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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大多推崇那些居功不傲的人。“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几乎是所有传统文人心目中的“精英”行为。所以,助勾践灭吴后泛舟五湖的范蠡,辅刘邦开国后自请告退的张良,都被后世的谋略文人奉为楷模。
其实,这种“精英模式”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基因。虽然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际上“百家”的待遇还是有所不同的。就道家而言,除了那些方家术士,儒道的理論早在春秋时期就混杂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皇帝治国也是儒道并举,老子的道德经一直被开明的文人墨客奉为必读,“道”成为传统文人对天地间自然规律的代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然而道虽生万物却不据为自有,为万物尽了力却不恃其能,助万物成长而不主宰一切,因此被称为“玄德”。天人相应,所以传统文人认为做人也应当像“道”一样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这种观念不仅仅是道家,也为儒家和后来的释家所接受,成为普遍的传统。
《五灯会元》记达摩见梁武帝。梁武帝说:“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数,有何功德?”达摩答道:“并无功德。”因为梁武帝做这些事情出于私心,是为了求自己的“福报”;而真正的功德是应该是像“道”一样无功利的。我国台湾的慧律法师把这种无功利之心总结为“为而不有,善而不居”,也就是说在世间要有所作为,但不要把所为当做自己的资本;要多做善事,但不要据此而索取回报。
这虽然是佛家劝化世人的说法,但老人养生,确实需要“为而不有,善而不居”的心态。人老一辈子,或勤勤恳恳工作,或辛辛苦苦养儿育女,没有功劳总有苦劳;因而得到国家和社会的眷顾,受到年轻人的尊重,享受子女的孝顺,都是有利于养生的。但千万不可因此而觉得自己理当受到社会和人们的尊崇与奉养,或者把儿女当作是指挥棒下的家奴一般容不得半点忤逆。抱着这种心态,要么是因为事不如意而勃然暴怒,要么是儿女不听自己的安排而怨气冲天;而暴怒或怨气冲天都是不利于养生的。
讲养生,都知道要宁静淡泊,不为七情所伤。但是要遇到不顺心的事不生气不怨恨,普通人显然是难以做到的。因此,关键的问题在于心态,也就是用什么眼光看事情。老年人不要有恃功而骄的思想,要把自己和儿女、他人都摆平了看,不以年长而要求他人尊崇,不以有养育之恩而谋求做儿女的主宰。如果能这样看,遇到事情气就会顺得多。
看到媒体上老人怒斥不给他让座的小姑娘的报道,感到这种心态不利于老年人的养生,因而有了此篇文章。
其实,这种“精英模式”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基因。虽然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际上“百家”的待遇还是有所不同的。就道家而言,除了那些方家术士,儒道的理論早在春秋时期就混杂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皇帝治国也是儒道并举,老子的道德经一直被开明的文人墨客奉为必读,“道”成为传统文人对天地间自然规律的代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然而道虽生万物却不据为自有,为万物尽了力却不恃其能,助万物成长而不主宰一切,因此被称为“玄德”。天人相应,所以传统文人认为做人也应当像“道”一样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这种观念不仅仅是道家,也为儒家和后来的释家所接受,成为普遍的传统。
《五灯会元》记达摩见梁武帝。梁武帝说:“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数,有何功德?”达摩答道:“并无功德。”因为梁武帝做这些事情出于私心,是为了求自己的“福报”;而真正的功德是应该是像“道”一样无功利的。我国台湾的慧律法师把这种无功利之心总结为“为而不有,善而不居”,也就是说在世间要有所作为,但不要把所为当做自己的资本;要多做善事,但不要据此而索取回报。
这虽然是佛家劝化世人的说法,但老人养生,确实需要“为而不有,善而不居”的心态。人老一辈子,或勤勤恳恳工作,或辛辛苦苦养儿育女,没有功劳总有苦劳;因而得到国家和社会的眷顾,受到年轻人的尊重,享受子女的孝顺,都是有利于养生的。但千万不可因此而觉得自己理当受到社会和人们的尊崇与奉养,或者把儿女当作是指挥棒下的家奴一般容不得半点忤逆。抱着这种心态,要么是因为事不如意而勃然暴怒,要么是儿女不听自己的安排而怨气冲天;而暴怒或怨气冲天都是不利于养生的。
讲养生,都知道要宁静淡泊,不为七情所伤。但是要遇到不顺心的事不生气不怨恨,普通人显然是难以做到的。因此,关键的问题在于心态,也就是用什么眼光看事情。老年人不要有恃功而骄的思想,要把自己和儿女、他人都摆平了看,不以年长而要求他人尊崇,不以有养育之恩而谋求做儿女的主宰。如果能这样看,遇到事情气就会顺得多。
看到媒体上老人怒斥不给他让座的小姑娘的报道,感到这种心态不利于老年人的养生,因而有了此篇文章。