983年完成井深4600多米的“平湖一井”，这是中国在东海油气勘探的第一个重大突破，奠定了平湖油气田的基础。它一直在东海服役，直到1992年退役。
壮志未酬的“勘探四号”
“如果我们自己有更好的钻探船，就可以更准确地评价海里的油气田。”萧汉强说，有了“勘探一号”和“勘探二号”的经验，中国决定自己建造钻井平台，也就是2.5代的半潜式钻井平台“勘探三号”。
经历约10年的努力后，该平台终于在1984年交付使用。在吸取“勘探一号”以及“勘探二号”的经验教训后，“勘探三号”当时达到国际上同类型半潛式钻井平台的水平，并拿到了中国船级社和美国船级社的入级证书。
在萧汉强眼里，造价1.5亿元人民币的“勘探三号”，不仅承担了到东海进一步勘探的任务，还为去南海勘探做好了准备。
为了进一步勘探开发海洋油气资源，上世纪90年代，原地质矿产部向国务院报告，希望购买更先进的钻井平台。
这份报告被批准，并获得超过10亿元人民币的经费。随后，上海海洋地质调查局向美国西方海洋有限公司购买了后被命名为“勘探四号”的半潜式钻井平台。
“勘探四号”由新加坡一家造船厂建造，自带助推器，工作水深达到600米。 据萧汉强介绍，购买“勘探四号”后，他们在南沙区域选好了井位，但一直没有得到开钻的批准。“从1995年往后我们变换了十几个井位，但一直没有获得批准。”
“勘探四号”于是一直停留在挪威海域，再后来划归中国石化集团用于出租经营。
如果从原地质矿产部在1970年开始筹备海上钻探算起，到2000年，其间30年的中国海上钻探，被业界称为“惨淡经营、艰苦创业”。
虽然钻井平台一度有所突破，但其他配套装备、船只几乎一片空白。
刘光鼎回忆说，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有一家美国企业将船开到珠江口推销仪器，中国的科研人员才发现差距巨大。
他曾到法国购买了一条正在维修的地震勘探船，也就是“奋斗七号”，“主要是看中了他们船上的设备仪器，包括地震检测仪器，包括炸药等，都拿来研究。”这条船买来后再去曾经勘查过的海域进行测量，数据差异巨大。
刘光鼎说，包括意识在内，很多基础的问题不解决，不仅影响油气勘探，甚至也会影响国防。
中国油气的出路在二次创业
2001年8月17日，刘光鼎给国务院领导写了一份关于中国油气资源第二次创业的报告。
这份报告的背景是：1993年成为石油进口国后，中国的石油消费年均递增6.7%，而同期国内石油生产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6%。
就在1993年，中国进口石油3000万吨，其后能源成为国家经济建设持续发展的瓶颈。
而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中国曾完成了油气资源的第一次创业，使原油年产量达1.67亿吨，天然气产量达241亿立方米，分别位居世界第五位和第十五位。
另一方面，虽然上世纪末预测的石油、天然气资源量都很大，其中石油940亿吨，却只探明了22%；天然气38万亿立方米，仅找到了7%。中国油气的出路在二次创业。
刘光鼎认为，除了陆上油气资源可以采用新理论，海洋将成为中国能源二次创业的基础。
此报告发出十天后，就得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的批示。
此后，一系列围绕深海开发的课题、项目在多个部委立项，包括为南海勘探定制的“海洋石油981”。
不过，在萧汉强看来，之所以造成目前周边国家掠夺南海资源、侵占南海岛屿、“小国欺负大国”的尴尬局面，原因首先仍是中国人海洋意识的淡薄，“没有充分认识到海洋对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
直接后果就是忽视海洋权益，当然也就忽视了海洋装备的发展，“包括当时一些系统内的干部，也认为我们国家根本顾不上这些事情。”萧汉强说。
刘光鼎耿耿于怀的则是，“文革”结束后，他曾给上级写信，认为虽然简陋、落后，但毕竟有了船和基本设备，可以到南沙、曾母暗沙去勘察，结果没有得到支持。
“如果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能挺近南海，进军东海，并堅持下来，今天肯定是另一番局面。”萧汉强说，“周边国家已经在南海开采了12亿吨以上的油气，那里有我们的资源。”
几十年后的今天，看到“海洋石油981”终于“钉”在西沙，萧汉强很欣慰。他说，这是几代人的梦想。
（本文参考了《海上钻探三十年》（《探矿工程》1999）等公开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