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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影》以质朴细腻的文笔展现了与众不同的父子关系。季羡林说：“《背影》表现的就正是三纲之一的父子这一纲的真精神。”旧式父子关系往往如《红楼梦》中贾政与贾宝玉一样，父要么不苟言笑，要么庭训笞杖，子要么垂首谨言，要么趋庭受教。《背影》中的父子关系不是父严子讷的，而是父慈子顺、授受温厚的。钩沉朱自清的父子关系，作为儿子的他，与父亲的冲突与和解已为人所知，然而此前此后的研究颇少;作为父亲的他，与子女的关系更是鲜有问津。
朱家几代都是地方官吏，家境殷实，家风颇好。朱父朱鸿钧，字小坡，生于1869年，为人诚朴，为官廉直，待人谦恭，待子严慈相济，共育四子，长子自华（即朱自清），次子物华，三子国华，幺女玉华。朱自清有两任妻子，九个子女。与第一任妻子武钟谦育六子，1918年长子迈先生于扬州，即《儿女》中“阿九”;1921年长女采芷生于杭州，即《儿女》中“阿菜”;1923年次女逖先生于温州，即《儿女》中“转儿”;1925年次子闰生生于白马湖，即《荷塘月色》中“闰儿”;1928年三女效武生于北京，即《儿女》中“阿毛”;1929年三子六儿生于北平。1930年11月武钟谦病逝。1932年与第二任妻子陈竹隐结为伉俪，1933年四子乔森生于北平，1935年五子思俞生于北平，1940年四女蓉隽生于成都。
朱父是旧式知识分子，封建伦理观念根深蒂固;朱自清受私塾与新式教育，新、旧文化对他都有影响;朱自清的子女完全接受新式教育。三代人具有“旧——新旧结合——新”的身份特征。考察三代人命运变迁，从朱的视角看，父子关系有两个走向：与父亲是“温馨——冲突——和解——牵挂”关系，与子女是“冲突——牵挂”关系。
旧式知识分子往往学着父亲做父亲，处理亲情关系遵循三纲五常、父为子纲的思想，讲究尊卑关系，板正庄重，鲜少亲昵。朱父对于长子朱自清寄予厚望，庭训、送私塾、送新式学校。爱之深，责之切，常亲领课读、检查课业，若见儿子作文得到老师好评便暗自欣喜，若见责备之语则埋怨动怒，甚至把文章投炉烧掉。
不过，朱父亦有受挫徘徊时。辛亥革命后，有军阀以“协饷”为名勒索钱财，朱自清祖父捐出大半家财，心力交瘁，不堪而卒，朱家中落。朱父惊惧交加，办完丧事亦累倒，得了伤寒，遂辞差，假史公祠養病。在四个月中，朱自清日日探望，持汤沃灌。父子温情可见一斑。
朱自清笔下，儿时的父子关系温馨感人。《扬州的夏日》道“小时候常跟了父亲去，在船里听了谋得利洋行的唱片”;《南京》道“民国五年父亲带我去看过，父亲曾经办过江南闱差，熟悉考场的情形，说来头头是道”;《买书》道“一件紫毛（猫皮）水猫领大氅……父亲给做这件衣服，可很费了点张罗”;《关于写作问答》道“写过一篇《龙钟人语》，大概是个侠客的故事，父亲讲给我听的”;《冬天》铺展了哥儿三人与父亲在热气氤氲的汤锅边围炉吃豆腐的场景。
父子关系如此温馨，原因有二：一是境况平顺，朱家虽家道中落，但家底尚存，维持体面的生活不成问题;二是心境和顺，幸福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他在《“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中写道：“我们对于过去的自己，大都像嚼橄榄一样，总有些儿甜的。我们依着时光老人的引导，一步步去温寻已失的自己;这走的便是‘忆之路’。在‘忆之路’上，愈走得远，愈是有味;因苦味已蒸散而甜味却还留着的缘故。最远的地方是‘儿时’，在那里只有一味极淡极淡的甜;所以许多人都惦记着那里。”回忆的诗化将往事过滤得只剩美好。
迨及青年，朱自清初为人父，与子女关系则是另一番滋味。《儿女》详述了子女给他带来的一地鸡毛：饭前潮水般的奔跑、催逼、抢夺，自己不得不调停、斥责、拍打;饭中的比较、争抢、哭闹，自己耐不住性子照例暴躁征服;游戏时的争执、诉苦、哭叫，自己看书作文的分心、烦闷。他说“我们家真是成日的千军万马呀！有时是不但成日，连夜里也有兵马在进行着，在有吃乳或生病的孩子的时候”，甚至写信向叶圣陶倾诉“孩子们的折磨，实在无法奈何;有时竟觉着还是自杀的好”，可见父子冲突之激烈。后来他悔道：“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日子，真苦了两个孩子;真是难以宽宥的种种暴行呢。”自己虽受文明教育，可待子女“仍旧按照古老的传统，在野蛮地对付着，和普通的父亲一样”。随年龄的增加，心境会变化，“近来是中年的人了，才渐渐觉得自己的残酷”，并忏悔“我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强，做父亲更是不成”，甚至哭了一场，“我为什么不像父亲的仁慈？我不该忘记，父亲怎样待我们来着”。
朱自清为何没能像父亲那样做父亲？他自己说：“我结婚那一年，才十九岁。二十一岁，有了阿九;二十三岁，又有了阿菜。那时我正像一匹野马，哪能容忍这些累赘的鞍鞯、辔头和缰绳？摆脱也知是不行的，但不自觉地时时在摆脱着。”比较朱自清与鲁迅，前者早年得子，为文细腻轻柔，对孩子则简单粗暴;后者中年得子，为文尖辣犀利，对孩子则轻风细雨。
除了年纪轻、性子躁、没有经验，更因为他的境况。这就不得不说他与父亲的关系。青年朱自清与父亲关系走向冲突。1917年朱父因纳妾风波闹得沸反盈天，终被撤差，又亏空资财，典卖家当才摆平，祖母不堪变故辞世。朱自清回家奔丧对父已是不满，《背影》透露他的拒绝和不屑：“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以年龄说明父亲是不被需要的;“我再三回劝他不必去”，不给父亲亲近的机会;“总觉得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要自己插嘴不可”，不屑于父亲的琐屑并且“暗笑他的迂”。北大读书期间，得知妻与家人不睦，甚是不快，《给亡妇》道：“你在我家受了许多气，又因我家的缘故受你家里的气。”毕业后他要负担家庭经济，但在承担多少、有没有限度、他有无独立支配权等问题上与父多次发生龃龉。1921年回母校省立八中教书，也曾因家庭纠葛赌气出走，父亲凭借与校长私交直接将其月薪取走，导致他愤然外出执教。父子从此失和。冬天他又接出妻儿，将自己的小家庭从父亲的大家庭中拖拽而出。1922年暑假欲缓解矛盾，带妻儿归扬州，却遭父亲冷遇，愈发无趣，《毁灭》中说这是“败家的凶残”、“骨肉间的仇恨”，并向俞平伯倾诉“暑假中在家，和种种铁颜的事实接触之后，更觉颓废不下去，于是便决定了我的刹那主义”。1923年发表小说《笑的历史》，近乎写实般外扬家丑：妻子像《聊斋志异》中的婴宁一样受拘，过着“恒值姑嫜怨”的生活，父母辈索求无度、苛责猜忌、治家无方。父亲看到后更是勃然怒郁。父子久不往来，关系紧张，连儿时温馨也变了味：“我的儿时现在真只剩了‘薄薄的影’。我的‘忆之路’几乎直如矢，像被大水洗了一般，寂寞到可怕的程度！这大约因为我的儿时实在太单调了;沙漠般展伸着，自然没有我的‘依恋’回翔的余地了。” 生活辛苦，朱自清不得不转徙流转，到处兼课，却处处碰壁，诚如他向俞平伯倾诉的：“弟实觉教育事业，徒受气而不能收实益，故颇倦之。”他感叹“理不清的现在，摸不着的将来”、“只剩有踯躅，只剩有彷徨”。这种状态，自然很难处理好与子女的关系。
朱自清为何与父失和呢？是权力更替不顺与新、旧思想碰撞共同作用的结果：朱要权早了点，父交权晚了点;朱要独立自主，父要伦理规范。季羡林说《背影》，“要想真正理解这篇文章的含义，不能不从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华民族的历史谈起”。旧式家庭是家族式的，几代同堂，遵循伦理秩序。每个家族都有一个掌权人，即中年父亲，朱《论青年》道：“中年人总是在统治的地位，老年人势力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时，就是老年时代，青年人势力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时，就是青年时代。老年和青年的势力互为消长，中年人却总是在位，因此无所谓中年时代。”正常情况下，掌权人父子更替。《孝经》云“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孝是中国传统伦理体系的起点和诸德之首，也是“中国传统伦理的元德”，孝的实质是“敬”，表现是“顺”。权力更替后，子辈享受话语权，父辈享受“敬”和“顺”。权力的交接往往从子辈成为经济核心开始。
在朱父看来，不管家道如何败落，他都对得起长子。诚如朱国华所说，哪怕家境大不如前，“父亲尽了最大的努力，非常体面地为自清筹办了婚事并送他上北京大学读书”;哪怕差事交卸，债台高筑，“父亲却在这样的情况下给自清定做了一件紫毛大衣，并亲自为他铺在座位上”;哪怕債主逼门，求情挨日，“他老人家特地关照我：不要写信把这些琐事告诉大哥，以免他学习分心”;哪怕二子物华成绩优异并志愿报考上海交大，“父亲无论如何不同意，理由是家中拿不出学费，并建议他报考南京高等师范，因为这所学校既不要学费，又不要膳费”。如此付出，怎可轻易交权？老境颓唐，情郁于中，家中琐屑又常触他之怒，工作后儿子竟违逆父意，不事不敬，还带着“小家”脱离“大家”，对于家丑不仅不“子为父隐”，还写小说隐射，怎不委屈发怒。
朱自清自认对家庭是有贡献的，而且已经成人，具有独立的新思想。北大读书时就为家里分忧：省吃俭用，甚至冷冬睡觉只得用绳子把被子绑在床上以保暖;为早日完成学业，将“自华”改“自清”，提前一年混入本科考场，免去一年预科学习。新局势和新文化强烈冲击着旧式家族。鲁迅1919年就在《新青年》上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朱自清1923年在《父母的责任》中强调“父母的责任不应以长者为本位，以家族为本位;应以幼者为本位，社会为本位”。他渴望当家自主，与武钟谦虽伉俪情深，但仍说“家里已是不由分说给娶了媳妇，又有什么可说”，又说“中年人不能了解青年人为什么总爱旁逸斜出不走正路，说是时代病。其实这倒是成德达材的大路”;渴望小家独立，“所谓我的同类，全世界只有几个人，我如失了他们，便如失了全世界”，建立小家后“似乎台州空空的，只有我们四人;天地空空的，也只有我们四人”。
余光中说：“朱文心境温厚，节奏舒缓……总有一点中年人的味道。”朱自清为文为人皆少年老成，还不到三十岁就多次表示已是中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朱经历风霜，以己度人，对老父逐渐理解，悲悯，同情。
学界多言，父子和解从朱父的信开始，其实还要早一年，1924年朱母已抵温州帮儿媳妇料理家务，这自是经朱父首肯，是他表达和解的委婉方式;言下之意：我让你母亲去帮你，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朱无回应，1925年朱父才写信：“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既说身体平安，又说大去不远，看似矛盾，实则是一个老父亲倔强的示弱;言下之意：我原谅你了，你也原谅我吧。1927年又写信提及尚在白马湖的孙子：“我没有耽误你，你也不要耽误他才好。”看似告诫，实是嗔怪以求关注，言下之意：我都这样了，你还想怎么样。老和幼是人生两极，都渴望得到关注，有时不免幼稚矫情。失和也让朱自清痛苦不堪，他日记写到“昨夜有噩梦，梦父亡，大哭而醒”。其实在1925年朱就放下了心结，“当时读了父亲的信，真的泪如泉涌”，骄傲的人低头最让人难以抵挡，况且还是威严的父亲，所以他写下《背影》，以忏悔的形式表达原谅。1927年1月将迈先与逖先交祖母带回扬州，1927年夏回扬州探望父母。1928年在《背影·序》中说：“现在翻出来看，《笑的历史》只是庸俗主义的东西，材料的拥挤，像一个大肚皮的掌柜。”1928年朱父才看到《背影》，朱国华说：“我接到了开明书店寄赠的《背影》散文集，我手捧书本，不敢怠慢，一口气奔上二楼父亲卧室，让他老人家先睹为快。父亲已行动不便，挪到窗前，依靠在小椅上，戴上了老花眼镜，一字一句诵读着儿子的文章《背影》，只见他的手不住地颤抖，昏黄的眼珠好像猛然放射出光彩。”成年父子间很难说“对不起”、“没关系”，至此父子以这种方式和解了。
老境何当计短长，和解后，朱父彻底交权，帮朱带孩子，有困难就告知，朱亦时时牵挂父亲。1930年朱作《家大人来书，谓国庆日提灯会，共产党散传单，军士鸣枪示警，迈儿二更始归，形色仓皇，云云》道“阿爷片纸寥寥语，俯仰牵情泪暗垂”;1936年接国华信，知母病重，家中急需钱用，遂兑换金戒指，未成;1936年回扬州为母举出殡，后与父亲及逖先、闰生、效武泣别;七七事变后，转往大后方，仍写信给在上海教书的李健吾，请他接济扬州老父;1937年因扬州家中经济困难，向学校借款一百元，汇父八十元;1938年接父信，知扬州家中遭劫，劫去一百二十元，气恼担忧不已;1941年作《近怀示圣陶》云“老父沦陷中，残烛风前舞”;同年作《寄怀平伯北平》云“亲老一身娱定省，庭空三径掩莓苔”。《礼记》云“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可见他为不能晨省昏定而自责;1945年4月父病逝扬州，9月朱自清才得悉，悲痛万分。
中年哀乐不犹人，障目烟尘愁旖旎。辗转流离中，朱虽“儿女天涯多聚散”，却相互牵挂。子女多由扬州父母带，或者武钟谦独自带，或者陈竹隐独自带，但他的舐犊深情感人至深。只为家贫成聚散，在送阿九、转儿回扬州时他凄然感叹“他们是恨着我们呢，还是惦着我们呢”。他多次作文念及子女，武钟谦病逝后，作《忆诸儿》云：“平生六男女，昼夜别情牵。逝母悲黄口，游兵警故廛。笑啼如昨日，梨栗付谁边？最忆迎兼迈，相离已四年。”《近怀示圣陶》云：“儿女七八辈，东西不相睹。众口争嗷嗷，娇婴犹在乳。”逖先年仅二十一岁就病逝扬州，他悲道：“这中间叫我痛心的是死了第二个女儿！她性情好，爱读书，做事负责任，待朋友最好。已经成人了，不知什么病，一天半就完了。”他还想方设法教育、陪伴、帮助子女：送迈先入北平崇德中学;携采芷、乔森游汤山洗温泉浴，携乔森游黑龙潭、金殿、都江堰、青城山等名胜，携子女赴望江楼观看端午龙舟竞赛;从迈先友人口中知迈先不在失联，甚为担忧，向学校借款二十元，寄友人广告费十元，请他在《大公报》上登载寻人启事，接到迈先信，甚快意;听说迈先所在部队在桂林战役中损失惨重，迈先下落不明，心中焦虑不安，后接迈先信，知其未牺牲，心中大慰;卖砚台、字帖，朋友凑钱才买了机票去看望生病的子女，并赠医生对联“生死人而肉白骨，保赤子如拯斯民”以谢其救助;闰生表示喜爱新闻工作后，请人设法介绍，得回电允帮忙，遂发电感谢。他对待子女十分开明，他说“职业，人生观等，还是由他们自己去定的好;自己顶可贵，只要指导，帮助他们去发展自己，便是极贤明的办法”，曾赴笃志女子中学，听校长告以采芷因违反校规参加游行被开除一事，未置一词，带采芷回家，后送她就读中美中学。他也曾像父亲一般脆弱，在给多位子女的信中叹胃病。
朱自清虽不能给予子女很多陪伴，但子女并无芥蒂，反而牵挂、尊重他。朱闰生说：“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很短，四岁以后我就随母亲（武钟谦）回了扬州老家，除了暑假时父亲会来看看我们，就很少在一起了，可是父亲给我的教益足够我一生受用，他是个真正的君子。”朱思俞说：“父亲依然是那么谦虚，连让我们帮他做件小事都要用‘请’字。我长大以后回想起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时光，才体会出他那时的暴躁实在是因为心头压了太多东西，国事、家事、身为一个文人的种种心事，使他受了多少折磨啊。”迈先的妻子傅丽卿也说：“迈先总说他很想回家看看父亲。”嫡孙朱小涛说：“父亲知道祖父生活清贫，营养贫乏，身体不好，就经常从自己微薄的薪俸中挤出一部分给祖父寄去。”
朱家几代都是地方官吏，家境殷实，家风颇好。朱父朱鸿钧，字小坡，生于1869年，为人诚朴，为官廉直，待人谦恭，待子严慈相济，共育四子，长子自华（即朱自清），次子物华，三子国华，幺女玉华。朱自清有两任妻子，九个子女。与第一任妻子武钟谦育六子，1918年长子迈先生于扬州，即《儿女》中“阿九”;1921年长女采芷生于杭州，即《儿女》中“阿菜”;1923年次女逖先生于温州，即《儿女》中“转儿”;1925年次子闰生生于白马湖，即《荷塘月色》中“闰儿”;1928年三女效武生于北京，即《儿女》中“阿毛”;1929年三子六儿生于北平。1930年11月武钟谦病逝。1932年与第二任妻子陈竹隐结为伉俪，1933年四子乔森生于北平，1935年五子思俞生于北平，1940年四女蓉隽生于成都。
朱父是旧式知识分子，封建伦理观念根深蒂固;朱自清受私塾与新式教育，新、旧文化对他都有影响;朱自清的子女完全接受新式教育。三代人具有“旧——新旧结合——新”的身份特征。考察三代人命运变迁，从朱的视角看，父子关系有两个走向：与父亲是“温馨——冲突——和解——牵挂”关系，与子女是“冲突——牵挂”关系。
青灯有味是儿时
旧式知识分子往往学着父亲做父亲，处理亲情关系遵循三纲五常、父为子纲的思想，讲究尊卑关系，板正庄重，鲜少亲昵。朱父对于长子朱自清寄予厚望，庭训、送私塾、送新式学校。爱之深，责之切，常亲领课读、检查课业，若见儿子作文得到老师好评便暗自欣喜，若见责备之语则埋怨动怒，甚至把文章投炉烧掉。
不过，朱父亦有受挫徘徊时。辛亥革命后，有军阀以“协饷”为名勒索钱财，朱自清祖父捐出大半家财，心力交瘁，不堪而卒，朱家中落。朱父惊惧交加，办完丧事亦累倒，得了伤寒，遂辞差，假史公祠養病。在四个月中，朱自清日日探望，持汤沃灌。父子温情可见一斑。
朱自清笔下，儿时的父子关系温馨感人。《扬州的夏日》道“小时候常跟了父亲去，在船里听了谋得利洋行的唱片”;《南京》道“民国五年父亲带我去看过，父亲曾经办过江南闱差，熟悉考场的情形，说来头头是道”;《买书》道“一件紫毛（猫皮）水猫领大氅……父亲给做这件衣服，可很费了点张罗”;《关于写作问答》道“写过一篇《龙钟人语》，大概是个侠客的故事，父亲讲给我听的”;《冬天》铺展了哥儿三人与父亲在热气氤氲的汤锅边围炉吃豆腐的场景。
父子关系如此温馨，原因有二：一是境况平顺，朱家虽家道中落，但家底尚存，维持体面的生活不成问题;二是心境和顺，幸福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他在《“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中写道：“我们对于过去的自己，大都像嚼橄榄一样，总有些儿甜的。我们依着时光老人的引导，一步步去温寻已失的自己;这走的便是‘忆之路’。在‘忆之路’上，愈走得远，愈是有味;因苦味已蒸散而甜味却还留着的缘故。最远的地方是‘儿时’，在那里只有一味极淡极淡的甜;所以许多人都惦记着那里。”回忆的诗化将往事过滤得只剩美好。
仗剑走马少年狂
迨及青年，朱自清初为人父，与子女关系则是另一番滋味。《儿女》详述了子女给他带来的一地鸡毛：饭前潮水般的奔跑、催逼、抢夺，自己不得不调停、斥责、拍打;饭中的比较、争抢、哭闹，自己耐不住性子照例暴躁征服;游戏时的争执、诉苦、哭叫，自己看书作文的分心、烦闷。他说“我们家真是成日的千军万马呀！有时是不但成日，连夜里也有兵马在进行着，在有吃乳或生病的孩子的时候”，甚至写信向叶圣陶倾诉“孩子们的折磨，实在无法奈何;有时竟觉着还是自杀的好”，可见父子冲突之激烈。后来他悔道：“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日子，真苦了两个孩子;真是难以宽宥的种种暴行呢。”自己虽受文明教育，可待子女“仍旧按照古老的传统，在野蛮地对付着，和普通的父亲一样”。随年龄的增加，心境会变化，“近来是中年的人了，才渐渐觉得自己的残酷”，并忏悔“我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强，做父亲更是不成”，甚至哭了一场，“我为什么不像父亲的仁慈？我不该忘记，父亲怎样待我们来着”。
朱自清为何没能像父亲那样做父亲？他自己说：“我结婚那一年，才十九岁。二十一岁，有了阿九;二十三岁，又有了阿菜。那时我正像一匹野马，哪能容忍这些累赘的鞍鞯、辔头和缰绳？摆脱也知是不行的，但不自觉地时时在摆脱着。”比较朱自清与鲁迅，前者早年得子，为文细腻轻柔，对孩子则简单粗暴;后者中年得子，为文尖辣犀利，对孩子则轻风细雨。
除了年纪轻、性子躁、没有经验，更因为他的境况。这就不得不说他与父亲的关系。青年朱自清与父亲关系走向冲突。1917年朱父因纳妾风波闹得沸反盈天，终被撤差，又亏空资财，典卖家当才摆平，祖母不堪变故辞世。朱自清回家奔丧对父已是不满，《背影》透露他的拒绝和不屑：“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以年龄说明父亲是不被需要的;“我再三回劝他不必去”，不给父亲亲近的机会;“总觉得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要自己插嘴不可”，不屑于父亲的琐屑并且“暗笑他的迂”。北大读书期间，得知妻与家人不睦，甚是不快，《给亡妇》道：“你在我家受了许多气，又因我家的缘故受你家里的气。”毕业后他要负担家庭经济，但在承担多少、有没有限度、他有无独立支配权等问题上与父多次发生龃龉。1921年回母校省立八中教书，也曾因家庭纠葛赌气出走，父亲凭借与校长私交直接将其月薪取走，导致他愤然外出执教。父子从此失和。冬天他又接出妻儿，将自己的小家庭从父亲的大家庭中拖拽而出。1922年暑假欲缓解矛盾，带妻儿归扬州，却遭父亲冷遇，愈发无趣，《毁灭》中说这是“败家的凶残”、“骨肉间的仇恨”，并向俞平伯倾诉“暑假中在家，和种种铁颜的事实接触之后，更觉颓废不下去，于是便决定了我的刹那主义”。1923年发表小说《笑的历史》，近乎写实般外扬家丑：妻子像《聊斋志异》中的婴宁一样受拘，过着“恒值姑嫜怨”的生活，父母辈索求无度、苛责猜忌、治家无方。父亲看到后更是勃然怒郁。父子久不往来，关系紧张，连儿时温馨也变了味：“我的儿时现在真只剩了‘薄薄的影’。我的‘忆之路’几乎直如矢，像被大水洗了一般，寂寞到可怕的程度！这大约因为我的儿时实在太单调了;沙漠般展伸着，自然没有我的‘依恋’回翔的余地了。” 生活辛苦，朱自清不得不转徙流转，到处兼课，却处处碰壁，诚如他向俞平伯倾诉的：“弟实觉教育事业，徒受气而不能收实益，故颇倦之。”他感叹“理不清的现在，摸不着的将来”、“只剩有踯躅，只剩有彷徨”。这种状态，自然很难处理好与子女的关系。
朱自清为何与父失和呢？是权力更替不顺与新、旧思想碰撞共同作用的结果：朱要权早了点，父交权晚了点;朱要独立自主，父要伦理规范。季羡林说《背影》，“要想真正理解这篇文章的含义，不能不从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华民族的历史谈起”。旧式家庭是家族式的，几代同堂，遵循伦理秩序。每个家族都有一个掌权人，即中年父亲，朱《论青年》道：“中年人总是在统治的地位，老年人势力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时，就是老年时代，青年人势力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时，就是青年时代。老年和青年的势力互为消长，中年人却总是在位，因此无所谓中年时代。”正常情况下，掌权人父子更替。《孝经》云“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孝是中国传统伦理体系的起点和诸德之首，也是“中国传统伦理的元德”，孝的实质是“敬”，表现是“顺”。权力更替后，子辈享受话语权，父辈享受“敬”和“顺”。权力的交接往往从子辈成为经济核心开始。
在朱父看来，不管家道如何败落，他都对得起长子。诚如朱国华所说，哪怕家境大不如前，“父亲尽了最大的努力，非常体面地为自清筹办了婚事并送他上北京大学读书”;哪怕差事交卸，债台高筑，“父亲却在这样的情况下给自清定做了一件紫毛大衣，并亲自为他铺在座位上”;哪怕債主逼门，求情挨日，“他老人家特地关照我：不要写信把这些琐事告诉大哥，以免他学习分心”;哪怕二子物华成绩优异并志愿报考上海交大，“父亲无论如何不同意，理由是家中拿不出学费，并建议他报考南京高等师范，因为这所学校既不要学费，又不要膳费”。如此付出，怎可轻易交权？老境颓唐，情郁于中，家中琐屑又常触他之怒，工作后儿子竟违逆父意，不事不敬，还带着“小家”脱离“大家”，对于家丑不仅不“子为父隐”，还写小说隐射，怎不委屈发怒。
朱自清自认对家庭是有贡献的，而且已经成人，具有独立的新思想。北大读书时就为家里分忧：省吃俭用，甚至冷冬睡觉只得用绳子把被子绑在床上以保暖;为早日完成学业，将“自华”改“自清”，提前一年混入本科考场，免去一年预科学习。新局势和新文化强烈冲击着旧式家族。鲁迅1919年就在《新青年》上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朱自清1923年在《父母的责任》中强调“父母的责任不应以长者为本位，以家族为本位;应以幼者为本位，社会为本位”。他渴望当家自主，与武钟谦虽伉俪情深，但仍说“家里已是不由分说给娶了媳妇，又有什么可说”，又说“中年人不能了解青年人为什么总爱旁逸斜出不走正路，说是时代病。其实这倒是成德达材的大路”;渴望小家独立，“所谓我的同类，全世界只有几个人，我如失了他们，便如失了全世界”，建立小家后“似乎台州空空的，只有我们四人;天地空空的，也只有我们四人”。
中年哀乐不犹人
余光中说：“朱文心境温厚，节奏舒缓……总有一点中年人的味道。”朱自清为文为人皆少年老成，还不到三十岁就多次表示已是中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朱经历风霜，以己度人，对老父逐渐理解，悲悯，同情。
学界多言，父子和解从朱父的信开始，其实还要早一年，1924年朱母已抵温州帮儿媳妇料理家务，这自是经朱父首肯，是他表达和解的委婉方式;言下之意：我让你母亲去帮你，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朱无回应，1925年朱父才写信：“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既说身体平安，又说大去不远，看似矛盾，实则是一个老父亲倔强的示弱;言下之意：我原谅你了，你也原谅我吧。1927年又写信提及尚在白马湖的孙子：“我没有耽误你，你也不要耽误他才好。”看似告诫，实是嗔怪以求关注，言下之意：我都这样了，你还想怎么样。老和幼是人生两极，都渴望得到关注，有时不免幼稚矫情。失和也让朱自清痛苦不堪，他日记写到“昨夜有噩梦，梦父亡，大哭而醒”。其实在1925年朱就放下了心结，“当时读了父亲的信，真的泪如泉涌”，骄傲的人低头最让人难以抵挡，况且还是威严的父亲，所以他写下《背影》，以忏悔的形式表达原谅。1927年1月将迈先与逖先交祖母带回扬州，1927年夏回扬州探望父母。1928年在《背影·序》中说：“现在翻出来看，《笑的历史》只是庸俗主义的东西，材料的拥挤，像一个大肚皮的掌柜。”1928年朱父才看到《背影》，朱国华说：“我接到了开明书店寄赠的《背影》散文集，我手捧书本，不敢怠慢，一口气奔上二楼父亲卧室，让他老人家先睹为快。父亲已行动不便，挪到窗前，依靠在小椅上，戴上了老花眼镜，一字一句诵读着儿子的文章《背影》，只见他的手不住地颤抖，昏黄的眼珠好像猛然放射出光彩。”成年父子间很难说“对不起”、“没关系”，至此父子以这种方式和解了。
老境何当计短长，和解后，朱父彻底交权，帮朱带孩子，有困难就告知，朱亦时时牵挂父亲。1930年朱作《家大人来书，谓国庆日提灯会，共产党散传单，军士鸣枪示警，迈儿二更始归，形色仓皇，云云》道“阿爷片纸寥寥语，俯仰牵情泪暗垂”;1936年接国华信，知母病重，家中急需钱用，遂兑换金戒指，未成;1936年回扬州为母举出殡，后与父亲及逖先、闰生、效武泣别;七七事变后，转往大后方，仍写信给在上海教书的李健吾，请他接济扬州老父;1937年因扬州家中经济困难，向学校借款一百元，汇父八十元;1938年接父信，知扬州家中遭劫，劫去一百二十元，气恼担忧不已;1941年作《近怀示圣陶》云“老父沦陷中，残烛风前舞”;同年作《寄怀平伯北平》云“亲老一身娱定省，庭空三径掩莓苔”。《礼记》云“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可见他为不能晨省昏定而自责;1945年4月父病逝扬州，9月朱自清才得悉，悲痛万分。
中年哀乐不犹人，障目烟尘愁旖旎。辗转流离中，朱虽“儿女天涯多聚散”，却相互牵挂。子女多由扬州父母带，或者武钟谦独自带，或者陈竹隐独自带，但他的舐犊深情感人至深。只为家贫成聚散，在送阿九、转儿回扬州时他凄然感叹“他们是恨着我们呢，还是惦着我们呢”。他多次作文念及子女，武钟谦病逝后，作《忆诸儿》云：“平生六男女，昼夜别情牵。逝母悲黄口，游兵警故廛。笑啼如昨日，梨栗付谁边？最忆迎兼迈，相离已四年。”《近怀示圣陶》云：“儿女七八辈，东西不相睹。众口争嗷嗷，娇婴犹在乳。”逖先年仅二十一岁就病逝扬州，他悲道：“这中间叫我痛心的是死了第二个女儿！她性情好，爱读书，做事负责任，待朋友最好。已经成人了，不知什么病，一天半就完了。”他还想方设法教育、陪伴、帮助子女：送迈先入北平崇德中学;携采芷、乔森游汤山洗温泉浴，携乔森游黑龙潭、金殿、都江堰、青城山等名胜，携子女赴望江楼观看端午龙舟竞赛;从迈先友人口中知迈先不在失联，甚为担忧，向学校借款二十元，寄友人广告费十元，请他在《大公报》上登载寻人启事，接到迈先信，甚快意;听说迈先所在部队在桂林战役中损失惨重，迈先下落不明，心中焦虑不安，后接迈先信，知其未牺牲，心中大慰;卖砚台、字帖，朋友凑钱才买了机票去看望生病的子女，并赠医生对联“生死人而肉白骨，保赤子如拯斯民”以谢其救助;闰生表示喜爱新闻工作后，请人设法介绍，得回电允帮忙，遂发电感谢。他对待子女十分开明，他说“职业，人生观等，还是由他们自己去定的好;自己顶可贵，只要指导，帮助他们去发展自己，便是极贤明的办法”，曾赴笃志女子中学，听校长告以采芷因违反校规参加游行被开除一事，未置一词，带采芷回家，后送她就读中美中学。他也曾像父亲一般脆弱，在给多位子女的信中叹胃病。
朱自清虽不能给予子女很多陪伴，但子女并无芥蒂，反而牵挂、尊重他。朱闰生说：“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很短，四岁以后我就随母亲（武钟谦）回了扬州老家，除了暑假时父亲会来看看我们，就很少在一起了，可是父亲给我的教益足够我一生受用，他是个真正的君子。”朱思俞说：“父亲依然是那么谦虚，连让我们帮他做件小事都要用‘请’字。我长大以后回想起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时光，才体会出他那时的暴躁实在是因为心头压了太多东西，国事、家事、身为一个文人的种种心事，使他受了多少折磨啊。”迈先的妻子傅丽卿也说：“迈先总说他很想回家看看父亲。”嫡孙朱小涛说：“父亲知道祖父生活清贫，营养贫乏，身体不好，就经常从自己微薄的薪俸中挤出一部分给祖父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